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上台两年多来，苏联经济依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无论是1985年的四月全会，还是1986年2月的苏共二十七大，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新领导班子在经济领域从未提过改革，所言皆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完善。面对经济困难，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谁都没有拿出全面有序的经济政策纲领。
在1985年到1986年的苏共高层，不光他们三人，所有人都没有想过要从根本上改变斯大林体制下的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转变。克里姆林宫内普遍的经济思想是“柯西金新经济体制改革+安德罗波夫加强劳动纪律”的经济模式。高层对于这种模式的共识显著地体现在1985年四月全会决议和苏共二十七大决议。
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认识不能怪他们保守无知。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事们大多出生在1921年至1931年，从孩童时期记事起就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1929年12月，斯大林宣布中止“新经济政策”，实行计划经济。此后，市场经济在苏联再没恢复过。戈尔巴乔夫们对于经济运行没有市场规律的感受和经历，也就没有对市场经济的科学认识。
如果，一个人从出生开始，所得消费品和衣食住行保障皆为国家与集体所分配，所受经济教育都是对“私有制产生剥削”的批判，所受思想灌输全是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矛盾，那么，你就不能指望他能够理解：商品是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产生的价格与流通，生产利润是企业扩大再生产的必备资本，劳动雇佣关系是在法制社会条件下人人平等的自愿合同。
所以，很难指望他们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更难指望他们能够探索出一条稳定有序的道路、去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说句题外话，相比苏联，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尽管阻力重重，却能成为谁也阻碍不了的社会必然趋势。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只持续了22年（1957年至1978年）。1976年后，很多在建国初期管理过市场经济的领导人还健在，并在1978年之后在中央和地方陆续恢复权力。
再说句题外话，有些人认为，越南的市场经济改革比中国走得更远更快。或许，也可以从这方面参考。越南真正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只有12年（1975年至1986年），不仅管理过市场经济的领导人还健在，而且大多数企业家还健在，让他们联手来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实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显得更加顺畅。
1986年前后的苏共高级领导干部们在学生时代没有接受过市场经济理论的教育，在中年时期普遍经历的是柯西金“新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切身体会到“加强劳动纪律”对经济的助力。很自然的，他们在1986年对经济政策的期许就是“柯西金新经济体制改革+安德罗波夫加强劳动纪律”。
不过，在高层，有一个人的经济思想略高一筹，这个人就是苏共领袖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相比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其他同事，更加爱看书。1986年，他看了很多列宁的书，对于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经济体制转变很感兴趣，经常就相关章节和同事、幕僚探讨。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书上看来的东西毕竟不如亲身经历的来得直观。
此外，在高层，还有一个人的经济思想更高一筹，他的名字叫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自1986年3月担任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以来，对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和对意识形态政策一样感兴趣。雅科夫列夫中年时在高层意识形态工作领域工作了近二十年，对御用经济学家们的理论非常看不上眼。后来，他在加拿大当了十年大使，亲眼目睹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繁荣。雅科夫列夫回国后，尤其是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在苏联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异常坚定。
对于雅科夫列夫要求在政策层面全面改革经济体制，戈尔巴乔夫并不完全赞成。一方面，他对雅科夫列夫的经济观点并不完全接受；另一方面，他还要顾及高层其他同事的想法。戈尔巴乔夫怕引起震荡，他很清楚，同志们仍然停留在“柯西金新经济体制改革+安德罗波夫加强劳动纪律”，要实施新的经济政策，必须先施展一番政治手段。

戈尔巴乔夫的思路是，政治改革优先于经济改革，他的这一思路贯穿于他执政的始终。他为了在1987年实施经济改革，首先在政治上制造了一种气氛。在1987年的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批评党内干部群体存在着保守思维，以及慵懒怠政的作风，以召开第19次党代表会议为“大棒”，暗示不换思想就换人。与以往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这一轮敲山震虎的重点不是党务干部，而是经济干部，也就是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的部下。
两年来，发生了“反酗酒运动”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两件大事，两件大事都影响了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的关系。看上去，这两件事不过是两人存在争议和雷日科夫功高震主。然而，其实质已牵涉到路线方针分歧。“反酗酒运动”暴露出戈尔巴乔夫只顾道德正确、迷信行政命令而不顾经济规律。切尔诺贝利事件暴露出新的意识形态政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民主”与“公开性”思想很难应对积重难返的现实。
恰恰又是这两件事，沉重地拖累了1985年至1986年的苏联经济。对经济困难和改革思路的认识差异在1986年下半年诱发了戈尔巴乔夫与雷日科夫的矛盾。复杂的是，在过去的两年里，出现矛盾的不光是戈尔巴乔夫与雷日科夫之间，还有利加乔夫与雷日科夫之间。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利加乔夫负责主持书记处的工作。按照苏共政治传统，政治局负责制定路线方针，书记处负责党的政策执行、处理党的日常工作，部长会议负责把党的决策转换为国家政策，并不掌握实际权力。雷日科夫在1985年9月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后，与利加乔夫经常就经济政策发生分歧。
他俩的分歧并没有上升到政治矛盾的高度，属于赞同以保留计划经济体制为前提、对如何运行经济管理有不同的看法。身为领袖的戈尔巴乔夫需要这种分歧，既防止两位部下各自大权独揽，又可以借机充当仲裁者和调节者。戈尔巴乔夫调节他俩争执的方法非常无厘头，直接为苏联经济的管理体制埋下一个更大的隐患。
在1987年的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推荐选举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斯柳尼科夫为中央书记，兼任苏共中央经济部部长。中央经济部部长这个位置太敏感了，当年安德罗波夫就是为了分化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的权力，才设置这个机构。现在好了，戈尔巴乔夫居然用这一招对付自己的老战友雷日科夫。
斯柳尼科夫1929年出生于白俄罗斯，与雷日科夫同龄，白俄罗斯族。斯柳尼科夫的工作经历十分单一，1950年至1972年在白俄罗斯明斯克拖拉机厂工作，和雷日科夫在乌拉尔那家中型机器制造厂工作二十多年一样，从一名工人逐级升为厂长。1972年开始，斯柳尼科夫担任了两年明斯克市委第一书记，后于1974年升任国家计委副主席，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十一年，其中，后三年与时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的雷日科夫成为同事。
安德罗波夫上台后，两人前后高升。1982年12月，雷日科夫升任苏共中央书记，兼任中央经济部部长。1983年1月，斯柳尼科夫升任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198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七大，斯柳尼科夫与叶利钦等人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
很难说戈尔巴乔夫让斯柳尼科夫担任中央书记主管经济的人事意图。按常理猜，斯柳尼科夫与雷日科夫有同事经历，关系应该比较熟。晋升他去书记处分管经济，是为了在书记处给雷日科夫找个帮手呢？还是帮助利加乔夫给他找不自在呢？如果要给雷日科夫安排一个熟人当助手，为什么不直接往部长会议安置，当副主席呢？
对于利加乔夫来说，戈尔巴乔夫的人事安排已经把他的权力日渐抽空。1985年下半年，拉祖莫夫斯基担任负责组织人事工作的中央书记；1986年3月，雅科夫列夫升任中央书记负责意识形态工作；多勃雷宁和梅德韦杰夫分别升任中央书记，负责与兄弟党的联络工作；1987年1月，又安排卢基扬诺夫升任中央书记，负责在书记处领导法律方面的工作，联系军队执法机关、克格勃、内务部、检察院和其他护法机关的工作；斯柳尼科夫又升任负责经济工作的中央书记。这些人事安排，让利加乔夫的直接权力越来越小。
戈尔巴乔夫让斯柳尼科夫去书记处负责经济，真的是为了帮助没有宏观经济工作经历的利加乔夫找个业内专家制衡雷日科夫吗？这不好说，仅仅半年之后，大家才搞清楚领袖的意图。在1987年的六月全会上，斯柳尼科夫当选政治局委员，成为与利加乔夫、雷日科夫等人平起平坐的人物。戈尔巴乔夫是想通过他撇开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亲自领导实施经济改革。

斯柳尼科夫进入书记处后，戈尔巴乔夫正式开始对经济政策的新规划。在介绍他的新规划之前，有必要简述苏共高层在1985年至1986年对于经济政策的左右拉锯。
两年来，虽说苏联的经济政策在思想领域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思维，但社会面已经出现商品经济的萌芽。对于商品经济萌芽，苏共的政策呈现出时紧时松，进退反复的过程。1985年5月，苏共放开了对城乡居民在住房附近的园艺种植限制，试图将此作为农业生产和国家市场的补充。没过多久，政治局又在1985年11月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农工综合体的管理决定》，作为农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将与农业相关的十个部合并至一个更高的管理层级——国家农工综合体管理局，由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担任局长，进一步加强农业计划管理。
苏共中央政治局对也已发生的商品经济萌芽保持着高度警惕，担心其发展成影子经济，在1986年5月通过了关于加强与非劳动所得进行斗争的若干决定，意图打击贪污受贿、投机倒把和盗窃国有财产。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却演变成对个体经营户和手工业者的片面打击。为此，苏联在1986年11月颁布《苏联个体劳动法》，初步规范了个体经营活动。该法案从1987年5月1日开始实施。
苏共高层就是在这种左右拉锯的背景下于1987年拉开宏观经济改革的序幕。两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路线仍然居于主流地位，苏共高层对于影响经济计划的一切事物都保持着警惕。戈尔巴乔夫想发动全面的经济改革，首先需要的，就是破除这种保守局面。
据戈尔巴乔夫本人回忆，1987年3月过后，苏共为起草经济改革纲领成立了工作小组，“小组成员除我以外，还有雷日科夫、斯柳尼科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一批学者和专家(阿甘别吉扬、阿巴尔金、安奇什金、彼特拉科夫、西塔良、莫任)。也吸收了加?波波夫和В?С?帕夫洛夫参与其事。”
从人员构成来看，戈尔巴乔夫已经把第二书记利加乔夫排除出经济政策决策圈。起草小组由三类人组成，分别是书记处的三位中央书记，他们都是戈尔巴乔夫最新提拔的“近臣”——斯柳尼科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经济界和知识界的学者专家；雷日科夫及部长会议的干部——帕夫洛夫（财政部长）。
戈尔巴乔夫作出如此安排可谓煞费苦心。经济界和知识界的学者专家可以提出经济改革理论，雷日科夫及其部下可以介绍当时的经济管理和运行现状，书记处的几位亲信可以不打折扣地贯彻戈尔巴乔夫的指示。通过这种布局，戈尔巴乔夫达到了“兼听则明”又掌控全局的目的。领袖负责提纲挈领，自然不会参与细节，安排手下人相互制衡、专心干活就好。
布置完工作，戈尔巴乔夫先后去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哈萨克等加盟国视察，所到之处，无不宣讲“民主”与“公开性”，阐述经济改革的意义。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是苏联的经济发达地区，戈尔巴乔夫需要把经济改革的气氛首先在这里鼓动起来。至于哈萨克共和国之行，戈尔巴乔夫除了为改革营造气氛，无疑还有树立自己威望，尽快消除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不良影响的目的。意外的是，戈尔巴乔夫在三个少数民族加盟国的言论带动了当地对于历史真相和民族关系的不满。不出几个月，波罗的海三国就发生了示威活动。
当然，戈尔巴乔夫在外出活动的同时，会定期与工作小组成员们进行讨论。如他所预料，雷日科夫极力强调不能“超出社会主义的规范”，反对大规模变革经济体制的想法，而知识界则呼吁从广度上和深度上全面尝试，三位中央书记则坚定地维护戈尔巴乔夫的立场，坚决要求扩大变革。雷日科夫的压力越来越大，社会上甚至出现舆论，抨击部长会议主席是“保守观点的信徒”。
戈尔巴乔夫两边劝解，努力营建共识，固守政策底线——坚决要把纲领文件在经济改革的道路上迈一大步。对于争议，戈尔巴乔夫决定扩大讨论范围，邀请各地第一书记、工厂厂长、工人、专家、学者的代表参会，扩大会议的影响，在社会各界继续扩散“有人阻挠改革”的舆论。最终，迫使雷日科夫让步，于5月9日形成草案，下发政治局委员作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