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道德和健康的角度來說，1985年5月開始的“反酗酒運動”有其推行的必要性。據戈爾巴喬夫回憶，在八十年代初，“全國登記在冊的酗酒者即有500萬之多。根據蘇聯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統計資料，酗酒給國民經濟所造成的損失高達800～1000億盧布。按包括嬰兒在內的全國人口平均計算，每人每年要喝掉純酒精10.6公升!（1941年俄羅斯實行《禁酒法令》時是1.8公升，偉大衛國戰爭後是2公升。）壽命不斷縮短，在世的和未來的幾代人健康遭受損害。”
利加喬夫回憶道：“在80年代初，中央和政府、報刊雜誌的編輯部收到了大量的來信，主要是妻子和母親寫來的，婦女們在信中悲痛萬分地咒罵使她們的兒子和丈夫喪失了生命並摧殘了兒童的酗酒現象。當時，酒的消費量達到每人每年9公升，在某些地區還要多…許多科學家也敲起警鐘，警告民族基因儲備退化的危險。”
即使是極力反對以行政手段推行禁酒政策的雷日科夫也認為有反酗酒的必要。他回憶道：“全國簡直在狂飲豪啜。人們到處在喝。班前喝，班後喝，上班也喝；在州委里喝，在區委里也喝；工地上喝，車間裡也喝；辦公室喝，回家也喝。無處不喝…到1985年，我國居民人均飲酒量已遠遠超過允許的限度。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 如果一個國家的年人均酒精飲料消費超過8升，這個國家的情況就很不妙了。”
由戈爾巴喬夫發起的，利加喬夫和索洛緬采夫具體推行的“反酗酒運動”一直持續到1988年9月才宣告結束。促成“反酗酒運動”終結的政治人物是雷日科夫及其領導下的經濟工作領域的領導人物。“反酗酒運動”被終結的原因一點也不複雜。在推行禁酒政策的過程中，蘇聯人民和蘇聯經濟受到了巨大的傷害。
首先，禁酒政策傷害了蘇聯人民的身體健康。這話聽上去不合常理，停止飲酒應該是有益於身體健康的，又怎麼會傷害健康？毋庸置疑，“反酗酒運動”忽視了蘇聯人正常的飲酒需求。據戈爾巴喬夫的秘書博爾金回憶，“反酗酒運動”開始後，“黨中央收到了成千上萬的抗議信。以前寫信堅決要求採取禁酒行動以挽救崩潰的家庭和丈夫兒女的婦女，如今又來信要求增加伏特加的銷售，因為她們的丈夫又轉而喝科隆香水，吃牙膏甚至鞋油……”連戈爾巴喬夫本人也承認：“隨後店鋪里的各種廉價花露水也不見了，都用來代替了酒精。而五花八門的‘替代品’的濫用又導致了患病率的上升…遇到什麼喜慶事情時，一連排幾個小時的長隊也很難指望搞到一瓶白酒或葡萄酒，這種情況愈來愈使人們感到憤怒。”雷日科夫回憶道：“強制性降低酒類的需求導致了麻醉品泛濫和吸毒現象的劇增…排起的長隊衝擊着少數幾家酒店, 見不到一瓶便宜的花露水，各種化學試劑和酒精藥品也都被搶購一空。食糖脫銷。”
其次，禁酒政策傷害了蘇聯市場秩序。蘇聯官方不顧民間現實需求，強制大規模削減酒類生產和銷售的政策，再次印證了短缺經濟必將帶來黑市交易的永恆真理。“反酗酒運動”開始後，私人釀酒遍布蘇聯各地，無論城市和鄉村，無論任何群體和階層，只要稍微懂點釀酒技術的人都參與酒水釀造。僅在1987年，就有超過50萬人因私自釀酒而被政府處罰。私人釀酒的興盛導致市場供應出現新的混亂，自1986 年下半年起，用於私人釀酒的食糖、糖果點心、果汁、西紅柿醬及其他食品銷售量急劇增長。其中，1987年的食糖消費量比1985年翻了六倍。可以挪作他用的酒精製品及其他日用製劑（花露水、牙膏、膠水、鞋油）的購買量也大幅攀升。蘇聯政府不得不一再增加生產計劃和進口計劃，以滿足相關商品暴漲的需求。到了1988年，蘇聯經濟陷入困難，食糖等日用品不得不憑票供應。
再次，禁酒政策傷害了蘇聯國民經濟和政府財政。在劣質酒水和酒類替代物傷害蘇聯人健康的同時，酒業生產萎縮導致蘇聯在1985年至1988年減少了近百億盧布的財政收入。“反酗酒運動”開始前，蘇聯政府按照往年計劃推測，1986年至1990年，酒類銷售每年可取得600 億盧布的利潤。反酗酒決議實施後，歷年實際利潤分別是：1986年——380億盧布，1987年——350億盧布，1988年由於停止了禁酒運動, 勉強超過400 億。由於“反酗酒運動”，蘇聯經濟在三年裡損失了近670 億盧布。670億盧布是個什麼概念？曾經有人統計過，由於美國政府和沙特阿拉伯的拉低石油價格政策，蘇聯經濟在1986年至1991年損失了400億至600億盧布。也就是說，和世人常說的蘇聯解體原因之一的油價下跌比起來，“反酗酒運動”造成的經濟損失更大。
一切經濟惡化的現象必將帶來政治危機。對於“反酗酒運動”，它的始作俑者戈爾巴喬夫和利加喬夫等人是如何看待的呢？“反酗酒運動”在潛移默化中又給蘇聯政局埋下了哪些惡果呢？且聽下回分解。

“反酗酒運動”是戈爾巴喬夫及其戰友們在改革運動中打響的第一槍。禁酒決議是蘇共中央在1985年四月全會之後作出的第一項重大決策。可是，戈爾巴喬夫們的改革第一槍打偏了，反酗酒決策被貫徹了三年之後，以失敗收場。直到蘇聯解體多年以後，都反覆為人所詬病。後來的人們從“事後諸葛亮”的小聰明出發，認為“反酗酒運動”不過是政治低能兒戈爾巴喬夫制定的一系列不靠譜政策之一，不足為怪。可是，戈爾巴喬夫和他的改革戰友們真的是政治低能兒嗎？其中，就沒有什麼歷史性的、制度性的、政治性的因素在推動？
要客觀分析存在重大失誤的“反酗酒運動”，就不能脫離對當時蘇聯具體歷史背景的考量。在禁酒政策出台半個月前的四月全會上，戈爾巴喬夫公然違背蘇共傳統的組織原則，讓尚未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利加喬夫和雷日科夫破格晉升成為政治局委員，還讓利加喬夫擔任第二書記，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在總書記缺席時主持政治局會議。決定這一重大人事變動需要冒很大風險，仿佛就是拿戈爾巴喬夫本就不多的威信去賭博。
雖說戈爾巴喬夫年輕有為，在1978年至1985年平步青雲，並在1984年至1985年受到蘇聯廣大幹部群眾的擁護上台。但是，他在中央工作的七年裡沒有突出的政績。這一點，連他自己也承認。在1985年3月10日契爾年科去世的那個晚上，戈爾巴喬夫就對妻子說過：“你很明白，我到這裡來是希望和相信能幹一番事業，但眼下辦成的事情卻不多。”大家擁護戈爾巴喬夫上台，與其說是對他的青睞，不如說是對勃列日涅夫時代老人政治的怨恨。他的上台類似於“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所以，戈爾巴喬夫上台伊始，比任何人都急切地想做出顯著的政績。畢竟，之前七年的工作沒幹好，可以推說有老同志們的阻撓。如果現在的工作又干不好，難不成要把責任推到改革運動的戰友身上？
同理，利加喬夫也是背負着巨大壓力前行。第一，利加喬夫和戈爾巴喬夫一樣，是從老少邊窮地區（西伯利亞和高加索）調到中央工作的，蘇聯大部分幹部群眾幾乎沒關注過他們在那些“非主流”地區的政績。大家對他的了解僅限於安德羅波夫執政後的那幾年。第二，儘管利加喬夫在1984年底至1985年初抗擊雪災的工作中表現出卓越的領導能力，然而這種領導能力還不足以為他在黨內和國內樹立“二號人物”的權威，利加喬夫需要儘快建立新的功勳來提升自己的威信。第三，利加喬夫相對戈爾巴喬夫呈現出明顯的年齡劣勢。戈爾巴喬夫當上總書記時54歲，利加喬夫當上第二書記時已經64歲了。這種年紀如果幹不好工作，極有可能被反對者們以年齡和健康為藉口，迫使其退休。因而，利加喬夫着急建功的心理和戈爾巴喬夫一樣急切，甚至比新領袖更甚。
領袖人物在心情急躁的情況下容易出台錯誤的政策。無論是決策者戈爾巴喬夫還是推行者利加喬夫，都是極度渴望政績，寄希望於一蹴而就，馬到成功。所以，他們在制定和推行“反酗酒運動”時無所不用其極。而且，蘇聯領導人有急於求成、好大喜功的傳統。從列寧在內戰結束後繼續推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到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再到赫魯曉夫的“二十年建成共產主義”，全都是不顧人民承受能力，不顧歷史客觀規律，以偏執的“領袖思想”和蠻橫的長官意志，自以為出發點是高尚的、善意的，就可以不負責任地強制推行空想主義的政策。最後，接力棒傳到了戈爾巴喬夫這裡，再一次被“發揚光大”，管上了老百姓的酒杯。
戈爾巴喬夫、利加喬夫等人在蘇聯解體後都認識到了“反酗酒運動”的災難性後果。兩人對此都作了辯解。利加喬夫回憶“反酗酒運動”時寫道：“同酗酒鬥爭現象作鬥爭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減少了曠工和事故，顯著減少了病假補貼，換句話說，收到了顯著的物質效益。而成千上萬的被挽救的生命又如何計算呢…這是神聖的目標，甚至在達到這一目標的道路上，失敗的經驗也是有益的——避免以後重犯錯誤。如果說有人確實對人民有罪的話，那就是那些懷着政治目的徹底葬送了反酗酒鬥爭的人。”
說實話，我讀到利加喬夫回憶錄關於“反酗酒運動”的這幾段話時，有點似曾相識。“只要目標是正確的、神聖的，就可以犯上一些錯誤，不必太放在心上”好像在哪聽過。好像還聽過“我們不僅要算經濟賬，更要算政治賬”。某些高高在上的人曾經說過，經濟上損失再巨大也可以忽略不計，政治正確才是王道。想必利加喬夫多少也有點這種思維。
利加喬夫在蘇聯解體後寫出上述語句，讓我很無語。但我依然尊重他勇於承擔錯誤的精神。他在進行上述辯解之前多次寫下諸如“對此，我也完全不想推卸責任”和“這肯定是我的錯誤”等語句。認錯態度還算比較誠懇。相比之下，戈爾巴喬夫就有點不地道了。

關於酗酒現象，戈爾巴喬夫在蘇聯解體後有過一段精闢的分析，“普遍酗酒的原因何在呢?原因很多：千百萬群眾的生活條件很差，日子過得不夠順心，文化水平低下等等。還有許多人嗜酒成性是因為懷才不遇，無處宣泄滿腹的心事。壓抑的社會氛圍驅使意志薄弱的人們借酒‘澆滅’惘然若失的心情和身處艱難世道的恐懼。高官顯貴們縱慾無度沉湎醉鄉的事例也產生了惡劣的影響。”
戈爾巴喬夫對“反酗酒運動”的評價是：“這場禁酒運動的不良後果還是大大超過了它的優點。”對于禁酒政策造成惡果的責任問題，戈爾巴喬夫認為：“好吧，我應當表示歉疚：這次失敗的部分過錯在我身上。我不應當假手他人去執行所通過的決定。無論如何，在剛剛出現偏差的時候就應加以干預。”
戈爾巴喬夫只願意承擔“部分過錯”。他回憶道，“監督執行決定的任務當時交給了利加喬夫和索洛緬采夫。他們幹勁沖天地着手進行工作，直到把事情搞到荒謬的地步。先是要求地方各級黨的領導、各部部長和企業領導“超額完成”壓縮酒類生產的計劃，代之以檸檬汽水。隨後又對‘落後分子’進行嚴厲斥責，直到撤職和開除黨籍。還號召向那些“提前完成進度”的人看齊，甚至不惜付出給經濟造成巨大損失的代價。”
戈爾巴喬夫在解釋自己那“部分過錯”時說，“需要我處理的國內外事務堆積如山，忙得焦頭爛額，加之在某種程度上過分礙於情面，這些都妨礙了我對此事的處理。”
從戈爾巴喬夫在《真相與自白》中寫下的上述話語來看，在“反酗酒運動”中，他對利加喬夫等人有頗多責怪的情緒。那句“我不應當假手他人去執行所通過的決定…在剛剛出現偏差的時候就應加以干預”似乎在暗示，決策是沒錯的，錯在執行的人。這話聽上去又有點耳熟。
1988年9月，“反酗酒運動”結束，蘇聯進入一個更加混亂的時代。在後來那個更加混亂的時代裡，早年受安德羅波夫提拔，與戈爾巴喬夫共同發起的改革運動的蘇聯政治人物紛紛與領袖分道揚鑣，甚至反目成仇。幾乎沒有人察覺，“反酗酒運動”為這些曾經同甘共苦的戰友們埋下了日後反目的導火索。
“反酗酒運動”有三個主演，第一是決策者戈爾巴喬夫，第二是執行者利加喬夫，第三是反對者雷日科夫。戈爾巴喬夫想在上台初期就讓蘇聯社會發生一個積極而明顯的變化。他認為反酗酒的決策是正確的，交給他無比信任、對他又無比忠誠的利加喬夫。他需要利加喬夫怎樣做呢？當然是堅定不移地貫徹領袖制定的路線方針，達到工作目標。那樣一來，利加喬夫為自己樹立權威的同時，也能提升戈爾巴喬夫的政績。
如果政策沒有達到效果，領袖多半不會認為自己是錯的。這時，需要具體的執行人來背相應的黑鍋。利加喬夫背了嗎？他沒有，反而一條道走到黑，不斷加強反酗酒的力度和深度，讓國家越來越混亂，直到雷日科夫在1988年9月再一次站出來喊停。如果利加喬夫在1986年或1987年主動站出來跟領袖說，領袖您是對的，路線方針是我沒有執行好，應該換個同志來領導這項工作。那麼，戈爾巴喬夫就有台階下了。可利加喬夫沒有這樣做，因為，一旦承擔全部責任，他自己就沒台階下了，不光“第二書記”保不住，徹底退出政治舞台都有可能。利加喬夫選擇了最笨的辦法。民主化時期，利加喬夫公開宣布自己要承擔責任的同時，還拉上領袖，說禁酒決策是在戈爾巴喬夫主持下、政治局一致通過的決議。此話一出，他不倒霉，誰倒霉？
在“反酗酒運動”中，雷日科夫倒是最清醒的，可他偏偏又是最糊塗的。戈爾巴喬夫在四月全會上拿自己有限的權威做賭注，違背黨內傳統和組織原則，破格提升他為政治局委員。他可倒好，四月全會剛結束，就公開反對新領袖提出的第一項新政策。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的反對錯了，領袖會原諒你，因為你沒領袖水平高嘛；可如果你的反對對了，那領袖就沒面子了，因為你的水平居然比領袖還高。從戈爾巴喬夫的角度來說，不顧一切、排除萬難晉升自己的老戰友，老戰友卻如此反對他和他的政策，他的心裡能好受嗎？雷日科夫是搞經濟出身的技術官僚，對官場的把握水準相對較低。“反酗酒運動”不是他第一次對領袖做傻事，也不是最後一次，他的政治結局和利加喬夫一樣，狼狽收場。
“反酗酒運動”埋下了三位改革領導者日後不和的引線，這根引線特別長，連接着蘇聯政治經濟體制的各種沉疴痼疾，在後來的五六年裡一一引爆，斷送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也斷送了他和他的昔日戰友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