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爾諾貝利事件和反酗酒運動一樣，為日後戈爾巴喬夫與雷日科夫的關係注入了緊張的氣氛，也為後來蘇共高層政治的四分五裂埋下隱患。與後來發生的政治路線方針分歧不同，1986年切爾諾貝利事件後首先爆發出來的，是雷日科夫和戈爾巴喬夫關於授勳問題的爭執。
全面救災工作結束後，蘇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為救災期間有突出貢獻的人們授勳。為了顯示與舊時代的不同，政治局決定參與救災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以及部長會議副主席們不參加授勳。中央只表彰具體做事的人們，為此，政治局草擬了嘉獎名單。奇怪的是，主持救災的是雷日科夫，起草名單的卻不是他，而是被戈爾巴喬夫交給了其他人。
更令人奇怪的是，有三位功勞卓著的人沒有被授勳。第一位是防化部隊司令皮卡洛夫將軍，這位將軍是事故發生第二天清晨軍方第一位抵達切爾諾貝利的將領；第二位是部長會議的一位叫夏多夫的部長，這位部長帶領來自全國各地的礦工志願者花了45天時間，挖出了一條通向爆炸機組的坑道，又在機組的地基正下方挖出一個很大的空間，準備往裡澆灌混凝土。第三位是蘇聯科學院院士列加索夫，這位院士是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長，救災期間，很多關鍵性的建議都是列加索夫院士提出來的，比如，在爆炸機組及其周邊區域撒鉛滅火，又比如，建造“石棺”永久性覆蓋核事故機組。
為什麼是這三個人不在嘉獎名單上？細細分析，這三個人有一個共同點，即在核事故處理過程中最服從雷日科夫。皮卡洛夫將軍是事故發生後第一位去現場的軍方高級將領，夏多夫部長是雷日科夫的直接下屬，列加索夫院士是所有核物理學家中對雷日科夫建言獻策最積極的人。
除此以外，這三個人還有一個共同點，即與核事故的發生有各種莫須有的“聯繫”。皮卡洛夫將軍代表軍方防化部隊，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屬於軍方工程，核工程防護不力需要軍隊有人來負責；夏多夫部長在處理核事故時堅決貫徹雷日科夫“寧可把問題想得嚴重些，也不要抱僥倖心理”的指示，為防範核污染滲透地下，深挖了一條地下通道準備澆灌混泥土建立冷卻系統，後來，滲透的危險被排除，澆灌混泥土的計劃也被取消，救災過程中，人力、物力、財力投入巨大，如此“浪費”的罪責需要有人來負；列加索夫院士作為蘇聯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長，代表着核工程建設領域群體，核電站出了事，核物理學家中也需要一個人出來負責。
雷日科夫不管這麼多，他像一位保護自己手下將軍的元帥，毅然找到戈爾巴喬夫，為上述三人鳴不平，尤其是對列加索夫院士，他辯護道：“以亞歷山德羅夫為首的科學院科研小組設計反應堆的時候，列加索夫尚未調到研究所。他與反應堆的設計工作根本就沒有任何關係…但卻是他撲滅了反應堆的火災。”
最後，戈爾巴喬夫同意了為皮卡洛夫將軍和夏多夫部長授勳，仍然沒有為列加索夫院士授勳。也許吧，這麼大的核事故，如果沒有核物理學家出來承擔責任，怕是圓不了場，難不成要讓那些已經被國家授過勛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建設階段的核物理學家出來負責？
雷日科夫或許真的不明白，面對災難，現在戈爾巴喬夫權力穩固，所以只是推出去一位核物理學家，等到將來“徹底民主”了，戈爾巴喬夫的寶座坐不穩了，領袖推出去的可就是雷日科夫本人了。“民主化”時期，雷日科夫多次因為切爾諾貝利事故處置不力被攻擊，戈爾巴喬夫沒有站出來為他辯護。
在列加索夫50 歲生日的時候，已經退休的中型機器製造工業部部長（負責核工業，1986年下台）葉菲姆?帕夫洛維奇?斯拉夫斯基部長親自登門致謝，並贈給他一塊手錶。切爾諾貝利事故發生時，列加索夫院士才四十多歲，由於在救災過程中奮不顧身，始終在現場附近堅持工作，結果被沾染核輻射，身體健康每況愈下，由於自身的病痛，外加“民主化”時期飽受“正義人士”的攻擊，列加索夫院士自己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在生命的最後幾年，列加索夫院士寫下有關切爾諾貝利事故救災的回憶錄，充分肯定國家危難之際蘇共的強大領導作用，與蘇聯民主化時期的“民主氣氛”唱起了反調。
當然，一位經歷過災難的核物理學家對國家制度的看法自然引人矚目。然而，人們更關注的是政治人物對國家制度的看法。那麼問題來了，戈爾巴喬夫和雷日科夫的觀點是什麼呢？


作者:園晟 時間:2016-02-19 00:58
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發生在1986年4月26日，離蘇共二十七大閉幕剛剛過去不到兩個月。在這次大會上，戈爾巴喬夫提出了“民主”與“公開性”的問題。當時，這兩個問題都是重要口號。關於民主，從列寧、斯大林到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都說過“社會主義民主”，戈爾巴喬夫再說一遍，大家也不奇怪。但是，大家不太明白新領袖提出的“公開性”到底是啥意思，公開啥？哪些可以公開？啥時候可以公開？估計除了雅科夫列夫和梅德韋傑夫等少數幾位筆桿子智囊，其他人都說不清楚。
這下好，才開完會，就發生了以往不能公開的災難事件。當時，蘇共高層的大多數人都記得，赫魯曉夫時代的1957 年9 月29 日，烏拉爾山中的秘密核工廠“車里雅賓斯克65 號”一個裝有核廢料的倉庫發生大爆炸，當地11000名居民被遷徙。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核事故都是列為最高機密，不允許公開。
從切爾諾貝利事件的後續來看，這次核事故仿佛一記響亮的耳光，打在了倡導公開性的戈爾巴喬夫及其戰友們的臉上。更尷尬的是，當時的人們忙着救災，根本就沒有想到“公開性”的問題。首先，戈爾巴喬夫本人就沒有公開相關情況。在事件發生後的整整二十天裡，戈爾巴喬夫都沒有對事件作出公開表態。其次，總理雷日科夫忙着救災，沒時間去管新聞發布會一類的宣傳問題。再次，軍方一邊忙救災，一邊還要忙碌阿富汗的戰事；外交部在渲染蘇美緩和氣氛，籌備即將在冰島雷克雅未克舉行的蘇美最高首腦級會談，在對外宣傳中也沒專門提切爾諾貝利。
於是，沒有人去管“公開性”的問題。好了，你不公開，自然有人會要求你公開。那時候蘇聯剛有點民主的味道，國內膽子大的人還是不多，更多的質疑和抨擊來自西方國家。這裡就出現一個問題，搞“公開性”的重點在哪裡？是向國際媒體公開重要還是向自己的人民公開重要？是向西方友邦公開重要還是向鄰近核事故地點的東歐盟國公開重要？這兩個問題成了擺在戈爾巴喬夫及其戰友們面前的一個重要問題。
關於切爾諾貝利事件的“公開性”，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沒有正面解釋他在事件剛發生那二十天裡的“沉默”，只是間接承認了救災不力。他回憶道：“就我所知的情況而言，我決不會懷疑有人對群眾的遭遇採取了不負責任的態度。如果有些什麼事情做得不夠及時的話，那首先是由於情況不明所致。不僅是政界人士，即便是學者、專家對所發生的事件一開始也並沒有完全切合實際的認識。”
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提到的救災內容與雷日科夫的回憶錄中相關內容基本一致。他更多的提及了7月3日為切爾諾貝利事件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戈爾巴喬夫主張“無論在解決實際問題，還是向社會輿論說明情況時，我們都絕不同意隱瞞真相。我們有責任對所發生的事情進行評估並得出正確的結論…必須提供與事件有關的全面信息。”此外，戈爾巴喬夫還批評了核工業領域的學者、專家和部長，“整個系統中籠罩着奴顏婢膝、溜須拍馬、拉幫結派、排斥異己的風氣，專作表面文章，圍繞着領導人結成了人身依附和親緣關係”。
對於公開性，雷日科夫在回憶錄中認為：“僅有公開性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僅有公開性只是讓一些人去喊叫，請原諒我的直率。不管怎麼喊叫，工作還得靠那些既有願望又有能力的人去做…只要那些喜歡喊叫的人一天不拿起斧頭鋸子來重建家園，人民的苦難就永遠不會結束。”
雷日科夫認為，公開性只會引起人們相互攻訐、不干實事，只說不做的人只會讓國家混亂、人們苦難。面對困難，需要的不是誇誇其談、擅長叫囂的人，而是需要“既有願望又有能力的人去做”。與戈爾巴喬夫回憶錄抨擊蘇聯軍工領域尤其是核工業領域的封閉性不同，雷日科夫在回憶錄中分析了很多當時蘇聯存在的現實問題。例如醫療救護領域的人財物短缺、“民防體系”的形同虛設、核物理知識的宣傳教育缺失以及烏克蘭黨政幹部們在事故初期的反應遲鈍和官僚主義。說的都是很具體的問題，具有實際指向性。
唯一不厚道的是，雷日科夫在回憶錄中暗示戈爾巴喬夫不如同時代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一介女流。“他哪怕能在切爾諾貝利呆上短短的幾個小時呢，也會增加人們對他的好感。如果他去了切爾諾貝利，會大大增加切爾諾貝利人的信心。你看，連那樣欣賞戈爾巴喬夫的‘鐵娘子’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都從未忽略過英國發生的任何一次重大事故。無論是飛機失事，還是貝爾法斯特街頭的槍擊事件，她都會出現在事故現場。到處都可以看到她那嬌弱的身影——一個女人的身影!”


作者:園晟 時間:2016-02-19 23:14
對於切爾諾貝利事件的回憶，戈爾巴喬夫與雷日科夫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外國援助。戈爾巴喬夫回憶，“首先應當提到的是美國醫學家蓋拉和塔拉薩基、國際原子能機構主席布利克斯。許多國家的政府和民間組織、公司、個人提供了滅火器材、相關技術、醫藥製劑。這是一場沒有先例的一致聲援的行動。與此同時，某些國外宣傳機構大肆揭短，這證明它們與其說是為這場悲劇本身感到不安，不如說是企圖利用它來損害我國新政的聲譽。”
雷日科夫的回憶與之相反，“西方‘文明’社會明顯表露出的厚顏無恥態度深深地激怒和刺痛了我。他們不僅沒給予我們物質上的援助，甚至沒有表現出一絲一毫的同情。當時，西方對待我們就如同對待麻風病人一樣。只有一些獨立組織，技術專家和企業家向我們伸出援助之手。”
兩人都承認，國際社會的一些企業、公司等獨立機構給予了援助。戈爾巴喬夫說“許多國家的政府”提供了援助，而雷日科夫說西方表露出厚顏無恥的態度，應該指的是一些國家的政府。誰說的是真話呢？不知道。畢竟，誰也沒有理由苛求誰，人家幫了是出於善意，不幫也不用承擔任何義務。國際社會叢林法則，誰都不欠誰，無利不起早，哪有那麼多不帶政治目的的經濟援助？
戈爾巴喬夫的回憶錄還有奇怪的地方。他在“點名表揚”西方人物的同時，沒有對任何一位本國的救災功勳有正面評價。只是籠統地說：“在1986年那些憂心如焚的日子裡，顯示了我國人民的優秀品質：自我犧牲精神、人道主義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許多人請求將他們派往切爾諾貝利地區，紛紛提供無私的援助。”
由於戈爾巴喬夫的回憶錄在涉及切爾諾貝利的部分大段大段地抨擊蘇聯體制，包括抨擊核工程建設過程中的盲目樂觀與自我封閉，再加上他絕口不提參與救災的核物理學家們，導致後來的人們把切爾諾貝利事件想象的一片漆黑，並在此基礎上把當時的蘇聯想象的一片漆黑，甚至把1985年和1986年和戈爾巴喬夫一起搞改革的人也想象的一片漆黑。
和1984年抗擊雪災一樣，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成功處置，再一次體現出“舉國體制”的作用；和1984年抗擊雪災一樣，新總理雷日科夫有如當年的利加喬夫，瞬間提高了自己的威信；和1984年抗擊雪災一樣，戈爾巴喬夫翻臉如同翻書，在不久的將來進行了果斷切割。
早在1986年，就有人對切爾諾貝利事件的教訓做了總結，還建立了“方程式”留待以後套用。這個“方程式”的內容包括：第一，蘇聯出現的一切現實問題都是勃列日涅夫及其前任干的不好造成的；第二，蘇聯的任何問題處理不好都是辦事的人沒有正確理解新領袖關於“民主”與“公開性”的重要指示；第三，蘇聯只有不斷地更換幹部，才能解決好歷史問題和出現的新問題。
總結這些教訓的人在1986年時隱藏在戈爾巴喬夫的身後，由於資歷太淺、功績太薄而無法露臉前台。在不遠的將來，他們將叱咤風雲。他們沒有領導具體實際工作的經歷，唯一擅長的就是搖筆桿子和搬弄是非，借用新上任的“偉大領袖”的巨大威望，打擊行政、司法、軍警憲特等單位的“官僚”們。有道是“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
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後整整二十天的沉默無疑暴露出戈爾巴喬夫處置緊急事態能力的欠缺。這對他來說既尷尬，又冤枉。明明是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工程，卻在他執政的時期出現事故，該他倒霉嗎？也不知道當時的戈爾巴喬夫心情如何。
可以肯定的是，切爾諾貝利事件使戈爾巴喬夫決心整治蘇聯軍事工業集團。他認為，“核動力工程的封閉性和神秘性，再加上本位主義和學術上的壟斷，都起了極其消極的作用”。是啊，身為領袖，居然有這麼多不知道的事情！居然被隱瞞這樣大規模的危險！叫領袖怎麼能踏實？這些人尸位素餐惹了亂子最多削職免官，領袖可是要背罵名的。
1987年以後，戈爾巴喬夫開始對軍工綜合體下狠手。
和反酗酒運動一樣，突發的切爾諾貝利事件同樣給蘇聯經濟帶來巨大打擊，光是在滅火階段就花了140億盧布，其他的救災款項累計起來估計不比這少。救災與反酗酒運動使繼續堅持計劃體制的蘇聯經濟雪上加霜。蘇聯經濟在1986年再次發生嚴重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