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事件和反酗酒运动一样，为日后戈尔巴乔夫与雷日科夫的关系注入了紧张的气氛，也为后来苏共高层政治的四分五裂埋下隐患。与后来发生的政治路线方针分歧不同，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件后首先爆发出来的，是雷日科夫和戈尔巴乔夫关于授勋问题的争执。
全面救灾工作结束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为救灾期间有突出贡献的人们授勋。为了显示与旧时代的不同，政治局决定参与救灾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部长会议副主席们不参加授勋。中央只表彰具体做事的人们，为此，政治局草拟了嘉奖名单。奇怪的是，主持救灾的是雷日科夫，起草名单的却不是他，而是被戈尔巴乔夫交给了其他人。
更令人奇怪的是，有三位功劳卓著的人没有被授勋。第一位是防化部队司令皮卡洛夫将军，这位将军是事故发生第二天清晨军方第一位抵达切尔诺贝利的将领；第二位是部长会议的一位叫夏多夫的部长，这位部长带领来自全国各地的矿工志愿者花了45天时间，挖出了一条通向爆炸机组的坑道，又在机组的地基正下方挖出一个很大的空间，准备往里浇灌混凝土。第三位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列加索夫，这位院士是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救灾期间，很多关键性的建议都是列加索夫院士提出来的，比如，在爆炸机组及其周边区域撒铅灭火，又比如，建造“石棺”永久性覆盖核事故机组。
为什么是这三个人不在嘉奖名单上？细细分析，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即在核事故处理过程中最服从雷日科夫。皮卡洛夫将军是事故发生后第一位去现场的军方高级将领，夏多夫部长是雷日科夫的直接下属，列加索夫院士是所有核物理学家中对雷日科夫建言献策最积极的人。
除此以外，这三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即与核事故的发生有各种莫须有的“联系”。皮卡洛夫将军代表军方防化部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属于军方工程，核工程防护不力需要军队有人来负责；夏多夫部长在处理核事故时坚决贯彻雷日科夫“宁可把问题想得严重些，也不要抱侥幸心理”的指示，为防范核污染渗透地下，深挖了一条地下通道准备浇灌混泥土建立冷却系统，后来，渗透的危险被排除，浇灌混泥土的计划也被取消，救灾过程中，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巨大，如此“浪费”的罪责需要有人来负；列加索夫院士作为苏联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代表着核工程建设领域群体，核电站出了事，核物理学家中也需要一个人出来负责。
雷日科夫不管这么多，他像一位保护自己手下将军的元帅，毅然找到戈尔巴乔夫，为上述三人鸣不平，尤其是对列加索夫院士，他辩护道：“以亚历山德罗夫为首的科学院科研小组设计反应堆的时候，列加索夫尚未调到研究所。他与反应堆的设计工作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但却是他扑灭了反应堆的火灾。”
最后，戈尔巴乔夫同意了为皮卡洛夫将军和夏多夫部长授勋，仍然没有为列加索夫院士授勋。也许吧，这么大的核事故，如果没有核物理学家出来承担责任，怕是圆不了场，难不成要让那些已经被国家授过勋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建设阶段的核物理学家出来负责？
雷日科夫或许真的不明白，面对灾难，现在戈尔巴乔夫权力稳固，所以只是推出去一位核物理学家，等到将来“彻底民主”了，戈尔巴乔夫的宝座坐不稳了，领袖推出去的可就是雷日科夫本人了。“民主化”时期，雷日科夫多次因为切尔诺贝利事故处置不力被攻击，戈尔巴乔夫没有站出来为他辩护。
在列加索夫50 岁生日的时候，已经退休的中型机器制造工业部部长（负责核工业，1986年下台）叶菲姆?帕夫洛维奇?斯拉夫斯基部长亲自登门致谢，并赠给他一块手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时，列加索夫院士才四十多岁，由于在救灾过程中奋不顾身，始终在现场附近坚持工作，结果被沾染核辐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由于自身的病痛，外加“民主化”时期饱受“正义人士”的攻击，列加索夫院士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列加索夫院士写下有关切尔诺贝利事故救灾的回忆录，充分肯定国家危难之际苏共的强大领导作用，与苏联民主化时期的“民主气氛”唱起了反调。
当然，一位经历过灾难的核物理学家对国家制度的看法自然引人瞩目。然而，人们更关注的是政治人物对国家制度的看法。那么问题来了，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的观点是什么呢？


作者:园晟 时间:2016-02-19 00:58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在1986年4月26日，离苏共二十七大闭幕刚刚过去不到两个月。在这次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民主”与“公开性”的问题。当时，这两个问题都是重要口号。关于民主，从列宁、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都说过“社会主义民主”，戈尔巴乔夫再说一遍，大家也不奇怪。但是，大家不太明白新领袖提出的“公开性”到底是啥意思，公开啥？哪些可以公开？啥时候可以公开？估计除了雅科夫列夫和梅德韦杰夫等少数几位笔杆子智囊，其他人都说不清楚。
这下好，才开完会，就发生了以往不能公开的灾难事件。当时，苏共高层的大多数人都记得，赫鲁晓夫时代的1957 年9 月29 日，乌拉尔山中的秘密核工厂“车里雅宾斯克65 号”一个装有核废料的仓库发生大爆炸，当地11000名居民被迁徙。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核事故都是列为最高机密，不允许公开。
从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后续来看，这次核事故仿佛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倡导公开性的戈尔巴乔夫及其战友们的脸上。更尴尬的是，当时的人们忙着救灾，根本就没有想到“公开性”的问题。首先，戈尔巴乔夫本人就没有公开相关情况。在事件发生后的整整二十天里，戈尔巴乔夫都没有对事件作出公开表态。其次，总理雷日科夫忙着救灾，没时间去管新闻发布会一类的宣传问题。再次，军方一边忙救灾，一边还要忙碌阿富汗的战事；外交部在渲染苏美缓和气氛，筹备即将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的苏美最高首脑级会谈，在对外宣传中也没专门提切尔诺贝利。
于是，没有人去管“公开性”的问题。好了，你不公开，自然有人会要求你公开。那时候苏联刚有点民主的味道，国内胆子大的人还是不多，更多的质疑和抨击来自西方国家。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搞“公开性”的重点在哪里？是向国际媒体公开重要还是向自己的人民公开重要？是向西方友邦公开重要还是向邻近核事故地点的东欧盟国公开重要？这两个问题成了摆在戈尔巴乔夫及其战友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关于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公开性”，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没有正面解释他在事件刚发生那二十天里的“沉默”，只是间接承认了救灾不力。他回忆道：“就我所知的情况而言，我决不会怀疑有人对群众的遭遇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有些什么事情做得不够及时的话，那首先是由于情况不明所致。不仅是政界人士，即便是学者、专家对所发生的事件一开始也并没有完全切合实际的认识。”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提到的救灾内容与雷日科夫的回忆录中相关内容基本一致。他更多的提及了7月3日为切尔诺贝利事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主张“无论在解决实际问题，还是向社会舆论说明情况时，我们都绝不同意隐瞒真相。我们有责任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评估并得出正确的结论…必须提供与事件有关的全面信息。”此外，戈尔巴乔夫还批评了核工业领域的学者、专家和部长，“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专作表面文章，围绕着领导人结成了人身依附和亲缘关系”。
对于公开性，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认为：“仅有公开性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仅有公开性只是让一些人去喊叫，请原谅我的直率。不管怎么喊叫，工作还得靠那些既有愿望又有能力的人去做…只要那些喜欢喊叫的人一天不拿起斧头锯子来重建家园，人民的苦难就永远不会结束。”
雷日科夫认为，公开性只会引起人们相互攻讦、不干实事，只说不做的人只会让国家混乱、人们苦难。面对困难，需要的不是夸夸其谈、擅长叫嚣的人，而是需要“既有愿望又有能力的人去做”。与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抨击苏联军工领域尤其是核工业领域的封闭性不同，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分析了很多当时苏联存在的现实问题。例如医疗救护领域的人财物短缺、“民防体系”的形同虚设、核物理知识的宣传教育缺失以及乌克兰党政干部们在事故初期的反应迟钝和官僚主义。说的都是很具体的问题，具有实际指向性。
唯一不厚道的是，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暗示戈尔巴乔夫不如同时代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一介女流。“他哪怕能在切尔诺贝利呆上短短的几个小时呢，也会增加人们对他的好感。如果他去了切尔诺贝利，会大大增加切尔诺贝利人的信心。你看，连那样欣赏戈尔巴乔夫的‘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都从未忽略过英国发生的任何一次重大事故。无论是飞机失事，还是贝尔法斯特街头的枪击事件，她都会出现在事故现场。到处都可以看到她那娇弱的身影——一个女人的身影!”


作者:园晟 时间:2016-02-19 23:14
对于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回忆，戈尔巴乔夫与雷日科夫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外国援助。戈尔巴乔夫回忆，“首先应当提到的是美国医学家盖拉和塔拉萨基、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布利克斯。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组织、公司、个人提供了灭火器材、相关技术、医药制剂。这是一场没有先例的一致声援的行动。与此同时，某些国外宣传机构大肆揭短，这证明它们与其说是为这场悲剧本身感到不安，不如说是企图利用它来损害我国新政的声誉。”
雷日科夫的回忆与之相反，“西方‘文明’社会明显表露出的厚颜无耻态度深深地激怒和刺痛了我。他们不仅没给予我们物质上的援助，甚至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同情。当时，西方对待我们就如同对待麻风病人一样。只有一些独立组织，技术专家和企业家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
两人都承认，国际社会的一些企业、公司等独立机构给予了援助。戈尔巴乔夫说“许多国家的政府”提供了援助，而雷日科夫说西方表露出厚颜无耻的态度，应该指的是一些国家的政府。谁说的是真话呢？不知道。毕竟，谁也没有理由苛求谁，人家帮了是出于善意，不帮也不用承担任何义务。国际社会丛林法则，谁都不欠谁，无利不起早，哪有那么多不带政治目的的经济援助？
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还有奇怪的地方。他在“点名表扬”西方人物的同时，没有对任何一位本国的救灾功勋有正面评价。只是笼统地说：“在1986年那些忧心如焚的日子里，显示了我国人民的优秀品质：自我牺牲精神、人道主义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许多人请求将他们派往切尔诺贝利地区，纷纷提供无私的援助。”
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在涉及切尔诺贝利的部分大段大段地抨击苏联体制，包括抨击核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盲目乐观与自我封闭，再加上他绝口不提参与救灾的核物理学家们，导致后来的人们把切尔诺贝利事件想象的一片漆黑，并在此基础上把当时的苏联想象的一片漆黑，甚至把1985年和1986年和戈尔巴乔夫一起搞改革的人也想象的一片漆黑。
和1984年抗击雪灾一样，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成功处置，再一次体现出“举国体制”的作用；和1984年抗击雪灾一样，新总理雷日科夫有如当年的利加乔夫，瞬间提高了自己的威信；和1984年抗击雪灾一样，戈尔巴乔夫翻脸如同翻书，在不久的将来进行了果断切割。
早在1986年，就有人对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教训做了总结，还建立了“方程式”留待以后套用。这个“方程式”的内容包括：第一，苏联出现的一切现实问题都是勃列日涅夫及其前任干的不好造成的；第二，苏联的任何问题处理不好都是办事的人没有正确理解新领袖关于“民主”与“公开性”的重要指示；第三，苏联只有不断地更换干部，才能解决好历史问题和出现的新问题。
总结这些教训的人在1986年时隐藏在戈尔巴乔夫的身后，由于资历太浅、功绩太薄而无法露脸前台。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将叱咤风云。他们没有领导具体实际工作的经历，唯一擅长的就是摇笔杆子和搬弄是非，借用新上任的“伟大领袖”的巨大威望，打击行政、司法、军警宪特等单位的“官僚”们。有道是“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
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整整二十天的沉默无疑暴露出戈尔巴乔夫处置紧急事态能力的欠缺。这对他来说既尴尬，又冤枉。明明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工程，却在他执政的时期出现事故，该他倒霉吗？也不知道当时的戈尔巴乔夫心情如何。
可以肯定的是，切尔诺贝利事件使戈尔巴乔夫决心整治苏联军事工业集团。他认为，“核动力工程的封闭性和神秘性，再加上本位主义和学术上的垄断，都起了极其消极的作用”。是啊，身为领袖，居然有这么多不知道的事情！居然被隐瞒这样大规模的危险！叫领袖怎么能踏实？这些人尸位素餐惹了乱子最多削职免官，领袖可是要背骂名的。
1987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开始对军工综合体下狠手。
和反酗酒运动一样，突发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同样给苏联经济带来巨大打击，光是在灭火阶段就花了140亿卢布，其他的救灾款项累计起来估计不比这少。救灾与反酗酒运动使继续坚持计划体制的苏联经济雪上加霜。苏联经济在1986年再次发生严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