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上回书说道，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从组织人事、经济、军队、外交、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加强自己的领袖权威，通过编写《改革与新思维》，总结自己两年多来的政绩，把自己打造成最合格的列宁接班人。鉴于列宁的真实历史形象在中国十分模糊，帖子转向十月革命和苏联建国的真相，叙述了列宁在革命和建国过程中的行为产生的负面效应。
戈尔巴乔夫把自己树立成列宁的接班人，等于自己挖坑往下跳。只要今后有人把历史真相揭露出来，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列宁，戈尔巴乔夫就会跟着倒霉。出书以后的戈尔巴乔夫依旧自我感觉良好，推动着民主化和公开性。在戈尔巴乔夫的主导下，1988年2月初，苏联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布哈林被平反，二是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从阿富汗撤军。
1988年2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宣布撤销对布哈林等人“反党集团”的指控，宣布布哈林无罪。布哈林被平反揭开了戈尔巴乔夫大规模平反斯大林时期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的序幕。大家可能会问，布哈林何许人也？戈尔巴乔夫为什么第一个要平反他的冤案？这其中，牵涉到布哈林与列宁的亲密关系，也牵涉到布哈林的政治观点与戈尔巴乔夫改革意图的密切联系。
布哈林全名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布哈林，1888年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06年，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革命形势陷入低潮，年仅18岁的布哈林毅然加入社会民主工党，成为该党在莫斯科的一名普通宣传员。1907年，布哈林考入莫斯科大学的法律系，成为后来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嫡系师兄”。大学期间，布哈林继续从事革命运动，于1910年被捕，流放帝俄北极地区的奥涅加。
1911年，布哈林逃离流放地，流亡德国，1912年继续流亡奥匈帝国，在那里结识列宁。列宁看重其学历和才华，建议他为《真理报》等党报撰稿。此后，布哈林一边为党写作，一边在维也纳大学旁听学习政治经济学，同时考察国际工人运动。1913年，布哈林在维也纳结识斯大林，协助文化水平较低的斯大林撰写其成名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1914年，布哈林被奥匈帝国驱逐至瑞士，1915年又流亡瑞典、挪威和丹麦等国，最终于1916年流亡美国。在辗转多个国家的多年流亡生活中，布哈林坚持进入各国图书馆和大学研究各国政治经济，产生了许多对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独到见解，写下了大量文章，很受列宁重视。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研究晚于布哈林，其著作吸收了不少布哈林的研究成果。
在那几年的革命工作中，布哈林对列宁从不盲从。列宁主张以各民族自决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布哈林则认为，可以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解决民族问题。从后来的苏联历史发展来看，布哈林的观点显然更正确，更符合俄国国情。此外，列宁在二月革命前认为革命要分两步走，先进行民主革命，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布哈林早在一战期间就认为，可以直接进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直到二月革命后，列宁才改变自己的看法，采纳布哈林的观点，发表了流传后世的《四月提纲》。
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流亡在外的领导人陆续回国。与大部分领导人聚集彼得格勒不同，布哈林回国后一直在莫斯科工作。1917年8月，在布尔什维克的六大上，年仅29岁的布哈林和同年39岁的斯大林同时当选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前夕，彼得格勒形势胜利在望，布哈林独当一面，成为莫斯科起义领导机关的核心成员。革命胜利后，布哈林被调往彼得格勒，成为全党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人，直至1929年被斯大林罢黜。
1917年底至1918年初，布哈林干出了一生中最忤逆列宁的事——反对与德国进行丧权辱国的议和，坚决要求抵抗到底，不割地不赔款。直到和议达成的最后一刻，布哈林都在动员同志们反对列宁的观点。这件事成为了他的“政治污点”，也成为日后被打倒的“重大历史问题”之一。
列宁在世时，从未和布哈林计较过这件事，反而对相对年轻的布哈林赞赏有加、寄予厚望。列宁在其遗嘱《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评论了包括斯大林和布哈林等六位同事，对布哈林的综合评价最高，对斯大林的综合评价最低。不过，布哈林从未借列宁遗嘱扩大自己的权力。列宁死后，布哈林真诚地捍卫列宁生前定下的“新经济政策”，与领导层其他持“大跃进”观点的同事展开了坚决斗争。

早在1922年至1924年列宁病休期间，以托洛茨基为一方，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为另一方的俄共（布）高层权力斗争就已进入白热化状态。当时，加米涅夫的主要支持力量在莫斯科，季诺维也夫的主要支持力量在彼得格勒，斯大林的主要支持力量在组织部，托洛茨基的主要支持力量在军队。在他们之外，排名第五的权力候选人便是布哈林，布哈林的主要支持力量在意识形态部门。
托洛茨基从不掩饰对新经济政策的抵触，要求采取计划经济并加快工业化。列宁病休之前以禁止派别活动来加强党内团结，托洛茨基却要求“加强民主”。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等“政治局多数派”据此攻击托洛茨基违背列宁政策。布哈林真心拥护列宁的政策，站在多数派一边，利用自己的笔杆子优势攻击托洛茨基。
尽管托洛茨基与领袖政见不同，列宁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为维护领导层的团结，一直不赞成党内对托洛茨基的攻击。列宁逝世仅一年后，托洛茨基在1925年1月被削除兵权，改任闲职。斯大林成为名副其实的领袖。
1925年，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眼瞅着自己的努力为斯大林掌权作了嫁衣，便联合托洛茨基成立“新反对派”，反对斯大林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要求继续推动世界革命；废除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此基础上，三人一致认为要取消斯大林的领袖地位，防止其走向独裁。斯大林一时陷入权力斗争的最危急时刻。
就在这时，布哈林从当时的苏联国情出发，赞成斯大林的观点。他认为，苏联国力不足以输出革命，只能首先建设本国；新经济政策是恢复苏联经济的正道，计划经济会使经济畸形发展。这一次，他再度利用自己在党内独一无二的笔杆子优势，帮助斯大林与“新反对派”论战，号召全党拥护领袖。在布哈林的帮助下，斯大林取得完全胜利。1926年至1927年，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先后被解除职务，退出中央领导层。
在列宁生前死后的一系列权力斗争中，布哈林只看到了政见之争，没有看到权力之争。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列宁青睐的同事们都要反对新经济政策去搞计划经济，为什么都那么热衷世界革命。
他不明白，只有施行计划经济才能迅速集中全国的资源创造经济成果，为新领导人立竿见影地打造政绩。他不明白，只有继续推动世界革命，扩大革命输出，才能迎合俄罗斯泛斯拉夫主义传统，满足俄国人的虚荣心，建立领袖在国民中的巨大威望。
他只知道，强制推行快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是饮鸩止渴，得一时而失长远。他只知道，不顾孱弱国力和人民疾苦，一味发起世界革命，会使苏联增重负担，更会加深西方对苏联的敌视，继续恶化苏联的国际环境。
1928年，斯大林终于撕下了自己的伪装，提出了比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更为激进的工业化方针和农业集体化方针，并通过共产国际发起了新一轮的世界革命运动。布哈林再一次站出来捍卫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坚持列宁的农业合作社构想，坚持保护苏联业已形成的商品经济，反对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然而，所有反对斯大林的政治力量都被打倒了，布哈林孤掌难鸣，独木难支，开始滑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1929年，布哈林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退出领导层。1934年，布哈林被降为中央候补委员，1936年，布哈林被内务部指责为“反苏地下组织”的首犯，同时被解除《消息报》主编职务。1937年2月16日，布哈林开始绝食抗议。悲哀的是，他的绝食行为成为新的反党罪行。布哈林自知大限将至，向妻子口述了遗嘱——《至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驳斥了内务部的污蔑，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经历，表达了要求平反的强烈愿望。时隔不久，布哈林和他的“党羽”被下狱。1938年3月15日，布哈林被处决。
整整50年后，布哈林案终于被平反。在斯大林时代的众多历史冤案中，布哈林案不是时间最早的，也不是规模最大的。戈尔巴乔夫率先平反布哈林案，有其深邃的政治昭示意图。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一直自诩为最正宗的列宁接班人，在苏共历史上，布哈林是众所周知的最拥护列宁政策的领导人。通过平反布哈林，可以唤起人们对列宁、对列宁政策的回忆。
难能可贵的是，布哈林在1918年3月那个黑暗的日子里，没有“卖国罪行”。平反布哈林不容易引起民族主义者的非议；在众多与斯大林有矛盾的布尔什维克早期领导人中，布哈林与斯大林的对抗最少，斗争激烈程度最弱。平反布哈林可以照顾斯大林主义者的感受；布哈林的理论水平在党内早期属于佼佼者，符合戈尔巴乔夫的知识分子形象。平反布哈林可以让人民更加接受戈尔巴乔夫；布哈林最拥护新经济政策和农业合作社构想，最重视市场经济规律。平反布哈林可以为戈尔巴乔夫下一步的市场经济改革奠定道义和理论基础；布哈林最热衷集中精力搞好本国建设，不赞成罔顾国力发起世界革命。平反布哈林可以为戈尔巴乔夫日后实行“外交战略收缩”营造舆论。
综上所述，戈尔巴乔夫首先为布哈林平反，对他推行自己新的内外方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