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看，雷日科夫的《关于苏联1986年至1990年和至200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的立足点还是完善计划经济体制，谈的最多的是各种“完善”和各种“加强”，没有提出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也没有提出挖掘民众消费市场潜力，更没有提出以居民消费拉动国民经济发展。
《基本方针》仍然呈现出苏联几十年来的经济政策传统。首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和农业。例如，在投资增速方面，对机器制造业的要求是80%，石化工业是47%，而农业只有22%，至于消费品工作则根本没提具体数字；其次是重视资金积累，忽视居民消费，《基本方针》要求，生产性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要由勃列日涅夫时期的16%提升至25%，极易阻碍居民收入增长，进而影响消费水平；再次是片面追求速度，《基本方针》寄希望于投资的快速增长带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动辄百分之几十的增加，丝毫未考虑居民消费市场对于整体经济的内生驱动作用。
勃列日涅夫末期，苏联消费品市场的商品短缺现象死灰复燃。从《基本方针》来看，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等人完全没有意识到潜在的经济危机，依然追求重工业领域的高积累和高速度，进而提出了当年勃列日涅夫等人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新经济体制”改革大好形势之下都不敢提出的高速度。随着“反酗酒运动”的全面展开，苏联经济雪上加霜。
当时，不仅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等苏共高层没有意识到危机，中央委员们也没有意识到危机。3月5日，雷日科夫的《关于苏联1986年至1990年和至200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被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苏共高层开始期待未来十五年的繁荣昌盛。3月6日，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成为苏共党史上最后一次“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发生一系列新的重大人事变动，昭示着苏联未来的结局。会议选举负责国防工业的中央书记扎伊科夫为政治局委员，选举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斯柳尼科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苏共中央科学与教育部部长梅德韦杰夫和克格勃副主席克留奇科夫等人为中央委员。
这些人事布局体现出戈尔巴乔夫对未来一段时期人事布局的考虑。扎伊科夫升任政治局委员标志着自1984年12月乌斯季诺夫逝世后，时隔一年零三个月，国防工业部门在政治局又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叶利钦和斯柳尼科夫升任政治局委员体现出苏共中央对莫斯科和白俄罗斯党组织的重视；雅科夫列夫和梅德韦杰夫升任中央委员意味着戈尔巴乔夫要亲自掌管意识形态工作，改变自1982年1月苏斯洛夫逝世以后苏共意识形态工作日益颓废的困境。戈尔巴乔夫将二人选为中央委员的同时，破格擢升二人为苏共中央书记，“协助”利加乔夫管好意识形态工作。
戈尔巴乔夫是雅科夫列夫的“恩人”，是他把雅科夫列夫从加拿大“解救”回国，使雅科夫列夫的改革思维有机会成为苏共的政策。因此，雅科夫列夫对戈尔巴乔夫极为忠诚，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两人的私交也没有大的变化。
梅德韦杰夫全名瓦吉姆?安德烈耶维奇?梅德韦杰夫，1929年出生于雅罗斯拉夫尔省，和雷日科夫同岁，和雅科夫列夫是老乡，后来又成为同事。梅德韦杰夫毕业于国立列宁格勒日丹诺夫大学，是个高材生，1951年参加工作，1952年入党。1956年至1961年在列宁格勒铁路运输学院担任副教授，1961年至1968年任列宁格勒工学院教研室主任。1968年至1970年任苏共列宁格勒市委书记。
1970年，41岁的梅德韦杰夫进入中央工作，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当时，宣传部主持工作的是第一副部长雅科夫列夫同志。两人共事了三年，雅科夫列夫于1973年被贬去加拿大担任苏联大使。1978年，梅德韦杰夫转任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同一年，好学又爱广交朋友的戈尔巴乔夫升任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来到莫斯科工作。两人认识后不久成为朋友。
安德罗波夫时期，戈尔巴乔夫的话语权逐渐上升。1983年，长期受勃列日涅夫庇护、第聂伯帮分子、不学无术的苏共中央科学和教育部部长特拉佩兹尼科夫被免职，梅德韦杰夫成为新任部长。到了契尔年科时期，戈尔巴乔夫排除万难，在1984年12月主持召开了以意识形态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在此之前，梅德韦杰夫与雅科夫列夫一道，顶着多方压力为戈尔巴乔夫起草讲话稿，对戈尔巴乔夫显示出绝对忠诚。

克留奇科夫全名弗拉基米尔?亚力山大罗维奇?克留奇科夫，1924年出生于察里津（今伏尔加格勒），此人搞外交工作出身，派驻苏联驻匈牙利使馆时结识安德罗波夫，从此追随安德罗波夫近三十年，先后跟着安德罗波夫在匈牙利使馆、中央书记处和克格勃等多个部门工作，直至安德罗波夫逝世。
克留奇科夫对安德罗波夫及其路线方针政策极其忠诚。安德罗波夫逝世以后，身为克格勃副主席的克留奇科夫坚定地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长期以来，他和安德罗波夫关系亲近，深知安德罗波夫生前对戈尔巴乔夫寄予的巨大希望。
无论是扎伊科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还是克留奇科夫，他们都和利加乔夫一样，在契尔年科时期坚定不移地支持和拥护戈尔巴乔夫的领导权威。1984年下半年，扎伊科夫在自己领导的列宁格勒州积极贯彻戈尔巴乔夫提出的科技进步战略；雅科夫列夫和梅德韦杰夫全力辅佐戈尔巴乔夫争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克留奇科夫立足自己的副主席职务在克格勃极力维护戈尔巴乔夫的影响力。他们几个人在契尔年科时期的的表现可谓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戈尔巴乔夫提拔这些人，毫无疑问地再一次全面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
在外交领域，戈尔巴乔夫借着苏共二十七大调整干部的机会实施了一系列人事变动。首先，免去了深负葛罗米柯烙印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科尔尼延科的职务，命令他转任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为外交部新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推行外交新思维剪除了掣肘。其次，免去深负苏斯洛夫烙印的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的职务，命令担任驻美国大使长达24年的多勃雷宁接任，力图改变过去四十年苏共不顾国力，盲目援外的国际共运政策，同时给予谢瓦尔德纳泽更换驻美大使的机会，使新部长有机会在美国安排上自己人，全面掌控对美外交。再次，任命梅德韦杰夫兼任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联络部部长，“协助”利加乔夫领导国际共运。
苏共二十七大内外重大人事变动的背后，隐约显现出戈尔巴乔夫对“第二书记问题”的重视。戈尔巴乔夫深知，22年前，勃列日涅夫利用其“第二书记”职务掌握的资源，发动政变取得最高权力，在其掌权的十八年里，一直防范着“第二书记”权力坐大。追求“第二书记”权力的波德戈尔内和谢列平全被打为“另类”，看似不争权的灰衣主教苏斯洛夫担任“第二书记”时仅掌握意识形态和国际共运领域的权力。勃列日涅夫直至生命最后时刻才最终排除基里连科，将“第二书记”权力交给安德罗波夫，表现的十分谨慎。
没办法，“第二书记”是总书记的接替者，位置十分重要。戈尔巴乔夫让利加乔夫担任“第二书记”，一来是看重他在契尔年科时期对自己的忠诚，二来是利加乔夫不具威胁，1986年已经65岁，比戈尔巴乔夫大十岁，不可能成为接班人，三是利加乔夫负责了两三年的组织人事工作，时间虽短，却处于“大清洗”以来苏联干部更新最快的时期，利加乔夫在新近提拔的中央直管干部群体中间有很高的威信。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各方面的权力开始向利加乔夫集中。由于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经常要赴国内各地视察和出国访问、会谈，意识形态领域、国际共运领域以及其他一些领域的干部们只好找利加乔夫请示、汇报工作。加之利加乔夫之前一直在搞组织人事工作，不知不觉，党政最高权力流向了“第二书记”办公室。
更要命的是，利加乔夫和领袖风格迥异。戈尔巴乔夫擅长演讲，利加乔夫偏重实干；年轻的戈尔巴乔夫锋芒毕露，言语颇带杀伤力，年长的利加乔夫寡言持重，具有长者风范。党内一些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老干部见到比自己年轻的戈尔巴乔夫不太敢说话，见到年龄相近的利加乔夫还愿意多说两句。时间一长，利加乔夫被扣上了“传统派”的帽子。
对于这些问题，戈尔巴乔夫一直在减轻利加乔夫的工作负担，安排自己信得过的干部去“协助”利加乔夫工作。先是在1985年下半年安排自己的老邻居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苏维埃执委会主席拉祖莫夫斯基担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随后升任其为负责组织人事工作的中央书记。苏共二十七大期间，擢升雅科夫列夫为中央委员，同时升任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还是在苏共二十七大，擢升梅德韦杰夫为中央委员，同时升任中央书记、兼任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就这样，戈尔巴乔夫把自己的亲信们派去给老战友利加乔夫“帮忙”，从组织人事、意识形态和国际共运三个权力领域防范着利加乔夫大权独揽。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利加乔夫直到下台的那一刻都对戈尔巴乔夫保持着忠诚，而在下台之前，他已经发现，戈尔巴乔夫给他派来帮忙的三个人全是来帮倒忙的，最终导致了他的下台。

忙完苏共二十七大，戈尔巴乔夫再度把重心放在外交领域。在外交领域，戈尔巴乔夫又把重心从对美外交转移到阿富汗问题。在他上台初期，驻阿富汗苏军发起了新一轮进攻，效果不是太好。经过近一年的深思熟虑，他下定决心，在彻底实现撤军之前，首先更换阿富汗领导人。
1985年，配合着新的外交缓和战略，戈尔巴乔夫在阿富汗问题上采取强硬措施，指示驻阿苏军发起新的清剿行动，确保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及其周边地区的稳定，力图切断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起义军运输通道。
为贯彻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指示，驻阿苏军七拼八凑，在喀布尔集中了一万多人的机动部队，配属了数千人的阿富汗政府军，随时准备出击。鉴于喀布尔北面的潘杰希尔省有战斗力强悍的马苏德部队，苏军决定将喀布尔东北方向的库纳尔省和正东面的楠格哈尔省列为重点清缴地区。
楠格哈尔省和库纳尔省南北相邻，共同构成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东北部边界。自苏军入侵阿富汗以来，阿富汗逊尼派的各路起义军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市设立了各自的大本营，以该市为起点，往国内输送兵员和武器。上述两省份离白沙瓦的平均距离不超过100公里，获取外国援助极为便利。起义军在这里建立了为数众多的“转运基地”，活跃着万人以上规模的抵抗力量。苏军屡次进剿，都难以平定。
为了贯彻戈尔巴乔夫通过赢得关键性局部战役扭转战略全局的方针，驻阿苏军决定由楠格哈尔省省会贾拉拉巴德向北进攻，全力打通该城市至库纳尔省边境城市巴里果德的公路线，解救在那里陷入重围的阿富汗政府军，由南向北截断起义军东西向的运输通道，稳定喀布尔东部的局势。
1985年4月底，苏军正式发起攻势，首先由空军对起义军的根据地和阿巴边境进行为期十多天的轰炸，随后派出装甲部队沿公路线快速进攻，直捣巴里果德。当地起义军被迫让出公路线，在公路两旁和苏军打起游击战。至5月，战事进入胶着状态，起义军渐渐落入下风。6月上旬，苏军终于恢复对巴里果德的有效控制，重新封锁两省与巴基斯坦交界地区。
喀布尔的东北方向刚刚稳定，其北面的防务又出乱子了。马苏德趁着潘杰希尔省的苏军东调，防务空虚，向该省苏联驻军和阿富汗政府军发起了广泛袭击。仅在6月15日，马苏德部队就歼灭阿富汗政府军一个旅，击毙旅长及其麾下官兵300余人，俘虏400余人。卡尔迈勒被迫将内政部的部队和喀布尔使馆区的防卫部队派去支援，为苏军主力回援赢得时间。谁曾想，这一回成了送肉上砧。6月底，政府军又有200余名官兵被俘，包括两名将官。
对付马苏德，“伪军”是指望不上了，只能靠占领军。苏军主力刚抵达潘杰希尔，就与马苏德部队展开激战。在付出200多人的伤亡后，苏军恢复了对潘杰希尔省的基本控制。马苏德军队退回潘杰希尔谷地休整。
苏军还没缓口气，喀布尔南面的帕克蒂亚省也出现了起义军新的攻势。该省苏军的各个据点普遍遭到攻击，彼此的交通线被截断。当地部分起义军甚至向北运动，兵锋抵近喀布尔郊外，与首都抵抗力量遥相呼应。面对这一情况，刚在潘杰希尔省鏖战一月有余的苏军主力被迫调头向南，进入帕克蒂亚省实施清缴。整个8月和9月，师老兵疲的苏军战况不佳，频频受挫，向帕克蒂亚省边境城市霍斯特发起的“交通战”目标没有实现，反而付出了1000多人的伤亡和100余辆坦克、装甲车的损失。
正当首都喀布尔周边省份炮火连天的时候，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省形势出现极度恶化。当地政府军几乎全军覆没。苏军被迫增加在当地的驻防力量。此时，之前形势一度稳定的库纳尔省、楠格哈尔省和潘杰希尔省又发生了新的战事。
整个1985年，苏军在阿富汗各个战场疲于奔命，好不容易创造的胜利全都成了昙花一现，没有一项成果能巩固下来。在这种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决定换个人去给阿富汗的兄弟党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