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日內瓦會議被稱為“頭號共產黨人”和“頭號帝國主義者”的大辯論。上午的會談中，里根總統抨擊蘇聯人權問題，戈爾巴喬夫抨擊美國的軍事工業左右了該國的內外政策。到了下午，雙方討論戰略武器問題，兩人相互指責對方先拿槍指着自己和其他人，破壞了世界和平，要求對方先放下槍，吵架升級。吵着吵着，里根建議出去散散步，兩人從會議室走到會客室，圍着會客室的壁爐（日內瓦會談因此又被稱為‘爐邊會談’）又吵了起來。眼看談不下去了，里根轉移話題，邀請戈爾巴喬夫訪問美國。戈爾巴喬夫答應了，也邀請里根回訪蘇聯。雙方的關係終於在這一刻得到緩和。
第二天，雙方繼續會談。里根總統再次重申對蘇聯人權問題的立場，“里根一開場就聲稱，蘇聯如果想改善同美國的關係，就必須改正它在人身自由方面的聲譽。總統用下面這個事實作為他的論據：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它對這個問題極端敏感，沒有一位政治領導者能夠忽視這個問題”。戈爾巴喬夫回應道，“美國不應把它自己的標準和生活方式強加於人”，隨後話鋒一轉，再次抨擊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里根辯解道：“這不是什麼進攻性計劃，我談的是盾，而不是矛。”戈爾巴喬夫堅持認為這項戰略防禦計劃挑起了新一輪軍備競賽。
對於兩項大的原則問題，兩位領袖點到為止。戈爾巴喬夫知道里根不可能在第一次見面時就放棄“星球大戰計劃”，里根也知道蘇聯不會承認美國提出的人權問題。在這之後，兩人接着爭論阿富汗問題和其他國際熱點地區問題，走上幾個回合便下場了，由兩國代表團成員討論細節問題，草擬會議的聯合聲明。畢竟，兩位領袖來了一趟，不能只是吵架，也要搞點樣子貨給國際輿論一點交待。
蘇美日內瓦聯合聲明主要有兩項內容：一項是“核戰爭是不能允許的，在這種戰爭中不會有勝利者”，另一項是“雙方將不尋求超越對方的軍事優勢”。兩項都是口號，沒有實質意義。有實質意義的全是一些聯合聲明以外的兩國協議，涉及科學、教育、文化等領域的交流，由美國國務卿舒爾茨和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談判簽署。
毫無實際意義的聯合聲明簽署後，兩位領袖高度評價了日內瓦會談，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自我恭維了一番。戈爾巴喬夫說：“已經結束的會談是一個重大的事件，以致無法藉助簡單化的概念對它進行評價。會談使得我們更加明確地認識了我們的分歧的性質，消除了積累下來的部分偏見。信任的建立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個艱巨的過程。”里根說：“政治對話將擴大，將在各個層次上舉行。他還談到就最高級互訪達成的協議。兩國將發展雙邊合作，繼續並擴大就地區問題進行的磋商。”
日內瓦會談就這樣結束了，但它真的結束了嗎？當時和後來的人們一致認為，這場迅速結束的會談成了蘇美關係新的開端。戈爾巴喬夫與里根第一次握手後，蘇美關係將往何處去？
時任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對日內瓦會談的回憶提到了四個細節，這四個細節似乎預示着蘇聯外交即將發生的巨大變化。
第一，蘇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科爾尼延科固執己見。由於謝瓦爾德納澤擔任外交部長不到半年，外交經驗不足，蘇聯派出第一副外長科爾尼延科與美國國務卿舒爾茨舉行談判，商討細節問題。科爾尼延科長期跟隨葛羅米柯，同樣擁有倡導緩和又堅持強硬的談判風格。他的風格使他與舒爾茨發生了強烈衝突。最後還是戈爾巴喬夫出面，蘇聯才作出讓步。兩個月之後，科爾尼延科改任蘇共中央國際部第一副部長。此後，謝瓦爾德納澤推行外交新方針少了一個掣肘。
第二，戈爾巴喬夫在阿富汗問題上態度曖昧。當里根總統抨擊蘇聯入侵阿富汗時，戈爾巴喬夫進行了辯解。在場的美國外交官們後來告訴多勃雷寧，他的領袖好像想表達他對蘇聯入侵阿富汗沒有責任。美國人不知道，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決定出兵阿富汗時，戈爾巴喬夫還只是政治局候補委員。
第三，美國對於戈爾巴喬夫最關注的“星球大戰計劃”沒有絲毫讓步。在草擬聯合聲明的時候，美國不希望將核武器和太空武器（星球大戰計劃）聯繫在一起，蘇聯認為戰略防禦計劃（星球大戰計劃）和反彈道導彈條約存在分歧。蘇聯一度以拒絕簽署聯合聲明作為要挾，要求把星球大戰計劃寫進去。面對要挾，美國人仍不同意聯合聲明的內容涉及“星球大戰計劃”。最後，蘇聯讓步了。聯合聲明全文都沒有提及美國的那個宏偉計劃。
第四，戈爾巴喬夫在蘇聯人權問題上“鬆口”了。對於里根和歷屆美國政府乃至大部分西方國家長期以來持續抨擊的蘇聯人權問題。聯合聲明的最後稿顯示，蘇聯將“以合作精神解決人道主義案例”。至於和誰合作、如何解決，當時的很多人拭目以待。日內瓦會談結束三個月後的1986年2月11日，戈爾巴喬夫親自下令，為持不同政見者運動領袖人物薩哈羅夫恢復自由。

從日內瓦回國後，戈爾巴喬夫的工作重心從外交轉回內政。新領袖最後下定決心，要更換莫斯科的領導人格里申。1985年是格里申擔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的第18個年頭，這一年，他71歲。
格里申全名維克托?瓦西里耶維奇?格里申，1914年出生於莫斯科省謝爾普霍夫市，19歲進入莫斯科機車管理技術學校學習，從此進入鐵路部門工作。1937年畢業後擔任謝爾普霍夫火車站機務段副段長，1941年升任謝爾普霍夫樞紐站黨委書記，1950年，36歲的格里申擔任莫斯科州州委機器製造部部長，從此步入政界。
1952年，格里申當選蘇共中央委員，升任莫斯科州州委第二書記。1956年3月，格里申轉任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1961年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1967年，原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葉戈雷契夫因“工作錯誤”被免職，格里申被任命為新的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這一年，他53歲。1971年的蘇共二十四大上，格里申和戈爾巴喬夫的老首長庫拉科夫同時當選政治局委員，進入蘇共核心領導層。
在莫斯科，格里申政績平平。在他治下，莫斯科的各級幹部出了不少腐化墮落之人，在後來被查處的多起腐敗案件中，總有莫斯科的幹部落馬。在勃列日涅夫末期和安德羅波夫時期，瓜田李下的格里申飽受“失察”的議論，處境頗為尷尬。契爾年科時期，格里申多次表現出對戈爾巴喬夫的輕視。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格里申的政治生涯進入尾聲。
免去格里申之前，戈爾巴喬夫想了挺久接替的人選。格里申在首都任職十八年，根深蒂固，盤根錯節；莫斯科官場有排外的傳統；首都存在着有派別性質的小集團；貪腐勢力仍有漏網分子占據職務……這些問題都需要一個工作風格強勁的新人來解決。戈爾巴喬夫認為“需要到處去“尋訪”精力充沛、做事果斷、對一切新事物敏感的人”。
戈爾巴喬夫的大學時光在莫斯科度過，當上總書記前在首都呆了七年。新領袖對莫斯科現狀的評價是“本來莊嚴許諾要建成‘共產主義模範城’的莫斯科，卻遭受着住房和物資供應短缺的嚴重困難，生產和知識的潛力節節下降”。
1985年12月22日，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的新人選。戈爾巴喬夫向大家推薦葉利欽，理由有兩條，一條是葉利欽作為搞建築工業出身的幹部，有能力解決好首都住房建設落後的現狀；另一條是葉利欽有領導大城市工作的經驗，擔任過九年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州委第一書記。
12月24日，戈爾巴喬夫出席莫斯科市委全體會議，宣布同意格里申的退休申請，免除他的市委第一書記職務，推薦葉利欽接任他的職務。經過選舉，葉利欽當選。
安排好葉利欽的新職務，戈爾巴喬夫可以安心過聖誕節了。
回首1985年，他歷經千辛萬苦登上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寶座，成為國內甚至國際社會的風雲人物。在國內，他破釜沉舟，讓自己的親密戰友利加喬夫、雷日科夫和謝瓦爾德納澤等人當上了政治局委員，牢牢掌握住黨務、經濟和外交等領域的權力；他將舊時代的包括羅曼諾夫和格里申在內的很多人趕出了歷史舞台，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兩座大都市樹立起自己的領導權威；他的和平外交攻勢打了美國政府一個措手不及，使得蘇聯在國際社會形象好轉。
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也埋下了使他走向失敗的種子，比如發起“反酗酒運動”，比如把葉利欽調入中央工作，又安排他執掌莫斯科市委。1985年對於蘇聯來說，絲毫沒有顯示出走向解體的苗頭。1985年對於戈爾巴喬夫來說，絲毫沒有顯示出他是政治低能兒，也絲毫沒有顯示他是“叛徒”。
政權還在他的手裡，國家尚能維持有餘。但他不想就此止步。按照慣例，蘇共即將在1986年春天召開第二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戈爾巴喬夫很重視這次會議。由於剛掌權時根基不穩，1985年的蘇共中央四月全會沒有給予他充分表達的機會。對於即將召開的蘇共二十七大，戈爾巴喬夫有很多話要說。

1986年1月1日，戈爾巴喬夫和里根分別向美國和蘇聯人民互致電視祝辭。雙方這一行為繼日內瓦會談再次顯示出蘇美關係緩和的光明走向。相互祝賀新年的主意由里根提出。戈爾巴喬夫毫不猶豫地同意了，他通過這件事顯示出自己的外交“新思維”，允許一個頭號帝國主義分子向邪惡帝國的人民發表電視講話，改變外界關於蘇美關係依舊緊張的印象。
互致祝辭的背後，是戈爾巴喬夫領導下的蘇聯再次主動出擊，掌握蘇美關係的外交主動權。日內瓦會談結束後，戈爾巴喬夫和里根建立了相互郵寄私人信件的渠道。多勃雷寧也返回美國，繼續和美國政府高層溝通，探索兩國關係實質意義層面的新突破。在蘇聯國內，戈爾巴喬夫收到了外交部和國防部的聯合報告，兩個部門破天荒地向領袖提出要約美國一起大規模裁軍。
早在日內瓦會談之前，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科爾尼延科就和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兼總參謀長阿赫羅梅耶夫元帥各自組織本部門力量，共同草擬了一份核裁軍方案。這個方案又被稱為“最大可行性方案”，方案認為“美蘇雙方擁有比現存核武器少得多的核武器才會有相對的安全，而且越少越安全，即便核武器已被削減到很少數量後也足以給敵方造成極其慘重的損失”。
兩位第一副部長在新領袖上台初期弄不清楚領袖是為了和平而裁軍還是為了宣傳而裁軍，寫好以後沒敢上報。後來，兩人看到新領袖在日內瓦與美國總統握手言和，確信裁軍的時代已經來臨，便快馬加鞭，在12月中旬成稿上報領袖。戈爾巴喬夫看完十分中意，下令外交部長謝瓦爾德納澤按這個思路儘快草擬裁軍方案，向美國政府發起新一輪和平攻勢。
1986年1月中旬，蘇聯擬定“2000年無核化分階段裁軍計劃”，該計劃希望在2000年以前實現全面銷毀核武器的目標。這個計劃將削減核武器直至全面銷毀核武器分為三個階段，詳細規定了戰略和戰術核武器的削減計劃，禁止發展太空進攻武器。該計劃還建議逐步削減常規武器，將多種武器包括在內，並制定了適用於雙方均衡裁軍的具體時間表。
應該說，這是一項不錯的計劃。但是，一項和平計劃好不好不在於它的內容如何，而在於它能否實施以及怎樣實施。不得不說，戈爾巴喬夫這步棋走得有點快，幾乎把美國政府逼入死角，毫無退路。
1月15日，戈爾巴喬夫將“2000年無核化分階段裁軍計劃”寫入給里根總統的私人信件中，下令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親手交給美國國務卿舒爾茨，再轉呈總統。舒爾茨收到信件後，向多勃雷寧詢問信件大概內容，當他聽到是擁有如此宏偉目標的大規模裁軍計劃時，立即召集有關專家，準備匯總各方面建議供里根總統參考。
沒等里根回信，戈爾巴喬夫就在1月15日當天晚些時候向外界公開了“2000年無核化分階段裁軍計劃”，再次打了美國政府一個措手不及，再次在國際社會贏得滿堂彩。美國政府十分無奈——戈爾巴喬夫太無賴了，這邊剛發了“徵求意見稿”，那邊就向新聞媒體公開，基本上沒有給美國政府留下緩衝時間，弄得美國政府再次陷入被動，不答應都不行。
里根總統在收到信的最初幾天沒有任何回應。後來終於有了反應也是“顧左右而言他”。里根聲稱，建議中有些部分在他看來是富有建設性的，美國及其盟國將仔細審查戈爾巴喬夫的建議。意思是你不是要倡導無核化世界嘛，光咱們兩家銷毀核武器還不行，還得其他幾個有核國家共同參與。里根在談話時還試圖把話題轉移到歐洲中程導彈武器談判，避開其他所有的裁軍話題。
等到一個多月之後，里根總統才在2月22日對戈爾巴喬夫的裁軍計劃建議進行了正式回復。他表示歡迎分階段核裁軍方案，卻提出了一系列反建議，包括蘇聯銷毀部署在亞洲的中程導彈（蘇聯的計劃只削減部署在歐洲的中程導彈）、接受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單方面地削減常規武器（里根認為蘇軍常規力量對美軍有明顯優勢）、核武器完全銷毀之前可以進行新的核試驗。
至此，里根總統完全化解了戈爾巴喬夫的外交攻勢。他針對蘇聯提出的一系列“高大上”建議，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一些蘇聯無法接受的反建議。而且，里根特別會卡點，選擇在蘇共即將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的日子發出“和平建議”。他知道，蘇共即將在2月25日召開二十七大，這時候的蘇聯領導人肯定忙不過來，兩天時間內根本來不及回應。這樣一來，“拖延談判、延誤和平”的罪名就要落到蘇聯人頭上了。
果然，戈爾巴喬夫和同事們忙着開會，沒有正式回復。諷刺的是，里根提出的那些要求蘇聯單方面裁軍的建議在不遠的將來被戈爾巴喬夫全部答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