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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鹊：苏联是如何灭亡的？
苏联已经离开我们四分之一世纪了，现在的俄罗斯无论是从实力还是国家地位都和苏联不可同日而语，对于苏联的解体我们喜忧参半，喜的是北方的强邻已经没有了，中国地缘政治最大的威胁已经解除，忧的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苏联的解体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有人说是两强争霸的结束，美国独霸的开始，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苏联的解体代表二战秩序的结束和中国崛起的开始。我在《美国三篇》第三篇说过，苏联和美国是真正的盟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美国独霸不过是美国的镜中花水中月，苏联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霸权是建立在有美国这个强敌的基础上的，美国对于资本主义的霸权是建立在有苏联这个强敌基础上的，缺了一个他们的霸权都不会存在。随着苏联这个敌人的消失，支撑美国运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体系迅速崩塌，而在美国无法找到替代这种战时体制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走向末路。是不是这种现象有点熟悉呢？没错，大秦帝国也是这么灭亡的，当国家有强大的敌人（比如苏联，比如东方六国），国家依靠战时体制（贵族将自己的权力交给国家进行统筹）可以有效地维护国家的有效运行，但是当战争结束，战时体制无法继续进行时，国家没有找到可以代替战时体制的运行模式，出现了不知道该如何运行的迷茫。这种情况无论是大秦帝国还是美国都不肯下决心寻找一个新的经济运行模式，反而是乱搞一气，都走上了没有敌人也要制造敌人的再建战时体制的道路上来。大秦帝国发明了“亡秦者胡也”，美国发明了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两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操蛋理论，都发动了针对无辜者的不义之战，然后都没有坚持多少年就走到了亡国的边缘。说明啥？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总是惊人地相似。

一个国家如何建立，如何运行的方式就是制度，国家的建立，国家的架构就是政治制度，国家的运行就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如同骨骼，经济制度如同血肉，任何一个出问题都会造成国家的衰亡，同时两者不匹配也会造成巨大的问题而导致亡国。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主义是非常先进的制度，我个人认为说对了一半，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经济制度，他并不是政治制度，研究苏联的兴衰其实也和中国息息相关，但是中国毕竟不是苏联，两个国家有相似的地方，就是经济制度，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政治制度。

现在说起苏联的亡国，总是能够找到很多原因，什么腐败呀，什么阿富汗战争呀，什么盟友的背叛呀，或者说是索罗斯的货币战，但是这都是表面现象，如果从本质上说，苏联的亡国亡于自身制度的不匹配，或者说，苏联并不具备驾驭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先进的经济制度才导致亡国的。制度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非常精细，任何一点不适合，都会以社会发生巨大动荡和变革来给你提示，也就是苏联虽亡，但是苏联以自己的尸体告诉世界各国：以一种梦幻似的美好理念包装的意识形态在严谨苛刻的制度建设中都是一个肥皂泡，共产主义是，美国梦是，大同世界也是，如果不能顺应规律踏踏实实地进行制度的建设和升级，任何美好的未来都是镜中花水中月，看着挺美，却什么都不是。

简单论述一下苏联的情况，苏联的全名是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加盟，这个词很商品化嘛，现在中国遍地加盟店好吧，小肥羊、肯德基，麦当劳，4S店，还有现在正热火的庆丰包子，共和国也能加盟？对的，苏联就是一个加盟连锁店似的拼凑国家，也就是我随时可以加盟到苏联中，也随时可以退出加盟，重新回到独立的状态，这TM 还是国家吗？有这样的宪法，那么加盟的小国会如何选择？当然是有好处我才跟着苏联混，如果苏联遇到困难果断脱离加盟，不是吗？宪法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呀，我们加盟共和国独立天经地义呀，苏联倒了应该呀。就这样一种宽泛得要命的国家政治架构，他居然要搞一个需要将全部资源进行集中配置的公有制，这是把加盟小国当傻子哄吗？比如乌克兰吧，无论是农业还是军工这个高附加值的工业都很发达，但是因为在苏联里面，所以每年要拿出很多钱给苏联分配给比较穷和比较差的加盟共和国，这对于乌克兰真的公平吗？乌克兰不生气吗？肯定生气的啦，所以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也是闹得最凶的，很明显吗？我们乌克兰拼死拼活，最后得到那么多好处的并不是我们乌克兰，都让苏联拿去补贴小穷国了，凭什么呀。在苏联有一个强势领导人的时候，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不敢表示一下不满，因为苏联领导人真的会杀人，而且苏联开始的时候的确将大部分投资都给了乌克兰，也算是受益，但是当乌克兰的投资开始发挥效用，开始为苏联赚取巨大利润的时候，乌克兰的内心是不平衡的，肯定会竭尽全力将工农业的利润节流一部分在乌克兰内部，那么苏联用来进行全社会分配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少，随着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加盟共和国都在想方设法节流尽可能多的资源，尽量少地将资源交给苏联进行分配的时候，苏联的财政就不可避免地遇到问题。用来进行全社会分配的资源越来越少，加盟共和国们很容易就想到了苏联已经没有太大油水，跟着苏联混远不如自己混。这种离心力逼迫着苏联去拼命找钱，拼命去所有可能的地方掠夺资源，向东欧的盟国掠夺，想用打通阿富汗巴基斯坦一线的通道困住中国和阻挡能源通道来对中国和东亚的石油需求国（韩日和美军们）进行掠夺，反正能来钱的方法都要去试试，于是在妄图打通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个能源通道的时候陷入了苦战，最终折戟沉沙，寿终正寝。

苏联的经济制度是非常先进的，他对全社会的资源进行整合有效配置，可以将资源发挥到最大限度，但是这是建立在全社会无条件将资源拿到苏联进行整合配置的情况下。当他的政治制度并不能支持所有共和国无条件拿出资源让苏联进行整合配置的时候，国家就必然会步入僧多粥少的困境，大家都不想多付出，都想多捞取利益，都将苏联当成吸血的对象的时候，苏联本身的血被吸干之时，也就到了加盟共和国们脱离苏联之时。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全社会整体运作的公有制，但是苏联的政治制度却是私欲横行贵族分封体制，两者根本不匹配，出问题是必然，而不是偶然。对于苏联来说，因为拥有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这个名头，经济制度是不能改的，难道改政治制度吗？想得美呀，我用了六篇来论述政治制度，就是说明政治制度的改变是多么地艰难，任何一小步都是数百年的磨合与天文数字的生命铸就的，如果能那么好改的话，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个中国了。当经济制度因为要扛着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大旗而无法更改，政治制度又因为规律而改不了，那么苏联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又不匹配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苏联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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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推荐的这篇文章有它立论和论证的独到之处，属于意识形态和国际战略层面的思考和分析，也是当前比较流行一种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已经上升到哲学高度，尤其是信手拈来，就某个历史问题说古论今，联系一些看似毫无关联的史实和时政来解析历史事件，是具有相当难度的学术研讨。说实话，我做不到。因此，以我的水平很难客观评价这篇文章的对错高下。
不过，就具体史实和政治观点谈些个人意见，还是不怕见笑的。文章第四段关于苏联联邦体制的形成、运行和解体过程描述，有点偏离史实，至少是不严谨。苏联各加盟国的加入过程和政治地位，用加盟运营商作比喻是不准确的。尤其是以乌克兰为例，描写各加盟国地位，纯属脱离对历史事件的政治、经济因素影响条件的分析，仅凭主观臆断的猜想推理。这种做学问的态度是不严谨的，甚至是不科学的。更何况，是以脱离历史事实的主观臆断举例，以偏概全，无助于我们了解历史真相，探索历史发展规律。
苏联联邦体制的具体形成过程可查阅记述1917年至1945年的苏联历史相关书籍。受限于篇幅和个人能力，换作我来写作，怕是需要十万字以上。在我没有充分列举事实的前提下，我也不能说您推荐的文章的第四段严重脱离史实。
至于文中第五段关于苏联经济制度十分先进、政治制度十分腐朽乃至于腐朽到按照历史规律无法更改的观点，我不是很赞同。首先，纵观世界各国历史，市场经济始终要比计划经济优越，计划经济除了在战争时期能显示出先进性外，在和平时期始终起到的是限制市场活力，助推军备竞赛和滋生官僚资产阶级等负面作用。计划经济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长时期一定会带来经济衰退和商品短缺。
一个国家的效率高不高，主要看它的政府行政效率也就是政治效率高不高，而不应该看它的经济效率高不高。提升经济效率只能主要地依靠市场经济，尊重市场规律。只有全面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财富积累，进而提升人民的生活保障和受教育程度，从而助力实现政治民主和法制社会。
没有什么历史规律规定政治制度无法改良甚至不可救药。怕的不是困难多，而是没有信心，没有信仰，不负责任，只会盲从，在习惯跪视领袖之后打开国门，继续跪视外国人。

大家可能会问，戈尔巴乔夫执掌最高权力还不到两个月，就想在短期内解决前人一百多年都没有解决的酗酒问题，难道就没有人站出来阻止他的冒进思维？反对的人是有的，而且不是那些在旧时代反对过戈尔巴乔夫的老同志们，而是一贯坚定支持戈尔巴乔夫搞经济改革的雷日科夫同志。
与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等党务干部出身的领导们不同，雷日科夫早在1979年就参与规划苏联全局性的经济工作，1985年，他作为专职负责经济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对“反酗酒运动”可能造成的经济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搞“一刀切”，想当然地妄图以大规模削减酒精饮品生产来改变俄罗斯人数百年来的饮酒习惯，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政治局开会的时候，大部分委员都站在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一边，赞成对酒类制造业从原料种植到酒品生产乃至酒水进口采取强硬削减措施，并将其纳入1986年至1990年的五年计划工作中。大家一致同意，不仅要压缩甚至消灭伏特加等烈酒生产，还要关闭葡萄酒和啤酒生产企业。5月7日通过的决定规定，每年减少生产甜酒3亿升，葡萄酒2亿升，并从1988年开始全面停止水果酒生产。
一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指令各级经济管理机关严格贯彻新领袖关于“反酗酒运动”的一切指示，在酒类饮品制造业制定详细计划，限期停产。在首都莫斯科，一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下令关闭了大量的酒类饮品专卖销售点。
在全国各地，凡是与葡萄酒生产挂钩的葡萄园一律逐步缩小葡萄种植面积，直至关闭。据统计，在1985年至1988年，苏联葡萄业种植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一。葡萄酒厂和啤酒厂一样，分批次分阶段，一律“关停并转”。在外贸部，由于苏联无力生产而进口的啤酒生产设备不计外汇花费，一律就地封存，不再转运。
仅在1985年下半年，苏联销售酒类的数量就减少了55%，从之前的23.8万家降至年底的10.8万家。急剧减少的背后，显示着行政命令经济的荒谬之处。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央出了这种大干快上、好大喜功的政策，地方上立即跟风做出更加荒谬的决定。在俄联邦、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和中亚的一些加盟国，部分州和边疆区的领导人别出心裁，想出了所谓“禁酒区”的措施，在一定行政区域内完全禁止酒类销售。也就是说，“禁酒区”的老百姓如果想买酒招待客人，只能去隔壁区、隔壁市甚至是隔壁州去买。这种极端政策引起民众骂脏话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相比老百姓买酒困难，官方对公务饮酒也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几乎所有党政干部在公开场合都不敢饮酒。根据戈尔巴乔夫私人秘书博尔金的回忆，在1985年11月的十月革命纪念活动中，苏联官方只在招待宴会上摆放了矿泉水和果汁。外国使节们在向苏联领导人表示祝贺之后，便匆匆离去。或许是宴席比较冷清，不久之后，苏联政府在外事活动中恢复了酒类供应。
对待外国友人如此，苏联高层自己对待酒精又是怎样的呢？还以戈尔巴乔夫私人秘书博尔金的经历举例。1985年，他50岁。他的50岁生日在陪同首长出差的飞机中度过。当时，苏联第一夫人赖莎也在飞机上。第一夫人一直反对丈夫及其同事们制定的禁酒政策。当她得知丈夫的秘书今天生日时，立即命令服务人员端来一瓶格鲁吉亚产的穆库扎尼葡萄酒。并建议大家一起为他过生日。戈尔巴乔夫没有反对，举起酒杯和博尔金碰了杯，然后抿一小口意思了一下。博尔金认为领袖多少有点尴尬，毕竟，他的行为亲手违反了他制定的政策。
要知道，那可是领袖的专机，居然公然置备葡萄酒，这不是特权么？当时的飞机上还有戈尔巴乔夫的头号智囊雅科夫列夫和新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拉祖莫夫斯基等人，他们也都喝了酒，而且没有反对和拘束。这就说明，苏共制定的禁酒政策也有严于待人、宽于律己的一面。毕竟，干部特权没有完全废除。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公开场合经常表示自己会继续推动反特权和反腐败工作。但他在反对特权和腐败的问题上与安德罗波夫相去甚远。比如，1985年下半年，他号召全党禁酒，却在自己的专机上存酒。又比如，1985年下半年，他号召全党要继续严控楼台场馆建设，却下令克格勃为自己在黑海旁兴建“福罗斯别墅”。而这项耗资巨大的行宫工程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还没完全建完，反而在苏联解体之前的某三天成为他的囚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