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派出两组人分别前往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首都，而没有派人去事发地纳卡自治州，是为了贯彻“中央不介入”的决定。两个加盟国非常反感中央的无所作为，两组人双双无功而返。
2月26日，戈尔巴乔夫终于发表公开讲话。在讲话中，戈尔巴乔夫故意回避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民族矛盾，完全一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派。戈尔巴乔夫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反而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现在最主要的事是集中克服复杂的局势，解决具体的经济、社会、生态和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积累的其他问题……我号召你们表现出公民的成熟性和自制力，回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中，维护社会秩序。”
这样的讲话自然无法平息事态。纳卡自治州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件有关行政区划隶属的小事，而是民族主义在发酵，在试探国家的反应。亚美尼亚人认为，现在国家的控制力弱了，正是拿回纳卡自治州的有利时机；阿塞拜疆人则认为，现在中央不敢管，可以大胆驱逐本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免得他们在阿塞拜疆境内闹分离运动。
戈尔巴乔夫发表公开讲话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双双不买账。2月26日，聚集到亚美尼亚首都参与抗议苏共中央的民众超过100万人。2月27日，阿塞拜疆城市苏姆盖特发生对亚美尼亚人的袭击，32人被杀，一百多人受伤。苏姆盖特事件拉开了阿塞拜疆境内持续迫害亚美尼亚人的序幕。
2月28日，苏姆盖特骚乱被当地军警平息。戈尔巴乔夫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研究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问题。会议决定，要在两个加盟国防范发生冤冤相报的连锁反应。至于纳卡问题如何处理，会议没有形成决议，仍然寄希望于两个加盟国协商解决。纳卡问题至此告一段落，仅仅三个月之后，纳卡问题再度引发混乱。
外高加索恢复表面的平静之后，戈尔巴乔夫继续筹备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3月13日，戈尔巴乔夫出国前往南斯拉夫，他将在3月14日至3月18日对该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时候的南斯拉夫正处于铁托逝世后的第八个年头，和苏联一样，各种政治、经济、民族矛盾浮出水面。和往常一样，戈尔巴乔夫不在首都的时候，利加乔夫代理主持全面工作。这一次，出来一个大乱子。

3月13日，俄罗斯联邦机关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的“争鸣”专栏刊登了列宁格勒一位女教师投稿的《我不能放弃原则》。作者的名字叫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安德烈耶娃，是列宁格勒工学院的一位化学老师。她的这篇文章从其自身教学工作经历中看到的苏联青年思想现状着笔，阐述了对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变化的看法。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官方对报刊舆论的管制日渐放松，各种学术的、政治的不同观点都有机会能在不同的报刊杂志文章载体发表。这时候，在一家官方报纸的自由交流性质专栏发表文章应该是一件正常的不能再正常的小事。但谁都没想到，因为这篇文章，苏联的政局发生了剧烈变化，整个国家也因这篇文章展开了关于历史和政治的大讨论。
《我不能放弃原则》的篇幅很长，翻译成中文有8800余字。苏联解体后，中国学术界通常直接引用前苏联官方对这篇文章的评价，认为这篇文章表达的是斯大林主义的观点，是为独裁者和旧时代歌功颂德的作品。过去，大多数中国民众都对这篇文章很陌生，而且很难读到全文。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中国网民想要完整阅读这篇文章不再是难事。
《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提到了一个当时苏联不曾用过的词语——历史虚无主义。当然，这个词语在当下的中国很流行，可在当时的苏联，无论是官方还是民众，都没有表现出对这个词语的兴趣。
文章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当时的苏联青年热衷接受那些攻击列宁与斯大林、否定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成就的观点；第二部分表达了应当结合苏联的敌人（丘吉尔）和本国历史人物回忆录对斯大林的正面评价，确立斯大林“功大于过”、斯大林时期内外成就卓越的观点；第三部分表达了不应该受那些西方“专业反共人士”、反党集团及其追随者、剥削阶级和流亡人士后人的影响，去否定阶级斗争、动摇无产阶级专政、崇洋媚外否定革命历史；第四部分批判了“左翼自由主义者”丧失底限和其他各种政治思潮否定革命与建设成就的观点，呼吁民众捍卫“在祖国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上我们曾经所捍卫的”原则。
《我不能放弃原则》通篇谈论的都是历史观，包括如何对待革命时期和斯大林时期的历史。客观的说，该文尽管带有斯大林主义的味道，并没有上升至很高的政治层面，发展到影响苏共意识形态路线方针的程度。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还不至于“造成巨大的现实危害”。而且，这篇文章既没有上《苏维埃俄罗斯报》的头版头条，《苏维埃俄罗斯报》也不属于影响最广泛的那一类全国性报纸。
这件事如果要定性，完全可以概括为，俄罗斯联邦的机关报为贯彻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言论自由理念，刊登不同观点的文章，在类似“读者来信”的交流讨论栏目中选载了一篇思想比较落伍的中年女老师（安德烈耶娃时年48岁）来信。该文观点不代表官方或是哪位领导人的立场，仅供大家参考，或供大家批评。仅此而已。
但是，《苏维埃俄罗斯报》登载《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时间不太好。首先，戈尔巴乔夫在这一天要出发去南斯拉夫，过几天才能回国。《我不能放弃原则》在这个时候见报有点趁领袖不在家制造混乱的嫌疑；其次，40天前，戈尔巴乔夫刚刚主导通过了对布哈林案的平反，《我不能放弃原则》却提出正视苏联建国初期的党内外斗争，似乎在表达反对“翻案”；再次，最近一段时间，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拥护利加乔夫正面评价苏联的总体历史，戈尔巴乔夫陷入孤立。这时候又来一篇呼吁端正历史观的文章，无疑是给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
事实上，这些都不重要，戈尔巴乔夫还不至于容不下一个教书匠。毕竟，教书匠又不能危害他的权力，能危害他权力的少说也得是政治局委员。很快，权力最大的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同志做了一件事，让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下定决心，要好好整顿一下政治局。
3月14日，也就是《我不能放弃原则》见报的第二天，戈尔巴乔夫正式开始对南斯拉夫的访问。就在同一天，利加乔夫在莫斯科召集了一个小范围的意识形态工作会议，参会者包括苏联各大官媒的主编。会上，利加乔夫建议大伙有空读一读《苏维埃俄罗斯报》登载的《我不能放弃原则》。散会后，大家自行理解了利加乔夫同志的指示，不少全国性报纸和地方性报纸开始转载《我不能放弃原则》。谁也没想到啊，这件事儿，党的二号人物和一号人物的想法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