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16日，哈薩克共產黨在阿拉木圖召開中央全會。會議有兩項內容，第一項是解除庫納耶夫的黨中央第一書記職務，第二項是選舉蘇共中央提名的科爾賓擔任共和國新的黨中央第一書記。會議只進行了18分鐘，異常的順利。
哈薩克的高級幹部們嚴格按照蘇共的紀律投了票，更換了領導人，沒有一人提出反對意見。但是，他們不反對並不代表人民群眾不反對。領導人被更替的消息很快傳遍哈薩克全境。17日早晨，大約200多名高校學生聚集在哈薩克黨中央大樓的廣場前，高舉標語，抗議前一天黨中央全會的決定。上午11點半左右，學生們散去，流向阿拉木圖各主要街道。
下午13點半，阿拉木圖廣場前再次出現聚集的青年，人數超過5000人，他們打出了更多的標語，包括“列寧同黨在一起”、“我們——為哈薩克斯坦”、“庫納耶夫在哪裡”、“任何民族不得有任何特權”、“要尊重列寧的民族政策原則”、“列寧思想萬歲”、“共和國應有自己的領袖”。標語用俄語和哈薩克語雙語書寫。
人群口號中表達出兩種要求，一種是要見庫納耶夫，要求他回答關於在哈薩克艱苦的生活條件、住房困難、使用本族語言範圍受限等問題，這一人群讓過往行人誤以為是在舉行擁護改革的遊行；另一種是要求見納扎爾巴耶夫等哈薩克族高級幹部，要求他們報告中央，選舉本民族的領導人，正是後一人群，嚇壞了科爾賓等人。
面對突如其來的集會示威，以科爾賓為首的領導層下令從哈薩克的八個城市調集內務部特種部隊集中到阿拉木圖的黨中央大樓前，一部保衛着大樓觀禮台，一部將廣場包圍起來。下午15時，除了科爾賓，哈薩克黨中央的幾位領導人出現在觀禮台上，呼籲群眾散去，“不然將使用武力”。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穆卡舍夫向集會群眾講話，稱遊行群眾提出的要求是沒有道理的，號召大家解散。
這些話從這些人的口中說出，直接激怒了廣場的人群。當時正是冬天，人群從廣場上抓起雪球和冰塊就往觀禮台的領導們砸。一些人直接沖向保衛觀禮台的士兵和軍校學員，推搡過程中還搶了他們的帽子。一再勸說無效後，哈薩克黨中央的領導人在17時走下了觀禮台。警察和軍人開始抓捕與執法機關發生肢體衝突的人，雙方對立情緒進一步擴大。
天黑後，示威遊行轉變為騷亂。人群中不斷有人衝擊哈薩克黨中央大樓，還有人向軍警的隊列投擲石塊，甚至出現了一些持有木棒和鋼筋的人進行打砸搶，廣場附近的一些商店櫥窗被打破。軍警們只好使用警棍維持秩序。大約21時，更多的人向停放在廣場的軍車投擲石塊，守衛軍車的衛兵四散逃竄。
22時，阿拉木圖內務局奉命用消防車向人群發射水炮。面對高壓水槍，人群依然沒有散去，繼續向消防車投擲石塊。23時過後，軍警持用工兵鏟、警棍，帶着警犬強行驅散人群，對仍不退去的人們進行逮捕。很快，廣場被肅清。進入後半夜，軍警們在附近街道、住宅樓的門洞、宿舍里搜捕從廣場逃跑的人。
事件就此基本平息。第二天，“黨中央大樓前的廣場上空蕩蕩，只有數量不多的好奇者。市內街道上偶爾還有為數不多的年輕人聚在一起，向巡邏車投擲石塊”。不過，事情平息了並不算結束，如何定性、如何評價則是更重要的事情。
僅僅持續一天的阿拉木圖事件是戈爾巴喬夫上台以後第一次帶有民族問題色彩的大規模騷亂。在十五個加盟國之一的首都發生這樣的惡性事件，使得克里姆林宮頗為重視，派出了以政治局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索洛緬采夫為首的調查小組，小組成員主要來自克格勃、內務部和檢察院。
調查小組抵達阿拉木圖後，接管了哈薩克共和國的最高權力，以科爾賓為首的哈薩克黨中央領導成員被要求接受談話。很快，調查小組作出了自己的結論，騷亂是“覺悟不高的青年人在民族主義分子的挑唆下”組織的，在騷亂的背後，是“黑社會、被收買的三K黨分子、地下民族主義組織……”，還有“反改革勢力”。
再後來，蘇共中央通過決議，稱阿拉木圖事件是“哈薩克民族主義”的表現。

阿拉木圖事件發生時距蘇共二十七大閉幕僅過去九個月。對於戈爾巴喬夫來說，這是繼切爾諾貝利事件後的又一次巨大尷尬，再次暴露出新一屆領導班子對突發性大規模惡性事件預防與處置能力的欠缺。與切爾諾貝利事件可以推諉於勃列日涅夫時代不同，阿拉木圖事件純屬戈爾巴喬夫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更換庫納耶夫，對於肅清第聶伯幫在哈薩克的影響，樹立戈爾巴喬夫在哈薩克的威望有百利而無一害。為此，戈爾巴喬夫表現的十分從容，自上台後醞釀了足足一年零八個月才下定決心，不可不謂之深思熟慮。讓人難以理解的是，他為什麼會忽視哈薩克共和國的民族特性，最後作出了連勃列日涅夫都不會作出的決定——任命一位資歷不高，從未在哈薩克共和國工作過的俄羅斯族幹部去擔任該國的最高首長。
仔細想想似乎也能找出答案，回望戈爾巴喬夫上台一年零八個月以來的用人方針，說的好聽點叫做大膽啟用、破格提拔，說的庸俗點屬於不按套路出牌——上台一個月就讓自己的親密戰友利加喬夫和雷日科夫同時越級晉升；一年之內讓長年在家鄉工作的葉利欽三級跳，從中央委員晉升中央書記再晉升政治局候補委員，還擔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上台不到一年就讓自己的筆桿子幕僚雅科夫列夫和梅德韋傑夫（二人均不是中央委員）直接升任中央書記。這些事實顯示，戈爾巴喬夫和當年的斯大林一樣，對於人事問題乾綱獨斷，完全不考慮黨內其他同志的意見和看法，完全不把蘇共的幹部政策傳統當作一回事。
這樣看來，戈爾巴喬夫在自己的小圈子裡決策任用科爾賓取代庫納耶夫就不足為怪了！至於他本人在蘇共二十七大提出的“民主”與“公開性”，這時已經被果斷地忽略。任免哈薩克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需要讓哈薩克的幹部群眾民主選舉嗎？選定新任領導人的決策過程需要對哈薩克的幹部群眾公開嗎？需要徵求哈薩克共和國幹部群眾的意見嗎？這些問題，估計戈爾巴喬夫沒想過，即使想過，想到的答案也是否定的。
可以說，釀成危機的首要責任當屬戈爾巴喬夫本人，那麼，不公正評價阿拉木圖事件，埋下日後哈薩克共和國分離主義禍根的人又是誰呢？
戈爾巴喬夫在九個月前的蘇共二十七大上剛剛對民族問題作出過脫離實際的論斷，“蘇聯人民是一個嶄新的社會的和族際主義的共同體”，現實存在的民族問題主要是因為“民族閉關自守和本位主義的意圖以及依賴別人的心理還沒有根除，有時還會病態的表現出來”。
九個月後，阿拉木圖事件爆發，蘇共中央為查清事實真相，派出調查組去阿拉木圖。到了哈薩克，調查組把自己的工作變成了走過場，完全不尊重當地的哈薩克族幹部，也不尊重事實，直接根據領袖九個月前的講話，照方抓藥，認為一切都是哈薩克族的問題，直接把阿拉木圖事件定性為“哈薩克民族主義”。
對此，時年46歲的納扎爾巴耶夫說出過另一個事實，“遊行群眾紛紛遞上條子，建議推舉阿烏耶利別科夫、傑米堅科、米羅什欣、莫羅佐夫、穆卡舍夫、納扎爾巴耶夫等人為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的候選人。可以說，單就這一列出的名單，也明白無誤地證明，青年人根本沒有反對俄羅斯族的人當共和國領導的意思。”遊行群眾列出的名單中也有俄羅斯族幹部，都是在哈薩克工作多年，已經進入該國黨中央領導層的人物。事實表明，遊行群眾只是希望選擇他們了解的幹部。遺憾的是，調查組聽不進納扎爾巴耶夫的話。
對待哈薩克問題，戈爾巴喬夫在事前和事後共犯下兩個錯誤。一是事前不相信當地幹部。無論是俄羅斯族幹部還是哈薩克族幹部，他都默認為庫納耶夫的黨羽，從未想過在他們中間尋找德才兼備之士擔任新的第一書記，直接把他們推向了當時以及後來的對立面；二是事後不相信當地民眾。他完全無視當地民眾想借蘇共二十七大“民主”與“公開性”的春風、民主選舉領導人的願望，反而給他們扣上“哈薩克民族主義”的帽子，將該國數百萬哈薩克族公民推向了對立面。
總之，戈爾巴喬夫在阿拉木圖事件前後表現出的簡單粗暴不僅“官逼民反”，而且“官逼官反”，使得哈薩克的幹部群眾在不久的將來一致要求脫離蘇聯。可笑的是，1986年，面對子虛烏有的民族主義，戈爾巴喬夫展示出一副大獨裁者的狂妄，等到不多久貨真價實的民族主義來了，他又不知所措了。
1989年，哈薩克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召開會議，譴責當年的蘇共中央決議“沒有客觀地、合乎原則地”評價阿拉木圖事件。再後來，哈薩克黨中央全會通過聲明：“應該完全肯定地指出，青年人走上廣場，目的不是反對其他民族。”再再後來，1991年12月16日，哈薩克宣布獨立。

阿拉木圖事件的意外發生毫無疑問引起了蘇共黨內高層的震驚，加上已有的一些政治爭論，使依照慣例本應在1986年年底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了1987年1月下旬。對於這次全會，戈爾巴喬夫的主要目標是要推行新的幹部政策，換句話說，要繼續進行大規模的幹部更換。事實上，這次中央全會的召開有兩個重大的政治鬥爭背景。
一個是意識形態政策的爭論。自蘇共二十七大提出“民主”與“公開性”以來，蘇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對於如何落實發生了分歧。以第二書記利加喬夫、俄羅斯部長會議主席沃羅特尼科夫和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為代表的一派主張推行“民主”與“公開性”要保持意識形態領域的“平穩”，這些人都是安德羅波夫當年的親信；以中央書記雅科夫列夫、梅德韋傑夫為代表的一派主張不要設置“邊界”和“禁區”，要允許黨內和國內自由地評論和批評時局和歷史，這一派人多是戈爾巴喬夫的幕僚文人，代表着一大批“躍躍欲試”的知識分子，受到戈爾巴喬夫的支持。
另一個是外交政策的爭論。自戈爾巴喬夫發起對美國的外交緩和攻勢以來，黨內高層對向美國作出大規模讓步有很多的不同意見。反對者以國防部長索科洛夫元帥為代表，在他身後，不僅有第二書記利加喬夫、俄羅斯部長會議主席沃羅特尼科夫和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還有領導國防工業的中央書記扎伊科夫，陣容十分強大。擁護戈爾巴喬夫激進裁軍呼籲的只有外交部長謝瓦爾德納澤和中央書記雅科夫列夫、梅德韋傑夫，除謝瓦爾德納澤是政治局委員外，其他兩位連政治局候補委員都不是，話語權比較小。
這是蘇聯歷史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自戈爾巴喬夫上台以來，事關國計民生的經濟改革居然無人問津，沒有人爭論則意味着沒有人重視。大家主要關注的竟是意識形態和外交！
“何以成敗論英雄”這句話對於政治人物好像不太適用。對於這兩個領域的政治爭論，戈爾巴喬夫的內心比較焦灼。1985年至1986年的蘇聯國民經濟不見起色，好不容易出現的些許經濟增量全被反酗酒運動和切爾諾貝利事故消耗殆盡。面對意識形態和外交領域的爭論，他自己也是有苦難言。
“民主”與“公開性”的口號話音未落，他和他的戰友們就遇上了切爾諾貝利事故，“公開不及時”的罵名隨之而來，黨內高層也不乏冷眼旁觀之人，好在當時言論剛剛放開，官員和民眾只是就事論事，矛頭指向當地黨委和具體部門，還不敢明目張胆地罵領袖；外交領域的“新思維”實施不久，戈爾巴喬夫發表那麼多誠意讓步的談話，卻換來美國政府“製造間諜危機”，多次裁軍談判均以失敗告終，弄得新領袖在國內很沒面子。
開啟改革的艱難讓戈爾巴喬夫認為黨內保守思維強大。在思想相對開放的莫斯科，中央機關的革新思維尚難建立，在地方上，已經養成亦步亦趨習慣的地方諸侯們也少有主動革新之人。戈爾巴喬夫對於這些困難的看法是“不換思想就換人”。
在1986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七大上，蘇共選出的中央委員共307人，其中，新當選的有135人，占比達到44%。儘管如此，戈爾巴喬夫仍然認為這次大會的幹部更新工作開展得很不到位，占據高位的仍是思想保守之人，必須再次向黨內吹風打招呼，為下一階段的高級幹部更替做準備。
1987年1月27日至28日，戈爾巴喬夫主持召開了蘇共中央全會。會上，他作了題為《關於改革和黨的幹部政策》的報告。報告總結了1985年至1986年的經濟成績，指出了社會經濟發展的不足，並將不足的原因歸納為黨的幹部的“保守思想”和“惰性”。對此，他要求從地方到中央，逐步推行各級領導幹部的差額選舉，全面加強對各級領導幹部的批評監督——不僅要有來自上級的監督，也要確保人民群眾的監督。通過“加深社會主義民主，發展人民自治”來推動“民主化”和“公開性”。
在報告的結尾，戈爾巴喬夫“希望我國成為高度發達國家的樣板，成為一個具有最先進的經濟、最廣泛的民主、最人道的崇高的道德的社會，勞動人民享有充分權利、物質和精神文明”。這一目標成為後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觀點的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