1979年对于苏联和勃列日涅夫来说，是一个充满意外的年份。从这一年元旦开始，克里姆林宫就接二连三收到坏消息。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中美两国从1972年开始的漫长谈判终于长出了果实。而就在刚刚过去的1978年，美国国务卿赖斯还信誓旦旦地告诉苏联，不会对苏联打“中国牌”。苏联对美国政府的出尔反尔大为不快。
勃列日涅夫在七十年代的对华战略十分消极。他居然寄希望于中共党内“健康力量”推翻毛泽东的权力。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1月，苏联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大会。政治局委员库拉科夫代表苏共中央政治局发表庆祝十月革命节的讲话，一改以往十余年来的惯例，没有攻击中国。中国驻莫斯科外交人员也“破例”全程与会，没有向以往一样中途退场。双方关系似乎有了缓和的一线希望。但希望很快在1978年破灭。
1978年2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致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两国举行会晤，共同发表一份关于两国关系原则的共同声明，以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会议地点可由中国决定。作为回应，中国外交部在3月9日向苏联驻华使馆递交照会，称苏联不从两国边境和蒙古撤军，即使发表两国声明也毫无意义。
1977年至1978年，苏联沿中苏边境和蒙古部署了最新式武器，包括各种新型战斗机和直升飞机，以及SS-20中程导弹，引起中国高度警惕。因此，中国政府拒绝了苏联的建议。两国关系再度陷入恶性循环。1978年4月，勃列日涅夫在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的陪同下，赴远东军区视察，在离中苏边界25公里的伯利（苏联称哈巴罗夫斯克）观看摸拟中苏边境冲突的演习。5月9日，苏联直升飞机侵入中国东北领空，又有18艘军舰侵入中国水域，30名苏军登上中国江岸，还打伤中国居民。
事后，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并向苏联使馆致送照会,表示强烈抗议。中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元帅在为纪念八一建军节而写的文章中抨击苏联的扩军备战说:“整个欧洲，非洲，亚洲，它都想拿到手”。苏联“在中苏边境和蒙古境内陈兵百万，部署进攻性战略武器，并大大加强太平洋舰队的实力，频繁地举行以进攻我国为背景的军事演习……不久前，勃列日涅夫还亲自出马，窜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活动，为其军队打气，进行战争鼓噪。”
1978年上半年，中国结束真理标准大讨论，全国上下形成普遍共识，政策重心开始向经济建设转移。中国共产党当年年底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新的路线方针。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全年外交工作中致力于中美建交。在大洋彼岸，力主与中国建交的布热津斯基逐渐取得美国政府外交政策主导权。双方经过多轮谈判议定，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7年到1978年，在卡特政府内部，外交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左右拉锯。国务卿万斯认为应优先考虑和苏联的关系，尽快签订《第二阶段战略武器限制条约》，不能因为和中国建交而得罪苏联。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反对向苏联退让，主张联合中国抗衡苏联。两人各执一端，致使卡特总统犹豫不决。而总统本人由于经济政策的无所作为，在美国国内保守攻击，加上国会和舆论界的反苏呼声，导致勃列日涅夫与美国的缓和战略几乎陷于停滞。
苏联和美国在这两年中最主要的分歧在于举行首脑会谈和签订裁军协议的先后次序。苏联主张先商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再举行两国首脑最高级会谈。这种主张的原因没有和美国明说——勃列日涅夫在1975年以后的身体状况无法进行长时间的外交谈判，如果直接举行首脑会谈来商讨裁军问题，勃列日涅夫可能体力不支。美国方面主张先举行首脑会谈，全面敲定宏观问题，再签订裁军条约。美国这种主张的原因也没有和苏联明说——卡特总统在经济政策不力的情况下，若是对苏联妥协容易引起在野党和民间舆论的攻击。只有继续塑造他的人权斗士形象，迫使苏联在新一轮首脑会谈中对美国让步，停止干涉非洲若干国家，答应美国释放若干名持不同政见者，才能提升卡特政府的国内支持度。

@tianyajiangsu78 2015-11-22 18:29:47
2005年1月，出任美国国务卿，她是继克林顿政府的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之后美国 历史 上第二位女国务卿。赖斯能
楼主是不是笔误?而就在刚刚过去的1978年，美国国务卿赖斯还信誓旦旦地告诉苏联
-----------------------------
这个地方的确写错了，想写的是万斯。谢谢您！

1978年5月，作为原苏联籍联合国副秘书长舍甫琴科叛逃的后续，美国政府以间谍罪名逮捕了两名苏联籍联合国职员，并判处50年监禁。5月21日，也就是苏联军队侵扰中国东北边境12天后，布热津斯基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在华访问期间，他与多位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建交，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技术援助，进一步协调两国抗衡苏联步调和在国际热点地区保持合作等一系列双方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交谈，“并取得诸多共识，两国领导人之间初步建立起了一种互相信任的关系”。
得知此事后，勃列日涅夫发表公开讲话，抨击美国政府打“中国牌”对付苏联，称其为“一种短视而危险的政策”。苏联在嬉笑怒骂美国的同时，于5月27日，也就是布热津斯基访华四天之后，派出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访问美国。在与卡特总统的会谈中，葛罗米柯表示苏联愿意在削减战略武器问题作出让步，削减重型导弹弹头数量。但是，双方仍未就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草案达成一致。当天晚些时候，葛罗米柯又与美国国务卿万斯举行会谈，希望美国不要打“中国牌”，苏美关系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5月29日，万斯向总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总统反思苏美关系。他提出，持不同政见者、对华政策、非洲问题等与“我们自己的根本利益”无关的问题不应该影响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更不应该影响与苏联缓和关系。如果做得过分，会引起苏联强硬的逆反行为。卡特总统阅后让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以美苏关系为主题，各自起草一份他近期的公开讲话稿。
6月7日，卡特总统在自己的母校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就美苏关系发表演讲。对于这次演讲，多勃雷宁评价道：“这个演说把缓和与对抗、常识与好斗言辞、万斯的意见和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奇异地糅合在一起。”6月8日，万斯拜访多勃雷宁，卡特总统希望莫斯科平心静气地对待他的演讲。多勃雷宁回答的很有艺术：“这个演讲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平心静气。”对于读到讲话稿的苏联领导人来说，他们印象最深的是演讲结尾的那句话——苏联既可以选择对抗，也可以选择合作。美国已做好面对任何一种选择的充分准备。
6月底，苏联对美国“强烈关注”的持不同政见者夏兰斯基和金兹堡进行审判。7月初，美国宣布推迟原定于7月中旬在日内瓦举行的两国外长会谈。7月底，卡特总统的母亲访问梵蒂冈，向教皇转交他儿子的信。信中呼吁，罗马天主教会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斗争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此事一出，苏美外交关系再度陷入冰冻期，各项会谈几近停滞。
卡特政府与苏联频频接触却毫无共同语言，除去两国在人权问题和裁军问题的固有分歧外，还包括苏联在七十年代中后期持续数年的扩张。从1975年至1979年，国际史学界称这一时期为苏联的战略扩张时期，中国史学界习惯上称为冷战“苏攻美守”阶段。这一阶段的苏联外交战略可以用硬币来形容，一面是外交部主导的对西方国家缓和战略，另一面是苏共中央国际部主导的世界革命，重点在第三世界国家培养亲苏势力上台执政。这几年里，苏联联合古巴在多个国际热点地区增强军事存在，影响较大的包括南部非洲战略、东南亚战略和中东战略。
在三个战略中，中国最为忌惮的是苏联遥控的以越南为轴心的东南亚战略，美国最为不满的是苏联的南部非洲战略和中东战略。苏联南部非洲战略以干涉安哥拉内战为核心，在安哥拉由莫斯科出钱、出武器，古巴出军队扶植亲苏政权，再以安哥拉为基地，支援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民族解放运动。由于南部非洲原属英国势力范围，美国不太方便夺人所爱，苏联的强势介入使得美国没有可乘之机，更加怀恨在心。
美国对苏联的中东战略更加警惕。五十年代后，苏联积极扶持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努力扩大本国在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和波斯湾的影响力。1970年10月，埃及新总统萨达特上台，与苏联越走越远，到了1976年10月，埃及宣布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禁止苏联军舰停靠埃及海港。美国政府以此为契机，积极拉拢埃及，在1977年至1978年全力推动埃以会谈。谁曾想，苏联偏偏在这时候拉拢埃塞俄比亚（当时厄立特里亚还没有独立），企图控制红海南部出海口。1977年7月，索马里发动欧加登战争，进攻埃塞俄比亚。苏联复制安哥拉模式，自己出钱出武器，古巴出军队，帮助埃塞俄比亚军队收复失地，于1978年3月胜利结束战争。

苏联介入此次战争巩固了本国在红海的战略存在，并再一次增强了在中东的影响力。欧加登战争前，在索马里隔海相望的阿拉伯半岛最南端，苏联已经有一个盟国——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简称南也门）。苏联在南也门的军事顾问有将近五千人。该国的亚丁港常有苏联军舰停靠。而且，南也门允许古巴驻军，部署着两千多人的军队。换句话说，苏联在欧加登战争后控制着红海-曼德海峡-亚丁湾海域走廊。对此，在1978年初的多次会谈中，布热津斯基正告多勃雷宁，卡特总统“反复强调，苏联和古巴军队在埃塞俄比亚的出现对西方利益构成威胁，危及中东与美国、西欧之间的各条石油运输通道的安全”。对此，勃列日涅夫评价道：“在（苏美）缓和与苏联和‘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自由的各国’的关系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之处。”
美国政府随后展开强势反击，不顾苏联政府的抗议，在1978年撇开苏联，独自加速推动埃以和谈。9月9日至17日，美国、埃及和以色列三国领导人在美国总统休养地戴维营举行最高级首脑会议。会议最后一天，埃以两国领导人签订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两份文件，史称“戴维营协议”。此后，中东地区出现了短暂的和平。而美国政府，也终于在苏联面前就中东问题扳回一分，可以放下面子，再度启动与苏联的会谈。
12月21日，美国国务卿万斯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日内瓦举行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会谈。双方谈的十分艰难，因为，卡特总统指示万斯在监控导弹试验的遥测信息问题上不得让步。万斯结合第一天的会谈成果请示总统，希望调整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第二天，令人难堪的事情发生了，卡特总统没有亲自回复万斯，而是让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打电话给他，再次重申原有观点。在葛罗米柯和苏联代表团看来，万斯已经丧失话语权，而布热津斯基正在对他发号施令。会谈在12月23日无果而终。
1978年的全部事实表明，主张对苏联缓和的万斯权力地位已然下降，而苏联眼里的反苏分子、亲华派布热津斯基已经掌控美国外交权力。正如苏联所料，中美两国在1979年1月1日建交。只是，苏联没想到中美建交会来得这样快。
1979年1月9日，勃列日尼夫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记者非常好奇苏联对中美两国建交的看法，包括对苏中关系和苏美关系的影响。勃列日涅夫提到中苏关系时说道：“经常从北京听到这样的说法，似乎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已经变成了‘一纸空文’等等。看来，中国领导人正在挑动我们撕毁这个条约。我可以说，我们不会上这种挑动的当。就我们的意愿而言，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撕毁体现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文件，加入北京领导人硬要走这一步，那么他们将在本国人民面前、在全世界和平与进步力量面前承担全部严重责任。”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2月14日签订于莫斯科。条约第六条规定：“本条约有效期间为三十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将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之。”到了1979年已是第29年，续不续约需要做决定了。勃列日涅夫在中美两国建交之际提出这个问题，大有投石问路的味道，打探中国政府在中美建交后的外交重心。
中国政府没有急于回应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中国政府当时正忙着三件事，第一是让老百姓过个好年，第二是筹备邓小平对美国的访问，第三是在西南方向整军备战。
1979年1月29日，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对美国进行了为期8天的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位到访美国的中国领导人。美国各界对邓小平的访问予以了普遍好评。邓小平访问期间的言谈举止也改变了朝鲜战争以来美国政府和民间对中国的负面印象。美国多家媒体将邓小平访美形容为“刮起了邓旋风”。更加引人注意的是，邓小平含蓄地暗示美国，中国将教训越南。
2月17日，中国军队出兵越南，十八天后逼近河内。根据1978年苏联和越南签订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规定的“一旦双方中之一方成为进攻或进攻威胁的目标缔约双方将立即进行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苏联必须拿出点实际手段对付中国，给越南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