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2月25日至3月6日，苏共在莫斯科召开第二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战友们第一次主持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苏共中央新的领导核心正式形成，也标志着戈尔巴乔夫真正意义上掌握最高权力。
2月25日，大会举行开幕式，戈尔巴乔夫首先致辞，然后由第二书记利加乔夫发表讲话。他的讲话稿不长，内容是向大会介绍到会的兄弟党代表团，包括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亲苏政党的代表们。利加乔夫的讲话向外界显示，他正式接过苏斯洛夫生前的一项主要职责——负责领导国际共运，指挥协调苏共与兄弟党的联络工作，再次彰显他本人二号领袖的权威。接着，由戈尔巴乔夫向大会作政治报告。
戈尔巴乔夫一改勃列日涅夫时期几次大会政治报告“多讲优点、少讲缺点”的传统，在报告的开篇部分为优点和缺点各分配了一半篇幅，重点强调了改革的必要性。报告主体内容分为六个部分，依次是“当代世界的主要趋势和矛盾”、“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是战略性方针”、“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加深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党的对外政策战略的基本目标和方针”、“党”、“关于讨论党纲新修订本和修改党章的结果”。
在报告的第一部分，戈尔巴乔夫侃侃而谈七、八十年代的世界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和国际共运，高度评价社会主义制度，认为“当代的进步被公正地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他归纳了当时世界的“两类重要矛盾”，第一类是“两个体系、两种社会形态的国家”的矛盾，第二类是“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内部”的矛盾。
对于这两类矛盾，戈尔巴乔夫认为“斗争的主要方面是为各国人民创造应有的、真正人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在这方面同资本主义制度竞赛，在持久和平的条件下竞赛”。这个引人瞩目的观点重提了当年赫鲁晓夫的“和平竞赛”，显示出追求“人道”和“以人为本”的理念。
报告的第二部分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另一个是“社会政策的基本方针”。
经济政策方面：一是“在科学进步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的改造”，要求重点在重工业领域加强科技应用；二是“解决食品问题是首要任务”，要求加强“农工综合体”的领导作用；三是“把经济管理提高到新要求的水平”，要求提高领导经济的效率，扩大企业自主权；四是“利用经济增长的潜力”，要求杜绝资金浪费、机器设备闲置、人浮于事、忽视产品质量等现象。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方针总体呈现出保守的特征，几乎没有改革色彩。根据顺序，仍旧把重工业放在首位，显示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苏联经济政策传统；在农业领域强调各级农业管理部门的作用，毫无解放农业生产力，鼓励农民个体自主经营的内容；在经济体制层面，依然强调计划经济体制，提升管理效率和扩大企业自主的观点几乎是把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换了个说法；最后的“利用潜力”观点复制了安德罗波夫时期加强工作纪律的要求，没有列出相应的制度配套措施。
社会政策方面：一是“不断提高人民的福利，始终坚持社会公正”，重点提到发展服务业，关注住房、教育、医疗、酗酒和环境问题，另外有一句很新颖的话——“在取缔非劳动收入的同时，不允许怀疑那些用诚实的劳动收入取得额外收入的人”；二是“完善社会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提到“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提到青年问题、老人福利和妇女解放，提到“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称“苏联人民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的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把存在的民族问题归纳为“民族闭关自守和本位主义的意图以及依赖别人的心理还没有根除，有时还会病态的表现出来”。
戈尔巴乔夫的社会政策方针相比经济领域的改革色彩更加暗淡。报告仅限于批评现状，没有提出发展服务业、改善住房、教育、医疗和环境问题的具体措施。在民族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继承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对于苏联民族问题的全面肯定方针，把过去的“少数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换了一种表达方式，批评部分少数民族“闭关自守”、“本位主义”和“依赖别人”，暗示主体民族俄罗斯族的巨大付出。

报告的第三部分阐述了“民主化”、“公开性”和“人民自治”三者之间的关系，依次说明苏联社会的各个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应当在“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包括党、苏维埃、共青团、工会、国有企业、集体农庄、监察机关和执法机关。在“公开性”方面，报告认为“我们应该更好地利用发扬直接民主的下列可靠渠道：公民集会、选民的委托、劳动人民的来信、报刊、广播、电视，以及表达舆论、迅速而敏感地反映群众要求和情绪的一切工具”。在第三部分结尾，戈尔巴乔夫赞扬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和苏联军队的工作业绩和职能意义。
报告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说完内政，第四部分专题宣示苏共在未来一段时期的外交政策。
第一，通过论述普遍裁军的意义和理由，引出1986年1月15日提出的“2000年无核化分阶段裁军计划”，称“苏联打算顽强地争取这项计划的实现，把这看作是它今后几年对外政策的重心方针”。
第二，抨击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称美国反对裁军，将其原因归结为“美国统治阶级，更确切地说，这个阶级同军界工业界集团有联系的极端利己主义集团，有着显然与我们相反的另一些目标”。
第三，谈论苏共对国际地区事务的一些看法。对于阿富汗，“我们希望在最近的将来就让应阿富汗政府的请求驻在那里的苏联军队回国。还同阿富汗方面商定了一旦取得政治解决就分阶段撤出苏联军队的期限，而这种政治解决应保障实际停止并可靠地保证不恢复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内政的外来武装干涉”；对于欧洲，要巩固“赫尔辛基进程”的成果；对于亚洲和太平洋，“应当毫不拖延地寻找自己的解决办法，寻找自己的途径”；此外，“我们主张更积极地集体寻求途径来消除中近东、中美洲、南部非洲和世界所有动荡地点的冲突局面”。
第四，评价“社会主义大家庭”。军事方面，高度评价华沙条约组织，称“按照华沙条约缔约国一致的决定延长华沙条约的期限具有重大意义”；经济方面，认为经互会需要改变，“少一点行政手段和各种委员会，多注意经济杠杆、主动性和社会主义进取精神”；外交方面，报告不点名地暗示波兰问题的解决方针——“学着制止我们的阶级敌人企图制造和利用危机局势…学着不使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相矛盾，而是要使这种利益相互协调”。
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处理方针后，又谈及苏共对中苏关系的看法，“苏联同伟大的邻邦——社会主义中国的相互关系有了一定的改善。在立场上，特别是对一系列国际问题的立场上，依然存在差别…考虑到未来，可以说，苏中合作的潜力是极大的。”谈完中苏关系，报告强调国际共运中各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苏联共产党并不把各国共产党之间并非任何时候对所有问题都完全一致这一点看得有多么严重”。
第五，呼吁建立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国际安全体系”，从军事、政治、经济和人文四个方面归纳了十九条具体目标，倡议加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对话，发挥国际会议的作用，“共同研究世界经济的问题及前景、裁军和发展、扩大贸易及科技合作的相互联系”。
报告的第五部分的内容是党务问题。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是“按新方式工作，提高党组织的作用和责任”，要求各级党组织贯彻1985年四月全会制定的新路线、发扬民主和集体领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落实监督、对工作负责；二是“为党员的纯洁而正直的品格、为原则性的干部政策而斗争”，主要内容包括整顿和更新干部队伍，三是“加强意识形态与生活的联系，丰富人的精神世界”，“要求不断探索和善于跟上现实生活，今天特别重要的是深刻认识目前任务的性质”。
报告的第六部分介绍了新党章的产生过程和修订结果。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沿用的都是赫鲁晓夫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主导通过的党章。戈尔巴乔夫认为，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发生了许多变化，需要制定新党章。苏共二十七大报告强调了修订新党章的“全民讨论”过程，认为党章修改的结果“成果卓著”。
以上就是戈尔巴乔夫向苏共二十七大作出的政治报告的主要内容。这个长篇大论的报告在向当时和后来的人们展示些什么呢？

通篇来看，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报告还是比较传统的。这种传统的风格体现在对苏共现有政策和苏联现有制度的“继承性”。在世界局势方面，继承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两种社会制度”既相互斗争，又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在经济制度方面，继承了斯大林时代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继承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传统，继承了“加强纪律”，而并没有规划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民族政策方面，继承了列宁时代以来“民族问题已经得到一劳永逸地解决”的观点；在政治方面，继承了在党、苏维埃、劳动集体和工青妇等已有机构内部实现“社会主义自治”的理念。
报告的创新之处主要集中在外交方面，而创新的基础则是建立在高度评价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推行的外交“新思维”和新政策。报告充分肯定了日内瓦苏美最高首脑级会谈和“2000年无核化分阶段裁军计划”，要求继续坚持这些工作目标。此外，明确提出要在阿富汗撤军、暗示要妥善处置波兰问题、要改善中苏关系、要发扬各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的“独立自主”。
报告的另一项创新之处体现在党务工作，一是要按照1985年四月全会精神改善党组织的工作作风，二是跟全党打招呼，要加快干部队伍更新，三是要改良意识形态工作，使宣传教育工作贴近现实。
报告对“过去一段时期”的批评语调很浓，甚至对苏联的一些具体部门和具体地区进行了点名批评。尽管如此，报告还是强调对已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完善，而不是“改革”，甚至连一些具体的、细节性的改革措施也没有提到。唯一的改革要求是贯彻1985年四月全会的“加速发展战略”。至于如何“加速”、如何形成“战略”，报告给出的答案也是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完善”、“探索”和“思考”，没有给出具体的新措施。
综上所述，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作出的政治报告口号性的话很多，迷惑了当时的人们，也迷惑了后世的人们。当时的苏联国内和国际社会对戈尔巴乔夫的报告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后世的人们无论是赞扬戈尔巴乔夫的功绩还是抨击戈尔巴乔夫的叛变，都大量地就苏共二十七大政治报告摘章引句。
在当时的苏联国内，一些倾向保守的人们从报告的具体内容出发，认为戈尔巴乔夫继承了勃列日涅夫对政治制度的“完善”、柯西金总理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安德罗波夫对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加强工作纪律的“要求”和前外长葛罗米柯在国际社会发扬斗争艺术与抢占战略主动的外交风格；而另一些力主改革的人们则从报告提出的一些新口号出发，认为戈尔巴乔夫即将开启苏联的一个全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包括政治经济领域的“公开性”、“民主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现实性”和外交领域的“新思维”。
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当时的苏联人丝毫没有看出戈尔巴乔夫会有后世所称的“叛党败国”倾向。相反，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近百次引用列宁的语录，彰显自己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伟大的列宁，多次批判“过去一段时期”，号召全党团结在1985年的四月全会精神周围，使得那些与戈尔巴乔夫政见不同的保守派和改革派都说不出反对的理由，全面树立了他自己和以他为首的新一届领导核心的权威。
在当时的国际社会，绝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对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作出的政治报告予以了一致好评。西方国家认为戈尔巴乔夫在真心实意地裁军，积极主动地倡导经贸文化交流和普遍意义的国际合作；西方国家、中国和伊斯兰国家普遍看好戈尔巴乔夫对在阿富汗撤军的承诺；戈尔巴乔夫在国际共运领域提出了发扬各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精神的观点，中国、波兰以及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此表示极大欢迎。
值得称道地是，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政治观点倒是引起世界诸多国家普遍的“不自在”。美英等强势反苏的西方国家十分忌惮苏共二十七大提出的一揽子裁军计划，既不愿意在裁军领域向苏联低头，又不敢背负阻挠裁军的骂名。在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东欧和越南、古巴和阿富汗等国，一些国家的执政党领袖读懂了戈尔巴乔夫的话外之音——让你们独立自主不是允许你们背离苏联，而是要在改革的问题上和苏联保持一致，“独立自主”地根据本国实际发起改革，自力更生，别一天天就知道问苏联借钱，还借钱不还；谁要是不改革，别怪苏联翻脸，以后不扶持你们。1986年12月，苏共二十七大结束9个月后，越南发起“革新开放”。同样是在1986年12月，波兰提出“社会主义多元化”。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口号在中国也造成了很大影响，当时，发起改革已经八年的中国政府一直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在全面改革的道路上只做不说，以防国内“某些人”说三道四。这样一来，与只说不做的戈尔巴乔夫政府形成了巨大反差。于是，1986年以后，有的人建议向“老大哥”学习，搞政改。
就这样，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作出的政治报告在苏联国内外产生了历史性的广泛影响，使自己在上台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在国内迅速建立起强有力的权威，把党内和国内的各种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大旗之下。在国外，他的政治报告也给敌人们和盟友们造成巨大的压力，甚至让一些国家陷入被动。大家纷纷意识到，这位上台不到一年的神秘的苏联新领袖不可小觑。
这样的戈尔巴乔夫，谁还敢说他是“政治低能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