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末期，中央书记处派出一个检查组到斯维尔德洛夫州检查畜牧业工作，发现很多问题，对当地畜牧业部门提出了批评。当时，书记处管农业的书记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给这位老熟人打电话，请求他不要让农业部的人把负面言论写进报告，上报中央。戈尔巴乔夫答应了。后来，中央书记处通过了批评斯维尔德洛夫州农业工作的决议，并派农业部副部长卡普斯强去斯维尔德洛夫州传达中央决议。
在州党代表大会上，卡普斯强宣读了中央决议。然后，叶利钦代表州党委表态。叶利钦说，他基本同意中央的决议，但对其中的一些观点有异议。叶利钦逐一列举了那些观点，并分别陈述理由。叶利钦又一次展示了他一贯与上级和体制抗争的性格。这一次，是他第一次与苏共中央抗争。
卡普斯强把叶利钦的表现如实记录，上报中央的同时，抄送组织部。中央组织部和农业部各写了一份关于叶利钦的报告呈递书记处，书记处决定由中央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卡皮托诺夫找叶利钦谈话。卡皮托诺夫对叶利钦比较善意，要他好好看看中央记录他行为的那份报告。接着，叶利钦又去拜访戈尔巴乔夫。双方进行了一场不愉快的对话。
戈尔巴乔夫说：“你看到那个报告了吗？”叶利钦回答：“我看到了。”戈尔巴乔夫说：“你应该就此作出结论。”叶利钦回答说：“从这个决议中已经可以得出某种结论，这个结论也是有的，只是它是根据报告中论述的不客观的事实作出的。因此，我没有必要作什么结论。”戈尔巴乔夫说：“不，你最好还是再看一看。”
谈话内容是叶利钦的单方面回忆，戈尔巴乔夫没有回忆谈话详情。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叶利钦对抗中央决议的事情，作为讽刺挖苦叶利钦的若干材料之一。叶利钦在1990年写下的回忆录中对这件事评价道：“也许，这件事成为我们之间关系变冷的开端。”
是啊，从叶利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领袖勃列日涅夫、还是基里连科和卡皮托诺夫，中央领导们对他无一不是客客气气。只有与他同岁、资历差不多、仅仅升官比他快的戈尔巴乔夫在他面前摆首长官腔。如此对比之后，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多少是会有些看法。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安德罗波夫接班。苏联政坛掀起了一阵清新的务实作风，吹响全国各地。斯维尔德洛夫州州委第一书记叶利钦同志展示出更加开明的工作作风。比如，经常和大学生举行持续数小时的座谈会。1982年12月，叶利钦做出了一个有别于众多苏联高级党政干部的前卫举动——在当地电视台发表公开讲话，并回答现场观众提出的问题。这种“向西方学习”的行为很是引人注目。
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叶利钦受到领袖两次接见。领袖向戈尔巴乔夫下达更新干部队伍的任务后，戈尔巴乔夫立即向领袖推荐与自己同龄的叶利钦。1983年12月，安德罗波夫命令中央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利加乔夫抽空赴斯维尔德洛夫州考察叶利钦。
1984年1月，利加乔夫代表中央出席斯维尔德洛夫州党代表会议。会上，利加乔夫宣读了安德罗波夫对州党代表会议的祝贺信。随后，叶利钦致答谢词，请利加乔夫回首都后向“偶染微恙”的领袖转达他和他的老乡们的问候。州党代表会议结束之后，利加乔夫在斯维尔德洛夫州逗留了几天，在叶利钦的陪同下，视察了州内的一些工业企业和国营农场。
尚在斯维尔德洛夫州出差期间，利加乔夫向戈尔巴乔夫打电话汇报，称叶利钦是一位“卓越人物”。利加乔夫此行对叶利钦的评价是：“坦率地讲，叶利钦同人们交往的活跃、他的精力充沛和办事果断吸引了我。显然，很多人对他都很尊重。”
眼瞅着叶利钦马上就要升官调到中央工作，1984年2月初，安德罗波夫突然去世，更换干部的工作瞬间停止。戈尔巴乔夫自顾不暇，根本不敢在那时候提拔干部。叶利钦也是倒霉。直到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叶利钦才有机会升官。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上台。4月3日，中央书记多尔基赫（和利加乔夫领导抗击雪灾的那位政治局候补委员）奉命给叶利钦打电话，告诉他中央决定任命他当苏共中央建设部部长。对于这项任命，叶利钦拒绝了。

叶利钦在电话里和多尔基赫谈了很多不想调到中央工作的理由，告诉他自己不同意。1990年，叶利钦在回忆录中写下了拒绝上级的两项理由，一条是自己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出生、成长、求学、当官，留下了太多美好回忆，舍不得走；另一条是以往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被中央提拔都是直接升任中央书记，基里连科如此，里亚博夫也是如此。凭什么轮到我叶利钦去中央就只能当个部长？
就这样，叶利钦拒绝了多尔基赫。
第二天，中央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利加乔夫给叶利钦打电话，告诉他关于调任苏共中央建设部部长的任命是政治局决定的，要求他遵守党的纪律。叶利钦没有再抗命，用了一周的时间进行工作交接，于4月12日赴莫斯科上班。
当时，对利加乔夫和叶利钦有所了解的人普遍感觉，他俩是同一种性格的人，都是那种不怕困难、不惧艰险、意志坚定、为了理想信念可以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人，说难听点，就是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达目的不惜一切代价”的人。在八十年代初期，相比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更欣赏叶利钦。对他俩都很熟悉的雷日科夫认为，利加乔夫欣赏叶利钦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
叶利钦调到中央工作十天之后，苏共中央召开四月全会。会上，戈尔巴乔夫不仅提出了“加速发展战略”的全新路线方针，还破格擢升了不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为政治局委员。这让叶利钦看到了希望。他不仅看到国家有了新的希望，还看到自己的仕途有了新的希望——雷日科夫曾经是叶利钦的部下，而利加乔夫当年领导的托木斯克州的政治经济地位远远不如叶利钦领导下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他俩都能被破格提拔，我叶利钦升官还不是早晚的事情？
叶利钦的独立性格特别强。在他参加工作以来的整整三十年里，无论是工长、工段长、总工程师、联合公司主任还是州委建设部长、州委第一书记，从未担任过副职，一贯说一不二！也不知道为啥就那么巧！他在每个工作岗位上表现出的都是“刺头”形象，他的各位上级几乎都不太多管他。这也奇怪了，叶利钦强烈抨击无数遍、无数年的专制而又泯灭人性的苏联体制居然对叶利钦这么宽容，直到苏联解体前夕，叶利钦的领导们都在继续宽容叶利钦。
苏共中央建设部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管辖的众多部之一，日常由中央书记处领导。这时，叶利钦的顶头上司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多尔基赫。多尔基赫手下不止管着一个建设部，还有其他几个工业部。多尔基赫召集部长们开会的时候，别的部长都是拿着本子认真记领导的指示，唯独新来的叶利钦一字不记，若有所思地听领导讲话。
时年61岁的多尔基赫对54岁的叶利钦同志有时会进行委婉的批评，但不会太严厉。据叶利钦回忆，“当然他知道我现在的职务是暂时的，我的职务很快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信心满满的叶利钦兢兢业业地工作，早上八点多一点就到单位，每个工作日都忙过晚上12点。叶利钦在建设部部长的岗位上积极扩展人脉，“同许多州、大的共和国都保持着联系”。
1985年7月1日，叶利钦当选中央书记，继续负责全国的建筑业工作。当时，无论是党内还是民间，人们普遍认为提拔叶利钦以中央书记身份管理建筑业，是要发挥叶利钦搞建筑行业出身的专长，去解决苏联各地普遍糟糕的建筑业现实。
据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顾问切尔尼亚耶夫回忆，仅俄罗斯联邦境内就有约2亿平方米的住房急需大修或拆除。大量的简易住宅尚未拆除。自来水及排水设施的负荷已达到极限。还有300多座城市没有自来水和排水设施。俄罗斯联邦境内城市的街道与马路接近一半没有铺设硬路面。
然而，大家不知道，戈尔巴乔夫擢升叶利钦的真实目的。一向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格里申已经在莫斯科盘踞了十八年，戈尔巴乔夫已决定换掉他，而叶利钦正是新领袖心中替换格里申的最合适人选。叶利钦做事“效率高，不怕得罪人”，用他可以为领袖守住首都，还能解决莫斯科严重滞后人民需求的城市建设。
新领袖就是漏想了一个问题，叶利钦对他会不会忠诚。

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末期的那次“检查团事件”给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关系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阴影，但远不至于影响两人志同道合的同志关系。首先，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同属勃列日涅夫后期地方诸侯中的后起之秀，与第聂伯帮的老同志们不是一路人；其次，两人原本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就有良好私交，彼此的感情基础不错；再次，各方面的改革工作千头万绪，同为改革的倡导者，他们不可能有精力与自己人私斗。
叶利钦在1990年回忆和戈尔巴乔夫1985年的关系时写道，“当我在这个部工作时，我不得不和总书记打交道，但只是通过电话。坦率地讲，他不愿意同我见面、说话。这使我感到震惊。第一，不管怎样我们之间毕竟有过正常的接触，第二，戈尔巴乔夫非常清楚，他同我一样，也是从任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时调到中央来的，并且他工作过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发展的潜力要比我工作过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小得多，但是他却来当了苏共中央书记。我想戈尔巴乔夫非常清楚，我心里想的什么，但是我们互相都没有见面。”
叶利钦认为总书记这时应该多和他谈工作和未来，如果不谈，反而是令人“震惊”的。叶利钦给了两条理由。第一条是两人有私交，有感情基础，在政治上理应更加“亲密”。第二条则显示出叶利钦的不服气。自己领导过的行政区政治经济意义要超过领袖当年领导过的行政区，自己的经验和水平应该不在领袖之下。可偏偏领袖当年进京当了中央书记，自己只当了个部长。领袖应该更能理解叶利钦本人的“怀才不遇”。
相信读过他俩回忆录的人们都会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叶利钦的回忆录比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写的更加坦率。叶利钦在1985年已经把自己同领袖的关系形容成了“君臣关系”。叶利钦认为自己应该是领袖的“近臣”、“重臣”，可偏偏领袖没有这样倚重他。因此，叶利钦失望了。而这种失望的背后，是叶利钦在思维定势中认为，从早年各自的“诸侯”经历来看，戈尔巴乔夫的水平根本不如自己。
或许，早在1985年4月初来到莫斯科时，叶利钦就已经对戈尔巴乔夫不满，这种不满将在后来的历次高层人事调整中日益强烈。
叶利钦不知道，在对他本人的任用问题上，领袖征求过雷日科夫的意见。
早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和契尔年科时期，戈尔巴乔夫就在书记处与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组成了一个小帮派。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对于更新干部队伍问题，多次与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商讨。如前文所述，利加乔夫一直主张重用叶利钦，而雷日科夫则坚决反对。
雷日科夫比叶利钦大两岁，和叶利钦同在1981年的苏共二十六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两人是乌拉尔工学院的校友，同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参加工作。七十年代初，叶利钦任州委建设部部长，雷日科夫任乌拉尔机器生产联合公司总经理，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委委员。两人在州委有三年多的同事经历。
据戈尔巴乔夫回忆，他在刚上台时征求过雷日科夫的意见，是否调叶利钦来中央工作。雷日科夫答道：“同他相处够您受的，我可了解他了，才不想推荐呢。”戈尔巴乔夫没有听雷日科夫的话，还是把叶利钦调到中央工作。
七月全会后，戈尔巴乔夫决定更换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想派叶利钦去领导莫斯科。他再次征求雷日科夫的意见，雷日科夫的反对态度比1985年3月更强。
“…他根本就不适合于这个角色。别忘了，这涉及到首都的庞大组织，这里集中了大量的产业工人和全国主要的科研、创作精英，要的是一个头脑聪明、善于应变、有文化修养的领导人。叶利钦呢，是另一类型的人，虽然他是搞建筑的，但性格却是个破坏者。你们会看到，他会做出许多蠢事！不能给他太大的权力。你们已经犯了一个错误，把他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调到莫斯科，调进中央来，别再犯另一个错误了，那是决定性的错误。”
雷日科夫就是这样的性格，不管什么问题什么场合，和领袖说话都直来直去，对安德罗波夫是这样，对戈尔巴乔夫也是这样。雷日科夫的这次忠告和1985年3月一样，依旧没有被戈尔巴乔夫听进去。
该应验的早晚都会应验。叶利钦的故事告一段落，接下来说七月全会的第三个重大影响——任命雅科夫列夫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1985年，雅科夫列夫62岁，这时，他还不是中央委员。尽管他早在1969年就已当上苏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代理主持意识形态领域的具体工作，但由于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与主流舆论对历史和民族问题的观点唱反调，他的仕途戛然而止，被派往加拿大任大使。雅科夫列夫1983年回国后，担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对于雅科夫列夫在1983年回国前后的一些活动。戈尔巴乔夫当时的秘书博尔金在苏联解体后有过详细回忆：“雅科夫列夫在可供选择的几个职务中看中了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一职，这个职务在研究国际问题的学术圈内始终是最有权威的。最近几年，研究所所长是中央委员。雅科夫列夫在戈尔巴乔夫、契尔年科和当时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的勃戈柳博夫（雅科夫列夫找过他）的帮助下终于回到莫斯科，接受新工作。苏联科学院考虑到他的贡献和所长的职位，很快选他为通讯院士，雅科夫列夫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雅科夫列夫回国时正值1983年下半年安德罗波夫病重期间。据包括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等人在内的苏联多位政治人物都回忆过，安德罗波夫反对雅科夫列夫回国，即使在勉强答应戈尔巴乔夫让他回国后，仍告诫戈尔巴乔夫不要重用雅科夫列夫。时日不多的安德罗波夫说出此话，不由让人想起《三国志》的“白帝城托孤”：
先主以目遍视，只见马良之弟马谡在傍，先主令且退。谡退出，先主谓孔明曰：“丞相观马谡之才何如？”孔明曰：“此人亦当世之英才也。”先主曰：“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
就像诸葛亮没听从刘备的遗言一样，戈尔巴乔夫也没听从安德罗波夫的遗言。再后来，那些“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的受安德罗波夫知遇之恩、和戈尔巴乔夫共同发起改革运动的苏联政治人物们看到了雅科夫列夫进入政治局后的所作所为，纷纷感叹“先帝”有识人之明。
安德罗波夫健在时，雅科夫列夫只能当他的研究所所长，只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搞点研究工作，丝毫无力染指国家大政方针。到了契尔年科时期，戈尔巴乔夫开始无所顾忌地重用雅科夫列夫，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核心智囊团。
1984年秋，戈尔巴乔夫积极筹备以意识形态工作为主题的十二月中央全会。他以牺牲“科技进步”中央全会换取主持这次全会的权力，无非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全会主题报告能否为党内和民间所接受，直接影响到戈尔巴乔夫的威信。戈尔巴乔夫请雅科夫列夫加入筹备工作组，参与起草全会主题报告《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报告在当时的效果很好，雅科夫列夫和同僚们的功劳得到戈尔巴乔夫的肯定，戈尔巴乔夫的威信进一步提高。
1984年12月中旬，雅科夫列夫陪同戈尔巴乔夫访问英国，第一次跟随未来领袖投入外交事务。当时，苏联和英国的关系颇为紧张，克里姆林宫有些人是指望从英国看戈尔巴乔夫的笑话。然而，戈尔巴乔夫的英国之行在西方世界起到了积极影响。他的成功，离不开这位熟悉“敌人”的幕僚，雅科夫列夫在加拿大当了十年的大使，十分了解西方世界，对外交规则更是驾轻就熟。
此后，雅科夫列夫在戈尔巴乔夫智囊团中的地位迅速提高。1985年3月，雅科夫列夫作为主要撰稿人，负责起草戈尔巴乔夫在四月全会的“加速发展战略”主题报告。在报告草案中，雅科夫列夫写下了一些激进的政治改革理论，被戈尔巴乔夫删除。戈尔巴乔夫认为，“那是以后的事情，首先，我们必须进行演习。”
尽管如此，雅科夫列夫起草的四月全会主题报告仍然在苏联引起广泛的积极反响，这使他在领袖心中、在党内的影响迅速上升。七月全会上，中央委员们选举尚且不是中央委员的雅科夫列夫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再次体现了戈尔巴乔夫破格提拔干部的全新用人路线。
自1982年1月苏斯洛夫逝世后，苏联意识形态工作陷入彻底停滞，没有人有足够的权威和能力去领导这片工作领域。当时的人们逐渐意识到，新领袖正在把雅科夫列夫培养成新的“灰衣主教”，去领导苏斯洛夫曾经领导的那片重要工作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