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克雅未克之行對於戈爾巴喬夫有着很多特殊的意義。從外交領域來看，如果能與美國簽署新的和平條約，戈爾巴喬夫將在全世界名垂青史；從內政領域來看，一旦與美國人達成裁軍協議，就有理由削減投入軍備競賽的投資，都能削弱軍隊、軍事工業綜合體和外交部屬於“舊時代”的勢力，對鞏固戈爾巴喬夫的權威極為有利，對減少下一步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掣肘極為有利。
所以，戈爾巴喬夫不惜做出前所未有的讓步，去和里根總統會談。在會談前夕，政治局委員普遍對新領袖的主張憂慮重重，十分擔心蘇聯做出如此重大的讓步會吃虧太大。此外，還有將軍們和外交官們的疑慮，他們不希望把自己堅守了十餘年的陣地一夜之間交出去，尤其是外交部的談判專家們，他們秉持的是葛羅米柯的強硬——必須讓西方比蘇聯付出更多的讓步才能簽和約。
戈爾巴喬夫就是頂着如此巨大的壓力去的雷克雅未克。
正當蘇聯人擔心與美國簽約成功的讓步太大時，事實卻變成另一種更尷尬的結果。蘇聯在戰略導彈、中程導彈、現場監測全方位讓步，卻沒有換來美國人放棄“戰略防禦計劃”。兩天的談判讓蘇聯再次顏面盡失，令戈爾巴喬夫極為惱怒。
10月12日下午的會談不歡而散後，兩國首腦沒有舉行聯合記者招待會，里根總統和美國代表團去了美國駐冰島軍事基地，在那裡舉行記者招待會。戈爾巴喬夫和蘇聯代表團在散會40分鐘後自行舉行了記者招待會。戈爾巴喬夫按捺住心中的怒火，高度肯定雷克雅未克會談的意義，“儘管充滿了戲劇性，雷克雅未克會談並不是失敗，而是突破，我們第一次看到了地平線”。
戈爾巴喬夫此舉此言展示出他的高超政治手腕和強大隱忍能力。表面上看，蘇聯在會談中作出巨大讓步卻沒有得到美國的相應讓步，屬於失敗的一方。事實上，戈爾巴喬夫通過雷克雅未克會談基本摸清了里根總統對戰略導彈問題和中程導彈問題的底線。因此，戈爾巴喬夫在答記者問中，重點談及雙方達成共識的一面，把分歧、爭議的內容壓縮到最低。
道理很簡單，如果戈爾巴喬夫承認雷克雅未克會談失敗了，他回國將會背負政治壓力，背負談判失敗的罵名。其結果是，大家會認為，新領袖是錯的，新領袖的外交新思維是錯的。大家還會懷疑，新領袖的外交政策錯了，他提出的國內政治經濟新方針會不會也是錯的？
因此，無論是雷克雅未克會談是否成功，戈爾巴喬夫只能說取得了成功，否則他將貽笑大方，萬劫不復。如果不弄清楚他的這種心理，就搞不明白他為什麼會在未來幾年，對美國作出更廣闊、更深入的讓步。
在這背後，是蘇聯經濟在1985年至1986年的毫無起色，是反酗酒運動和切爾諾貝利事件對蘇聯經濟的巨大傷害。戈爾巴喬夫絕不能讓人民認為他內政內政不行，外交外交不行。在戈爾巴喬夫看來，並不是他自己不行，而是他的部下之中有很多人不行。那些人要麼受勃列日涅夫的恩惠，要麼停留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無法跟上新形勢。
戈爾巴喬夫醞釀着，要在1986年年底的中央全會上大規模更換黨內高級幹部。為了營造聲勢，也為了突出典型。在全會開始前，戈爾巴喬夫決定罷免蘇聯國內排名第二的諸侯王——第聶伯幫成員、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哈薩克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庫納耶夫。
庫納耶夫全名金姆哈梅塔?阿赫梅多維奇?庫納耶夫，1912年出生於阿拉木圖（哈薩克斯坦原首都），哈薩克族。庫納耶夫的中小學階段在阿拉木圖度過，大學階段就讀於莫斯科有色金屬學院。1936年畢業參加工作，在中亞地區及其附近多個工礦企業工作過，1939年入黨。
庫納耶夫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一樣，趕上了大清洗的“好時候”，在1936年至1942年連升數級，歷任車間主任、總工程師、礦長和礦務局局長，於1942年當上哈薩克共和國部長會議副主席，時年30歲就當上了蘇聯加盟共和國副總理一級的幹部，不可不謂之平步青雲。在這個崗位上，他一干就是十年。1952年，他轉任哈薩克共和國科學院院長，很快，由於工作關係，他結識了勃列日涅夫。

1954年，赫魯曉夫為自己的權力鬥爭作出新一輪布局，派勃列日涅夫來到哈薩克共和國擔任黨中央第二書記，專職負責共和國內部的墾荒工作。勃列日涅夫在工作中結識了哈薩克共和國科學院院長庫納耶夫同志，除了農業墾荒，勃列日涅夫與庫納耶夫就工礦企業開發和建設進行了很多交流。
在工作中，庫納耶夫給勃列日涅夫留下了這樣的印象，庫納耶夫“不囿於狹隘的專業，能從國家全局出發思考問題，思路開闊，又有膽略，對哈薩克的豐富資源和發展遠景有着深刻而獨特的見解”。1954年秋，哈薩克農業獲得大豐收，勃列日涅夫很快因功晉升。1955年3月，勃列日涅夫升任哈薩克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同時，庫納耶夫升任哈薩克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兩人雙雙成為哈薩克的黨政一把手。是年，勃列日涅夫49歲，庫納耶夫43歲。
兩人在哈薩克的同事經歷為庫納耶夫在後來的職務晉升中蘊藏下良好助力。1960年，庫納耶夫升任哈薩克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1961年12月，庫納耶夫再任哈薩克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升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12月，庫納耶夫被勃列日涅夫推薦為哈薩克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直至1986年12月，庫納耶夫擔任第一書記的時間長達22年。
如果從1955年庫納耶夫第一次擔任哈薩克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時算起，庫納耶夫在哈薩克共和國擔任諸侯王的時間累計有31年。在31年的任期中，哈薩克共和國民眾的生活水平始終保持着上升態勢，庫納耶夫和柯西金總理一樣，是技術官僚出生，對經濟非常在行，把哈薩克打造成為蘇聯的航空工業基地。從赫魯曉夫時代到勃列日涅夫時代，庫納耶夫累計獲得八枚列寧勳章和三次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1969年，庫納耶夫獲蘇聯技術科學博士學位。1971年，庫納耶夫升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身為蘇共的高級領導幹部，庫納耶夫在一個加盟共和國盤根錯節三十餘年，立下再大的功勞也不免存在錯誤，功過之論眾說紛紜。在領導幹部終身制的時代，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庫納耶夫主政一方長達31年，無疑需要對當地發生的所有腐敗活動負責。另一方面，哈薩克人民依然視其為自己的民族英雄，畢竟是他在31年時間裡主持着哈薩克的現代化，培育着當地和哈薩克民族幹部。例如，現在的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就是他一手培養起來的。
一朝天子一朝臣，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哈薩克存在的一切問題都可以算作是庫納耶夫功勳卓著間隙出現的“小失誤”；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就成了另一種說法，哈薩克共和國的黨組織存在“工作嚴重失誤”，必須換人。
對於免去庫納耶夫職務的原因，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比較流行的——庫納耶夫在哈薩克擔任了31年的黨政一把手，當地存在着工作停滯和幹部腐敗，不更換負責同志無法展開新的工作；另一種說法有點類似陰謀論——在戈爾巴喬夫擔任分管農業的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時，庫納耶夫仗着自己是勃列日涅夫一朝的元老，對戈爾巴喬夫的農業政策不太買賬，在契爾年科逝世時，庫納耶夫身為政治局委員，留在阿拉木圖，故意“缺席”選舉新任總書記的政治局會議，展示出對戈爾巴喬夫繼承權力的不滿，在戈爾巴喬夫看來，庫納耶夫是勃列日涅夫的親信，必須更換。
庫納耶夫後來回憶道：“我不想為自己辯解，我做出的決定有正確的，也有不正確的；我有功也有過。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一個人不能長期連續當‘頭頭’，否則會變得麻木，免不了會有過失，尤其是幹部政策。包圍自己的不應該是崇拜者，而應該是聰明人，能更新思想觀念的聰明人。”
到底誰說的有道理，就留給歷史吧。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戈爾巴喬夫沒有考慮庫納耶夫在哈薩克共和國的巨大威信，沒有考慮當地少數民族對本民族幹部擔任一號首長的強烈願望，選擇了一位從來沒有在哈薩克共和國工作的俄羅斯族領導幹部赴阿拉木圖接替庫納耶夫，他的名字叫科爾賓。戈爾巴喬夫時代第一次民族問題危機就這樣爆發了！

任命科爾賓接任哈薩克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的決定主要由戈爾巴喬夫和利加喬夫作出。科爾賓和庫納耶夫一樣，也是搞工業技術出身的幹部。他身上有一個特點，即工作履歷與戈爾巴喬夫上台初期的幾位親信政治人物，包括雷日科夫、葉利欽、謝瓦爾德納澤等人有同事經歷。
科爾賓早期的工作從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的下塔吉爾市開始。下塔吉爾市是該州的第二大城市，市內有大量軍工廠。科爾賓從該市一家工廠的制模學徒工干起，逐步晉升為副總工程師、廠黨委書記和區委書記，在六十年代末當上下塔吉爾市委書記。同一時期，雷日科夫在該州的央企烏拉爾奧爾忠尼啟則重型機器廠從一名普通工人做起，一直干到該廠的總工程師；葉利欽從一名普通的建築工人干起，一直干到該州的建設部長。
1970年，科爾賓升任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州委第二書記（常務副書記），職務已經超過了同時升任烏拉爾奧爾忠尼啟則重型機器廠廠長的雷日科夫和仍然擔任建設部長的葉利欽。1975年，科爾賓外調格魯吉亞，擔任該國黨中央第二書記，成為時任格魯吉亞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謝瓦爾德納澤的副手，主要負責格魯吉亞的工業。同年，雷日科夫外調莫斯科，升任重型機械和交通機械製造部的第一副部長，葉利欽升任分管建築工作的州委書記。
安德羅波夫時期，科爾賓終於得到重用，有了主政一方的機會，升任烏里揚諾夫斯克州州委第一書記，成為列寧家鄉的最高首長。在任期內，領導建設了“阿維阿斯塔爾”航空工業基地，規劃了橫跨伏爾加河的大橋。在當地創造了極佳的政聲民望，最終被克里姆林宮選中，去哈薩克共和國擔任第一書記。
總體來看，科爾賓的工作能力還是值得肯定的，派他去哈薩克主持工作“理由充分”。首先，科爾賓的中青年時期大部分經歷都在蘇聯的第三大工業基地烏拉爾工業區度過，在這種人才濟濟的地方，如果沒有過人的本領，絕難脫穎而出，雷日科夫和葉利欽就是例子，而科爾賓一度比他倆升官都快；其次，科爾賓的主要工作都在領導重工業，尤其是在烏里揚諾夫斯克州建成了航空工業基地，讓他去領導蘇聯航空工業雲集的哈薩克共和國“專業對口”；再次，科爾賓有少數民族共和國的工作經歷，他在格魯吉亞給謝瓦爾德納澤當了七八年的副手，對少數民族工作有多年的經驗積累，適合去哈薩克這樣的少數民族共和國領導工作。
但是，克里姆林宮在選定科爾賓的時候忽略了他的“短板”。首先，科爾賓沒有充足的“一把手經歷”，在他之前長達十六年的地方首長生涯中，有超過十年的時間在當副手，僅有的“一把手經歷”管轄的行政區屬於土地狹小的“小州”，面積不到哈薩克共和國的1.4%，人口勉強十分之一；其次，科爾賓既沒有哈薩克的工作經歷，又沒有中央高層的工作經歷，缺少足夠的威望去領導蘇聯國土面積僅次於俄羅斯的共和國，而即將被他替換的庫納耶夫已經當了十五年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再次，也是最關鍵的，科爾賓是俄羅斯族，一位俄羅斯族的幹部去領導哈薩克會給當地少數民族帶去“錯覺”，畢竟，已經不是斯大林的時代，也不是赫魯曉夫的時代，而是戈爾巴喬夫的時代，連差強人意的勃列日涅夫都知道要“尊重當地少數民族”，倡導民主化和權利觀的戈爾巴喬夫怎能不顧及當地的“民族現狀”？
蘇聯解體十多年後，雷日科夫事後諸葛亮地評價道：“戈爾巴喬夫及其一夥對黨的領導，其主要的和非常嚴重的錯誤還在於另一方面：在他們所宣稱的新條件下，工作中所採取的，卻完全是幹部政策的老套套…事實上，（戈爾巴喬夫）向全國和全世界大肆宣揚自己的改革和公開性政策已將近兩年，千方百計地鼓勵意見的多元化等等，而自己用的卻是非常官僚主義的陳舊的方法。他根本沒同共和國的領導、共和國黨組織的積極分子討論過，更沒有同人民商量過。”
不知道雷日科夫是否把自己劃分在“戈爾巴喬夫及其一夥”，但是，他揭露的“戈爾巴喬夫及其一夥”1986年對哈薩克問題的決策過程依然值得參考。確實，戈爾巴喬夫沒有充分徵求意見。他擺出的依然是斯大林的架勢。問題是，斯大林搞秘密統治，尚能基本預判形勢，準備對策備案。戈爾巴喬夫乾綱獨斷，作出這項重要的人事任命，似乎並沒有後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