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2月25日至3月6日，蘇共在莫斯科召開第二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是戈爾巴喬夫及其改革戰友們第一次主持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的召開標誌着蘇共中央新的領導核心正式形成，也標誌着戈爾巴喬夫真正意義上掌握最高權力。
2月25日，大會舉行開幕式，戈爾巴喬夫首先致辭，然後由第二書記利加喬夫發表講話。他的講話稿不長，內容是向大會介紹到會的兄弟黨代表團，包括各國共產黨、工人黨和部分第三世界國家親蘇政黨的代表們。利加喬夫的講話向外界顯示，他正式接過蘇斯洛夫生前的一項主要職責——負責領導國際共運，指揮協調蘇共與兄弟黨的聯絡工作，再次彰顯他本人二號領袖的權威。接着，由戈爾巴喬夫向大會作政治報告。
戈爾巴喬夫一改勃列日涅夫時期幾次大會政治報告“多講優點、少講缺點”的傳統，在報告的開篇部分為優點和缺點各分配了一半篇幅，重點強調了改革的必要性。報告主體內容分為六個部分，依次是“當代世界的主要趨勢和矛盾”、“加速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是戰略性方針”、“社會的進一步民主化，加深人民的社會主義自治”、“黨的對外政策戰略的基本目標和方針”、“黨”、“關於討論黨綱新修訂本和修改黨章的結果”。
在報告的第一部分，戈爾巴喬夫侃侃而談七、八十年代的世界科技進步、社會發展和國際共運，高度評價社會主義制度，認為“當代的進步被公正地與社會主義聯繫在一起”。他歸納了當時世界的“兩類重要矛盾”，第一類是“兩個體系、兩種社會形態的國家”的矛盾，第二類是“資本主義世界本身內部”的矛盾。
對於這兩類矛盾，戈爾巴喬夫認為“鬥爭的主要方面是為各國人民創造應有的、真正人道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條件…在這方面同資本主義制度競賽，在持久和平的條件下競賽”。這個引人矚目的觀點重提了當年赫魯曉夫的“和平競賽”，顯示出追求“人道”和“以人為本”的理念。
報告的第二部分主要講了兩個問題，一個是“經濟政策的基本方針”，另一個是“社會政策的基本方針”。
經濟政策方面：一是“在科學進步的基礎上實現國民經濟的改造”，要求重點在重工業領域加強科技應用；二是“解決食品問題是首要任務”，要求加強“農工綜合體”的領導作用；三是“把經濟管理提高到新要求的水平”，要求提高領導經濟的效率，擴大企業自主權；四是“利用經濟增長的潛力”，要求杜絕資金浪費、機器設備閒置、人浮於事、忽視產品質量等現象。
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方針總體呈現出保守的特徵，幾乎沒有改革色彩。根據順序，仍舊把重工業放在首位，顯示出“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蘇聯經濟政策傳統；在農業領域強調各級農業管理部門的作用，毫無解放農業生產力，鼓勵農民個體自主經營的內容；在經濟體制層面，依然強調計劃經濟體制，提升管理效率和擴大企業自主的觀點幾乎是把柯西金的“新經濟體制改革”換了個說法；最後的“利用潛力”觀點複製了安德羅波夫時期加強工作紀律的要求，沒有列出相應的制度配套措施。
社會政策方面：一是“不斷提高人民的福利，始終堅持社會公正”，重點提到發展服務業，關注住房、教育、醫療、酗酒和環境問題，另外有一句很新穎的話——“在取締非勞動收入的同時，不允許懷疑那些用誠實的勞動收入取得額外收入的人”；二是“完善社會階級關係和民族關係”，提到“工人階級、農民和知識分子的聯盟”，提到青年問題、老人福利和婦女解放，提到“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誼”，稱“蘇聯人民是一個嶄新的社會的和族際主義的共同體”，把存在的民族問題歸納為“民族閉關自守和本位主義的意圖以及依賴別人的心理還沒有根除，有時還會病態的表現出來”。
戈爾巴喬夫的社會政策方針相比經濟領域的改革色彩更加暗淡。報告僅限於批評現狀，沒有提出發展服務業、改善住房、教育、醫療和環境問題的具體措施。在民族問題上，戈爾巴喬夫繼承了勃列日涅夫時期對於蘇聯民族問題的全面肯定方針，把過去的“少數民族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傾向”換了一種表達方式，批評部分少數民族“閉關自守”、“本位主義”和“依賴別人”，暗示主體民族俄羅斯族的巨大付出。

報告的第三部分闡述了“民主化”、“公開性”和“人民自治”三者之間的關係，依次說明蘇聯社會的各個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應當在“民主化”進程中發揮的作用，包括黨、蘇維埃、共青團、工會、國有企業、集體農莊、監察機關和執法機關。在“公開性”方面，報告認為“我們應該更好地利用發揚直接民主的下列可靠渠道：公民集會、選民的委託、勞動人民的來信、報刊、廣播、電視，以及表達輿論、迅速而敏感地反映群眾要求和情緒的一切工具”。在第三部分結尾，戈爾巴喬夫讚揚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和蘇聯軍隊的工作業績和職能意義。
報告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說完內政，第四部分專題宣示蘇共在未來一段時期的外交政策。
第一，通過論述普遍裁軍的意義和理由，引出1986年1月15日提出的“2000年無核化分階段裁軍計劃”，稱“蘇聯打算頑強地爭取這項計劃的實現，把這看作是它今後幾年對外政策的重心方針”。
第二，抨擊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稱美國反對裁軍，將其原因歸結為“美國統治階級，更確切地說，這個階級同軍界工業界集團有聯繫的極端利己主義集團，有着顯然與我們相反的另一些目標”。
第三，談論蘇共對國際地區事務的一些看法。對於阿富汗，“我們希望在最近的將來就讓應阿富汗政府的請求駐在那裡的蘇聯軍隊回國。還同阿富汗方面商定了一旦取得政治解決就分階段撤出蘇聯軍隊的期限，而這種政治解決應保障實際停止並可靠地保證不恢復對阿富汗民主共和國內政的外來武裝干涉”；對於歐洲，要鞏固“赫爾辛基進程”的成果；對於亞洲和太平洋，“應當毫不拖延地尋找自己的解決辦法，尋找自己的途徑”；此外，“我們主張更積極地集體尋求途徑來消除中近東、中美洲、南部非洲和世界所有動盪地點的衝突局面”。
第四，評價“社會主義大家庭”。軍事方面，高度評價華沙條約組織，稱“按照華沙條約締約國一致的決定延長華沙條約的期限具有重大意義”；經濟方面，認為經互會需要改變，“少一點行政手段和各種委員會，多注意經濟槓桿、主動性和社會主義進取精神”；外交方面，報告不點名地暗示波蘭問題的解決方針——“學着制止我們的階級敵人企圖製造和利用危機局勢…學着不使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相矛盾，而是要使這種利益相互協調”。
報告提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關係的處理方針後，又談及蘇共對中蘇關係的看法，“蘇聯同偉大的鄰邦——社會主義中國的相互關係有了一定的改善。在立場上，特別是對一系列國際問題的立場上，依然存在差別…考慮到未來，可以說，蘇中合作的潛力是極大的。”談完中蘇關係，報告強調國際共運中各國共產黨的獨立自主，“蘇聯共產黨並不把各國共產黨之間並非任何時候對所有問題都完全一致這一點看得有多麼嚴重”。
第五，呼籲建立一個具有廣泛意義的“國際安全體系”，從軍事、政治、經濟和人文四個方面歸納了十九條具體目標，倡議加強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對話，發揮國際會議的作用，“共同研究世界經濟的問題及前景、裁軍和發展、擴大貿易及科技合作的相互聯繫”。
報告的第五部分的內容是黨務問題。戈爾巴喬夫提出了三項要求。一是“按新方式工作，提高黨組織的作用和責任”，要求各級黨組織貫徹1985年四月全會制定的新路線、發揚民主和集體領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落實監督、對工作負責；二是“為黨員的純潔而正直的品格、為原則性的幹部政策而鬥爭”，主要內容包括整頓和更新幹部隊伍，三是“加強意識形態與生活的聯繫，豐富人的精神世界”，“要求不斷探索和善於跟上現實生活，今天特別重要的是深刻認識目前任務的性質”。
報告的第六部分介紹了新黨章的產生過程和修訂結果。整個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沿用的都是赫魯曉夫在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主導通過的黨章。戈爾巴喬夫認為，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發生了許多變化，需要制定新黨章。蘇共二十七大報告強調了修訂新黨章的“全民討論”過程，認為黨章修改的結果“成果卓著”。
以上就是戈爾巴喬夫向蘇共二十七大作出的政治報告的主要內容。這個長篇大論的報告在向當時和後來的人們展示些什麼呢？

通篇來看，戈爾巴喬夫的政治報告還是比較傳統的。這種傳統的風格體現在對蘇共現有政策和蘇聯現有制度的“繼承性”。在世界局勢方面，繼承了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兩種社會制度”既相互鬥爭，又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在經濟制度方面，繼承了斯大林時代以來的計劃經濟體制，繼承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傳統，繼承了“加強紀律”，而並沒有規劃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在民族政策方面，繼承了列寧時代以來“民族問題已經得到一勞永逸地解決”的觀點；在政治方面，繼承了在黨、蘇維埃、勞動集體和工青婦等已有機構內部實現“社會主義自治”的理念。
報告的創新之處主要集中在外交方面，而創新的基礎則是建立在高度評價戈爾巴喬夫上台以來推行的外交“新思維”和新政策。報告充分肯定了日內瓦蘇美最高首腦級會談和“2000年無核化分階段裁軍計劃”，要求繼續堅持這些工作目標。此外，明確提出要在阿富汗撤軍、暗示要妥善處置波蘭問題、要改善中蘇關係、要發揚各國共產黨在國際共運中的“獨立自主”。
報告的另一項創新之處體現在黨務工作，一是要按照1985年四月全會精神改善黨組織的工作作風，二是跟全黨打招呼，要加快幹部隊伍更新，三是要改良意識形態工作，使宣傳教育工作貼近現實。
報告對“過去一段時期”的批評語調很濃，甚至對蘇聯的一些具體部門和具體地區進行了點名批評。儘管如此，報告還是強調對已有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完善，而不是“改革”，甚至連一些具體的、細節性的改革措施也沒有提到。唯一的改革要求是貫徹1985年四月全會的“加速發展戰略”。至於如何“加速”、如何形成“戰略”，報告給出的答案也是在現有基礎上進行“完善”、“探索”和“思考”，沒有給出具體的新措施。
綜上所述，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二十七大作出的政治報告口號性的話很多，迷惑了當時的人們，也迷惑了後世的人們。當時的蘇聯國內和國際社會對戈爾巴喬夫的報告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後世的人們無論是讚揚戈爾巴喬夫的功績還是抨擊戈爾巴喬夫的叛變，都大量地就蘇共二十七大政治報告摘章引句。
在當時的蘇聯國內，一些傾向保守的人們從報告的具體內容出發，認為戈爾巴喬夫繼承了勃列日涅夫對政治制度的“完善”、柯西金總理的“新經濟體制改革”、安德羅波夫對黨政機關與企事業單位加強工作紀律的“要求”和前外長葛羅米柯在國際社會發揚鬥爭藝術與搶占戰略主動的外交風格；而另一些力主改革的人們則從報告提出的一些新口號出發，認為戈爾巴喬夫即將開啟蘇聯的一個全新時代。這個新時代包括政治經濟領域的“公開性”、“民主化”，意識形態領域的“現實性”和外交領域的“新思維”。
無論是保守派還是改革派，當時的蘇聯人絲毫沒有看出戈爾巴喬夫會有後世所稱的“叛黨敗國”傾向。相反，戈爾巴喬夫在報告中近百次引用列寧的語錄，彰顯自己的執政合法性來源於偉大的列寧，多次批判“過去一段時期”，號召全黨團結在1985年的四月全會精神周圍，使得那些與戈爾巴喬夫政見不同的保守派和改革派都說不出反對的理由，全面樹立了他自己和以他為首的新一屆領導核心的權威。
在當時的國際社會，絕大部分國家的政府和人民都對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二十七大作出的政治報告予以了一致好評。西方國家認為戈爾巴喬夫在真心實意地裁軍，積極主動地倡導經貿文化交流和普遍意義的國際合作；西方國家、中國和伊斯蘭國家普遍看好戈爾巴喬夫對在阿富汗撤軍的承諾；戈爾巴喬夫在國際共運領域提出了發揚各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精神的觀點，中國、波蘭以及其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對此表示極大歡迎。
值得稱道地是，戈爾巴喬夫的一系列政治觀點倒是引起世界諸多國家普遍的“不自在”。美英等強勢反蘇的西方國家十分忌憚蘇共二十七大提出的一攬子裁軍計劃，既不願意在裁軍領域向蘇聯低頭，又不敢背負阻撓裁軍的罵名。在社會主義陣營，包括東歐和越南、古巴和阿富汗等國，一些國家的執政黨領袖讀懂了戈爾巴喬夫的話外之音——讓你們獨立自主不是允許你們背離蘇聯，而是要在改革的問題上和蘇聯保持一致，“獨立自主”地根據本國實際發起改革，自力更生，別一天天就知道問蘇聯借錢，還借錢不還；誰要是不改革，別怪蘇聯翻臉，以後不扶持你們。1986年12月，蘇共二十七大結束9個月後，越南發起“革新開放”。同樣是在1986年12月，波蘭提出“社會主義多元化”。
戈爾巴喬夫提出的改革口號在中國也造成了很大影響，當時，發起改革已經八年的中國政府一直堅持“摸着石頭過河”，在全面改革的道路上只做不說，以防國內“某些人”說三道四。這樣一來，與只說不做的戈爾巴喬夫政府形成了巨大反差。於是，1986年以後，有的人建議向“老大哥”學習，搞政改。
就這樣，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二十七大上作出的政治報告在蘇聯國內外產生了歷史性的廣泛影響，使自己在上台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在國內迅速建立起強有力的權威，把黨內和國內的各種力量團結在自己的大旗之下。在國外，他的政治報告也給敵人們和盟友們造成巨大的壓力，甚至讓一些國家陷入被動。大家紛紛意識到，這位上台不到一年的神秘的蘇聯新領袖不可小覷。
這樣的戈爾巴喬夫，誰還敢說他是“政治低能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