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伊科夫升任中央书记的背后，是戈尔巴乔夫要在列宁格勒组建新的干部队伍。和列宁格勒一样，戈尔巴乔夫也想在莫斯科组建新的干部队伍。七月全会擢升叶利钦为中央书记，正是戈尔巴乔夫为更换莫斯科领导人作出的准备。
叶利钦全名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1931年2月出生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达里茨基区布特卡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据叶利钦本人回忆，他的父亲喜欢饮酒，脾气暴躁，对他的教育方式以棍棒、皮带为主，直至中学时期。好在母亲总是保护他。
斯大林时期，叶利钦的爷爷被划为富农阶级，只因他家有一头奶牛、一匹马和一间独立的房屋。而且，叶利钦的爷爷没有响应号召加入集体农庄。叶利钦的爷爷绝非好逸恶劳的剥削者，而是一位拥有多门手艺的劳动者，除了种地之外，还会做泥匠和木匠活，常常帮村里人砌炉灶。
三十年代，苏联人民的生活普遍清苦，叶利钦家也不例外。为了维持生计，叶利钦一家人很是勤快。父亲为了改善生活，去到邻近的彼尔姆州当了一名建筑工人。不久，叶利钦全家迁往那里的工棚中居住。工棚是一种简易的木质房屋，没有自来水供应。十几户人家集体居住，共用厨房和厕所。特点是夏天漏雨，冬天漏风。
叶利钦一家搬家后的生活依旧清苦，叶利钦的母亲经常帮人做裁缝。大家都穷，她也不收费，有时对方给一块面包或是别的小食品都很感激。在这种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叶利钦比较早熟，年仅6岁就学会照顾弟弟妹妹，并帮助母亲做简单的家务。再长大一些时，叶利钦就跟随母亲一起去集体农庄做农活，挣钱补贴家用。
彼尔姆州在卫国战争时期属于大后方，没有经受战火的侵袭。叶利钦相比同龄人，十分难得地按时接受了中小学教育。叶利钦天赋不错，经常逃课却总能考到高分。卫国战争爆发后，叶利钦的贪玩举动进一步升级，居然带着同学去军火库偷手榴弹玩。为此，他被手榴弹炸断两根手指，落下终生残疾。
战争期间，苏联反德思维浓厚，叶利钦经常和同学一起捉弄德语老师。对此，他懊悔终生。在对抗老师方面，叶利钦还有更出格的举动。七年级毕业大会时，叶利钦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上台发言，揭露班主任经常言语侮辱、体罚学生，伤害同学们的人格尊严。一番发言直接把毕业大会弄得中途停止。为此，学校剥夺了他的毕业证，还请了家长。叶利钦的爸爸照旧抽出皮带，遭遇了叶利钦的反抗，“你就到此结束吧，以后，我自己教育自己。”此话一出，叶利钦结束了自己挨打的历史。
对于失去的毕业证，叶利钦不服气，先后跑到区委和市委上访，据理力争，陈述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很快，上面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去学校调查叶利钦的班主任，发现情况属实，决定将其开除。叶利钦的人生第一次抗争取得了胜利。这是他对上级和体制的第一次抗争，这种抗争一直延续到四十多年后他推翻自己的上级和体制。
叶利钦最后还是获得了毕业证并正常升学。在后来的求学生涯中，叶利钦继续保持着优异的学习成绩，他的冒险性格也得到继续发扬。每逢暑假，他都会带领同学去大江大河和原始森林探险，带着地图去了很多从未去过的地方。既锻炼了胆识，也强健了体魄。
中学毕业后，叶利钦决定报考乌拉尔工学院建筑系。由于他的爷爷懂泥匠，父亲是建筑工人，他本人对建筑业很感兴趣。临考之前，叶利钦回家探望爷爷，并告诉老人自己对学业的想法。老人家听完对他说，“你给我盖一个带更衣室的小澡堂，不然就不让你考建筑学院。” 
叶利钦从未干过这么大的“工程”，却毫无退缩之意。他自己锯木头，自己打地基，终于赶在入学考试之前干成了。这么艰难的事情都干成了，考大学自然也不在话下。1951年夏天，叶利钦如愿考上乌拉尔工学院建筑系，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涯。

在大学，叶利钦当上体育部长，负责组织各种体育比赛。他本人的排球打的很好，成为市排球队队员，同时还在市第二排球队当教练。与热爱学习的戈尔巴乔夫的不同，叶利钦在大学时候把体育和旅游作为自己生活的主要内容，每天参加排球训练的时间保持在6小时，学习的时间常常安排在晚上。叶利钦经常和球队去全国各地比赛，虽然名次时好时坏，但外出比赛增长了他的见闻，使他有了周游全国的念头。
大学毕业前的一个暑假，叶利钦决定离开家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去富庶的苏联欧洲地区旅行。旅途中，他千方百计混入车站，晚上坐火车，白天游览城市，从乌拉尔地区一路西行至莫斯科，又北上列宁格勒，再从列宁格勒南下白俄罗斯、乌克兰，去了二十多个苏联大中城市。由于他没有介绍信，为了应付各地警察的盘查，他总说自己要去看外婆，外婆家就住在该城市的“列宁大街”。叶利钦很清楚，苏联几乎每座城市都有“列宁大街”。
一大圈旅途下来，叶利钦把自己的运动鞋鞋底都磨平了，运动裤磨的发亮，甚至还与人赌博，输掉了爷爷送给他的手表。旅程的最后一站是乌克兰的扎波罗热，叶利钦到那里时身无分文，偶遇一位想考大学的上尉。上尉听说他是大学生，便要他辅导自己功课。叶利钦的食宿终于有了保障。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上尉考上了理想中的大学，叶利钦也有了回家乡的火车票。
虽说叶利钦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体育和旅游中，但是，他的学业成绩一直很优异。不少老师都惊讶他的学习天赋。再开学时，叶利钦生了一场大病。由于长期运动过量和缺少睡眠，他的心脏出了问题。医生要求他多加休息，调理身心。他没听进去，稍有好转就投入紧张的训练和学习中去，好在病情没有进一步恶化。不过，叶利钦生命的最后结束，恰恰是因为心脏病。
1955年，叶利钦大学毕业，被分配在家乡的乌拉尔重型管道建筑联合公司。按惯例，大学毕业生可以直接当工长管理工人。叶利钦拒绝了对他的工长任命，和普通工人一样上班，经常主动加班，在工作中学习各种生产技艺，先后学会了采石、混泥土、细木、玻璃、抹灰、油漆等12门专业技术，甚至学会了开大型装卸车。1956年，自信掌握所有基础工艺的叶利钦找到领导说：“你们现在可以任命我当工长了。”
当上工长后，叶利钦下决心要为国家减少材料损耗和虚假工资支出，提升经济效率。他推行的全新管理办法遭到本部门那些吃惯大锅饭的国企工人和劳改犯们的质疑，认为他没事找事。更有甚者，一个劳改犯滚刀肉甚至拿着工斧威胁他。叶利钦使出一招狮吼功，大喝一声：“给我滚出去”，就把那人吓跑了。
叶利钦年纪轻轻就对国家这么忠心，还这样干劲十足、不惧危险。这么能干的同志很快得到了上级肯定，被迅速提拔为工段长，不久又当上第13局总工程师，正式进入干部序列。在总工程师任上，脾气急躁的叶利钦常常因为工作与脾气同样急躁的局长西特尼科夫争吵。两人争吵的时候往往不顾场合，外出乘车时吵，在办公室也吵，在工地上也吵。以至于西特尼科夫想对叶利钦采取组织措施，甚至将叶利钦告上法庭。叶利钦不甘示弱，直接去市委找第二书记申诉。与此同时，法院的审判也否决了对叶利钦的控诉。就这样，两人关系一直不好，直到1961年，叶利钦调到市建筑局当局长。
升任市建筑局局长的同一年，叶利钦入党。入党之时，发生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由于前任贪杯懒政，市建筑局主抓的寄宿制学校的施工严重滞后工期。叶利钦走马上任之时毫无按时完成的希望。市委对此事非常恼火，直接不分青红皂白给了叶利钦一个为期一年的处分。在局长任上，叶利钦经常同时接到州、市、区不同级别和部门的会议通知。他十分厌恶文山会海现象，总是根据自己认为的会议重要性和必要性选择参加哪些会议，派副职代为参加其他会议。有一次，居然连州委第一书记主持的会议都不参加。很快，叶利钦被免去了局长职务，去到一家负责居民住房的建筑联合公司当总工程师，接着升任主任。那一年，他32岁。

叶利钦执掌的这家建筑企业全名叫“家庭建筑联合体”，是一家有数千人规模的超级建筑企业。叶利钦在这里当了五年领导。1968年，叶利钦被任命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建设部部长，时年37岁，又过了七年，被任命为分管建筑业的州委书记。
叶利钦任职州委书记的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被派到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组织的短期培训班。他不知道，接下来有个巨大的好运砸向他。当时，苏共刚刚开完二十五大，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里亚博夫被调到莫斯科担任中央书记，州委第一书记职务出现空缺。
里亚博夫向中央推荐叶利钦接替自己在州里的领导职务。勃列日涅夫尊重部下的意见，授意中央书记处对叶利钦进行谈话。最后，依旧是由总书记亲自与叶利钦谈话。叶利钦由分管组织工作的卡皮托诺夫和自己的老领导里亚博夫陪同去见领袖。
按照苏共组织人事工作惯例，第一书记职务一般由第二书记（常务副书记）继任。由于叶利钦不是第二书记，所以，勃列日涅夫当着叶利钦的面向卡皮托诺夫打趣：“就是他想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掌权？”卡皮托诺夫回答：“不是的，他还不了解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叶利钦确实不知道上面要任命他为州委第一书记。领袖以玩笑话开场，与这位新的诸侯聊了起来，告诉了叶利钦政治局关于他的任命。叶利钦答道：“如果你们信任我，我将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
就这样，年仅45岁的叶利钦当上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由于该州为苏联俄罗斯联邦四大工业基地之一，这个职务的政治意义相当于我国的辽宁省委书记。叶利钦在这里长大，又在这里上大学，还在这里工作多年，对这里的情况很是熟悉。叶利钦走马上任后，从州委班子到基层机构，更换了一大批干部。他经常下基层视察，与干部群众交流座谈，在民间营造了良好的口碑。
1977年，叶利钦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央听了克格勃的意见，也就是勃列日涅夫听了安德罗波夫的进言，要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拆除沙皇故居。十月革命后，沙皇及皇室成员被苏维埃政权流放至乌拉尔地区，居住在伊帕季耶夫房屋（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1918年，包括沙皇在内的全体皇室成员在该房屋被契卡秘密处决。从此，伊帕季耶夫房屋被当作“革命圣地”供民众和外宾参观。西方国家长期抨击此事，指责苏联政府践踏人权。
1975年8月1日，苏联与欧美国家签订《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承认人权观念带有普世价值。这时，克里姆林宫意识到对沙皇家族灭门违背人权，对民众和外宾开放是自扇耳光。于是，1975年8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下令给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要求以城市改造为理由，拆除伊帕季耶夫房屋，毁灭这一段肮脏历史的证据。命令遭到州党委的坚决抵制。1976年12月，叶利钦担任新的州委第一书记。1977年夏天，政治局再次下令，责成叶利钦拆毁伊帕季耶夫房屋。
叶利钦没有扛住中央的压力，执行了拆除决定。在拆除工作中，叶利钦展现出专业的建筑学家本领，仅用三天时间就完成了拆除工作。拆除工作在绝密状态下进行。为预防被人发现，叶利钦指挥人员由里往外拆，先拆除马路上看不到的部分，最后一天晚上拆除沿街的围墙，并迅速铺上水泥。当地民众对此行为十分不齿，纷纷调侃道，“像变魔术一样一夜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拆毁伊帕季耶夫房屋成为叶利钦从政道路上的第一个政治污点，也成为他仕途继续前进的垫脚石。原党委对于中央的命令抵制了一年多，新的州委第一书记叶利钦上任不到半年就完成了中央交办的任务，使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牢牢记住了这位干劲十足的青年干部。四年后，叶利钦在苏共二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又过了两年，他被安德罗波夫看中，萌生了调他到首都工作的念头。

处理完沙皇故居的拆除，叶利钦开始忙州里的正事。由于叶利钦升任州委第一书记属于破格提拔，叶利钦想了很多办法来巩固个人权威。除了大规模更换州内干部，叶利钦努力与当地驻军乌拉尔军区的将军们、克格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局长以及州内检察机关的领导搞好关系。据叶利钦本人回忆，他在州委第一书记任上积极抵制对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崇拜以及对国内形势的掩耳盗铃，但是，由于他和这些部门的领导关系相当好，他本人的相关出格言论从未通过克格勃和检察院传到莫斯科。这样一来，他有了足够的底气来开展手头的工作。
叶利钦首先决定实施“棚户区改造”，也就是拆除州内自列宁时期以来陆续搭建的简易工棚，让忍受了五六十年风吹雨打日子的工人们有机会乔迁新居。“棚户区改造”大约需要200万平方米的新住房，按照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建设能力，每年恰好只能建200万平方米。可是，州内还有其他机关单位和企业的公民们也迫切需要新住房。叶利钦大笔一挥，搞了个“一刀切”，停止州内所有单位的住房分配计划，将新房全部供给从工棚中迁出的人们。
苏式计划经济有一个特点——不太注重民生领域的投入，在住房建设方面也是一样。在苏联，除了党政军高层领导干部，大多数普通干部和民众都忍受着低劣、拥挤的住房条件，排队几年甚至十几年，翘首以盼政府规划和建设新住房。大家都知道，叶利钦在工棚中长大， 他的“一刀切”政策有厚此薄彼之嫌，伤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关于他的举报信陆续流向莫斯科。
为此，叶利钦被召到莫斯科，接受组织谈话。负责谈话的是时任政治局委员、负责重工业的中央书记基里连科。基里连科上调中央之前，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当了七年的第一书记，有很多老部下和老熟人，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悉。叶利钦对基里连科坦诚直言，解释了自己的理由，希望领导能理解他的决定，宽限他一年。基里连科表示同意。
作为苏联的主要工业大州之一，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们对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党委总体一贯支持，相对比较放权。不仅基里连科是这样，勃列日涅夫也是这样。叶利钦想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首府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建造地铁。照例，这一类的工程需要中央批准。叶利钦直接打电话请示勃列日涅夫，领袖随即召他到莫斯科面谈。见面时，为制定相关文件，勃列日涅夫对叶利钦说：“你口授，我写。”领袖对叶利钦表示出极大信任。
当然，克里姆林宫再好说话，也受不了叶利钦接二连三地要钱要物要政策。地铁的事情刚定下来，叶利钦又想在州内建设完备的公路网。州里经过计划筹备，预计公路建设需要投入3.5亿卢布。州里拿不出这么多钱，叶利钦就去问中央要。这一次，他被拒绝了。叶利钦毫不气馁，下令州委和各市委、区委自筹材料、资金和劳动力，分段包干，把工作任务具体落实到人。整个工程采取“倒计时”工作制度，不管工作是否完成，都要按期举行“竣工典礼”——各级领导共同组成一个车队，去各市、区验收竣工，到时 候，如果出现哪位干部负责的路段没修好，就自己下车，原地反省。
叶利钦的独断专行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可谁也不敢站出来反对。大家都是既要帽子又要面子的人，谁都不敢招惹这位州委第一书记。事实上，工程建设的目标确实超出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竣工典礼”上，还真有一些干部被赶下车。州内不少干部群众私下议论开：叶利钦同志不近人情，做事太过……
任职州委第一书记的九年里，叶利钦给同事和部下留下了为人严苛，做事不择手段的印象。事实上，叶利钦对中央的领导也是不太放在眼里的。接下来，以他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举例。
1976年至1978年，戈尔巴乔夫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叶利钦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这俩行政区一个是农业区，一个是工业区，双方的经济存在“互补条件”。当时，戈尔巴乔夫在扩建矿水城，需要很多运输和建筑业材料；叶利钦也面临着工业人口持续增长带来的粮食压力。鉴于中央给的总是不够，双方私下搞起了“经济交换”。为施展抱负，造福民众，两人共同违背了组织原则，却建立了良好的私交。后来，戈尔巴乔夫升官了，两人关系也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