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全會還有一項重要的人事任命，更換蘇共中央總務部部長。 
在此之前，總務部部長由契爾年科的親信勃戈柳博夫擔任。根據利加喬夫的回憶，此人利用契爾年科對他的信任，公然濫用職權。“這個人傲慢，有野心，經常強調自己與其他部長不同，認為自己地位特殊，受到總書記賞識。”
1984年，勃戈柳博夫過70歲生日，有人向契爾年科提出，要表彰這位總務部部長的功勞。勃戈柳博夫表示，希望組織上授予他“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契爾年科出面後，勃戈柳博夫如願了。
後來，蘇共中央收到一些關於勃戈柳博夫的舉報信，稱其人在最高蘇維埃選舉期間違規乘坐了四次專機。隨後，蘇共中央對勃戈柳博夫展開調查，發現情況屬實，而且，勃戈柳博夫的博士論文造假，還偽造了參加衛國戰爭的履歷證明。此外，勃戈柳博夫利用職務便利，將自己的名字納入一個建設小組，沒有參加實際的規劃與工程施工，卻藉此獲取一次“列寧獎金”。
專案組查清相關事實後，勃戈柳博夫被開除出蘇共中央。七月全會選舉盧基揚諾夫為新的蘇共中央總務部部長。作為連接中央與地方的神經中樞核心領導崗位，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新一屆蘇共領導人必須把這個位置掌握在自己人手裡。
盧基揚諾夫全名阿納托利?伊萬諾維奇?盧基揚諾夫，1930年生於俄羅斯斯庫拉斯克，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法律系，法學博士。畢業後，盧基揚諾夫留校成為一名教授，1969年進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工作，1981年當選蘇共中央檢查委員會委員。安德羅波夫時期，盧基揚諾夫擔任蘇共中央總務部第一副部長。
盧基揚諾夫早在大學時期就和戈爾巴喬夫認識，兩人同在法律系，還是室友。盧基揚諾夫比戈爾巴喬夫大一歲，在大學時的官也比戈爾巴喬夫大。戈爾巴喬夫是法律系的團委副書記，負責法律系團委的意識形態工作。盧基揚諾夫是莫斯科大學的團委副書記，比戈爾巴喬夫的官階高出一級。
1978年，戈爾巴喬夫調入蘇共中央書記處擔任中央書記，不久當選最高蘇維埃一個委員會的主席。此時的盧基揚諾夫是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機關主任，兩人的工作關係再次發生交集。總的來說，在後來的十幾年裡，兩人的關係越來越近，直至蘇聯解體，終生反目。
1985年7月1日的蘇共中央全會結束後，蘇聯最高蘇維埃在7月2日召開會議，會議通過一項新的人事任命，宣布葛羅米柯專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由原格魯吉亞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謝瓦爾德納澤接替葛羅米柯的外交部長職務。

儘管格魯吉亞共和國的土地僅占蘇聯總面積的0.31%，但在七十多年的蘇聯歷史中，三位極其重要的政治人物都出生在格魯吉亞，每一位都改變了蘇聯歷史的進程。他們分別是斯大林、貝利亞和謝瓦爾德納澤。
謝瓦爾德納澤1928年出生于格魯吉亞西部一個州的農村。父親是一名中學老師，教授俄語和文學。由於父親的工資不高，家裡還要種植玉米、葡萄等農作物補貼生活。謝瓦爾德納澤10歲時開始勤工儉學，給公家當郵差，在一段12公里的道路上往返遞送報紙和書信。三十年代末，謝瓦爾德納澤的父親上了“大清洗”的黑名單。多虧父親以前的學生在內務部工作，及時提醒老師去逃亡，全家人最終得以保全，唯一受到損失的是少先隊員謝瓦爾德納澤同學被學校取消了參加少先隊夏令營活動的資格。
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謝瓦爾德納澤的哥哥在保衛布列斯特要塞的戰鬥中犧牲。全家人的政治立場再度得到肯定。幾年之後，謝瓦爾德納澤考上了第比利斯中等醫科技術學校，並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畢業後，擺在他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條是去醫學院深造，另一條是去團委工作。謝瓦爾德納澤選了後者。自此，謝瓦爾德納澤走上了仕途，走上了仕途的快車道。1948年，謝瓦爾德納澤入黨。第二年，組織上為了培養他，派他去共和國中央黨校學習。1951年，謝瓦爾德納澤在黨校畢業，被分配至共和國團中央工作。這一年，他23歲，前程似錦。也是在這一年，他遇上了人生的一次重大選擇。
這一年的年假，謝瓦爾德納澤在休假地邂逅了納努莉姑娘。這姑娘是一位中校軍官的女兒，然而，中校同志是“人民公敵”（相當於在我國建國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兩人接觸一段時間之後，納努莉遲遲不肯表態，怕影響謝瓦爾德納澤的前程。23歲就能進共和國團中央是多麼不容易啊。那時還是斯大林時代，談戀愛講究雙方的階級成分和政治立場。領導、同事、朋友都來勸謝瓦爾德納澤，勸他別和納努莉結婚，如果岳父大人是“人民公敵”，政治前途就完了。
謝瓦爾德納澤可不管那麼多，撇開政治前途不要，也要和納努莉結婚。在蘇聯，像他這樣的人還真不少。比如，和他一樣為了真愛寧可放棄政治前途的利加喬夫同志。
莎士比亞在《李爾王》中寫下過這樣的句子——愛情裡面要是攙雜了和它本身無關的算計，那就不是真的愛情。
莎翁都這麼說了，所以我相信謝瓦爾德納澤與納努莉是真愛。歷史也證明了他倆是真愛，無論是蘇聯時期還是蘇聯解體以後，政治對手們有攻擊謝瓦爾德納澤賣國的，也有攻擊他腐敗的，還有攻擊他操縱民主的，就是沒有攻擊他對家庭不忠的。
謝瓦爾德納澤與納努莉婚後不久，斯大林逝世。謝瓦爾德納澤憑着自己聰明能幹、精力充沛、善於言辭的優點，於1956年當上庫塔伊西市（格魯吉亞第二大城市）團委第一書記。這一年，他25歲。這一年，國家出了大事，共和國內部也出了大事。1956年2月，蘇共召開二十大。會議最後一天，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抨擊斯大林在位時的錯誤。
最初，克里姆林宮希望“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僅傳達到州一級的黨委班子。考慮到1956年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三周年，每年的這一天，在全國各地，尤其是在莫斯科和格魯吉亞，都會舉行紀念活動。只不過，莫斯科的紀念規模越來越小，格魯吉亞的規模越來越大。
斯大林逝世後的最初幾年，號召改革的人們尚不敢公開批判斯大林。不過，幾乎所有人都意識到不能再這樣下去了。莫斯科作為政治中心，只能漸進式消除斯大林的不良影響。斯大林是格魯吉亞族，斯大林的至高無上意味着整個格魯吉亞族高人一等，而斯大林的永垂不朽恰恰能滿足這個少數民族共和國的自豪感和虛榮心。
1956年3月5日之前，格魯吉亞共和國黨中央處於一種猶豫不決的狀態，既不敢像往年一樣大張旗鼓地紀念斯大林，又不敢完全禁止人民自發的紀念活動，只是對紀念活動作出了一些限制。僅僅這樣，還是激發了民間的反政府情緒。2月底至3月初，秘密報告的內容還是很快傳到了格魯吉亞。當格魯吉亞人民知道真正搞政治清洗的不是“亞戈達、葉若夫反革命集團”，而是偉大領袖本人時，他們坐不住了，他們要捍衛自己的民族英雄。
3月5日，格魯吉亞各主要城市發生大規模群眾遊行，走在最前的是大學生和中學生，他們要求黨委、蘇維埃和外高加索軍區等黨政軍機關恢復懸掛斯大林肖像，恢復往年高規格的紀念活動，動員共和國所有報紙和廣播大幅宣講斯大林的功績和生平。
共和國黨中央對群眾運動做出了讓步，答應了全部要求。
這個讓步導致了後續事件的升級。3月9日，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市的遊行群眾成立了“事務主席團”，開始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宣揚攻擊俄羅斯族和阿布哈茲族的言論，甚至提出要更換蘇聯領導人。當晚22時，“事務主席團”派人衝擊郵電大樓，企圖直接致電莫斯科要求不要觸動斯大林，甚至要求為貝利亞平反。
守衛郵電大樓的士兵忠於職守，扣留了衝擊人員。隨後，“事務主席團”煽動群眾用棍棒和石塊攻擊守衛官兵。士兵被迫開槍還擊。遊行群眾立即轉向，衝擊第比利斯警察局，企圖搶奪武器，沿途還繼續煽動民族情緒，聲稱“俄羅斯狗”屠殺格魯吉亞民眾。之後，軍隊開進第比利斯，通過武力終於把騷亂鎮壓下去。
蘇共中央沒有把這件事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也沒有批判該事件中的民族主義分離情緒，僅通過一份語氣溫和的《關于格魯吉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中的錯誤和失誤》的決議，要求當地黨組織深刻理解蘇共二十大決議，認清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實質。
當時，蘇共中央的改革方向是擴大地方政府自治權力，優待少數民族同胞。這樣的出發點是好的。然而蘇共中央沒有想到，對第比利斯事件的懷柔處理埋下了格魯吉亞共和國分離主義的種子。從這一刻起，莫斯科對格魯吉亞的向心力日趨衰落。

第比利斯事件期間，謝瓦爾德納澤在庫塔伊西市擔任團委第一書記。作為青年工作的領導者，他既沒有參與當地大中學生領導的遊行示威活動，也沒有發動共青團組織去批判他們。在他治下，庫塔伊西市的青年沒有出現第比利斯市那樣的大規模騷亂。鑑於謝瓦爾德納澤的優良表現，1957年，他被任命為格魯吉亞共和國團中央第一書記。這一年，他29歲。
1961年，謝瓦爾德納澤離開共青團，開始從事黨務工作，先後在幾個不同的區擔任區委第一書記。格魯吉亞黨中央對他的培養方式是讓他多在幾個地方主政，全面了解共和國的情況，為以後提拔重用打基礎。
剛剛30歲出頭的謝瓦爾德納澤多少還有點憤青，對共和國內部的貪污腐化現象非常看不慣，經常越級向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姆扎瓦納澤直接匯報。偏偏姆扎瓦納澤的脾氣比較溫和，對部下們的要求不是那麼嚴格，不願處理貪腐問題。架不住謝瓦爾德納澤的成天告狀，1964年，姆扎瓦納澤任命謝瓦爾德納澤當共和國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又在第二年把他扶正當部長，讓他去管他愛管的事去了。
謝瓦爾德納澤在格魯吉亞內務部長任上幹了七年，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反腐敗行動，打擊各種營私舞弊和影子經濟。他從不擔心幹部隊伍不穩定，每當處分貪官污吏，他就從自己領導過的共青團補充幹部。於是，謝瓦爾德納澤逐漸在共和國拉起了自己的幹部隊伍，在共和國建立起僅次於第一書記的威望。
所謂酒香不怕巷子深，謝瓦爾德納澤的功績漸漸傳到莫斯科。上至總書記勃列日涅夫，下到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和內務部長謝洛科夫，都對他極為賞識。謝瓦爾德納澤在內務部長任內被授予少將軍銜。1972年，共和國第一書記姆扎瓦納澤因貪腐問題下台，勃列日涅夫親自任命謝瓦爾德納澤接替他的職務。這一年，他才44歲。四年之後的1976年，謝瓦爾德納澤在蘇共二十五大上當選中央委員。
1977年，蘇聯制定新憲法。新憲法通過後，中央命令各加盟國與中央保持一致，儘快制定新憲法，其中，對格魯吉亞有一項特殊要求——取消格魯吉亞語在共和國內部的國語地位，以俄語為國語。
消息傳到格魯吉亞，民眾再一次被激發出強烈不滿情緒。這一次，首先站出來的又是高校學生。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謝瓦爾德納澤高度緊張，他知道，民風彪悍的格魯吉亞人絕不會讓自己的母語喪失國語地位。
事態緊急，謝瓦爾德納澤不敢離開第比利斯，只好和勃列日涅夫打長途電話。這時候的勃列日涅夫身體健康每況愈下，根本不願意管事，直接告訴他這是意識形態問題，要他去找蘇斯洛夫。蘇斯洛夫接到電話後，態度很強硬，答覆也很簡潔——堅持格魯吉亞語的國語地位違反了馬克思主義。
謝瓦爾德納澤沒有辦法，就想了個沒有辦法的辦法。
1978年4月14日是格魯吉亞新憲法表決的日子，當天，蘇維埃大廈門口聚集了近千人規模的示威人群。謝瓦爾德納澤看到此情此景，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他再次撥通了蘇斯洛夫的電話，告訴他共和國的局勢多麼多麼緊張，極有可能出現1956年3月的騷亂，自己作為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已經做好充分準備，隨時出兵鎮壓。
蘇斯洛夫同志是一位什麼樣的領導？他是教條主義者，正是他不顧實際，編造了所謂的“發達社會主義”粉飾太平。這樣的領導有什麼弱點？簡單，第一是懶得搞調查研究。他只研究理論，對現實發生的事情視而不見；第二是怕事，他只需要能證明太平盛世的現實事件，不希望出亂子。
所以，謝瓦爾德納澤才敢對蘇斯洛夫肆意誇大格魯吉亞的不穩定局勢，嚇唬領導。並且以需要調動軍隊為幌子，從側面證明局勢極度混亂。謝瓦爾德納澤把出兵鎮壓的想法說得很委婉，只說自己做好了充足的準備，暗示格魯吉亞在等中央的指示。這樣就把承擔“武力鎮壓”的責任像踢皮球一樣踢給了莫斯科。
莫斯科最關注的是什麼？當然是局面的穩定。於是，更改國語的要求被收回成命。
保留格魯吉亞語國語地位的新憲法通過之後，謝瓦爾德納澤走向示威群眾，對着大喇叭告訴他們：“弟兄們，一切都是你們希望的那樣。”言罷，人群欣喜若狂。謝瓦爾德納澤的領導權威和群眾基礎又上了一個新台階。
為了肯定謝瓦爾德納澤在格魯吉亞四月危機中的傑出功績。在1978年的蘇共中央十一月全會上，謝瓦爾德納澤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