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的政治局會議開了很長時間。4月29日，蘇共中央決定成立“政治局行動小組”，由雷日科夫領導，專職負責處理切爾諾貝利核事故。行動小組成立後立即作出第一個決定，採納臨時委員會負責人謝爾賓納的建議，由直升機從空中撒鉛，撲滅核電站反應堆的火災。雷日科夫下令將全國所有的鉛運往切爾諾貝利。據他本人回憶，“當時，我只一個電話，就讓全國所有運送鉛的貨車掉頭開往切爾諾貝利，動作十分迅速！對此沒有一個人敢提出質疑。”
5月1日，利加喬夫奉命加入政治局行動小組，利加喬夫提議和雷日科夫去切爾諾貝利事故現場走一趟，掌握現場情況。戈爾巴喬夫批准了利加喬夫的提議。當時，雷日科夫憧憬着戈爾巴喬夫能一起去，但他見領袖沒有主動說，也就沒好提。
5月2日，雷日科夫和利加喬夫抵達切爾諾貝利。下車伊始即召集會議、聽取匯報。會上，雷日科夫談了自己的觀點，寧可把問題想得嚴重些，也不要抱僥倖心理，可將預測的輻射範圍進一步擴大。他下令，將居民疏散範圍擴大至半徑30公里，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運輸力量將居民撤出，儘快制定安置方案。會後，烏克蘭共和國騰出數萬間住房，包括14000套新建住房，用於接收災區民眾。在5月上旬，共遷出民眾13.5萬人。
5月3日，切爾諾貝利事故臨時委員會負責人謝爾賓納病倒。醫生診斷他身上沾染了巨大的輻射劑量。和他一樣，還有數百名參與救災的幹部和各行各業工作人員受到核輻射。飛機不停地將這些奮不顧身的勇士運往莫斯科等大城市隔離治療。與此同時，數以千計的礦工、建築工人、電力工人、土壤改良家、物理學家和地質學家申請前往切爾諾貝利充當志願者。此外，以蘇軍總參謀部第一副部長瓦連尼科夫大將為代表的部隊官兵主動請纓，趕赴災區。
鑑於此，雷日科夫下令將救災工作機制改為輪流值班，並要求加強醫護力量和體檢頻度。儘管如此，尚未痊癒的謝爾賓納仍然重新回到工作崗位，在莫斯科為救災工作處理各種調度和協調事宜。5月5日開始，蘇聯在國際社會四處採購藥品，緊急送往切爾諾貝利。整個5月上旬，事故現場的滅火工作一刻也沒有停歇。直升機不斷空投鉛袋，終於在5月10日徹底撲滅了火災。
5月6日和5月9日，謝爾比納和臨時委員會成員先後兩次在莫斯科舉行記者招待會，向蘇聯民眾和國際社會通報救災工作。5月15日，沉默整整二十天的戈爾巴喬夫發表公開講話，說明已採取的各種措施，稱“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戈爾巴喬夫對受害者表示慰問，表揚參與消除事故惡果的工作人員，向國外所有關心災情並伸出援助之手的人們表示感謝。隨後，大量國際媒體赴烏克蘭採訪。部分媒體之前宣稱的基輔已經“空無人煙”、遇難的人“成千上萬”的言論不攻自破。
正當人們松下一口氣時，土壤部門的專家提出，要防止核輻射向地下滲透；水利部門的專家提出，要防止事故現場的核輻射污水流向周圍的河流湖泊；工程部門的專家提出，要創造條件安放輻射傳感器，建立永久使用的核輻射監測系統。雷日科夫從善如流，立即着手布置。
此後，礦工志願者奮戰了45 天, 挖出一條通向爆炸機組的坑道，在機組的地基下方又挖出很大一個空間, 準備往裡澆灌混凝土,，建造冷卻系統。5、6月間，水利部和軍方共同在切爾諾貝利周邊1500 平方公里範圍內修築了130 多條大大小小的堤壩，防止受輻射的污水流向普里皮亞季河和第聶伯河。
在此基礎上，事故現場建起了一座耗費40 萬立方米水泥、7000 噸鋼筋的龐大建築，取名為“石棺”，將輻射物隔離。技術人員在其中安裝了若幹個精確的輻射傳感器，傳感器於1986 年底正式投入使用。當然，為建設“石棺”，又有一大批工作人員受到核輻射。他們中間的許多人甚至比蘇聯先離開這個世界。
進入7月，救災總體工作基本結束，雷日科夫繼續處理後續工作。8月8日，雷日科夫和政治局委員、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再次前往切爾諾貝利，和有關專家一起，就核電站未遭破壞的一、二、三號機組何時開機運轉進行論證、研究，並為核電站工作人員選好新的城址，起名為“斯拉烏季奇”。隨後，兩人又到白俄羅斯共和國視察災後處置工作，包括災民安置情況。在此期間，540萬人進行了預防性體檢，50 多萬人作了永久性防治登記。
蘇聯解體後不久，獨立的烏克蘭下令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停工停產。
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處置工作就這樣結束了。接下來的問題是，這場災難對後來的蘇共政局和蘇聯國運以及我們的整個人類社會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呢？

在處理切爾諾貝利核事故近半年的時間裡，雷日科夫是最主要的領導者，代表最高領導層指揮救災。在那半年裡，雷日科夫的威望幾乎超越利加喬夫，成為國家的二號領袖。在他的指揮下，災情在半個月的時間裡被控制住，又歷經兩個多月的時間，完成了多項衍生災害的防護工作。單從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處置來看，雷日科夫的領導力和執行力都是非凡的。但是，對於一名部下來說，領導力再強必須有個界限，那就是不能功高震主。
1986年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的時候，戈爾巴喬夫與雷日科夫的關係就像二戰剛剛爆發時斯大林與莫洛托夫的關係。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軍入侵，蘇軍全線潰敗，損失慘重。不知為什麼，斯大林在戰爭剛爆發的那幾周時間裡沒有公開活動。戰爭爆發時，由政治局委員、人民委員會第一副主席（斯大林是主席）、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代表蘇聯政府發表公開講話，號召人民團結起來抵禦侵略者。直到11天后的7月3日，斯大林才發表公開講話。衛國戰爭期間，莫洛托夫與各國政要唇槍舌劍，在外交談判桌上為蘇聯奪取了很多戰場之外的東西，功勳卓著。
可是，戰爭剛一結束，莫洛托夫就被斯大林褫奪了權力，甚至連妻子的性命都沒保住。原因無他，莫洛托夫這時的國際國內威望太高了，和戰功卓越的朱可夫一樣功高震主，影響了權力平衡，領袖容不下他。1956年2月14日，赫魯曉夫向蘇共二十大作秘密報告，說起衛國戰爭，稱“在前線遭到沉重的挫折和失敗之後，斯大林曾經認為，一切都完結了”，“在這之後，斯大林實際上長時間沒有領導作戰，並停止做任何工作”，抨擊當年的斯大林驚慌失措，毫無領袖風範。
2011年6月23日，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轉載了美國著名雜誌《外交政策》發表的“蘇聯十大未解之謎”。排名第三的是切爾諾貝利事件——“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出事之後，戈爾巴喬夫為什麼沉默了幾周？事故是1986年4月26日發生的，到5月14日他仍然什麼也沒說”。這項質疑符合史實，戈爾巴喬夫直到5月15日才發表公開講話。這時，核事故的危險已降至最低，基本穩定。在此之前，雷日科夫輾轉於莫斯科、基輔、切爾諾貝利和白俄羅斯若干地方，一直在處理各種緊急情況。
和45年前一樣，當國家陷入巨大危險時，領袖失聲了；和45年前一樣，千鈞一髮之際，三號領袖挺身而出；和45年前一樣，事態有所穩定之後，領袖出現了；和45年前一樣，三號領袖在國家危難之時建立了威信。
建立威信的同時，雷日科夫在緊急情況下做出的若干舉動極易引起戈爾巴喬夫的猜忌。
第一，“夜調軍隊”。在蘇聯，除了最高領袖，任何領導幹部不能調動一兵一卒。4月27日凌晨，雷日科夫不請示、不匯報，直接打電話給總參謀長阿赫羅梅耶夫調兵，調的還是防化部隊和直升機部隊這樣的特種兵。而且，阿赫羅梅耶夫表現的特別聽從雷日科夫，在後半夜大家正熟睡的那幾個小時迅速調集所需部隊，在天亮時分抵達切爾諾貝利。雷日科夫在軍內下的命令如此暢通，好在調兵去救災，要是調兵去搞逼宮，戈爾巴喬夫就要冒冷汗了。
第二，“妨礙軍務”。1986年5月，正是戈爾巴喬夫在阿富汗實施新的戰略進攻的關鍵時刻。當時，蘇軍總參謀部負責阿富汗戰事的是第一副部長瓦連尼科夫大將。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發生之前，瓦連尼科夫大將頻繁往返於莫斯科與喀布爾，不僅忙於制定戰役規劃，還要協調駐阿蘇軍在本國國內的兵員、物資、裝備等一系列後勤事宜。當他聽到核事故後，立即請求前往切爾諾貝利指揮部隊救災。對此，蘇聯人評價道，“如果你愛這個國家，要麼就去切爾諾貝利呆兩天，要麼就去阿富汗呆兩年”。
瓦連尼科夫大將救災期間沾染了核輻射，然而，卻沒有得到好的歷史評價。蘇聯民主化時期，新聞媒體、知識分子、和平愛好者和民主人士抨擊瓦連尼科夫是阿富汗戰爭的劊子手和綁架國民經濟的軍國主義分子，還說切爾諾貝利事故就是以瓦連尼科夫為代表的軍方高級將領瘋狂發展核武器的惡果。
話說，在那個言論充分自由、沒有證據就可以胡說八道的年代，像瓦連尼科夫大將這樣被抨擊的人遠遠不止一位。問題在於，無論是在阿富汗，還是切爾諾貝利，他奉的都是最高統帥戈爾巴喬夫的命令。當他因此遭受抨擊之時，戈爾巴喬夫卻沒有站出來為他說話，這又是為什麼呢？

切爾諾貝利事故發生之前，戈爾巴喬夫對阿富汗的戰事抱有很大希望。1985年上台後，他本想在阿富汗戰爭中取得一些勝利，來為與美國的談判增添資本。誰曾想，1985年4月至9月夏秋兩季發動的大規模軍事行動以失敗告終。1986年2月，戈爾巴喬夫決心扶植納吉布拉上台，力圖扭轉戰局。納吉布拉不負厚望，果斷集中阿富汗政府軍展開進攻，開局打的相當不錯，4月19日拿下了蘇軍久攻不下的霍斯特城。霍斯特城離起義軍的巴基斯坦大本營白沙瓦市最近，居然都被攻下了。接下來，如果瓦連尼科夫大將繼續集中精力，把心思放在阿富汗，那麼蘇軍極有可能獲得新的勝利。
可是，僅僅一周之後，4月26日，切爾諾貝利發生核事故，瓦連尼科夫大將向最高統帥戈爾巴喬夫主動請纓去救災，領袖自然不好拒絕。正是在救災的那幾個月，蘇聯在阿富汗的戰局急轉直下。5月，阿富汗政府軍在帕克蒂亞省取得的勝利成為最後的輝煌。6月，蘇軍四面出擊，在北部的帕爾旺省、東部的拉格曼省、南部的坎大哈省和西部的赫拉特省同時展開攻勢，儘管令起義軍損失慘重，卻因兵力分散逐漸喪失主動權。7月，坎大哈市一度被起義軍攻下。進入8月就更加糟糕，赫拉特市失守，蘇軍和阿富汗政府軍的60多處據點被摧毀，更有甚者，納吉布拉的故鄉帕克蒂亞省卡拉姆地區失守，其本人的祖宅被燒毀。
短短三個月，蘇軍在阿富汗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優勢喪失殆盡，而且是從此以後永久性喪失。在這三個月裡，本該負責阿富汗戰事的瓦連尼科夫大將在哪裡？他在切爾諾貝利聽從雷日科夫的指揮，救災呢！那麼，領袖戈爾巴喬夫的指揮他難道不聽了嗎？交給他扭轉阿富汗戰局的任務他完成了嗎？沒有。那麼，誰應該對阿富汗的敗局負責？戈爾巴喬夫不可能去負責，納吉布拉也不可能去負責。所以，黑鍋落到了瓦連尼科夫身上。
根據蘇聯的傳統，從斯大林時期開始，有成就，功勞是領袖的；出了事，領袖絕不會承擔責任，倒霉的只能是具體做事的人。戈爾巴喬夫時期也不例外。瓦連尼科夫不是第一個被戈爾巴喬夫拋棄的人，當然，他也不是最後一個。
也許，這是瓦連尼科夫大將第一次忽略領袖戈爾巴喬夫的感受。五年後，他又一次忽略戈爾巴喬夫的感受。那一次，他錯的徹底，直接進了牢房。
雷日科夫做的第三件讓戈爾巴喬夫起疑心的事情是“觸碰禁忌”。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軍事工業被列為國家最高機密，具體內情只有勃列日涅夫本人和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等兩三位政治局委員清楚。其他人，包括第二書記和部長會議主席這樣的二、三號人物都不得過問。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力求改變軍備競賽對國民經濟的拖累，要求軍事工業要服從經濟大局。於是，軍事工業管理權破天荒地被轉移到部長會議，也就是歸屬雷日科夫管轄。
據雷日科夫回憶，1985年，“斯米爾諾夫——主管軍工綜合體的副主席——退休後，我請在國家計委工作的馬斯柳科夫就任這個職務，在國家計委他就是主抓這個問題的。於是，軍事工業綜合體開始逐步擺脫中央的嚴格控制。軍工委員會也開始成為部長會議名副其實的下屬機構。扎伊科夫也是功不可沒的，自從接替羅曼諾夫的職務以後，他與該委員會建立了密切的聯繫。”
所以，軍事工業領域的幹部們和專家們直接服從了雷日科夫的領導，直接參與救災。雷日科夫隨隨便便就把大批的核物理學家召喚到切爾諾貝利。換做勃列日涅夫時期，讓這些人聽從總理的調度，是不可想象的。雷日科夫的巨大能量足以震動戈爾巴喬夫。
戈爾巴喬夫把扎伊科夫從列寧格勒調到莫斯科難道是為了讓他聽從雷日科夫的指揮？戈爾巴喬夫要求國民經濟去軍事化難道是要雷日科夫大權獨攬？事實當然不是這樣。任何一個領袖都不會允許自己大權旁落，而且，事實很快就會證明，戈爾巴喬夫要防範雷日科夫坐大。僅僅一年之後，扎伊科夫被調離蘇聯國防工業最高領導崗位，同樣是在一年之後，戈爾巴喬夫不顧軍工綜合體的強力反對，在與美國的裁軍談判中大規模讓步，狠狠地削減了蘇聯的軍工生產。當時，很多人想不通，戈爾巴喬夫為什麼親自提拔扎伊科夫又迅速剝奪他的權力，為什麼剛上台時對美國那麼強硬，卻在1987年360度大轉彎，作出那麼大的讓步。不得不說，切爾諾貝利事件產生了一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