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羅米柯被免去外交部長職務的消息不僅在蘇聯國內出人意料，連美國人也不敢相信，和美國政府從二戰開始唇槍舌劍、吵了42年的“不先生”就這樣退居二線了。葛羅米柯自1943年擔任蘇聯駐美國大使以來，歷任外交部副部長、部長，經歷了九任美國總統，14任美國國務卿，給美國人留下了無比強硬的個性印象。
“敵人”對他的印象且放一邊。客觀地說，葛羅米柯是斯大林體制培養出來的人，有那個時代蘇聯外交人員的典型特徵。關於他，我們不妨聽聽他十分欣賞又十分忌憚、打壓多年的老部下多勃雷寧的說話。
多勃雷寧給葛羅米柯當過幾個月的秘書，後來，又在他的直接領導下當了2年美國司司長和23年的駐美國大使，對葛羅米柯比較了解。蘇聯解體後，多勃雷寧寫了回憶錄《信賴》，在1985年的章節中，他寫道：
“就我個人的長期經驗而言，我能證明在他那嚴厲而冷峻的外表背後藏着一顆善良的心。他待人誠懇、工作勤奮，表現出了高超的專業能力。儘管他有各種缺點，但還是贏得了他的同事和外國對手門的尊敬。就他個人而言，葛羅米柯證明了他所處時代的政策的正確性，並在執行中表現了少有的堅韌、天才和技巧。他最優先的目標就是捍衛他認為是國家利益的東西，而首當其衝的是捍衛我們在那場打敗納粹德國的殘酷戰爭中所取得的勝利果實。作為斯大林的門徒，雖然他是一個誠實而正派的人，但他不太重視外交政策中如人權這樣的倫理問題。他不相信這樣的抽象命題在政策上或在影響早日與西方達成基本協議的可能性上會成為重要因素。”
“他在談判中不屈不撓而又呆板的作風具有傳奇性。即使手中有經政治局批準的讓步方案，他也得等到他的對手要中止談判離席而去時才妥協。有時他的這一做法實在過分，以至於太缺乏靈活性，使其在最後的分析中來不及表示他的決心而造成談判失敗。他在與基辛格和萬斯談判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條約時平空失去了幾次達成協議的機會。儘管如此，在政治局中，葛羅米柯不管是在常規武器或是核軍備方面都是裁軍談判的主要發起者。”
“葛羅米柯並未支持過不必要的和危險的對抗，特別是與美國的對抗，他與戰爭，特別是核戰爭威脅進行了不懈的鬥爭。但這並沒有妨礙他成為出色的蘇聯冷戰鬥士，特別是在他認為我們的利益遭受到威脅時。他是對黨負責的黨員，忠實捍衛共產主義思想，並相信其最終會取得勝利。所有這些都深深地紮根在他的思想里和行動的準則中。然而，當世界的新發展和迅速變革要求新的認識時，他逐漸變成了他多年負責的蘇聯外交的障礙。他後來終於明白了這一點，在內心深處十分痛苦，但他知道他已經無法改變自己了。”
蘇聯有老部下在老領導逝世或下台後將其鞭撻抨擊的傳統，諸如赫魯曉夫於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於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於勃列日涅夫。多勃雷寧能夠這樣“一分為二”地評價老領導葛羅米柯，已是十分難得。儘管，老領導把他摁在一個位置上幹了23年，都沒有提拔他。
葛羅米柯的時代遠去了，蘇聯的外交政策將走向何方？接下來就要看戈爾巴喬夫和謝瓦爾德納澤了。據戈爾巴喬夫回憶，1985年6月底，也就是葛羅米柯被免去外長職務前夕，他與葛羅米柯進行了一場關於繼任者的談話：
“他打算從外交人員中選拔人擔任這一職務，介紹了科爾尼延科（時任蘇聯外交部副部長）的情況，提到當時的駐法大使沃龍佐夫隨即又自己否定了。他也提到了多勃雷寧，儘管他並不賞識其人，顯然他明白，此人在許多方面並不比他遜色，相反，也許還要勝過他。當我問葛羅米柯‘您覺得謝瓦爾德納澤怎麼樣’的時候，他最初的反應幾乎是大吃一驚，似乎誰都可以，卻怎麼也沒想到這個人。不過短短數秒鐘之內他便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緒，開始議論起來，反覆斟酌‘贊成還是反對’。‘我看出來了，您不想要謝瓦爾德納澤，’我說，‘沒關係，咱們想想看誰更合適。’當即聽見他說：‘不不，我知道，這是您經過慎重考慮的意見’。”
就這樣，謝瓦爾德納澤被選去接手葛羅米柯的職務。

蘇共中央七月全會和7月2日的最高蘇維埃會議結束後，戈爾巴喬夫繼續在國內視察。7月10日，戈爾巴喬夫抵達明斯克，召集白俄羅斯軍區高級將領訓話，稱“不要指望會增加資源”。7月11日，戈爾巴喬夫在明斯克召見白俄羅斯共產黨中央領導人，宣講四月全會精神，為改革吶喊。在白俄羅斯這個蘇聯第三大的加盟共和國，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方針再次得到當地幹部群眾的支持。
戈爾巴喬夫回憶道，“最初的這幾次出行表明，只靠宣傳鼓動部們或我的戰友們去解釋改革政策是不行的。無論時間多麼難於安排，也應當繼續直接同人民群眾交往，親眼去看看正在發生一些什麼事情，大小官員處於一種什麼狀態。我並未浪費時間，立即着手準備前往東西伯利亞。”
在繼續新的國內視察之前，戈爾巴喬夫繼續推動了蘇聯的“外交新思維”。1985年7月31日至8月1日，是美蘇等國簽訂《赫爾辛基最後文件》十周年的紀念日，簽約各國紛紛派出外長到赫爾辛基舉行紀念活動。新上任的蘇聯外交部長謝瓦爾德納澤邀請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陪同前往。
7月29日，戈爾巴喬夫突然對外宣布，從1985年8月6日開始，蘇聯停止核試驗。這一消息讓西方國家有些措手不及。謝瓦爾德納澤第一次登上國際外交舞台，領袖的表態有利於他在國際交流中爭取有利地位，畢竟，手頭有了“乾貨”。誰曾想，美國人依然沒給他好臉色。美國國務卿舒爾茨在赫爾辛基發表了關於蘇聯人權問題的談話，令謝瓦爾德納澤很難接受。
根據多勃雷寧的回憶，“舒爾茨和謝瓦爾德納澤沒能在造成兩國分歧的問題上取得任何進展，但會談氣氛顯然比類似與葛羅米柯的會晤要友好得多。謝瓦爾德納澤欣賞舒爾茨的專業水平和與他的個人關係。”
根據謝瓦爾德納澤的秘書馬馬拉則的日記顯示，謝瓦爾德納澤在與各國外長（包括美國國務卿）的會晤中，始終保持着微笑。即使是面對不友好的美國國務卿的舒爾茨，謝瓦爾德納澤也是談吐幽默，令人耳目一新。
在會談剛開始時，針對舒爾茨提出的人權問題，謝瓦爾德納澤說道：“您為什麼把人權問題放在第三等的次要位置？好，讓我們每一次會晤先從討論人權問題開始。”
而在會談即將結束時，謝瓦爾德納澤謙虛地表達自己沒有外交工作經驗，意味深長地說：“在你們一方，舒爾茨先生，有經驗，而在我們一方有真理。”
儘管兩國外長在赫爾辛基的會談毫無進展，但是謝瓦爾德納澤的善意姿態和早前戈爾巴喬夫宣布禁止新的核試驗讓美國政府看到了蘇聯政府追求世界和平和改善與美國外交關係的誠意。多勃雷寧回到美國後，繼續和美國政要溝通，力求儘快就即將在1985年11月舉行的最高級首腦會談的各項準備工作達成一致。
布置好外交工作之後，戈爾巴喬夫帶着多爾吉赫、葉利欽、巴伊巴科夫、天然氣工業部長切爾諾梅爾金等人前往西伯利亞，視察當地的油氣田生產和居民生活。“9月4日…抵達秋明州。考察從石油首府下瓦爾托夫斯克開始。隨後直達位於北極圈附近的烏連戈伊，那裡正在開展天然氣開採和輸送的大規模工作。在蘇爾古特，還去了電站和小區的建築工地。”
戈爾巴喬夫回憶錄中出現的這些地方，都是蘇聯的石油、天然氣生產中心，它們普遍的特徵是人民生活水平極端落後，生活環境極端惡劣。生態破壞、資源浪費和生產落後的問題遍布各地。據戈爾巴喬夫回憶，“石油的深加工程度在這裡僅為58％，而世界水平將近80％。”
帶着一肚子煩惱，戈爾巴喬夫離開了西伯利亞，又去往哈薩克共和國視察。哈薩克共和國既是蘇聯一個重要的糧食產業基地，又是一個重要的國防工業基地，還是勃列日涅夫當年親自領導過的共和國。1985年在此掌權的是政治局委員、哈薩克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庫納耶夫。不久，戈爾巴喬夫將免去他的職務，從而拉開蘇聯民族問題大爆發的序幕。

西伯利亞和哈薩克之行給戈爾巴喬夫製造了深刻的危機感，考察西伯利亞的石油天然氣工業基地的生產生活情況和哈薩克的農業與軍事工業期間，戈爾巴喬夫“與哈薩克斯坦、西伯利亞、烏拉爾的代表們商討如何實現糧食綱要的問題。這個綱要已經通過三年，農產品產量全面增加，虧損企業減少，農民開始得到更多的機械，修建了更多的道路和住宅，可是糧食供應情況實際上卻並未改善。出路在何處?此事還得取決於經濟的總體狀況。當務之急則是必須確定一個民用部門與軍用部門的合理比例。”
從哈薩克返回莫斯科後，戈爾巴喬夫決定整頓國民經濟，更換部長會議主席。1985年9月，戈爾巴喬夫召見吉洪諾夫談話，希望他主動退休。吉洪諾夫表示準備“在很有意義的新形勢下再工作一段時間”。戈爾巴喬夫“客客氣氣地駁回了這個建議，主要強調未來的改革十分艱難，必須照顧為國家效力多年的老同志們的身體，使他明白應當退休養老了”。
1985年9月27日，戈爾巴喬夫宣布了吉洪諾夫的退休申請，任命自己的老戰友、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兼中央經濟部部長雷日科夫繼任。對雷日科夫來說，這是他一生最貴重又最沉重的生日禮物，根據他本人回憶，“次日, 報紙刊發了由葛羅米柯簽發的對我的任命。這是一份特別的生日禮物: 28 日, 我恰好滿56 歲。”
在當時的蘇聯高層，很多人認為政治局委員、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主席沃羅特尼科夫是安德羅波夫生前選定的新部長會議主席人選。安德羅波夫親自任命他擔任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主席，在一年之內先後推薦他由中央委員晉升政治局候補委員，再晉升政治局委員，可謂破格提拔加火箭提拔。
沃羅特尼科夫有三個優點，一是年輕。沃羅特尼科夫當上中央委員時45歲，當上政治局委員時57歲，1985年才59歲，在當時的政治局中屬於年輕幹部；二是工作履歷全面。他是搞國防工業出生的幹部，當過四年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主持過全局性的經濟工作，當過三年蘇聯駐古巴大使，有外交和國際共運方面的豐富經驗，當了一年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區委第一書記後，又當了兩年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主席；三是善於應付複雜局面。阿富汗戰爭頭幾年，他在古巴作為勃列日涅夫與卡斯特羅的聯絡人，多次成功營造“外交和平攻勢”，後來，又在巨貪梅杜諾夫為禍十年的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迅速穩定人心、扭轉局面。
相比之下，雷日科夫僅屬於經濟領域的“專才”，履歷太單一。沃羅特尼科夫豐富而全面的工作經歷不僅遠超雷日科夫，還勝過了戈爾巴喬夫。此外，就私人關係來說，雷日科夫早在安德羅波夫時期就和戈爾巴喬夫並肩戰鬥，在安德羅波夫的指示下輔佐戈爾巴喬夫探索經濟改革之路。儘管雷日科夫在1985年夏季那幾個月堅決反對“反酗酒運動”，但這時的戈爾巴喬夫顯然把這一分歧作為同志間的內部矛盾處理。他倆和利加喬夫等人依然團結在改革的大旗下前行。
蘇聯解體後，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也不否認自己“公私兼顧”：“沃羅特尼科夫在擔任俄羅斯聯邦政府首腦職務時表現不錯，具有領導工作多方面的豐富經驗。他處理問題時善於斟酌權衡各種意見，有一種深思熟慮、不動聲色的風度。但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沒有自己的中央委員會，所以政府首腦便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這個事實說明需要讓沃羅特尼科夫留任原職。雷日科夫得以中選當然不僅是由於這個原因。早在安德羅波夫在位時我便同他進行過富有成效的合作，我們看待經濟形勢的觀點和極需對其進行根本性改造的想法，在許多地方都很接近。我們的政治立場也不謀而合…雷日科夫是我改革事業中最初的戰友，當時我們步調一致地共同行動，所以無論後來發生了些什麼事情，我都會為這份友情對他一直心懷感激。”
雷日科夫走馬上任後，開始大刀闊斧的搞改革。在後來的日子裡，他的改革思路與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思路逐漸分道揚鑣，直至兩人在1991年1月徹底反目。

1985年9月27日這一天，戈爾巴喬夫不僅任命了雷日科夫擔任新的部長會議主席，還發起了新的外交和平攻勢。他通過外交部向美國提出兩項建議：一是削減蘇聯一半的遠程核導彈（可以打到美國的），換取美國停止“星球大戰計劃”；二是建議與美國就歐洲中程導彈問題進行談判，並表示蘇聯願意首先限制本國SS-20導彈的生產和部署。除了兩項建議之外，戈爾巴喬夫還宣布“歐洲有權等待美國作出友善的反應”。
戈爾巴喬夫的如意算盤是：主動對西方釋放善意，以自己的妥協將美國逼入被動的境地，順帶挑撥美國與其西歐盟國的關係。新領袖對敵人陣營的矛盾看的很清楚，他決定從與美國關係相對疏遠的法國入手。10月2日至5日，戈爾巴喬夫對法國進行了為期四天的訪問。 
在該國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戈爾巴喬夫繼續煽動歐洲的“獨立”，他說：“我們和你們生活在這個歐洲…無論怎麼說，歐洲人並不欠缺智慧…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家園，雖然在出入這個家園時，有人走這個門，有人走那個門。我們在這個家園裡必須合作，必須建立交流。”
在與法國總統密特朗的會談中，戈爾巴喬夫得到了積極的回應。總統說：“為什麼不能設想可以逐步地走上一條更為廣袤的歐洲政策之路呢?”
戈爾巴喬夫的裁軍呼籲和法國之行使他和蘇聯在國際社會占據了有利地位，國際輿論看到戈爾巴喬夫即將作出蘇聯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讓步，普遍予以好評。相反，美國政府陷入被動，進退兩難——讓步吧，等於做了蘇聯的應聲蟲，不讓步吧，又背上了破壞和平的名聲。難吶！
10月4日，白宮發言人表示美國政府不會對戈爾巴喬夫的“建議”作出反應。10月5日，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宣布美國政府不會和蘇聯談判戰略武器防禦計劃。面對美國政府的冷臉，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拜訪美國國務卿舒爾茨，打探美國政府的真實意圖，後者表示“對此不予公開評論”。
美國政府表面的冷漠之下，是高層政治人物的普遍焦慮。他們一致認為，蘇聯的新領導人不簡單，非常擅長煽動和掌控國際輿論，面對這位新對手，美國政府必須儘快想好應對措施。由於國務卿和國防部長都把話說的很滿，最後只好由副總統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小布什總統的父親）出場。
10月9日，布什副總統找到多勃雷寧，進行了一次坦率的談話，表達了改善與蘇聯關係和與戈爾巴喬夫建立私人關係的良好願望。10月10日，國務卿舒爾茨告知多勃雷寧，願意在近期訪問莫斯科，為即將在11月舉行的最高級首腦會談做一些溝通和準備工作。
11月4日，舒爾茨訪問莫斯科，與戈爾巴喬夫展開會談。他以談哲學的風格向戈爾巴喬夫說了一大堆外交原則性的話，極力避開戈爾巴喬夫提出的一系列裁軍話題。在談話即將結束時，又老生常談蘇聯人權問題，同樣被戈爾巴喬夫巧妙地迴避了。
舒爾茨回國後，向里根總統做了匯報。里根總統還是不甘心在戈爾巴喬夫出人預料的外交手腕面前退讓，而且，已經74歲的里根沒有精力和年僅54歲的戈爾巴喬夫去糾纏國際外交的具體細節問題。里根總統甚至反對與戈爾巴喬夫舉行聯合記者招待會，以防被能說會道的戈爾巴喬夫搶去風頭。總統的同事和幕僚們建議總統只和對方談原則性的問題。
對於11月即將舉行的最高級首腦會談，美國領導層比較慌，蘇聯領導層也好不到哪去。蘇聯人對這位強硬反蘇，動輒言論攻擊蘇聯的美國總統心裡沒底，擔心對方會將會談演變成爭吵。多勃雷寧收到國內準備的會談備忘錄後發現，“它一開始就承認不能期望以達成協議來解決蘇美之間的主要分歧”。
雙方就這樣共同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迎來了1979年以來停滯六年的最高級首腦會談。11月18日，兩國首腦會談在日內瓦如期舉行。出人意料地是，兩國首腦的每次閉門會談都超過了原定時間表。雙方隨行人員普遍猜測，倆領袖談的挺投機啊。他們不知道的是，幾乎每一次會談都伴隨着嚴重的爭論與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