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德和健康的角度来说，1985年5月开始的“反酗酒运动”有其推行的必要性。据戈尔巴乔夫回忆，在八十年代初，“全国登记在册的酗酒者即有500万之多。根据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统计资料，酗酒给国民经济所造成的损失高达800～1000亿卢布。按包括婴儿在内的全国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每年要喝掉纯酒精10.6公升!（1941年俄罗斯实行《禁酒法令》时是1.8公升，伟大卫国战争后是2公升。）寿命不断缩短，在世的和未来的几代人健康遭受损害。”
利加乔夫回忆道：“在80年代初，中央和政府、报刊杂志的编辑部收到了大量的来信，主要是妻子和母亲写来的，妇女们在信中悲痛万分地咒骂使她们的儿子和丈夫丧失了生命并摧残了儿童的酗酒现象。当时，酒的消费量达到每人每年9公升，在某些地区还要多…许多科学家也敲起警钟，警告民族基因储备退化的危险。”
即使是极力反对以行政手段推行禁酒政策的雷日科夫也认为有反酗酒的必要。他回忆道：“全国简直在狂饮豪啜。人们到处在喝。班前喝，班后喝，上班也喝；在州委里喝，在区委里也喝；工地上喝，车间里也喝；办公室喝，回家也喝。无处不喝…到1985年，我国居民人均饮酒量已远远超过允许的限度。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 如果一个国家的年人均酒精饮料消费超过8升，这个国家的情况就很不妙了。”
由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利加乔夫和索洛缅采夫具体推行的“反酗酒运动”一直持续到1988年9月才宣告结束。促成“反酗酒运动”终结的政治人物是雷日科夫及其领导下的经济工作领域的领导人物。“反酗酒运动”被终结的原因一点也不复杂。在推行禁酒政策的过程中，苏联人民和苏联经济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首先，禁酒政策伤害了苏联人民的身体健康。这话听上去不合常理，停止饮酒应该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又怎么会伤害健康？毋庸置疑，“反酗酒运动”忽视了苏联人正常的饮酒需求。据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博尔金回忆，“反酗酒运动”开始后，“党中央收到了成千上万的抗议信。以前写信坚决要求采取禁酒行动以挽救崩溃的家庭和丈夫儿女的妇女，如今又来信要求增加伏特加的销售，因为她们的丈夫又转而喝科隆香水，吃牙膏甚至鞋油……”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承认：“随后店铺里的各种廉价花露水也不见了，都用来代替了酒精。而五花八门的‘替代品’的滥用又导致了患病率的上升…遇到什么喜庆事情时，一连排几个小时的长队也很难指望搞到一瓶白酒或葡萄酒，这种情况愈来愈使人们感到愤怒。”雷日科夫回忆道：“强制性降低酒类的需求导致了麻醉品泛滥和吸毒现象的剧增…排起的长队冲击着少数几家酒店, 见不到一瓶便宜的花露水，各种化学试剂和酒精药品也都被抢购一空。食糖脱销。”
其次，禁酒政策伤害了苏联市场秩序。苏联官方不顾民间现实需求，强制大规模削减酒类生产和销售的政策，再次印证了短缺经济必将带来黑市交易的永恒真理。“反酗酒运动”开始后，私人酿酒遍布苏联各地，无论城市和乡村，无论任何群体和阶层，只要稍微懂点酿酒技术的人都参与酒水酿造。仅在1987年，就有超过50万人因私自酿酒而被政府处罚。私人酿酒的兴盛导致市场供应出现新的混乱，自1986 年下半年起，用于私人酿酒的食糖、糖果点心、果汁、西红柿酱及其他食品销售量急剧增长。其中，1987年的食糖消费量比1985年翻了六倍。可以挪作他用的酒精制品及其他日用制剂（花露水、牙膏、胶水、鞋油）的购买量也大幅攀升。苏联政府不得不一再增加生产计划和进口计划，以满足相关商品暴涨的需求。到了1988年，苏联经济陷入困难，食糖等日用品不得不凭票供应。
再次，禁酒政策伤害了苏联国民经济和政府财政。在劣质酒水和酒类替代物伤害苏联人健康的同时，酒业生产萎缩导致苏联在1985年至1988年减少了近百亿卢布的财政收入。“反酗酒运动”开始前，苏联政府按照往年计划推测，1986年至1990年，酒类销售每年可取得600 亿卢布的利润。反酗酒决议实施后，历年实际利润分别是：1986年——380亿卢布，1987年——350亿卢布，1988年由于停止了禁酒运动, 勉强超过400 亿。由于“反酗酒运动”，苏联经济在三年里损失了近670 亿卢布。670亿卢布是个什么概念？曾经有人统计过，由于美国政府和沙特阿拉伯的拉低石油价格政策，苏联经济在1986年至1991年损失了400亿至600亿卢布。也就是说，和世人常说的苏联解体原因之一的油价下跌比起来，“反酗酒运动”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
一切经济恶化的现象必将带来政治危机。对于“反酗酒运动”，它的始作俑者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等人是如何看待的呢？“反酗酒运动”在潜移默化中又给苏联政局埋下了哪些恶果呢？且听下回分解。

“反酗酒运动”是戈尔巴乔夫及其战友们在改革运动中打响的第一枪。禁酒决议是苏共中央在1985年四月全会之后作出的第一项重大决策。可是，戈尔巴乔夫们的改革第一枪打偏了，反酗酒决策被贯彻了三年之后，以失败收场。直到苏联解体多年以后，都反复为人所诟病。后来的人们从“事后诸葛亮”的小聪明出发，认为“反酗酒运动”不过是政治低能儿戈尔巴乔夫制定的一系列不靠谱政策之一，不足为怪。可是，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战友们真的是政治低能儿吗？其中，就没有什么历史性的、制度性的、政治性的因素在推动？
要客观分析存在重大失误的“反酗酒运动”，就不能脱离对当时苏联具体历史背景的考量。在禁酒政策出台半个月前的四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公然违背苏共传统的组织原则，让尚未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破格晋升成为政治局委员，还让利加乔夫担任第二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在总书记缺席时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这一重大人事变动需要冒很大风险，仿佛就是拿戈尔巴乔夫本就不多的威信去赌博。
虽说戈尔巴乔夫年轻有为，在1978年至1985年平步青云，并在1984年至1985年受到苏联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上台。但是，他在中央工作的七年里没有突出的政绩。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承认。在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的那个晚上，戈尔巴乔夫就对妻子说过：“你很明白，我到这里来是希望和相信能干一番事业，但眼下办成的事情却不多。”大家拥护戈尔巴乔夫上台，与其说是对他的青睐，不如说是对勃列日涅夫时代老人政治的怨恨。他的上台类似于“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所以，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比任何人都急切地想做出显著的政绩。毕竟，之前七年的工作没干好，可以推说有老同志们的阻挠。如果现在的工作又干不好，难不成要把责任推到改革运动的战友身上？
同理，利加乔夫也是背负着巨大压力前行。第一，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一样，是从老少边穷地区（西伯利亚和高加索）调到中央工作的，苏联大部分干部群众几乎没关注过他们在那些“非主流”地区的政绩。大家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安德罗波夫执政后的那几年。第二，尽管利加乔夫在1984年底至1985年初抗击雪灾的工作中表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然而这种领导能力还不足以为他在党内和国内树立“二号人物”的权威，利加乔夫需要尽快建立新的功勋来提升自己的威信。第三，利加乔夫相对戈尔巴乔夫呈现出明显的年龄劣势。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时54岁，利加乔夫当上第二书记时已经64岁了。这种年纪如果干不好工作，极有可能被反对者们以年龄和健康为借口，迫使其退休。因而，利加乔夫着急建功的心理和戈尔巴乔夫一样急切，甚至比新领袖更甚。
领袖人物在心情急躁的情况下容易出台错误的政策。无论是决策者戈尔巴乔夫还是推行者利加乔夫，都是极度渴望政绩，寄希望于一蹴而就，马到成功。所以，他们在制定和推行“反酗酒运动”时无所不用其极。而且，苏联领导人有急于求成、好大喜功的传统。从列宁在内战结束后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再到赫鲁晓夫的“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全都是不顾人民承受能力，不顾历史客观规律，以偏执的“领袖思想”和蛮横的长官意志，自以为出发点是高尚的、善意的，就可以不负责任地强制推行空想主义的政策。最后，接力棒传到了戈尔巴乔夫这里，再一次被“发扬光大”，管上了老百姓的酒杯。
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等人在苏联解体后都认识到了“反酗酒运动”的灾难性后果。两人对此都作了辩解。利加乔夫回忆“反酗酒运动”时写道：“同酗酒斗争现象作斗争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减少了旷工和事故，显著减少了病假补贴，换句话说，收到了显著的物质效益。而成千上万的被挽救的生命又如何计算呢…这是神圣的目标，甚至在达到这一目标的道路上，失败的经验也是有益的——避免以后重犯错误。如果说有人确实对人民有罪的话，那就是那些怀着政治目的彻底葬送了反酗酒斗争的人。”
说实话，我读到利加乔夫回忆录关于“反酗酒运动”的这几段话时，有点似曾相识。“只要目标是正确的、神圣的，就可以犯上一些错误，不必太放在心上”好像在哪听过。好像还听过“我们不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某些高高在上的人曾经说过，经济上损失再巨大也可以忽略不计，政治正确才是王道。想必利加乔夫多少也有点这种思维。
利加乔夫在苏联解体后写出上述语句，让我很无语。但我依然尊重他勇于承担错误的精神。他在进行上述辩解之前多次写下诸如“对此，我也完全不想推卸责任”和“这肯定是我的错误”等语句。认错态度还算比较诚恳。相比之下，戈尔巴乔夫就有点不地道了。

关于酗酒现象，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有过一段精辟的分析，“普遍酗酒的原因何在呢?原因很多：千百万群众的生活条件很差，日子过得不够顺心，文化水平低下等等。还有许多人嗜酒成性是因为怀才不遇，无处宣泄满腹的心事。压抑的社会氛围驱使意志薄弱的人们借酒‘浇灭’惘然若失的心情和身处艰难世道的恐惧。高官显贵们纵欲无度沉湎醉乡的事例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对“反酗酒运动”的评价是：“这场禁酒运动的不良后果还是大大超过了它的优点。”对于禁酒政策造成恶果的责任问题，戈尔巴乔夫认为：“好吧，我应当表示歉疚：这次失败的部分过错在我身上。我不应当假手他人去执行所通过的决定。无论如何，在刚刚出现偏差的时候就应加以干预。”
戈尔巴乔夫只愿意承担“部分过错”。他回忆道，“监督执行决定的任务当时交给了利加乔夫和索洛缅采夫。他们干劲冲天地着手进行工作，直到把事情搞到荒谬的地步。先是要求地方各级党的领导、各部部长和企业领导“超额完成”压缩酒类生产的计划，代之以柠檬汽水。随后又对‘落后分子’进行严厉斥责，直到撤职和开除党籍。还号召向那些“提前完成进度”的人看齐，甚至不惜付出给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代价。”
戈尔巴乔夫在解释自己那“部分过错”时说，“需要我处理的国内外事务堆积如山，忙得焦头烂额，加之在某种程度上过分碍于情面，这些都妨碍了我对此事的处理。”
从戈尔巴乔夫在《真相与自白》中写下的上述话语来看，在“反酗酒运动”中，他对利加乔夫等人有颇多责怪的情绪。那句“我不应当假手他人去执行所通过的决定…在刚刚出现偏差的时候就应加以干预”似乎在暗示，决策是没错的，错在执行的人。这话听上去又有点耳熟。
1988年9月，“反酗酒运动”结束，苏联进入一个更加混乱的时代。在后来那个更加混乱的时代里，早年受安德罗波夫提拔，与戈尔巴乔夫共同发起的改革运动的苏联政治人物纷纷与领袖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几乎没有人察觉，“反酗酒运动”为这些曾经同甘共苦的战友们埋下了日后反目的导火索。
“反酗酒运动”有三个主演，第一是决策者戈尔巴乔夫，第二是执行者利加乔夫，第三是反对者雷日科夫。戈尔巴乔夫想在上台初期就让苏联社会发生一个积极而明显的变化。他认为反酗酒的决策是正确的，交给他无比信任、对他又无比忠诚的利加乔夫。他需要利加乔夫怎样做呢？当然是坚定不移地贯彻领袖制定的路线方针，达到工作目标。那样一来，利加乔夫为自己树立权威的同时，也能提升戈尔巴乔夫的政绩。
如果政策没有达到效果，领袖多半不会认为自己是错的。这时，需要具体的执行人来背相应的黑锅。利加乔夫背了吗？他没有，反而一条道走到黑，不断加强反酗酒的力度和深度，让国家越来越混乱，直到雷日科夫在1988年9月再一次站出来喊停。如果利加乔夫在1986年或1987年主动站出来跟领袖说，领袖您是对的，路线方针是我没有执行好，应该换个同志来领导这项工作。那么，戈尔巴乔夫就有台阶下了。可利加乔夫没有这样做，因为，一旦承担全部责任，他自己就没台阶下了，不光“第二书记”保不住，彻底退出政治舞台都有可能。利加乔夫选择了最笨的办法。民主化时期，利加乔夫公开宣布自己要承担责任的同时，还拉上领袖，说禁酒决策是在戈尔巴乔夫主持下、政治局一致通过的决议。此话一出，他不倒霉，谁倒霉？
在“反酗酒运动”中，雷日科夫倒是最清醒的，可他偏偏又是最糊涂的。戈尔巴乔夫在四月全会上拿自己有限的权威做赌注，违背党内传统和组织原则，破格提升他为政治局委员。他可倒好，四月全会刚结束，就公开反对新领袖提出的第一项新政策。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的反对错了，领袖会原谅你，因为你没领袖水平高嘛；可如果你的反对对了，那领袖就没面子了，因为你的水平居然比领袖还高。从戈尔巴乔夫的角度来说，不顾一切、排除万难晋升自己的老战友，老战友却如此反对他和他的政策，他的心里能好受吗？雷日科夫是搞经济出身的技术官僚，对官场的把握水准相对较低。“反酗酒运动”不是他第一次对领袖做傻事，也不是最后一次，他的政治结局和利加乔夫一样，狼狈收场。
“反酗酒运动”埋下了三位改革领导者日后不和的引线，这根引线特别长，连接着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各种沉疴痼疾，在后来的五六年里一一引爆，断送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断送了他和他的昔日战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