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克雅未克之行对于戈尔巴乔夫有着很多特殊的意义。从外交领域来看，如果能与美国签署新的和平条约，戈尔巴乔夫将在全世界名垂青史；从内政领域来看，一旦与美国人达成裁军协议，就有理由削减投入军备竞赛的投资，都能削弱军队、军事工业综合体和外交部属于“旧时代”的势力，对巩固戈尔巴乔夫的权威极为有利，对减少下一步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掣肘极为有利。
所以，戈尔巴乔夫不惜做出前所未有的让步，去和里根总统会谈。在会谈前夕，政治局委员普遍对新领袖的主张忧虑重重，十分担心苏联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会吃亏太大。此外，还有将军们和外交官们的疑虑，他们不希望把自己坚守了十余年的阵地一夜之间交出去，尤其是外交部的谈判专家们，他们秉持的是葛罗米柯的强硬——必须让西方比苏联付出更多的让步才能签和约。
戈尔巴乔夫就是顶着如此巨大的压力去的雷克雅未克。
正当苏联人担心与美国签约成功的让步太大时，事实却变成另一种更尴尬的结果。苏联在战略导弹、中程导弹、现场监测全方位让步，却没有换来美国人放弃“战略防御计划”。两天的谈判让苏联再次颜面尽失，令戈尔巴乔夫极为恼怒。
10月12日下午的会谈不欢而散后，两国首脑没有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里根总统和美国代表团去了美国驻冰岛军事基地，在那里举行记者招待会。戈尔巴乔夫和苏联代表团在散会40分钟后自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戈尔巴乔夫按捺住心中的怒火，高度肯定雷克雅未克会谈的意义，“尽管充满了戏剧性，雷克雅未克会谈并不是失败，而是突破，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地平线”。
戈尔巴乔夫此举此言展示出他的高超政治手腕和强大隐忍能力。表面上看，苏联在会谈中作出巨大让步却没有得到美国的相应让步，属于失败的一方。事实上，戈尔巴乔夫通过雷克雅未克会谈基本摸清了里根总统对战略导弹问题和中程导弹问题的底线。因此，戈尔巴乔夫在答记者问中，重点谈及双方达成共识的一面，把分歧、争议的内容压缩到最低。
道理很简单，如果戈尔巴乔夫承认雷克雅未克会谈失败了，他回国将会背负政治压力，背负谈判失败的骂名。其结果是，大家会认为，新领袖是错的，新领袖的外交新思维是错的。大家还会怀疑，新领袖的外交政策错了，他提出的国内政治经济新方针会不会也是错的？
因此，无论是雷克雅未克会谈是否成功，戈尔巴乔夫只能说取得了成功，否则他将贻笑大方，万劫不复。如果不弄清楚他的这种心理，就搞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在未来几年，对美国作出更广阔、更深入的让步。
在这背后，是苏联经济在1985年至1986年的毫无起色，是反酗酒运动和切尔诺贝利事件对苏联经济的巨大伤害。戈尔巴乔夫绝不能让人民认为他内政内政不行，外交外交不行。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并不是他自己不行，而是他的部下之中有很多人不行。那些人要么受勃列日涅夫的恩惠，要么停留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无法跟上新形势。
戈尔巴乔夫酝酿着，要在1986年年底的中央全会上大规模更换党内高级干部。为了营造声势，也为了突出典型。在全会开始前，戈尔巴乔夫决定罢免苏联国内排名第二的诸侯王——第聂伯帮成员、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哈萨克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
库纳耶夫全名金姆哈梅塔?阿赫梅多维奇?库纳耶夫，1912年出生于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原首都），哈萨克族。库纳耶夫的中小学阶段在阿拉木图度过，大学阶段就读于莫斯科有色金属学院。1936年毕业参加工作，在中亚地区及其附近多个工矿企业工作过，1939年入党。
库纳耶夫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一样，赶上了大清洗的“好时候”，在1936年至1942年连升数级，历任车间主任、总工程师、矿长和矿务局局长，于1942年当上哈萨克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时年30岁就当上了苏联加盟共和国副总理一级的干部，不可不谓之平步青云。在这个岗位上，他一干就是十年。1952年，他转任哈萨克共和国科学院院长，很快，由于工作关系，他结识了勃列日涅夫。

1954年，赫鲁晓夫为自己的权力斗争作出新一轮布局，派勃列日涅夫来到哈萨克共和国担任党中央第二书记，专职负责共和国内部的垦荒工作。勃列日涅夫在工作中结识了哈萨克共和国科学院院长库纳耶夫同志，除了农业垦荒，勃列日涅夫与库纳耶夫就工矿企业开发和建设进行了很多交流。
在工作中，库纳耶夫给勃列日涅夫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库纳耶夫“不囿于狭隘的专业，能从国家全局出发思考问题，思路开阔，又有胆略，对哈萨克的丰富资源和发展远景有着深刻而独特的见解”。1954年秋，哈萨克农业获得大丰收，勃列日涅夫很快因功晋升。1955年3月，勃列日涅夫升任哈萨克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同时，库纳耶夫升任哈萨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两人双双成为哈萨克的党政一把手。是年，勃列日涅夫49岁，库纳耶夫43岁。
两人在哈萨克的同事经历为库纳耶夫在后来的职务晋升中蕴藏下良好助力。1960年，库纳耶夫升任哈萨克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1961年12月，库纳耶夫再任哈萨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升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2月，库纳耶夫被勃列日涅夫推荐为哈萨克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直至1986年12月，库纳耶夫担任第一书记的时间长达22年。
如果从1955年库纳耶夫第一次担任哈萨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时算起，库纳耶夫在哈萨克共和国担任诸侯王的时间累计有31年。在31年的任期中，哈萨克共和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始终保持着上升态势，库纳耶夫和柯西金总理一样，是技术官僚出生，对经济非常在行，把哈萨克打造成为苏联的航空工业基地。从赫鲁晓夫时代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库纳耶夫累计获得八枚列宁勋章和三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69年，库纳耶夫获苏联技术科学博士学位。1971年，库纳耶夫升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身为苏共的高级领导干部，库纳耶夫在一个加盟共和国盘根错节三十余年，立下再大的功劳也不免存在错误，功过之论众说纷纭。在领导干部终身制的时代，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库纳耶夫主政一方长达31年，无疑需要对当地发生的所有腐败活动负责。另一方面，哈萨克人民依然视其为自己的民族英雄，毕竟是他在31年时间里主持着哈萨克的现代化，培育着当地和哈萨克民族干部。例如，现在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就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
一朝天子一朝臣，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哈萨克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算作是库纳耶夫功勋卓著间隙出现的“小失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就成了另一种说法，哈萨克共和国的党组织存在“工作严重失误”，必须换人。
对于免去库纳耶夫职务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流行的——库纳耶夫在哈萨克担任了31年的党政一把手，当地存在着工作停滞和干部腐败，不更换负责同志无法展开新的工作；另一种说法有点类似阴谋论——在戈尔巴乔夫担任分管农业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时，库纳耶夫仗着自己是勃列日涅夫一朝的元老，对戈尔巴乔夫的农业政策不太买账，在契尔年科逝世时，库纳耶夫身为政治局委员，留在阿拉木图，故意“缺席”选举新任总书记的政治局会议，展示出对戈尔巴乔夫继承权力的不满，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库纳耶夫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必须更换。
库纳耶夫后来回忆道：“我不想为自己辩解，我做出的决定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我有功也有过。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一个人不能长期连续当‘头头’，否则会变得麻木，免不了会有过失，尤其是干部政策。包围自己的不应该是崇拜者，而应该是聪明人，能更新思想观念的聪明人。”
到底谁说的有道理，就留给历史吧。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戈尔巴乔夫没有考虑库纳耶夫在哈萨克共和国的巨大威信，没有考虑当地少数民族对本民族干部担任一号首长的强烈愿望，选择了一位从来没有在哈萨克共和国工作的俄罗斯族领导干部赴阿拉木图接替库纳耶夫，他的名字叫科尔宾。戈尔巴乔夫时代第一次民族问题危机就这样爆发了！

任命科尔宾接任哈萨克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决定主要由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作出。科尔宾和库纳耶夫一样，也是搞工业技术出身的干部。他身上有一个特点，即工作履历与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的几位亲信政治人物，包括雷日科夫、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等人有同事经历。
科尔宾早期的工作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下塔吉尔市开始。下塔吉尔市是该州的第二大城市，市内有大量军工厂。科尔宾从该市一家工厂的制模学徒工干起，逐步晋升为副总工程师、厂党委书记和区委书记，在六十年代末当上下塔吉尔市委书记。同一时期，雷日科夫在该州的央企乌拉尔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厂从一名普通工人做起，一直干到该厂的总工程师；叶利钦从一名普通的建筑工人干起，一直干到该州的建设部长。
1970年，科尔宾升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委第二书记（常务副书记），职务已经超过了同时升任乌拉尔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厂厂长的雷日科夫和仍然担任建设部长的叶利钦。1975年，科尔宾外调格鲁吉亚，担任该国党中央第二书记，成为时任格鲁吉亚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的副手，主要负责格鲁吉亚的工业。同年，雷日科夫外调莫斯科，升任重型机械和交通机械制造部的第一副部长，叶利钦升任分管建筑工作的州委书记。
安德罗波夫时期，科尔宾终于得到重用，有了主政一方的机会，升任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成为列宁家乡的最高首长。在任期内，领导建设了“阿维阿斯塔尔”航空工业基地，规划了横跨伏尔加河的大桥。在当地创造了极佳的政声民望，最终被克里姆林宫选中，去哈萨克共和国担任第一书记。
总体来看，科尔宾的工作能力还是值得肯定的，派他去哈萨克主持工作“理由充分”。首先，科尔宾的中青年时期大部分经历都在苏联的第三大工业基地乌拉尔工业区度过，在这种人才济济的地方，如果没有过人的本领，绝难脱颖而出，雷日科夫和叶利钦就是例子，而科尔宾一度比他俩升官都快；其次，科尔宾的主要工作都在领导重工业，尤其是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建成了航空工业基地，让他去领导苏联航空工业云集的哈萨克共和国“专业对口”；再次，科尔宾有少数民族共和国的工作经历，他在格鲁吉亚给谢瓦尔德纳泽当了七八年的副手，对少数民族工作有多年的经验积累，适合去哈萨克这样的少数民族共和国领导工作。
但是，克里姆林宫在选定科尔宾的时候忽略了他的“短板”。首先，科尔宾没有充足的“一把手经历”，在他之前长达十六年的地方首长生涯中，有超过十年的时间在当副手，仅有的“一把手经历”管辖的行政区属于土地狭小的“小州”，面积不到哈萨克共和国的1.4%，人口勉强十分之一；其次，科尔宾既没有哈萨克的工作经历，又没有中央高层的工作经历，缺少足够的威望去领导苏联国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的共和国，而即将被他替换的库纳耶夫已经当了十五年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再次，也是最关键的，科尔宾是俄罗斯族，一位俄罗斯族的干部去领导哈萨克会给当地少数民族带去“错觉”，毕竟，已经不是斯大林的时代，也不是赫鲁晓夫的时代，而是戈尔巴乔夫的时代，连差强人意的勃列日涅夫都知道要“尊重当地少数民族”，倡导民主化和权利观的戈尔巴乔夫怎能不顾及当地的“民族现状”？
苏联解体十多年后，雷日科夫事后诸葛亮地评价道：“戈尔巴乔夫及其一伙对党的领导，其主要的和非常严重的错误还在于另一方面：在他们所宣称的新条件下，工作中所采取的，却完全是干部政策的老套套…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向全国和全世界大肆宣扬自己的改革和公开性政策已将近两年，千方百计地鼓励意见的多元化等等，而自己用的却是非常官僚主义的陈旧的方法。他根本没同共和国的领导、共和国党组织的积极分子讨论过，更没有同人民商量过。”
不知道雷日科夫是否把自己划分在“戈尔巴乔夫及其一伙”，但是，他揭露的“戈尔巴乔夫及其一伙”1986年对哈萨克问题的决策过程依然值得参考。确实，戈尔巴乔夫没有充分征求意见。他摆出的依然是斯大林的架势。问题是，斯大林搞秘密统治，尚能基本预判形势，准备对策备案。戈尔巴乔夫乾纲独断，作出这项重要的人事任命，似乎并没有后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