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在一月全会上毫无保留地表达出要继续大规模更换干部的决心。尽管他的报告很多都是口号性的话，容易让大家误以为加强监督和提升干部水平只是说说而已，但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了一项特别的建议——在1988年召开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讨论二十七大决议和十二五计划前半期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全面民主化的问题。这个建议足够让那些担心自己官帽的人坐不稳椅子。
苏共“党代表会议”由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各省（苏共建政初期的行政单位）党委会派出代表参加，权力仅次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高于中央委员会。党代表会议没有固定的会期，只是作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补充，在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商讨“十分紧急而又十分重大的事件、任务或形势”。
苏共早期由于遇到的“十分紧急而又十分重大的事件、任务或形势”比较多，不能每次都等到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再作决策，所以，经常召开党代表会议，一直开到1941年的第十八次党代表会议。卫国战争胜利后，苏共似乎再没遇到“十分紧急而又十分重大的事件、任务或形势”，党代表会议也就一直没再开过，直到戈尔巴乔夫决定在1988年举行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
戈尔巴乔夫建议召开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说明苏共再次遇到了“十分紧急而又十分重大的事件、任务或形势”，那就是有人不适应改革，甚至阻挠改革，而改革的形势需要又十分迫切，所以需要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至于党代表会议在1988年的几月份开、怎么开、开掉哪些人，则属于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们考虑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不适用“民主化”和“公开性”，普通党员和广大公民无权知道，甚至连部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都无权知道。大家去猜好了。
戈尔巴乔夫要的是这样一种效果，先在党内营造一种要大规模换人的气氛，让一些人惶惶不可终日，不敢再去对领袖执政头两年的政绩和缺点说三道四，而是冷静下来，多考虑考虑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如何与领袖保持一致，保住自己的官帽，争取占据高位熬到下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在1987年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人事调整，已经离职的原哈萨克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苏斯洛夫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政治人物齐米亚宁被免除中央书记职务。
免去他们的同时，一月全会晋升了几位戈尔巴乔夫的“近臣”。首先，选举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其次，选举原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卢基扬诺夫为中央书记，负责在书记处领导法律方面的工作，联系军队执法机关、克格勃、内务部、检察院和其他护法机关的工作；再次，选举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博尔金担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此人系媒体行业出身，1981年受戈尔巴乔夫邀请担任其秘书，至1987年已跟随戈尔巴乔夫六年。
这三个人都是戈尔巴乔夫十分信任的人，雅科夫列夫与他在加拿大一见如故，坚定不移地支持他的意识形态政策和外交政策；卢基扬诺夫是他大学时代的师兄，又是他在大学团委的老领导，进入首都工作后的好朋友；博尔金跟随他六年，一起渡过了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三朝无数的跌宕起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可以说，他们和以他们为代表的一批人最了解戈尔巴乔夫的战略思想，重用他们，对于破除阻碍，坚定贯彻改革与新思维有着极大的益处，对于巩固戈尔巴乔夫的权力与权威也是好处多多。尤其是雅科夫列夫的晋升，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世人，领袖戈尔巴乔夫不会在思想、政治、经济和外交等任何领域有丝毫后退，所有借抨击雅科夫列夫阻挠改革的人都不要指望领袖会让改革会停下来。

对于意识形态领域和外交领域的两组矛盾，戈尔巴乔夫通过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解决了前者，即以是否落实“民主化”和“公开性”作为干部工作新的衡量标准，让苏共各级干部不敢质疑思想领域的改革。但是，对于第二组矛盾，对于外交领域的斗争，戈尔巴乔夫玩起了左右逢源。
表面上看，苏联外交部拥有着外交政策的首席话语权，可事实并非如此。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制定对外政策的过程中，国防部、军事工业委员会和外交部鼎足而三，形成了政治局之下的集体讨论机制。原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搞国防工业出身，在1976年当上国防部长后，使得军方话语权对外交部形成二比一的优势，这也是1979年阿富汗战争爆发后苏联外交政策日渐强硬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乌斯季诺夫的副手索科洛夫元帅担任国防部长，戈尔巴乔夫的亲信谢瓦尔德纳泽晋升外交部长，对美缓和、裁减军备的外交“新思维”成为两人的权力角斗场。戈尔巴乔夫选择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扎伊科夫来管理国防工业，也有制衡军方势力的意味。毕竟，扎伊科夫的多年工作经历与军方保持着密切联系，而谢瓦尔德纳泽没有外交工作经历，讨论对美外交时，军方高层打心里不太拿他当回事。
军方与新任外交部长和新的外交路线有两大矛盾。
一个是裁减军备。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和苏联军方通过多年努力，才在西欧和亚太构筑起对北约的微小战略优势，美国在1983年开始在西欧部署新型中程导弹和启动“星球大战计划”，让苏联军方颇为恐慌。他们不理解新领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自废武功”。
另一个是撤兵阿富汗。苏军在阿富汗战事不利，却能基本控制大城市和交通线，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连年加大对起义军的援助，苏军高层内心并不支持新领袖在1986年下半年突然撤出六个团。况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一度扭转阿富汗战局，军人们怀疑外交部向领袖进了谗言。此外，国防部长索科洛夫、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副总参谋长瓦连尼科夫等人都是阿富汗战争的直接指挥者，他们的自尊心容不得背上败军之将的骂名。
随着1986年戈尔巴乔夫多次表示要对美国做出新的让步，却换来美国在雷克雅未克会谈的“无礼”和“制造间谍危机”，军方高层与外交部的矛盾越来越深。谢瓦尔德纳泽上任后大量更换外交部的干部，军队将帅看到老同事、老搭档走了，新人们却向领袖不断作出激进裁军的建议，更加不高兴。由于国防部长索科洛夫元帅和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都是政治局委员，两人经常把争论闹到政治局。
对此，戈尔巴乔夫左右逢源，表面上两边安抚，私底下更加赞赏谢瓦尔德纳泽。戈尔巴乔夫决定分两步走，先裁军备，再裁军队，他通过争取扎伊科夫，牢牢控制军事工业综合体，摸清苏军军备底细，接连对美国提出军备控制建议，主动表示从阿富汗撤军的意愿，试图保持苏联外交在国际社会的主动。
客观的说，当时的苏联军方高层并不反对改革，也不反对对美国的缓和政策。他们只是固执地坚持着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传统，要么让美国做出比苏联更多的让步，要么让美国主动提出裁减军备。军方高级将领们反对的恰恰是戈尔巴乔夫对美国缓和的方式，因为戈尔巴乔夫的作法与勃列日涅夫完全相反。
戈尔巴乔夫没有在军队工作经历，对军队的控制权比较弱，唯一建立起亲近关系的是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除此以外，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视察远东，召见了远东军区的将军们，军区司令亚佐夫引起他的注意。不久，亚佐夫回到首都，晋升大将军衔，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分管军队的人事工作。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察觉，戈尔巴乔夫准备往军队掺沙子，换将领，逐渐更换老人，建立自己的队伍。
在军队和国防工业毫无根基的戈尔巴乔夫就是靠这些手段制约着军方保守势力。另一方面，他通过1987年一月全会营造坚决改革的声势，防范党内文官系统与军方保守势力相互呼应甚至勾结。做好了这两项工作，他又要向美国政府发起新的和平攻势了！

1985年的日内瓦会谈和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会谈都未达成实质性的美苏裁军协议，其根源是美苏两国关于军备控制有着原则立场分歧。这种根本分歧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苏联的谈判方针追求全局性质，主张与美国达成全方位协议，即在美国占据总体军备优势的前提下，全面完成从核武器到常备军、陆海空导弹各军兵种同时削减军备的双边协议；美国的谈判方针追求渐进式，即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裁减，从现实出发，从苏联占据优势的个别军备领域开始裁军，逐步完成全面裁军计划。
这个分歧属于死结，苏联历史上又有被资本主义国家围攻，被纳粹德国入侵的教训，因而有很强的不安全感，莫斯科清醒地认识到苏联军事工业的经济潜力和科技水平落后于美国和西方国家，于是希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次性解决所有的问题，通过全面性质的裁军承诺给苏联安全感。美国方面认为，苏军人力资源充足，在冷战前线（两德边境）占据绝对的陆军优势，西方国家只能在导弹和海空军保持优势，才能遏制苏联。后来，苏联于七十年代末在欧洲取得中程导弹优势，让美国更加不放心，美国希望苏联从中程导弹领域开始裁军，美国再进行相应裁军。
听上去好像都好有道理的样子！
双方另一方面的分歧更加意识流。苏联认为，英国和法国都有核武器和高质量的海陆空与导弹部队，苏联只有看到美英法三国同时裁军才能放心大胆的裁军。美国认为，自己只能作自己的主，作不了盟友的主，和英法两国只是价值观趋同，却是各有各的国家利益。英法两国认为，你们两家想主导世界局势，我们本来话语权就不大，再裁军岂不是更没有话语权？此外，苏联还有一个忧虑，中国有核武器，不排除美国在日本和韩国部署核武器，对此，苏联必须在西伯利亚对亚太方向维持战略优势。
1981年11月，美国提出欧洲中程导弹“零点方案”，宣称只要苏联撤出部署在欧洲的SS－20导弹，美国就放弃部署“潘兴”Ⅱ式中程导弹。“零点方案”遭到苏联拒绝，苏联认为，如果苏美两国同时将中程导弹“清零”，英国和法国依然拥有约167枚能够打到苏联的中程导弹。
1982年12月，安德罗波夫建议将苏联的SS－20导弹的数量从现在的280枚减少到162枚，与英国、法国导弹数量之和持平。作为回报，希望美国停止欧洲部署新型中程导弹的计划。美国表示拒绝。美国声称这些导弹是英、法两国本国的战略威慑力量，美国对此不承担削减本国军备的义务。紧接着，英、法两国先后宣布，他们不同意将他们的战略导弹力量列入美苏两国的双边谈判内容。
1983年11月23日，美国正式开始在欧洲部署“潘兴”Ⅱ式导弹等新型中程导弹，苏联随后宣布退出裁军谈判以示抗议。从此，美国持续批评苏联破坏和平。裁军的事情就一直拖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
经过日内瓦和雷克雅未克两次会谈空手而归的教训，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一味坚持全方位裁军的“一揽子计划”，美国永远不会与苏联共同裁军。他在1986年底至1987年初构思一个新的想法，他决定违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既定国策，答应美国“先从苏联占优势的军备领域开始谈判”的长期要求。
1987年2月28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向美国提出新的裁军建议，把两国的欧洲中程导弹问题从军备控制“一揽子计划”中分离出来，撇开英法两国的核武器和导弹不管，先行签订苏美裁军协议。戈尔巴乔夫代表苏联呼吁，在五年之内消除两国部署在欧洲的所有中程导弹；美苏两国可在本土部署不超过100枚的中程导弹；冻结双方在欧洲的短程导弹，中程导弹谈判结束后立即开始短程导弹谈判。当时的舆论界和后来的史学界将戈尔巴乔夫的这项建议命名为“双零点方案”。
看到戈尔巴乔夫终于抛弃勃列日涅夫的传统，答应美国的谈判思路。美国政府先是表示对戈尔巴乔夫的方案“感兴趣”，马上又表示反对。这一次，美国又反对什么呢？

在苏联的“双零点方案”中，戈尔巴乔夫要求苏美双方把剩余的100枚中程导弹部署在打不到对方国土的本国领土上。美国政府对此表示反对，美国政府希望苏联能够允许美国在靠近苏联的阿拉斯加州部署中程导弹。对待美国政府这一蹬鼻子上脸的举动，戈尔巴乔夫再也不愿让步。
眼看陷入僵局，美国政府又提出了一个让苏联吃亏的建议，希望美苏两国谁也不保留这最后100枚导弹。这就意味着，苏联要消除所有的中程导弹。问题是，虽然美国已经答应撤除了所有中程导弹，但是英国和法国加在一起还有100多枚可以打到苏联本土的中程导弹。对此，苏联将没有反制措施。
美国政府提出的这两条反建议让戈尔巴乔夫陷入尴尬境地。苏联军方再次出现了强硬言论，认为只要对美国软弱，美国就会要求更多。军方的这种议论给戈尔巴乔夫造成很大压力。另外，苏美两国的新一轮外交试探已经接近要求双方同时放下枪、取出子弹，这就给英法两个核大国也造成了压力。对此，首先放炮的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1987年3月28日至4月1日，撒切尔夫人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访问。像三年前两人第一次见面一样，铁娘子对戈尔巴乔夫和苏联表现的还是那么强硬。当双方讨论到裁军问题时，撒切尔夫人说道，核武器是和平的最强有力的保障，在现有的条件下没有其他保障，对于英国来说，一旦欧洲发生常规战争，核武器是保障它自身安全的惟一办法。因此英国不打算在限制自己的核潜力方面承担任何义务。
撒切尔夫人的观点站在英国本国立场富有合理性。这位女首相上台以来，经济上推行私有化，外交上强势重建英国的传统大国地位。撒切尔夫人反对核裁军体现出她睿智的政治远见。表面上，苏美两国全面消除中程导弹，英法两国一颗不减，军事威慑力相对大幅提高。事实上，苏美两国一旦真的大幅裁减军备，届时绝不会允许英法两国坐收渔利。彼时的国际舆论也不会坐视两个核大国两家独大。
对于英国来说，最好的现实选择应该是怂恿美苏两国在军备竞赛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双双被拖垮，英国才有机会在冷战过程中重新恢复丘吉尔时代的三大国之一地位。只有苏联与美国持续在第三世界国家拼消耗，英国才有机会在国际冲突热点地区火中取栗，再次把自己的影响力辐射到世界各地。
对于撒切尔夫人个人政治前途来看，1987年，她的经济改革政策已经出现负面效应，一旦冷战结束，世界普遍和平，她的“强国战略”对本国选民的吸引力必将下跌，她的政治生涯将会出现新的危机。1989年12月的马耳他苏美首脑会晤标志着冷战结束，1990年11月，撒切尔夫人在一片指责声中辞去首相职务。
对于撒切尔夫人的一番言论，戈尔巴乔夫回答：“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向现实裁军迈出第一步的时机。然而，这个时机刚一出现，西方和撒切尔夫人就惊恐万状。难道保守党政策的宗旨就是阻挠裁军、阻挠世界上对抗的缓和吗?令人惊奇的是，英国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心安理得。”
撒切尔夫人回国后。戈尔巴乔夫于4月10日访问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在该国部署了若干数量的中程导弹部队。在那里，戈尔巴乔夫再次建议美苏双方立即就削减和最后消除欧洲中短程导弹进行谈判。对此，美国方面积极回应，派出国务卿舒尔茨于4月14日访问苏联。
在此之前，戈尔巴乔夫命令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和中央书记兼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多勃雷宁联合起草一份裁军备忘录，留待与舒尔茨谈判。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捷克斯洛伐克声明，两人作好了充足准备，不仅作好了中程导弹谈判方案，还作好了短程导弹谈判方案。
当时，苏联部署了一批最新研制的SS-23短程导弹，射程达400公里。依照两国以往共识，短程导弹射程的下限为500公里。因此，阿赫罗梅耶夫提示领袖，这种导弹不是必须消除的选项，如果舒尔茨提出来，万万不能答应。戈尔巴乔夫答应的很快，“忘记”的也很快。在他心中，还有很多更加宏观的东西要和舒尔茨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