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16日，哈萨克共产党在阿拉木图召开中央全会。会议有两项内容，第一项是解除库纳耶夫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第二项是选举苏共中央提名的科尔宾担任共和国新的党中央第一书记。会议只进行了18分钟，异常的顺利。
哈萨克的高级干部们严格按照苏共的纪律投了票，更换了领导人，没有一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是，他们不反对并不代表人民群众不反对。领导人被更替的消息很快传遍哈萨克全境。17日早晨，大约200多名高校学生聚集在哈萨克党中央大楼的广场前，高举标语，抗议前一天党中央全会的决定。上午11点半左右，学生们散去，流向阿拉木图各主要街道。
下午13点半，阿拉木图广场前再次出现聚集的青年，人数超过5000人，他们打出了更多的标语，包括“列宁同党在一起”、“我们——为哈萨克斯坦”、“库纳耶夫在哪里”、“任何民族不得有任何特权”、“要尊重列宁的民族政策原则”、“列宁思想万岁”、“共和国应有自己的领袖”。标语用俄语和哈萨克语双语书写。
人群口号中表达出两种要求，一种是要见库纳耶夫，要求他回答关于在哈萨克艰苦的生活条件、住房困难、使用本族语言范围受限等问题，这一人群让过往行人误以为是在举行拥护改革的游行；另一种是要求见纳扎尔巴耶夫等哈萨克族高级干部，要求他们报告中央，选举本民族的领导人，正是后一人群，吓坏了科尔宾等人。
面对突如其来的集会示威，以科尔宾为首的领导层下令从哈萨克的八个城市调集内务部特种部队集中到阿拉木图的党中央大楼前，一部保卫着大楼观礼台，一部将广场包围起来。下午15时，除了科尔宾，哈萨克党中央的几位领导人出现在观礼台上，呼吁群众散去，“不然将使用武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穆卡舍夫向集会群众讲话，称游行群众提出的要求是没有道理的，号召大家解散。
这些话从这些人的口中说出，直接激怒了广场的人群。当时正是冬天，人群从广场上抓起雪球和冰块就往观礼台的领导们砸。一些人直接冲向保卫观礼台的士兵和军校学员，推搡过程中还抢了他们的帽子。一再劝说无效后，哈萨克党中央的领导人在17时走下了观礼台。警察和军人开始抓捕与执法机关发生肢体冲突的人，双方对立情绪进一步扩大。
天黑后，示威游行转变为骚乱。人群中不断有人冲击哈萨克党中央大楼，还有人向军警的队列投掷石块，甚至出现了一些持有木棒和钢筋的人进行打砸抢，广场附近的一些商店橱窗被打破。军警们只好使用警棍维持秩序。大约21时，更多的人向停放在广场的军车投掷石块，守卫军车的卫兵四散逃窜。
22时，阿拉木图内务局奉命用消防车向人群发射水炮。面对高压水枪，人群依然没有散去，继续向消防车投掷石块。23时过后，军警持用工兵铲、警棍，带着警犬强行驱散人群，对仍不退去的人们进行逮捕。很快，广场被肃清。进入后半夜，军警们在附近街道、住宅楼的门洞、宿舍里搜捕从广场逃跑的人。
事件就此基本平息。第二天，“党中央大楼前的广场上空荡荡，只有数量不多的好奇者。市内街道上偶尔还有为数不多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向巡逻车投掷石块”。不过，事情平息了并不算结束，如何定性、如何评价则是更重要的事情。
仅仅持续一天的阿拉木图事件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第一次带有民族问题色彩的大规模骚乱。在十五个加盟国之一的首都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使得克里姆林宫颇为重视，派出了以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索洛缅采夫为首的调查小组，小组成员主要来自克格勃、内务部和检察院。
调查小组抵达阿拉木图后，接管了哈萨克共和国的最高权力，以科尔宾为首的哈萨克党中央领导成员被要求接受谈话。很快，调查小组作出了自己的结论，骚乱是“觉悟不高的青年人在民族主义分子的挑唆下”组织的，在骚乱的背后，是“黑社会、被收买的三K党分子、地下民族主义组织……”，还有“反改革势力”。
再后来，苏共中央通过决议，称阿拉木图事件是“哈萨克民族主义”的表现。

阿拉木图事件发生时距苏共二十七大闭幕仅过去九个月。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是继切尔诺贝利事件后的又一次巨大尴尬，再次暴露出新一届领导班子对突发性大规模恶性事件预防与处置能力的欠缺。与切尔诺贝利事件可以推诿于勃列日涅夫时代不同，阿拉木图事件纯属戈尔巴乔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更换库纳耶夫，对于肃清第聂伯帮在哈萨克的影响，树立戈尔巴乔夫在哈萨克的威望有百利而无一害。为此，戈尔巴乔夫表现的十分从容，自上台后酝酿了足足一年零八个月才下定决心，不可不谓之深思熟虑。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为什么会忽视哈萨克共和国的民族特性，最后作出了连勃列日涅夫都不会作出的决定——任命一位资历不高，从未在哈萨克共和国工作过的俄罗斯族干部去担任该国的最高首长。
仔细想想似乎也能找出答案，回望戈尔巴乔夫上台一年零八个月以来的用人方针，说的好听点叫做大胆启用、破格提拔，说的庸俗点属于不按套路出牌——上台一个月就让自己的亲密战友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同时越级晋升；一年之内让长年在家乡工作的叶利钦三级跳，从中央委员晋升中央书记再晋升政治局候补委员，还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上台不到一年就让自己的笔杆子幕僚雅科夫列夫和梅德韦杰夫（二人均不是中央委员）直接升任中央书记。这些事实显示，戈尔巴乔夫和当年的斯大林一样，对于人事问题乾纲独断，完全不考虑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和看法，完全不把苏共的干部政策传统当作一回事。
这样看来，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决策任用科尔宾取代库纳耶夫就不足为怪了！至于他本人在苏共二十七大提出的“民主”与“公开性”，这时已经被果断地忽略。任免哈萨克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需要让哈萨克的干部群众民主选举吗？选定新任领导人的决策过程需要对哈萨克的干部群众公开吗？需要征求哈萨克共和国干部群众的意见吗？这些问题，估计戈尔巴乔夫没想过，即使想过，想到的答案也是否定的。
可以说，酿成危机的首要责任当属戈尔巴乔夫本人，那么，不公正评价阿拉木图事件，埋下日后哈萨克共和国分离主义祸根的人又是谁呢？
戈尔巴乔夫在九个月前的苏共二十七大上刚刚对民族问题作出过脱离实际的论断，“苏联人民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的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现实存在的民族问题主要是因为“民族闭关自守和本位主义的意图以及依赖别人的心理还没有根除，有时还会病态的表现出来”。
九个月后，阿拉木图事件爆发，苏共中央为查清事实真相，派出调查组去阿拉木图。到了哈萨克，调查组把自己的工作变成了走过场，完全不尊重当地的哈萨克族干部，也不尊重事实，直接根据领袖九个月前的讲话，照方抓药，认为一切都是哈萨克族的问题，直接把阿拉木图事件定性为“哈萨克民族主义”。
对此，时年46岁的纳扎尔巴耶夫说出过另一个事实，“游行群众纷纷递上条子，建议推举阿乌耶利别科夫、杰米坚科、米罗什欣、莫罗佐夫、穆卡舍夫、纳扎尔巴耶夫等人为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候选人。可以说，单就这一列出的名单，也明白无误地证明，青年人根本没有反对俄罗斯族的人当共和国领导的意思。”游行群众列出的名单中也有俄罗斯族干部，都是在哈萨克工作多年，已经进入该国党中央领导层的人物。事实表明，游行群众只是希望选择他们了解的干部。遗憾的是，调查组听不进纳扎尔巴耶夫的话。
对待哈萨克问题，戈尔巴乔夫在事前和事后共犯下两个错误。一是事前不相信当地干部。无论是俄罗斯族干部还是哈萨克族干部，他都默认为库纳耶夫的党羽，从未想过在他们中间寻找德才兼备之士担任新的第一书记，直接把他们推向了当时以及后来的对立面；二是事后不相信当地民众。他完全无视当地民众想借苏共二十七大“民主”与“公开性”的春风、民主选举领导人的愿望，反而给他们扣上“哈萨克民族主义”的帽子，将该国数百万哈萨克族公民推向了对立面。
总之，戈尔巴乔夫在阿拉木图事件前后表现出的简单粗暴不仅“官逼民反”，而且“官逼官反”，使得哈萨克的干部群众在不久的将来一致要求脱离苏联。可笑的是，1986年，面对子虚乌有的民族主义，戈尔巴乔夫展示出一副大独裁者的狂妄，等到不多久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来了，他又不知所措了。
1989年，哈萨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召开会议，谴责当年的苏共中央决议“没有客观地、合乎原则地”评价阿拉木图事件。再后来，哈萨克党中央全会通过声明：“应该完全肯定地指出，青年人走上广场，目的不是反对其他民族。”再再后来，1991年12月16日，哈萨克宣布独立。

阿拉木图事件的意外发生毫无疑问引起了苏共党内高层的震惊，加上已有的一些政治争论，使依照惯例本应在1986年年底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了1987年1月下旬。对于这次全会，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目标是要推行新的干部政策，换句话说，要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干部更换。事实上，这次中央全会的召开有两个重大的政治斗争背景。
一个是意识形态政策的争论。自苏共二十七大提出“民主”与“公开性”以来，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对于如何落实发生了分歧。以第二书记利加乔夫、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沃罗特尼科夫和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推行“民主”与“公开性”要保持意识形态领域的“平稳”，这些人都是安德罗波夫当年的亲信；以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为代表的一派主张不要设置“边界”和“禁区”，要允许党内和国内自由地评论和批评时局和历史，这一派人多是戈尔巴乔夫的幕僚文人，代表着一大批“跃跃欲试”的知识分子，受到戈尔巴乔夫的支持。
另一个是外交政策的争论。自戈尔巴乔夫发起对美国的外交缓和攻势以来，党内高层对向美国作出大规模让步有很多的不同意见。反对者以国防部长索科洛夫元帅为代表，在他身后，不仅有第二书记利加乔夫、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沃罗特尼科夫和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还有领导国防工业的中央书记扎伊科夫，阵容十分强大。拥护戈尔巴乔夫激进裁军呼吁的只有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和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除谢瓦尔德纳泽是政治局委员外，其他两位连政治局候补委员都不是，话语权比较小。
这是苏联历史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自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事关国计民生的经济改革居然无人问津，没有人争论则意味着没有人重视。大家主要关注的竟是意识形态和外交！
“何以成败论英雄”这句话对于政治人物好像不太适用。对于这两个领域的政治争论，戈尔巴乔夫的内心比较焦灼。1985年至1986年的苏联国民经济不见起色，好不容易出现的些许经济增量全被反酗酒运动和切尔诺贝利事故消耗殆尽。面对意识形态和外交领域的争论，他自己也是有苦难言。
“民主”与“公开性”的口号话音未落，他和他的战友们就遇上了切尔诺贝利事故，“公开不及时”的骂名随之而来，党内高层也不乏冷眼旁观之人，好在当时言论刚刚放开，官员和民众只是就事论事，矛头指向当地党委和具体部门，还不敢明目张胆地骂领袖；外交领域的“新思维”实施不久，戈尔巴乔夫发表那么多诚意让步的谈话，却换来美国政府“制造间谍危机”，多次裁军谈判均以失败告终，弄得新领袖在国内很没面子。
开启改革的艰难让戈尔巴乔夫认为党内保守思维强大。在思想相对开放的莫斯科，中央机关的革新思维尚难建立，在地方上，已经养成亦步亦趋习惯的地方诸侯们也少有主动革新之人。戈尔巴乔夫对于这些困难的看法是“不换思想就换人”。
在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上，苏共选出的中央委员共307人，其中，新当选的有135人，占比达到44%。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仍然认为这次大会的干部更新工作开展得很不到位，占据高位的仍是思想保守之人，必须再次向党内吹风打招呼，为下一阶段的高级干部更替做准备。
1987年1月27日至28日，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会上，他作了题为《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的报告。报告总结了1985年至1986年的经济成绩，指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足，并将不足的原因归纳为党的干部的“保守思想”和“惰性”。对此，他要求从地方到中央，逐步推行各级领导干部的差额选举，全面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批评监督——不仅要有来自上级的监督，也要确保人民群众的监督。通过“加深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人民自治”来推动“民主化”和“公开性”。
在报告的结尾，戈尔巴乔夫“希望我国成为高度发达国家的样板，成为一个具有最先进的经济、最广泛的民主、最人道的崇高的道德的社会，劳动人民享有充分权利、物质和精神文明”。这一目标成为后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观点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