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看，雷日科夫的《關於蘇聯1986年至1990年和至2000年經濟和社會發展基本方針》的立足點還是完善計劃經濟體制，談的最多的是各種“完善”和各種“加強”，沒有提出以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經濟改革，也沒有提出挖掘民眾消費市場潛力，更沒有提出以居民消費拉動國民經濟發展。
《基本方針》仍然呈現出蘇聯幾十年來的經濟政策傳統。首先是優先發展重工業，輕視輕工業和農業。例如，在投資增速方面，對機器製造業的要求是80%，石化工業是47%，而農業只有22%，至於消費品工作則根本沒提具體數字；其次是重視資金積累，忽視居民消費，《基本方針》要求，生產性基本建設投資的增長速度要由勃列日涅夫時期的16%提升至25%，極易阻礙居民收入增長，進而影響消費水平；再次是片面追求速度，《基本方針》寄希望於投資的快速增長帶動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動輒百分之幾十的增加，絲毫未考慮居民消費市場對於整體經濟的內生驅動作用。
勃列日涅夫末期，蘇聯消費品市場的商品短缺現象死灰復燃。從《基本方針》來看，戈爾巴喬夫和雷日科夫等人完全沒有意識到潛在的經濟危機，依然追求重工業領域的高積累和高速度，進而提出了當年勃列日涅夫等人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新經濟體制”改革大好形勢之下都不敢提出的高速度。隨着“反酗酒運動”的全面展開，蘇聯經濟雪上加霜。
當時，不僅戈爾巴喬夫和雷日科夫等蘇共高層沒有意識到危機，中央委員們也沒有意識到危機。3月5日，雷日科夫的《關於蘇聯1986年至1990年和至2000年經濟和社會發展基本方針》被代表大會審議通過，蘇共高層開始期待未來十五年的繁榮昌盛。3月6日，蘇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勝利閉幕，成為蘇共黨史上最後一次“勝利的大會、團結的大會”。
在這次大會上，蘇共發生一系列新的重大人事變動，昭示着蘇聯未來的結局。會議選舉負責國防工業的中央書記扎伊科夫為政治局委員，選舉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葉利欽和白俄羅斯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斯柳尼科夫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選舉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雅科夫列夫、蘇共中央科學與教育部部長梅德韋傑夫和克格勃副主席克留奇科夫等人為中央委員。
這些人事布局體現出戈爾巴喬夫對未來一段時期人事布局的考慮。扎伊科夫升任政治局委員標誌着自1984年12月烏斯季諾夫逝世後，時隔一年零三個月，國防工業部門在政治局又有了自己的話語權；葉利欽和斯柳尼科夫升任政治局委員體現出蘇共中央對莫斯科和白俄羅斯黨組織的重視；雅科夫列夫和梅德韋傑夫升任中央委員意味着戈爾巴喬夫要親自掌管意識形態工作，改變自1982年1月蘇斯洛夫逝世以後蘇共意識形態工作日益頹廢的困境。戈爾巴喬夫將二人選為中央委員的同時，破格擢升二人為蘇共中央書記，“協助”利加喬夫管好意識形態工作。
戈爾巴喬夫是雅科夫列夫的“恩人”，是他把雅科夫列夫從加拿大“解救”回國，使雅科夫列夫的改革思維有機會成為蘇共的政策。因此，雅科夫列夫對戈爾巴喬夫極為忠誠，即使在蘇聯解體之後，兩人的私交也沒有大的變化。
梅德韋傑夫全名瓦吉姆?安德烈耶維奇?梅德韋傑夫，1929年出生於雅羅斯拉夫爾省，和雷日科夫同歲，和雅科夫列夫是老鄉，後來又成為同事。梅德韋傑夫畢業於國立列寧格勒日丹諾夫大學，是個高材生，1951年參加工作，1952年入黨。1956年至1961年在列寧格勒鐵路運輸學院擔任副教授，1961年至1968年任列寧格勒工學院教研室主任。1968年至1970年任蘇共列寧格勒市委書記。
1970年，41歲的梅德韋傑夫進入中央工作，擔任蘇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當時，宣傳部主持工作的是第一副部長雅科夫列夫同志。兩人共事了三年，雅科夫列夫於1973年被貶去加拿大擔任蘇聯大使。1978年，梅德韋傑夫轉任蘇共中央社會科學院院長。同一年，好學又愛廣交朋友的戈爾巴喬夫升任負責農業的中央書記，來到莫斯科工作。兩人認識後不久成為朋友。
安德羅波夫時期，戈爾巴喬夫的話語權逐漸上升。1983年，長期受勃列日涅夫庇護、第聶伯幫分子、不學無術的蘇共中央科學和教育部部長特拉佩茲尼科夫被免職，梅德韋傑夫成為新任部長。到了契爾年科時期，戈爾巴喬夫排除萬難，在1984年12月主持召開了以意識形態為主題的中央全會。在此之前，梅德韋傑夫與雅科夫列夫一道，頂着多方壓力為戈爾巴喬夫起草講話稿，對戈爾巴喬夫顯示出絕對忠誠。

克留奇科夫全名弗拉基米爾?亞力山大羅維奇?克留奇科夫，1924年出生於察里津（今伏爾加格勒），此人搞外交工作出身，派駐蘇聯駐匈牙利使館時結識安德羅波夫，從此追隨安德羅波夫近三十年，先後跟着安德羅波夫在匈牙利使館、中央書記處和克格勃等多個部門工作，直至安德羅波夫逝世。
克留奇科夫對安德羅波夫及其路線方針政策極其忠誠。安德羅波夫逝世以後，身為克格勃副主席的克留奇科夫堅定地站在戈爾巴喬夫一邊。長期以來，他和安德羅波夫關係親近，深知安德羅波夫生前對戈爾巴喬夫寄予的巨大希望。
無論是扎伊科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韋傑夫還是克留奇科夫，他們都和利加喬夫一樣，在契爾年科時期堅定不移地支持和擁護戈爾巴喬夫的領導權威。1984年下半年，扎伊科夫在自己領導的列寧格勒州積極貫徹戈爾巴喬夫提出的科技進步戰略；雅科夫列夫和梅德韋傑夫全力輔佐戈爾巴喬夫爭奪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克留奇科夫立足自己的副主席職務在克格勃極力維護戈爾巴喬夫的影響力。他們幾個人在契爾年科時期的的表現可謂是“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戈爾巴喬夫提拔這些人，毫無疑問地再一次全面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基礎。
在外交領域，戈爾巴喬夫借着蘇共二十七大調整幹部的機會實施了一系列人事變動。首先，免去了深負葛羅米柯烙印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科爾尼延科的職務，命令他轉任蘇共中央國際部第一副部長，為外交部新部長謝瓦爾德納澤推行外交新思維剪除了掣肘。其次，免去深負蘇斯洛夫烙印的蘇共中央國際部部長波諾馬廖夫的職務，命令擔任駐美國大使長達24年的多勃雷寧接任，力圖改變過去四十年蘇共不顧國力，盲目援外的國際共運政策，同時給予謝瓦爾德納澤更換駐美大使的機會，使新部長有機會在美國安排上自己人，全面掌控對美外交。再次，任命梅德韋傑夫兼任蘇共中央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工人黨聯絡部部長，“協助”利加喬夫領導國際共運。
蘇共二十七大內外重大人事變動的背後，隱約顯現出戈爾巴喬夫對“第二書記問題”的重視。戈爾巴喬夫深知，22年前，勃列日涅夫利用其“第二書記”職務掌握的資源，發動政變取得最高權力，在其掌權的十八年裡，一直防範着“第二書記”權力坐大。追求“第二書記”權力的波德戈爾內和謝列平全被打為“另類”，看似不爭權的灰衣主教蘇斯洛夫擔任“第二書記”時僅掌握意識形態和國際共運領域的權力。勃列日涅夫直至生命最後時刻才最終排除基里連科，將“第二書記”權力交給安德羅波夫，表現的十分謹慎。
沒辦法，“第二書記”是總書記的接替者，位置十分重要。戈爾巴喬夫讓利加喬夫擔任“第二書記”，一來是看重他在契爾年科時期對自己的忠誠，二來是利加喬夫不具威脅，1986年已經65歲，比戈爾巴喬夫大十歲，不可能成為接班人，三是利加喬夫負責了兩三年的組織人事工作，時間雖短，卻處於“大清洗”以來蘇聯幹部更新最快的時期，利加喬夫在新近提拔的中央直管幹部群體中間有很高的威信。
戈爾巴喬夫上台以後，各方面的權力開始向利加喬夫集中。由於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經常要赴國內各地視察和出國訪問、會談，意識形態領域、國際共運領域以及其他一些領域的幹部們只好找利加喬夫請示、匯報工作。加之利加喬夫之前一直在搞組織人事工作，不知不覺，黨政最高權力流向了“第二書記”辦公室。
更要命的是，利加喬夫和領袖風格迥異。戈爾巴喬夫擅長演講，利加喬夫偏重實幹；年輕的戈爾巴喬夫鋒芒畢露，言語頗帶殺傷力，年長的利加喬夫寡言持重，具有長者風範。黨內一些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老幹部見到比自己年輕的戈爾巴喬夫不太敢說話，見到年齡相近的利加喬夫還願意多說兩句。時間一長，利加喬夫被扣上了“傳統派”的帽子。
對於這些問題，戈爾巴喬夫一直在減輕利加喬夫的工作負擔，安排自己信得過的幹部去“協助”利加喬夫工作。先是在1985年下半年安排自己的老鄰居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蘇維埃執委會主席拉祖莫夫斯基擔任蘇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隨後升任其為負責組織人事工作的中央書記。蘇共二十七大期間，擢升雅科夫列夫為中央委員，同時升任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書記，還是在蘇共二十七大，擢升梅德韋傑夫為中央委員，同時升任中央書記、兼任蘇共中央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工人黨聯絡部部長。
就這樣，戈爾巴喬夫把自己的親信們派去給老戰友利加喬夫“幫忙”，從組織人事、意識形態和國際共運三個權力領域防範着利加喬夫大權獨攬。從後來的歷史來看，利加喬夫直到下台的那一刻都對戈爾巴喬夫保持着忠誠，而在下台之前，他已經發現，戈爾巴喬夫給他派來幫忙的三個人全是來幫倒忙的，最終導致了他的下台。

忙完蘇共二十七大，戈爾巴喬夫再度把重心放在外交領域。在外交領域，戈爾巴喬夫又把重心從對美外交轉移到阿富汗問題。在他上台初期，駐阿富汗蘇軍發起了新一輪進攻，效果不是太好。經過近一年的深思熟慮，他下定決心，在徹底實現撤軍之前，首先更換阿富汗領導人。
1985年，配合着新的外交緩和戰略，戈爾巴喬夫在阿富汗問題上採取強硬措施，指示駐阿蘇軍發起新的清剿行動，確保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及其周邊地區的穩定，力圖切斷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地區的起義軍運輸通道。
為貫徹戈爾巴喬夫的這一指示，駐阿蘇軍七拼八湊，在喀布爾集中了一萬多人的機動部隊，配屬了數千人的阿富汗政府軍，隨時準備出擊。鑑於喀布爾北面的潘傑希爾省有戰鬥力強悍的馬蘇德部隊，蘇軍決定將喀布爾東北方向的庫納爾省和正東面的楠格哈爾省列為重點清繳地區。
楠格哈爾省和庫納爾省南北相鄰，共同構成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東北部邊界。自蘇軍入侵阿富汗以來，阿富汗遜尼派的各路起義軍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市設立了各自的大本營，以該市為起點，往國內輸送兵員和武器。上述兩省份離白沙瓦的平均距離不超過100公里，獲取外國援助極為便利。起義軍在這裡建立了為數眾多的“轉運基地”，活躍着萬人以上規模的抵抗力量。蘇軍屢次進剿，都難以平定。
為了貫徹戈爾巴喬夫通過贏得關鍵性局部戰役扭轉戰略全局的方針，駐阿蘇軍決定由楠格哈爾省省會賈拉拉巴德向北進攻，全力打通該城市至庫納爾省邊境城市巴里果德的公路線，解救在那裡陷入重圍的阿富汗政府軍，由南向北截斷起義軍東西向的運輸通道，穩定喀布爾東部的局勢。
1985年4月底，蘇軍正式發起攻勢，首先由空軍對起義軍的根據地和阿巴邊境進行為期十多天的轟炸，隨後派出裝甲部隊沿公路線快速進攻，直搗巴里果德。當地起義軍被迫讓出公路線，在公路兩旁和蘇軍打起游擊戰。至5月，戰事進入膠着狀態，起義軍漸漸落入下風。6月上旬，蘇軍終於恢復對巴里果德的有效控制，重新封鎖兩省與巴基斯坦交界地區。
喀布爾的東北方向剛剛穩定，其北面的防務又出亂子了。馬蘇德趁着潘傑希爾省的蘇軍東調，防務空虛，向該省蘇聯駐軍和阿富汗政府軍發起了廣泛襲擊。僅在6月15日，馬蘇德部隊就殲滅阿富汗政府軍一個旅，擊斃旅長及其麾下官兵300餘人，俘虜400餘人。卡爾邁勒被迫將內政部的部隊和喀布爾使館區的防衛部隊派去支援，為蘇軍主力回援贏得時間。誰曾想，這一回成了送肉上砧。6月底，政府軍又有200餘名官兵被俘，包括兩名將官。
對付馬蘇德，“偽軍”是指望不上了，只能靠占領軍。蘇軍主力剛抵達潘傑希爾，就與馬蘇德部隊展開激戰。在付出200多人的傷亡後，蘇軍恢復了對潘傑希爾省的基本控制。馬蘇德軍隊退回潘傑希爾谷地休整。
蘇軍還沒緩口氣，喀布爾南面的帕克蒂亞省也出現了起義軍新的攻勢。該省蘇軍的各個據點普遍遭到攻擊，彼此的交通線被截斷。當地部分起義軍甚至向北運動，兵鋒抵近喀布爾郊外，與首都抵抗力量遙相呼應。面對這一情況，剛在潘傑希爾省鏖戰一月有餘的蘇軍主力被迫調頭向南，進入帕克蒂亞省實施清繳。整個8月和9月，師老兵疲的蘇軍戰況不佳，頻頻受挫，向帕克蒂亞省邊境城市霍斯特發起的“交通戰”目標沒有實現，反而付出了1000多人的傷亡和100餘輛坦克、裝甲車的損失。
正當首都喀布爾周邊省份炮火連天的時候，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省形勢出現極度惡化。當地政府軍幾乎全軍覆沒。蘇軍被迫增加在當地的駐防力量。此時，之前形勢一度穩定的庫納爾省、楠格哈爾省和潘傑希爾省又發生了新的戰事。
整個1985年，蘇軍在阿富汗各個戰場疲於奔命，好不容易創造的勝利全都成了曇花一現，沒有一項成果能鞏固下來。在這種背景下，戈爾巴喬夫決定換個人去給阿富汗的兄弟黨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