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末期，中央書記處派出一個檢查組到斯維爾德洛夫州檢查畜牧業工作，發現很多問題，對當地畜牧業部門提出了批評。當時，書記處管農業的書記是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給這位老熟人打電話，請求他不要讓農業部的人把負面言論寫進報告，上報中央。戈爾巴喬夫答應了。後來，中央書記處通過了批評斯維爾德洛夫州農業工作的決議，並派農業部副部長卡普斯強去斯維爾德洛夫州傳達中央決議。
在州黨代表大會上，卡普斯強宣讀了中央決議。然後，葉利欽代表州黨委表態。葉利欽說，他基本同意中央的決議，但對其中的一些觀點有異議。葉利欽逐一列舉了那些觀點，並分別陳述理由。葉利欽又一次展示了他一貫與上級和體制抗爭的性格。這一次，是他第一次與蘇共中央抗爭。
卡普斯強把葉利欽的表現如實記錄，上報中央的同時，抄送組織部。中央組織部和農業部各寫了一份關於葉利欽的報告呈遞書記處，書記處決定由中央書記兼中央組織部部長卡皮托諾夫找葉利欽談話。卡皮托諾夫對葉利欽比較善意，要他好好看看中央記錄他行為的那份報告。接着，葉利欽又去拜訪戈爾巴喬夫。雙方進行了一場不愉快的對話。
戈爾巴喬夫說：“你看到那個報告了嗎？”葉利欽回答：“我看到了。”戈爾巴喬夫說：“你應該就此作出結論。”葉利欽回答說：“從這個決議中已經可以得出某種結論，這個結論也是有的，只是它是根據報告中論述的不客觀的事實作出的。因此，我沒有必要作什麼結論。”戈爾巴喬夫說：“不，你最好還是再看一看。”
談話內容是葉利欽的單方面回憶，戈爾巴喬夫沒有回憶談話詳情。蘇聯解體後，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記下了葉利欽對抗中央決議的事情，作為諷刺挖苦葉利欽的若乾材料之一。葉利欽在1990年寫下的回憶錄中對這件事評價道：“也許，這件事成為我們之間關係變冷的開端。”
是啊，從葉利欽的角度來看，無論是領袖勃列日涅夫、還是基里連科和卡皮托諾夫，中央領導們對他無一不是客客氣氣。只有與他同歲、資歷差不多、僅僅升官比他快的戈爾巴喬夫在他面前擺首長官腔。如此對比之後，葉利欽對戈爾巴喬夫多少是會有些看法。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安德羅波夫接班。蘇聯政壇掀起了一陣清新的務實作風，吹響全國各地。斯維爾德洛夫州州委第一書記葉利欽同志展示出更加開明的工作作風。比如，經常和大學生舉行持續數小時的座談會。1982年12月，葉利欽做出了一個有別於眾多蘇聯高級黨政幹部的前衛舉動——在當地電視台發表公開講話，並回答現場觀眾提出的問題。這種“向西方學習”的行為很是引人注目。
在安德羅波夫時期，葉利欽受到領袖兩次接見。領袖向戈爾巴喬夫下達更新幹部隊伍的任務後，戈爾巴喬夫立即向領袖推薦與自己同齡的葉利欽。1983年12月，安德羅波夫命令中央書記兼中央組織部部長利加喬夫抽空赴斯維爾德洛夫州考察葉利欽。
1984年1月，利加喬夫代表中央出席斯維爾德洛夫州黨代表會議。會上，利加喬夫宣讀了安德羅波夫對州黨代表會議的祝賀信。隨後，葉利欽致答謝詞，請利加喬夫回首都後向“偶染微恙”的領袖轉達他和他的老鄉們的問候。州黨代表會議結束之後，利加喬夫在斯維爾德洛夫州逗留了幾天，在葉利欽的陪同下，視察了州內的一些工業企業和國營農場。
尚在斯維爾德洛夫州出差期間，利加喬夫向戈爾巴喬夫打電話匯報，稱葉利欽是一位“卓越人物”。利加喬夫此行對葉利欽的評價是：“坦率地講，葉利欽同人們交往的活躍、他的精力充沛和辦事果斷吸引了我。顯然，很多人對他都很尊重。”
眼瞅着葉利欽馬上就要升官調到中央工作，1984年2月初，安德羅波夫突然去世，更換幹部的工作瞬間停止。戈爾巴喬夫自顧不暇，根本不敢在那時候提拔幹部。葉利欽也是倒霉。直到1985年3月，契爾年科去世，葉利欽才有機會升官。
1985年3月11日，戈爾巴喬夫上台。4月3日，中央書記多爾基赫（和利加喬夫領導抗擊雪災的那位政治局候補委員）奉命給葉利欽打電話，告訴他中央決定任命他當蘇共中央建設部部長。對於這項任命，葉利欽拒絕了。

葉利欽在電話里和多爾基赫談了很多不想調到中央工作的理由，告訴他自己不同意。1990年，葉利欽在回憶錄中寫下了拒絕上級的兩項理由，一條是自己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出生、成長、求學、當官，留下了太多美好回憶，捨不得走；另一條是以往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州委第一書記被中央提拔都是直接升任中央書記，基里連科如此，里亞博夫也是如此。憑什麼輪到我葉利欽去中央就只能當個部長？
就這樣，葉利欽拒絕了多爾基赫。
第二天，中央書記兼中央組織部部長利加喬夫給葉利欽打電話，告訴他關於調任蘇共中央建設部部長的任命是政治局決定的，要求他遵守黨的紀律。葉利欽沒有再抗命，用了一周的時間進行工作交接，於4月12日赴莫斯科上班。
當時，對利加喬夫和葉利欽有所了解的人普遍感覺，他倆是同一種性格的人，都是那種不怕困難、不懼艱險、意志堅定、為了理想信念可以不屈不撓堅持到底的人，說難聽點，就是那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為達目的不惜一切代價”的人。在八十年代初期，相比戈爾巴喬夫，利加喬夫更欣賞葉利欽。對他倆都很熟悉的雷日科夫認為，利加喬夫欣賞葉利欽有點惺惺相惜的味道。
葉利欽調到中央工作十天之後，蘇共中央召開四月全會。會上，戈爾巴喬夫不僅提出了“加速發展戰略”的全新路線方針，還破格擢升了不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利加喬夫和雷日科夫為政治局委員。這讓葉利欽看到了希望。他不僅看到國家有了新的希望，還看到自己的仕途有了新的希望——雷日科夫曾經是葉利欽的部下，而利加喬夫當年領導的托木斯克州的政治經濟地位遠遠不如葉利欽領導下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他倆都能被破格提拔，我葉利欽升官還不是早晚的事情？
葉利欽的獨立性格特別強。在他參加工作以來的整整三十年裡，無論是工長、工段長、總工程師、聯合公司主任還是州委建設部長、州委第一書記，從未擔任過副職，一貫說一不二！也不知道為啥就那麼巧！他在每個工作崗位上表現出的都是“刺頭”形象，他的各位上級幾乎都不太多管他。這也奇怪了，葉利欽強烈抨擊無數遍、無數年的專制而又泯滅人性的蘇聯體制居然對葉利欽這麼寬容，直到蘇聯解體前夕，葉利欽的領導們都在繼續寬容葉利欽。
蘇共中央建設部是蘇共中央委員會管轄的眾多部之一，日常由中央書記處領導。這時，葉利欽的頂頭上司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多爾基赫。多爾基赫手下不止管着一個建設部，還有其他幾個工業部。多爾基赫召集部長們開會的時候，別的部長都是拿着本子認真記領導的指示，唯獨新來的葉利欽一字不記，若有所思地聽領導講話。
時年61歲的多爾基赫對54歲的葉利欽同志有時會進行委婉的批評，但不會太嚴厲。據葉利欽回憶，“當然他知道我現在的職務是暫時的，我的職務很快就會發生很大的變化。”信心滿滿的葉利欽兢兢業業地工作，早上八點多一點就到單位，每個工作日都忙過晚上12點。葉利欽在建設部部長的崗位上積極擴展人脈，“同許多州、大的共和國都保持着聯繫”。
1985年7月1日，葉利欽當選中央書記，繼續負責全國的建築業工作。當時，無論是黨內還是民間，人們普遍認為提拔葉利欽以中央書記身份管理建築業，是要發揮葉利欽搞建築行業出身的專長，去解決蘇聯各地普遍糟糕的建築業現實。
據戈爾巴喬夫的外交顧問切爾尼亞耶夫回憶，僅俄羅斯聯邦境內就有約2億平方米的住房急需大修或拆除。大量的簡易住宅尚未拆除。自來水及排水設施的負荷已達到極限。還有300多座城市沒有自來水和排水設施。俄羅斯聯邦境內城市的街道與馬路接近一半沒有鋪設硬路面。
然而，大家不知道，戈爾巴喬夫擢升葉利欽的真實目的。一向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格里申已經在莫斯科盤踞了十八年，戈爾巴喬夫已決定換掉他，而葉利欽正是新領袖心中替換格里申的最合適人選。葉利欽做事“效率高，不怕得罪人”，用他可以為領袖守住首都，還能解決莫斯科嚴重滯後人民需求的城市建設。
新領袖就是漏想了一個問題，葉利欽對他會不會忠誠。

可以說，勃列日涅夫末期的那次“檢查團事件”給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關係蒙上了一層薄薄的陰影，但遠不至於影響兩人志同道合的同志關係。首先，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同屬勃列日涅夫後期地方諸侯中的後起之秀，與第聶伯幫的老同志們不是一路人；其次，兩人原本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就有良好私交，彼此的感情基礎不錯；再次，各方面的改革工作千頭萬緒，同為改革的倡導者，他們不可能有精力與自己人私鬥。
葉利欽在1990年回憶和戈爾巴喬夫1985年的關係時寫道，“當我在這個部工作時，我不得不和總書記打交道，但只是通過電話。坦率地講，他不願意同我見面、說話。這使我感到震驚。第一，不管怎樣我們之間畢竟有過正常的接觸，第二，戈爾巴喬夫非常清楚，他同我一樣，也是從任邊疆區委第一書記時調到中央來的，並且他工作過的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發展的潛力要比我工作過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小得多，但是他卻來當了蘇共中央書記。我想戈爾巴喬夫非常清楚，我心裡想的什麼，但是我們互相都沒有見面。”
葉利欽認為總書記這時應該多和他談工作和未來，如果不談，反而是令人“震驚”的。葉利欽給了兩條理由。第一條是兩人有私交，有感情基礎，在政治上理應更加“親密”。第二條則顯示出葉利欽的不服氣。自己領導過的行政區政治經濟意義要超過領袖當年領導過的行政區，自己的經驗和水平應該不在領袖之下。可偏偏領袖當年進京當了中央書記，自己只當了個部長。領袖應該更能理解葉利欽本人的“懷才不遇”。
相信讀過他倆回憶錄的人們都會贊成這樣一種觀點，葉利欽的回憶錄比戈爾巴喬夫的回憶錄寫的更加坦率。葉利欽在1985年已經把自己同領袖的關係形容成了“君臣關係”。葉利欽認為自己應該是領袖的“近臣”、“重臣”，可偏偏領袖沒有這樣倚重他。因此，葉利欽失望了。而這種失望的背後，是葉利欽在思維定勢中認為，從早年各自的“諸侯”經歷來看，戈爾巴喬夫的水平根本不如自己。
或許，早在1985年4月初來到莫斯科時，葉利欽就已經對戈爾巴喬夫不滿，這種不滿將在後來的歷次高層人事調整中日益強烈。
葉利欽不知道，在對他本人的任用問題上，領袖徵求過雷日科夫的意見。
早在安德羅波夫時期和契爾年科時期，戈爾巴喬夫就在書記處與利加喬夫和雷日科夫組成了一個小幫派。戈爾巴喬夫上台伊始，對於更新幹部隊伍問題，多次與利加喬夫和雷日科夫商討。如前文所述，利加喬夫一直主張重用葉利欽，而雷日科夫則堅決反對。
雷日科夫比葉利欽大兩歲，和葉利欽同在1981年的蘇共二十六大上當選中央委員。兩人是烏拉爾工學院的校友，同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參加工作。七十年代初，葉利欽任州委建設部部長，雷日科夫任烏拉爾機器生產聯合公司總經理，是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州委委員。兩人在州委有三年多的同事經歷。
據戈爾巴喬夫回憶，他在剛上台時徵求過雷日科夫的意見，是否調葉利欽來中央工作。雷日科夫答道：“同他相處夠您受的，我可了解他了，才不想推薦呢。”戈爾巴喬夫沒有聽雷日科夫的話，還是把葉利欽調到中央工作。
七月全會後，戈爾巴喬夫決定更換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想派葉利欽去領導莫斯科。他再次徵求雷日科夫的意見，雷日科夫的反對態度比1985年3月更強。
“…他根本就不適合於這個角色。別忘了，這涉及到首都的龐大組織，這裡集中了大量的產業工人和全國主要的科研、創作精英，要的是一個頭腦聰明、善於應變、有文化修養的領導人。葉利欽呢，是另一類型的人，雖然他是搞建築的，但性格卻是個破壞者。你們會看到，他會做出許多蠢事！不能給他太大的權力。你們已經犯了一個錯誤，把他從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調到莫斯科，調進中央來，別再犯另一個錯誤了，那是決定性的錯誤。”
雷日科夫就是這樣的性格，不管什麼問題什麼場合，和領袖說話都直來直去，對安德羅波夫是這樣，對戈爾巴喬夫也是這樣。雷日科夫的這次忠告和1985年3月一樣，依舊沒有被戈爾巴喬夫聽進去。
該應驗的早晚都會應驗。葉利欽的故事告一段落，接下來說七月全會的第三個重大影響——任命雅科夫列夫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1985年，雅科夫列夫62歲，這時，他還不是中央委員。儘管他早在1969年就已當上蘇共中央宣傳部第一副部長，代理主持意識形態領域的具體工作，但由於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與主流輿論對歷史和民族問題的觀點唱反調，他的仕途戛然而止，被派往加拿大任大使。雅科夫列夫1983年回國後，擔任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
對於雅科夫列夫在1983年回國前後的一些活動。戈爾巴喬夫當時的秘書博爾金在蘇聯解體後有過詳細回憶：“雅科夫列夫在可供選擇的幾個職務中看中了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一職，這個職務在研究國際問題的學術圈內始終是最有權威的。最近幾年，研究所所長是中央委員。雅科夫列夫在戈爾巴喬夫、契爾年科和當時任蘇共中央總務部部長的勃戈柳博夫（雅科夫列夫找過他）的幫助下終於回到莫斯科，接受新工作。蘇聯科學院考慮到他的貢獻和所長的職位，很快選他為通訊院士，雅科夫列夫的生活開始了一個新階段。”
雅科夫列夫回國時正值1983年下半年安德羅波夫病重期間。據包括戈爾巴喬夫和雷日科夫等人在內的蘇聯多位政治人物都回憶過，安德羅波夫反對雅科夫列夫回國，即使在勉強答應戈爾巴喬夫讓他回國後，仍告誡戈爾巴喬夫不要重用雅科夫列夫。時日不多的安德羅波夫說出此話，不由讓人想起《三國志》的“白帝城託孤”：
先主以目遍視，只見馬良之弟馬謖在傍，先主令且退。謖退出，先主謂孔明曰：“丞相觀馬謖之才何如？”孔明曰：“此人亦當世之英才也。”先主曰：“不然。朕觀此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
就像諸葛亮沒聽從劉備的遺言一樣，戈爾巴喬夫也沒聽從安德羅波夫的遺言。再後來，那些“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的受安德羅波夫知遇之恩、和戈爾巴喬夫共同發起改革運動的蘇聯政治人物們看到了雅科夫列夫進入政治局後的所作所為，紛紛感嘆“先帝”有識人之明。
安德羅波夫健在時，雅科夫列夫只能當他的研究所所長，只能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搞點研究工作，絲毫無力染指國家大政方針。到了契爾年科時期，戈爾巴喬夫開始無所顧忌地重用雅科夫列夫，並將其納入自己的核心智囊團。
1984年秋，戈爾巴喬夫積極籌備以意識形態工作為主題的十二月中央全會。他以犧牲“科技進步”中央全會換取主持這次全會的權力，無非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威。全會主題報告能否為黨內和民間所接受，直接影響到戈爾巴喬夫的威信。戈爾巴喬夫請雅科夫列夫加入籌備工作組，參與起草全會主題報告《人民群眾生動活潑的創造精神》。報告在當時的效果很好，雅科夫列夫和同僚們的功勞得到戈爾巴喬夫的肯定，戈爾巴喬夫的威信進一步提高。
1984年12月中旬，雅科夫列夫陪同戈爾巴喬夫訪問英國，第一次跟隨未來領袖投入外交事務。當時，蘇聯和英國的關係頗為緊張，克里姆林宮有些人是指望從英國看戈爾巴喬夫的笑話。然而，戈爾巴喬夫的英國之行在西方世界起到了積極影響。他的成功，離不開這位熟悉“敵人”的幕僚，雅科夫列夫在加拿大當了十年的大使，十分了解西方世界，對外交規則更是駕輕就熟。
此後，雅科夫列夫在戈爾巴喬夫智囊團中的地位迅速提高。1985年3月，雅科夫列夫作為主要撰稿人，負責起草戈爾巴喬夫在四月全會的“加速發展戰略”主題報告。在報告草案中，雅科夫列夫寫下了一些激進的政治改革理論，被戈爾巴喬夫刪除。戈爾巴喬夫認為，“那是以後的事情，首先，我們必須進行演習。”
儘管如此，雅科夫列夫起草的四月全會主題報告仍然在蘇聯引起廣泛的積極反響，這使他在領袖心中、在黨內的影響迅速上升。七月全會上，中央委員們選舉尚且不是中央委員的雅科夫列夫擔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再次體現了戈爾巴喬夫破格提拔幹部的全新用人路線。
自1982年1月蘇斯洛夫逝世後，蘇聯意識形態工作陷入徹底停滯，沒有人有足夠的權威和能力去領導這片工作領域。當時的人們逐漸意識到，新領袖正在把雅科夫列夫培養成新的“灰衣主教”，去領導蘇斯洛夫曾經領導的那片重要工作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