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伊科夫升任中央書記的背後，是戈爾巴喬夫要在列寧格勒組建新的幹部隊伍。和列寧格勒一樣，戈爾巴喬夫也想在莫斯科組建新的幹部隊伍。七月全會擢升葉利欽為中央書記，正是戈爾巴喬夫為更換莫斯科領導人作出的準備。
葉利欽全名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葉利欽，1931年2月出生於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達里茨基區布特卡村的一個農民家庭。據葉利欽本人回憶，他的父親喜歡飲酒，脾氣暴躁，對他的教育方式以棍棒、皮帶為主，直至中學時期。好在母親總是保護他。
斯大林時期，葉利欽的爺爺被劃為富農階級，只因他家有一頭奶牛、一匹馬和一間獨立的房屋。而且，葉利欽的爺爺沒有響應號召加入集體農莊。葉利欽的爺爺絕非好逸惡勞的剝削者，而是一位擁有多門手藝的勞動者，除了種地之外，還會做泥匠和木匠活，常常幫村里人砌爐灶。
三十年代，蘇聯人民的生活普遍清苦，葉利欽家也不例外。為了維持生計，葉利欽一家人很是勤快。父親為了改善生活，去到鄰近的彼爾姆州當了一名建築工人。不久，葉利欽全家遷往那裡的工棚中居住。工棚是一種簡易的木質房屋，沒有自來水供應。十幾戶人家集體居住，共用廚房和廁所。特點是夏天漏雨，冬天漏風。
葉利欽一家搬家後的生活依舊清苦，葉利欽的母親經常幫人做裁縫。大家都窮，她也不收費，有時對方給一塊麵包或是別的小食品都很感激。在這種艱苦的生活條件下，葉利欽比較早熟，年僅6歲就學會照顧弟弟妹妹，並幫助母親做簡單的家務。再長大一些時，葉利欽就跟隨母親一起去集體農莊做農活，掙錢補貼家用。
彼爾姆州在衛國戰爭時期屬於大後方，沒有經受戰火的侵襲。葉利欽相比同齡人，十分難得地按時接受了中小學教育。葉利欽天賦不錯，經常逃課卻總能考到高分。衛國戰爭爆發後，葉利欽的貪玩舉動進一步升級，居然帶着同學去軍火庫偷手榴彈玩。為此，他被手榴彈炸斷兩根手指，落下終生殘疾。
戰爭期間，蘇聯反德思維濃厚，葉利欽經常和同學一起捉弄德語老師。對此，他懊悔終生。在對抗老師方面，葉利欽還有更出格的舉動。七年級畢業大會時，葉利欽作為優秀畢業生代表上台發言，揭露班主任經常言語侮辱、體罰學生，傷害同學們的人格尊嚴。一番發言直接把畢業大會弄得中途停止。為此，學校剝奪了他的畢業證，還請了家長。葉利欽的爸爸照舊抽出皮帶，遭遇了葉利欽的反抗，“你就到此結束吧，以後，我自己教育自己。”此話一出，葉利欽結束了自己挨打的歷史。
對於失去的畢業證，葉利欽不服氣，先後跑到區委和市委上訪，據理力爭，陳述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很快，上面成立了調查委員會，去學校調查葉利欽的班主任，發現情況屬實，決定將其開除。葉利欽的人生第一次抗爭取得了勝利。這是他對上級和體制的第一次抗爭，這種抗爭一直延續到四十多年後他推翻自己的上級和體制。
葉利欽最後還是獲得了畢業證並正常升學。在後來的求學生涯中，葉利欽繼續保持着優異的學習成績，他的冒險性格也得到繼續發揚。每逢暑假，他都會帶領同學去大江大河和原始森林探險，帶着地圖去了很多從未去過的地方。既鍛煉了膽識，也強健了體魄。
中學畢業後，葉利欽決定報考烏拉爾工學院建築系。由於他的爺爺懂泥匠，父親是建築工人，他本人對建築業很感興趣。臨考之前，葉利欽回家探望爺爺，並告訴老人自己對學業的想法。老人家聽完對他說，“你給我蓋一個帶更衣室的小澡堂，不然就不讓你考建築學院。” 
葉利欽從未幹過這麼大的“工程”，卻毫無退縮之意。他自己鋸木頭，自己打地基，終於趕在入學考試之前干成了。這麼艱難的事情都干成了，考大學自然也不在話下。1951年夏天，葉利欽如願考上烏拉爾工學院建築系，開始了自己的大學生涯。

在大學，葉利欽當上體育部長，負責組織各種體育比賽。他本人的排球打的很好，成為市排球隊隊員，同時還在市第二排球隊當教練。與熱愛學習的戈爾巴喬夫的不同，葉利欽在大學時候把體育和旅遊作為自己生活的主要內容，每天參加排球訓練的時間保持在6小時，學習的時間常常安排在晚上。葉利欽經常和球隊去全國各地比賽，雖然名次時好時壞，但外出比賽增長了他的見聞，使他有了週遊全國的念頭。
大學畢業前的一個暑假，葉利欽決定離開家鄉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去富庶的蘇聯歐洲地區旅行。旅途中，他千方百計混入車站，晚上坐火車，白天遊覽城市，從烏拉爾地區一路西行至莫斯科，又北上列寧格勒，再從列寧格勒南下白俄羅斯、烏克蘭，去了二十多個蘇聯大中城市。由於他沒有介紹信，為了應付各地警察的盤查，他總說自己要去看外婆，外婆家就住在該城市的“列寧大街”。葉利欽很清楚，蘇聯幾乎每座城市都有“列寧大街”。
一大圈旅途下來，葉利欽把自己的運動鞋鞋底都磨平了，運動褲磨的發亮，甚至還與人賭博，輸掉了爺爺送給他的手錶。旅程的最後一站是烏克蘭的扎波羅熱，葉利欽到那裡時身無分文，偶遇一位想考大學的上尉。上尉聽說他是大學生，便要他輔導自己功課。葉利欽的食宿終於有了保障。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上尉考上了理想中的大學，葉利欽也有了回家鄉的火車票。
雖說葉利欽把大量的時間投入到體育和旅遊中，但是，他的學業成績一直很優異。不少老師都驚訝他的學習天賦。再開學時，葉利欽生了一場大病。由於長期運動過量和缺少睡眠，他的心臟出了問題。醫生要求他多加休息，調理身心。他沒聽進去，稍有好轉就投入緊張的訓練和學習中去，好在病情沒有進一步惡化。不過，葉利欽生命的最後結束，恰恰是因為心臟病。
1955年，葉利欽大學畢業，被分配在家鄉的烏拉爾重型管道建築聯合公司。按慣例，大學畢業生可以直接當工長管理工人。葉利欽拒絕了對他的工長任命，和普通工人一樣上班，經常主動加班，在工作中學習各種生產技藝，先後學會了採石、混泥土、細木、玻璃、抹灰、油漆等12門專業技術，甚至學會了開大型裝卸車。1956年，自信掌握所有基礎工藝的葉利欽找到領導說：“你們現在可以任命我當工長了。”
當上工長後，葉利欽下決心要為國家減少材料損耗和虛假工資支出，提升經濟效率。他推行的全新管理辦法遭到本部門那些吃慣大鍋飯的國企工人和勞改犯們的質疑，認為他沒事找事。更有甚者，一個勞改犯滾刀肉甚至拿着工斧威脅他。葉利欽使出一招獅吼功，大喝一聲：“給我滾出去”，就把那人嚇跑了。
葉利欽年紀輕輕就對國家這麼忠心，還這樣幹勁十足、不懼危險。這麼能幹的同志很快得到了上級肯定，被迅速提拔為工段長，不久又當上第13局總工程師，正式進入幹部序列。在總工程師任上，脾氣急躁的葉利欽常常因為工作與脾氣同樣急躁的局長西特尼科夫爭吵。兩人爭吵的時候往往不顧場合，外出乘車時吵，在辦公室也吵，在工地上也吵。以至於西特尼科夫想對葉利欽採取組織措施，甚至將葉利欽告上法庭。葉利欽不甘示弱，直接去市委找第二書記申訴。與此同時，法院的審判也否決了對葉利欽的控訴。就這樣，兩人關係一直不好，直到1961年，葉利欽調到市建築局當局長。
升任市建築局局長的同一年，葉利欽入黨。入黨之時，發生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由於前任貪杯懶政，市建築局主抓的寄宿制學校的施工嚴重滯後工期。葉利欽走馬上任之時毫無按時完成的希望。市委對此事非常惱火，直接不分青紅皂白給了葉利欽一個為期一年的處分。在局長任上，葉利欽經常同時接到州、市、區不同級別和部門的會議通知。他十分厭惡文山會海現象，總是根據自己認為的會議重要性和必要性選擇參加哪些會議，派副職代為參加其他會議。有一次，居然連州委第一書記主持的會議都不參加。很快，葉利欽被免去了局長職務，去到一家負責居民住房的建築聯合公司當總工程師，接着升任主任。那一年，他32歲。

葉利欽執掌的這家建築企業全名叫“家庭建築聯合體”，是一家有數千人規模的超級建築企業。葉利欽在這裡當了五年領導。1968年，葉利欽被任命為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建設部部長，時年37歲，又過了七年，被任命為分管建築業的州委書記。
葉利欽任職州委書記的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被派到莫斯科參加蘇共中央社會科學院組織的短期培訓班。他不知道，接下來有個巨大的好運砸向他。當時，蘇共剛剛開完二十五大，原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州委第一書記里亞博夫被調到莫斯科擔任中央書記，州委第一書記職務出現空缺。
里亞博夫向中央推薦葉利欽接替自己在州里的領導職務。勃列日涅夫尊重部下的意見，授意中央書記處對葉利欽進行談話。最後，依舊是由總書記親自與葉利欽談話。葉利欽由分管組織工作的卡皮托諾夫和自己的老領導里亞博夫陪同去見領袖。
按照蘇共組織人事工作慣例，第一書記職務一般由第二書記（常務副書記）繼任。由於葉利欽不是第二書記，所以，勃列日涅夫當着葉利欽的面向卡皮托諾夫打趣：“就是他想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掌權？”卡皮托諾夫回答：“不是的，他還不了解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呢。”葉利欽確實不知道上面要任命他為州委第一書記。領袖以玩笑話開場，與這位新的諸侯聊了起來，告訴了葉利欽政治局關於他的任命。葉利欽答道：“如果你們信任我，我將全力以赴地進行工作。”
就這樣，年僅45歲的葉利欽當上了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州委第一書記。由於該州為蘇聯俄羅斯聯邦四大工業基地之一，這個職務的政治意義相當於我國的遼寧省委書記。葉利欽在這裡長大，又在這裡上大學，還在這裡工作多年，對這裡的情況很是熟悉。葉利欽走馬上任後，從州委班子到基層機構，更換了一大批幹部。他經常下基層視察，與幹部群眾交流座談，在民間營造了良好的口碑。
1977年，葉利欽遇到一個棘手的問題。中央聽了克格勃的意見，也就是勃列日涅夫聽了安德羅波夫的進言，要求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拆除沙皇故居。十月革命後，沙皇及皇室成員被蘇維埃政權流放至烏拉爾地區，居住在伊帕季耶夫房屋（位於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1918年，包括沙皇在內的全體皇室成員在該房屋被契卡秘密處決。從此，伊帕季耶夫房屋被當作“革命聖地”供民眾和外賓參觀。西方國家長期抨擊此事，指責蘇聯政府踐踏人權。
1975年8月1日，蘇聯與歐美國家簽訂《赫爾辛基最後文件》，承認人權觀念帶有普世價值。這時，克里姆林宮意識到對沙皇家族滅門違背人權，對民眾和外賓開放是自扇耳光。於是，1975年8月4日，蘇共中央政治局下令給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黨委，要求以城市改造為理由，拆除伊帕季耶夫房屋，毀滅這一段骯髒歷史的證據。命令遭到州黨委的堅決抵制。1976年12月，葉利欽擔任新的州委第一書記。1977年夏天，政治局再次下令，責成葉利欽拆毀伊帕季耶夫房屋。
葉利欽沒有扛住中央的壓力，執行了拆除決定。在拆除工作中，葉利欽展現出專業的建築學家本領，僅用三天時間就完成了拆除工作。拆除工作在絕密狀態下進行。為預防被人發現，葉利欽指揮人員由里往外拆，先拆除馬路上看不到的部分，最後一天晚上拆除沿街的圍牆，並迅速鋪上水泥。當地民眾對此行為十分不齒，紛紛調侃道，“像變魔術一樣一夜之間消失的無影無蹤”。
拆毀伊帕季耶夫房屋成為葉利欽從政道路上的第一個政治污點，也成為他仕途繼續前進的墊腳石。原黨委對於中央的命令抵制了一年多，新的州委第一書記葉利欽上任不到半年就完成了中央交辦的任務，使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羅波夫牢牢記住了這位幹勁十足的青年幹部。四年後，葉利欽在蘇共二十大上當選中央委員。又過了兩年，他被安德羅波夫看中，萌生了調他到首都工作的念頭。

處理完沙皇故居的拆除，葉利欽開始忙州里的正事。由於葉利欽升任州委第一書記屬於破格提拔，葉利欽想了很多辦法來鞏固個人權威。除了大規模更換州內幹部，葉利欽努力與當地駐軍烏拉爾軍區的將軍們、克格勃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局長以及州內檢察機關的領導搞好關係。據葉利欽本人回憶，他在州委第一書記任上積極抵制對勃列日涅夫的個人崇拜以及對國內形勢的掩耳盜鈴，但是，由於他和這些部門的領導關係相當好，他本人的相關出格言論從未通過克格勃和檢察院傳到莫斯科。這樣一來，他有了足夠的底氣來開展手頭的工作。
葉利欽首先決定實施“棚戶區改造”，也就是拆除州內自列寧時期以來陸續搭建的簡易工棚，讓忍受了五六十年風吹雨打日子的工人們有機會喬遷新居。“棚戶區改造”大約需要200萬平方米的新住房，按照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的建設能力，每年恰好只能建200萬平方米。可是，州內還有其他機關單位和企業的公民們也迫切需要新住房。葉利欽大筆一揮，搞了個“一刀切”，停止州內所有單位的住房分配計劃，將新房全部供給從工棚中遷出的人們。
蘇式計劃經濟有一個特點——不太注重民生領域的投入，在住房建設方面也是一樣。在蘇聯，除了黨政軍高層領導幹部，大多數普通幹部和民眾都忍受着低劣、擁擠的住房條件，排隊幾年甚至十幾年，翹首以盼政府規劃和建設新住房。大家都知道，葉利欽在工棚中長大， 他的“一刀切”政策有厚此薄彼之嫌，傷害了大多數人的利益。關於他的舉報信陸續流向莫斯科。
為此，葉利欽被召到莫斯科，接受組織談話。負責談話的是時任政治局委員、負責重工業的中央書記基里連科。基里連科上調中央之前，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當了七年的第一書記，有很多老部下和老熟人，對那裡的情況很熟悉。葉利欽對基里連科坦誠直言，解釋了自己的理由，希望領導能理解他的決定，寬限他一年。基里連科表示同意。
作為蘇聯的主要工業大州之一，克里姆林宮的領導們對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的黨委總體一貫支持，相對比較放權。不僅基里連科是這樣，勃列日涅夫也是這樣。葉利欽想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的首府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建造地鐵。照例，這一類的工程需要中央批准。葉利欽直接打電話請示勃列日涅夫，領袖隨即召他到莫斯科面談。見面時，為制定相關文件，勃列日涅夫對葉利欽說：“你口授，我寫。”領袖對葉利欽表示出極大信任。
當然，克里姆林宮再好說話，也受不了葉利欽接二連三地要錢要物要政策。地鐵的事情剛定下來，葉利欽又想在州內建設完備的公路網。州里經過計劃籌備，預計公路建設需要投入3.5億盧布。州里拿不出這麼多錢，葉利欽就去問中央要。這一次，他被拒絕了。葉利欽毫不氣餒，下令州委和各市委、區委自籌材料、資金和勞動力，分段包幹，把工作任務具體落實到人。整個工程採取“倒計時”工作制度，不管工作是否完成，都要按期舉行“竣工典禮”——各級領導共同組成一個車隊，去各市、區驗收竣工，到時 候，如果出現哪位幹部負責的路段沒修好，就自己下車，原地反省。
葉利欽的獨斷專行引起了大家的不滿，可誰也不敢站出來反對。大家都是既要帽子又要面子的人，誰都不敢招惹這位州委第一書記。事實上，工程建設的目標確實超出了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當時的生產力水平。“竣工典禮”上，還真有一些幹部被趕下車。州內不少幹部群眾私下議論開：葉利欽同志不近人情，做事太過……
任職州委第一書記的九年裡，葉利欽給同事和部下留下了為人嚴苛，做事不擇手段的印象。事實上，葉利欽對中央的領導也是不太放在眼裡的。接下來，以他和戈爾巴喬夫的關係舉例。
1976年至1978年，戈爾巴喬夫任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區委第一書記，葉利欽任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州委第一書記。這倆行政區一個是農業區，一個是工業區，雙方的經濟存在“互補條件”。當時，戈爾巴喬夫在擴建礦水城，需要很多運輸和建築業材料；葉利欽也面臨着工業人口持續增長帶來的糧食壓力。鑑於中央給的總是不夠，雙方私下搞起了“經濟交換”。為施展抱負，造福民眾，兩人共同違背了組織原則，卻建立了良好的私交。後來，戈爾巴喬夫升官了，兩人關係也發生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