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底，蘇聯國防部下令調整遠東各軍區兵力部署，向邊境移動。3月初，若幹部隊進入蒙古，準備舉行軍事演習。令莫斯科意外的是，自己的演習還沒展開，中國政府就在3月5日宣布取勝，並明確開始從越南撤軍。蘇聯比較疑惑中國的戰略意圖，仍然按原定計劃繼續軍事演習。到了3月16日，中國軍隊撤入本國國境。蘇聯軍隊亦在隨後不久紛紛回到原駐地。
中越戰爭期間，蘇美兩國進行了新一輪密切接觸。由於中國軍隊在鄧小平結束訪美行程11天后攻入越南，勃列日涅夫懷疑中國進攻越南得到美國支持，至少是默許。他在與卡特總統進行“熱線”電話交談時表達了自己的疑慮。此後，卡特總統多次通過各種官方和非官方的渠道向蘇聯表達他的保證：第一，美國沒有與中國簽署任何秘密協定；第二，美國不知道中國領導人會在訪問美國過去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進攻越南；第三，美國政府和包括蘇聯在內的大多數國家一樣，在戰爭爆發後呼籲中國撤軍。
有了美國總統的保證，加上中國軍隊迅速撤軍，客觀上使蘇美兩國關係出現了轉機。從3月到5月，勃列日涅夫與卡特的熱線電話比以往明顯頻繁起來，多勃雷寧大使也多次與美國國務卿萬斯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展開會談。其中，多勃雷寧與萬斯前後共舉行20餘次私下會晤，主要商討削減戰略武器問題。
當然，1979年3月中越戰爭結束後，蘇聯不僅注視着美國，還注視着中國。4月3日，中國政府終於就是否延續條約表態。外交部長黃華向蘇聯駐華大使遞交照會，告知中國政府已經決定不再延長條約期限。照會中提出建議，兩國政府可舉行新的會談以改善兩國關係，並根據談判結果簽訂相應文件。4月17日，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召見中國駐蘇大使，遞交外交復照，表示蘇聯願意舉行談判，請中方儘快告知談判題目與目標。5月5日，中國將未來談判的具體建議遞交蘇方，主要內容包括：確定兩國關係的準則；消除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障礙；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發展貿易、科技、文化等領域的交流；根據談判的結果簽訂相應文件。6月4日，蘇聯亦提出自己的建議，將談判級別定為副部長級或政府特命全權代表。最後雙方就當年下半年舉行兩國關係會談形成共識。
相比中蘇談判，蘇聯與美國的談判先行一步取得進展。1979年5月9日，卡特總統認可了國務卿賴斯與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共同擬定的新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條約。多勃雷寧取得了成功，新的條約草案基本上重申了1974年海參崴協議規定的限額，而沒有按照卡特最初要求的那樣進行較大修改。緊接着，多勃雷寧又和美國政府高層談妥了最高級首腦會談的地點。雙方選在了奧地利首都維也納。
5月23日，多勃雷寧和布熱津斯基談妥了最高級會談的議事日程，會期定為6月15日至18日。兩人為兩國領導人作了相對輕鬆的安排：兩國領導人在6月15日抵達，16日開始正式會談，每天僅進行2小時左右的會談就結束，6月18日上午舉行3小時的會談以及《第二階段戰略武器限制條約》簽字儀式，隨後便結束會談，以避免為維也納會談召開記者招待會。
6月11日，雙方議定維也納會談參會人員名單。蘇聯方面是勃列日涅夫、葛羅米柯、烏斯季諾夫和契爾年科。美國方面是總統卡特、國務卿萬斯、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國防部長布朗和參謀長聯繫會議主席戴維?瓊斯將軍。
6月15日至16日，蘇美兩國領導人會談十分順利。卡特沒有提任何人權要求，也沒有說非洲的事。勃列日涅夫更是照本宣科，絲毫不提可能引起兩國不愉快的話題。由於勃列日涅夫此時已經有一定程度的語言障礙，秘書和翻譯人員為他提供了多手材料準備發言，但領袖還是會偶爾搞不清楚哪些需要念，哪些應對不時之需。還好，頭兩天的會談發言比較順利。目睹這股子順利勁，卡特總統臨時起意，想和勃列日涅夫談談禁止分導式多彈頭導彈的組裝和歐洲大陸中程導彈問題。卡特擔心在正式會談時提出會被勃列日涅夫斷然拒絕，於是選擇在17日和勃列日涅夫同乘電梯時遞給他一張寫有相關裁軍建議的小卡片。
當天晚上，勃列日涅夫召集烏斯季諾夫、葛羅米柯和契爾年科等人討論“卡特的卡片”，烏斯季諾夫表示強烈反對，契爾年科隨聲附和，葛羅米柯建議對於卡特這種“非正式建議”沒必要立即表態，可以放一放，回國再研究。勃列日涅夫傾向葛羅米柯的意見，將卡片束之高閣。
6月18日，勃列日涅夫和卡特正式簽署《關於限制戰略性進攻武器條約》，亦稱《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作為條約的補充文件，雙方還簽署了《美蘇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議定書》、《關於今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原則和基本指導方針的聯合聲明》、《關於美蘇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的商定的聲明和共同諒解》，以及蘇方提出的《蘇聯關於‘逆火’式轟炸機的聲明》。
根據多勃雷寧的回憶，雙方領導人在維也納簽訂的條約及附件“第一次同意在具體數量水平上削減武器及其替代物和改進物”，“也同意遵守規定詳盡的核實安排，這是對蘇聯傳統思維方式的重大突破，因為蘇聯過去根本不對任何核實措施加以考慮”。“兩國領導人也在諸如巡航導彈和逆火式轟炸機（每年生產限制在30架）等有爭議的問題上相互讓步，並同意導彈試驗發射不得加密，以便一方能夠對另一方進行檢測。”
可是，看上去挺好的條約最終還是沒被美國國會批准。原因嘛，國會裡面反對卡特總統和反蘇的勢力十分強勁。他們找盡一切理由阻止條約通過，諸如蘇聯在古巴駐軍問題和歐洲大陸中程導彈問題等等，最後，他們找到了一個最有力的反對理由——蘇聯入侵阿富汗。

@atwarls 2015-12-01 22:13:40
為什麼沒了，好幾天沒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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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修改上半部的內容，這個禮拜應該能結束，下禮拜爭取開始下半部（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更新。

1985年3月11日，蘇共中央非常全會選舉戈爾巴喬夫擔任新的總書記。依照慣例，新的總書記要對中央委員會發表就職講話。戈爾巴喬夫首先來了一段“維護穩定”、承前啟後的發言：“蘇共二十六大（1981年由勃列日涅夫主持的蘇共代表大會）及其以後幾次中央全會上所指定的戰略方針過去和現在都不變…這是加快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和完善各個社會生活方面的方針”
接着，新領袖提出了自己新的政策構想：“足以保障加速的途徑只能是將國民經濟轉移到集約化發展的軌道上來，短期內使科學技術處於最先進的地位，勞動生產率達到世界最高水平。為此必須堅持改善經濟機制和整個管理體系。”談到經濟任務時，他指出“要更加重視社會政策，完善和發展民主，培養社會意識”。在外交政策方面，他聲明繼續奉行和平與進步的方針，“我們希望停止而不是繼續軍備競賽，因此建議制止擴大核儲備；停止進一步擴充導彈；我們希望切實地大規模地削減現存軍備，而不是建立更加新式的武器系統。”
最後，戈爾巴喬夫表明了自己的決心：“我將全力以赴去忠實地為我黨、為我國人民、為列寧的偉大事業服務。”講話結束後，戈爾巴喬夫召集所有在場中央委員出迎前來莫斯科弔唁的各國領導人，共同出席契爾年科的葬禮。在葬禮上，當着近百位各國領導人和兄弟黨領袖的面，戈爾巴喬夫要求與“講排場、說空話、妄自尊大和不負責任的現象作鬥爭，同一切違背社會主義生活準則的現象作鬥爭”。此言一出，讓國內國際各界人士感到耳目一新。
3月12日，戈爾巴喬夫先後接見美國副總統布什、英國首相撒切爾、法國總統密特朗和西德總理科爾等人，言談舉止令西方同仁對蘇聯領導人有了全新的評價。在前來弔唁的各國兄弟黨領袖中，戈爾巴喬夫只接見了與蘇聯觀點不太一致的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納塔，引起蘇共中央國際部的波諾馬廖夫等人的強烈不滿。他們責怪新領袖怠慢了那些與蘇共關係“鐵”的東歐國家共產黨領導人。
戈爾巴喬夫自然不會在意這一類人的不滿情緒。他更關心的是政治局的權力力量對比。契爾年科逝世後，政治局共有10名委員，除了戈爾巴喬夫，分別是部長會議主席吉洪諾夫（80歲）、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格里申（71歲）、烏克蘭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謝爾比茨基（67歲）、哈薩克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庫納耶夫（73歲）、外交部長葛羅米柯（76歲）、負責重工業的中央書記羅曼諾夫（62歲）、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62歲）、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索洛緬采夫（72歲）、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主席沃羅特尼科夫（58歲）。
這其中，超過70歲的有5人，除了索洛緬采夫和沃羅特尼科夫，其他人都是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政治局委員，包括勃列日涅夫生前來不及提拔的阿利耶夫。戈爾巴喬夫對這些人並不放心，在後來很短的時間裡，就讓他們大部分人退休了。而戈爾巴喬夫最親近的利加喬夫和雷日科夫，此時連政治局候補委員都不是。
相比幹部老齡化問題，更讓戈爾巴喬夫鬧心的是蘇聯國內經濟形勢，尤其是那些事關國計民生的輕工業生產部門。在食品工業中，手工勞動占60%，勞動生產率比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平均水平要低2/3左右。1300餘家乾酪、奶類、黃油生產廠家，200餘家肉類生產工廠，103家罐頭廠和60家澱粉-果醬生產廠沒有淨化裝置。在1190萬個農產品儲藏倉庫中只有三分之一安裝了冷藏設備，只有19%安裝有通風設備。在製糖企業中只有20%的企業擁有倉庫。140家肉類聯合企業沒有冷凍庫。生產現代化機器的部門只能保證需求量的55%。
受這些因素影響，農業原料的損失比率達到30%。在採購和運輸過程中，牲畜的損失為10萬噸，土豆的損耗量為100萬噸，甜菜損耗量為150萬噸，魚類損耗量為100萬噸。此外，由於缺少必須的包裝材料，造成了大量鮮果及蔬菜的腐爛。
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僅俄羅斯聯邦境內就有約2億平方米的住房急需大修或拆除。大量的簡易住宅尚未拆除。自來水及排水設施的負荷已達到極限。還有300多座城市沒有自來水和排水設施。俄羅斯聯邦境內城市的街道與馬路接近一半沒有鋪設硬路面。
總之，在國防建設大踏步前進的同時，蘇聯民生領域的投入普遍短缺，極端落後。

讓大家久等，本帖的下半部已經正式開更。在遲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對上半部的內容進行了認真的核對和修改，增刪改的內容超過三分之一，不少歷史事件的寫作順序也作了調整，力求有朝一日出版後能更加連貫。
之前，有不少從事出版的朋友在天涯給我站內短信留言，最近兩天試着加他們QQ，不知為何沒有回應，也許是這種內容的成稿不被看好吧。大家如果有熟悉的出版界的朋友，不妨幫我引薦。人生第一次試着出書，萬事陌生，除了靜心寫作，不知如何着手。
回到一個老問題，許多朋友高看我的寫作能力，總是希望我能像網絡作家一樣每天更新，乃至進一步提升速度，我一直在努力。但難免有時會思路中斷，有時會寫作感覺迷失，有時工作和家事繁忙，敬請大家原諒。直到現在，我仍然有誠惶誠恐的感覺，每次發現新的參考書，都會找出其中與已寫內容相關的部分對照，就怕準備出版的上半部會出現與史實不符的內容，對不住讀者花的錢。
畢竟，誰寫的東西，誰就應該負責到底。

@安彥良和 2015-12-08 12:20:28
蘇聯倒台了，收益最大的還是中國，從此北邊少了一個強鄰，不用再受沙俄數百年的欺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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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方面的看法和您不太一樣，感覺普京上台了，俄羅斯在恢復狀態，他日若東山再起必是又一威脅，需要我們警惕。
倒是希望俄國永遠由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一類的人物掌權，永遠衰落下去。

@haplinder1130 2015-12-08 12:20:30
支持樓主 不過上半部分就用了一年半 下半部分應該超過兩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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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部分歷史事件相對緊湊，比上半部好寫一些，預計快的話半年，慢的話一年。如果有時間超出，大家多見諒咯！

國內形勢讓戈爾巴喬夫憂心忡忡，國際形勢也讓他頗為不安。1983年9月的庫頁島空難事件使蘇聯陷入千夫所指的境地，影響一直延續到1985年3月。北約自1983年開始的歐洲中程導彈部署計劃已接近完成，恢復了對蘇聯等華約國家的軍事戰略優勢。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大國經濟形勢相比七十年代全面好轉，與近乎停滯的蘇聯經濟形成鮮明對比。
美國方面，強硬反蘇的里根總統在1984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勝利，在美國人民的熱烈擁護下連任總統。在這背後，是“里根經濟學”取得的卓越政績。里根推行減少政府干預，擴大市場功能的全新經濟政策。美國經濟經歷1981年至1982年的短暫衰退後，從1983年開始高速增長。里根的減稅政策為國家創造了更高的稅收。美國公民就業率和工資水平實現了“雙增長”。持續十餘年的通貨膨脹得到遏制。1983年10月，美軍入侵格林納達，用速戰速決的方式推翻該國親蘇政權，以速勝展示出美軍最新的戰爭能力，一定程度扭轉了美國軍隊自越南戰爭以來的負面形象。
英國方面，同樣對蘇聯無比強硬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1983年的英國首相大選中同樣取得壓倒性勝利，在此之前的1982年，撒切爾夫人果斷與阿根廷開戰，從阿根廷手中奪回福克蘭群島的控制權，重振英國的大國地位。在國內，撒切爾夫人通過推行國企私有化、緊縮貨幣供應、削減社會福利和限制工會權力的政策，使英國經濟形勢果斷好轉，通貨膨脹率持續下降。
在東方，中國的綜合國力有了長足進步，突出表現在國民消費市場的空前繁榮，民眾衣食消費徹底告別短缺。從1981年至1985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從5%上升到15%，總體性的國民經濟困難成為歷史。1984年10月，中國再度舉行盛大國慶活動和閱兵式，間接表明財政狀況恢復好轉。國慶之後，中國軍方高層開始秘密醞釀“百萬大裁軍”，顯示出國防領域新的自信。
三個敵國的形勢都在向好發展，使蘇聯壓力倍增。蘇聯更加不願看到，三個本來充滿矛盾的國家居然在1984年維持了阿富汗戰爭以來的合作外交關係。美國和英國作為傳統盟國自不必說。1984年4月底，美國總統里根訪問中國，以示誠意修補受美國對台軍售問題影響的中美關係。1984年12月，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華，與中國領導人簽訂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宣布將在1997年向中國歸還香港。這兩件事對於1985年3月上台的戈爾巴喬夫來說，意味着三個國力正在迅猛發展的敵國仍然坐在同一陣營，仍然要在阿富汗和蘇聯繼續走上幾個回合。
說起阿富汗，戈爾巴喬夫更是頭疼。阿富汗起義軍的力量在五年的抗蘇戰爭中不斷壯大，得到的外國援助數量和質量雙雙提升，給蘇軍和阿富汗政府軍帶來沉重打擊。從1982年開始，蘇軍和阿富汗政府軍對國土和居民的控制力逐年下降，在數年戰事中僅能取得戰術勝利，無法從根本上扭轉整體戰略不利態勢。
以進攻潘傑希爾谷地的戰事為例。1982年5月，蘇軍和馬蘇德為期兩年的停戰協定到期，蘇軍協同阿富汗政府軍，再次進攻潘傑希爾谷地。蘇軍有如與幽靈作戰，馬蘇德的部隊飄忽不定，總是先以撤退給蘇軍勝利的錯覺，再尋機分割包圍蘇軍，消滅它的若幹部隊。蘇軍招架不住，被迫在1983年再次與馬蘇德和談。雙方邊打邊談，約定了一個持續到1984年4月的停戰期。到了1984年4月，蘇軍發動新的進攻，馬蘇德故技重施，每每金蟬脫殼而又捲土重來，伺機予以蘇軍重創。戰事持續到1985年，駐阿富汗蘇軍認識到，剿滅馬蘇德已無可能。
馬蘇德與其他起義軍不同，他沒有外國援助，主要依靠他的“潘傑希爾根據地”，依託當地民眾，獲取廣泛的兵源、財源和情報來源。另外，馬蘇德“取資於敵”，通過靈活襲擾蘇聯駐軍和交通線，獲得武器彈藥。除了馬蘇德，那些仰仗外國援助的各路起義軍也不是省油的燈，可謂“生命不息，戰鬥不止”。蘇軍在阿富汗總體占優勢，在各個戰場的兵力卻是捉襟見肘，往往顧此失彼，這邊還沒完全剿滅，那邊就出現新的“叛亂”。因而，蘇軍才會經常與起義軍進行局部性媾和，將兵力調往他處。
在疲於奔命的阿富汗戰事中，蘇軍傷亡逐年遞增。阿富汗戰爭的不利消息傳回國內，引起蘇聯官民的強烈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