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派出兩組人分別前往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首都，而沒有派人去事發地納卡自治州，是為了貫徹“中央不介入”的決定。兩個加盟國非常反感中央的無所作為，兩組人雙雙無功而返。
2月26日，戈爾巴喬夫終於發表公開講話。在講話中，戈爾巴喬夫故意迴避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之間的民族矛盾，完全一副“王顧左右而言他”的做派。戈爾巴喬夫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反而說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話：“現在最主要的事是集中克服複雜的局勢，解決具體的經濟、社會、生態和在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積累的其他問題……我號召你們表現出公民的成熟性和自制力，回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中，維護社會秩序。”
這樣的講話自然無法平息事態。納卡自治州的問題不僅僅是一件有關行政區劃隸屬的小事，而是民族主義在發酵，在試探國家的反應。亞美尼亞人認為，現在國家的控制力弱了，正是拿回納卡自治州的有利時機；阿塞拜疆人則認為，現在中央不敢管，可以大膽驅逐本國境內的亞美尼亞人，免得他們在阿塞拜疆境內鬧分離運動。
戈爾巴喬夫發表公開講話後，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雙雙不買賬。2月26日，聚集到亞美尼亞首都參與抗議蘇共中央的民眾超過100萬人。2月27日，阿塞拜疆城市蘇姆蓋特發生對亞美尼亞人的襲擊，32人被殺，一百多人受傷。蘇姆蓋特事件拉開了阿塞拜疆境內持續迫害亞美尼亞人的序幕。
2月28日，蘇姆蓋特騷亂被當地軍警平息。戈爾巴喬夫再次主持政治局會議研究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的問題。會議決定，要在兩個加盟國防範發生冤冤相報的連鎖反應。至於納卡問題如何處理，會議沒有形成決議，仍然寄希望於兩個加盟國協商解決。納卡問題至此告一段落，僅僅三個月之後，納卡問題再度引發混亂。
外高加索恢復表面的平靜之後，戈爾巴喬夫繼續籌備第十九次黨代表會議。3月13日，戈爾巴喬夫出國前往南斯拉夫，他將在3月14日至3月18日對該國進行友好訪問。這時候的南斯拉夫正處於鐵托逝世後的第八個年頭，和蘇聯一樣，各種政治、經濟、民族矛盾浮出水面。和往常一樣，戈爾巴喬夫不在首都的時候，利加喬夫代理主持全面工作。這一次，出來一個大亂子。

3月13日，俄羅斯聯邦機關報《蘇維埃俄羅斯報》的“爭鳴”專欄刊登了列寧格勒一位女教師投稿的《我不能放棄原則》。作者的名字叫尼娜?亞歷山德羅夫娜?安德烈耶娃，是列寧格勒工學院的一位化學老師。她的這篇文章從其自身教學工作經歷中看到的蘇聯青年思想現狀着筆，闡述了對戈爾巴喬夫上台以來蘇聯意識形態領域的一些變化的看法。
戈爾巴喬夫上台後，蘇聯官方對報刊輿論的管制日漸放鬆，各種學術的、政治的不同觀點都有機會能在不同的報刊雜誌文章載體發表。這時候，在一家官方報紙的自由交流性質專欄發表文章應該是一件正常的不能再正常的小事。但誰都沒想到，因為這篇文章，蘇聯的政局發生了劇烈變化，整個國家也因這篇文章展開了關於歷史和政治的大討論。
《我不能放棄原則》的篇幅很長，翻譯成中文有8800餘字。蘇聯解體後，中國學術界通常直接引用前蘇聯官方對這篇文章的評價，認為這篇文章表達的是斯大林主義的觀點，是為獨裁者和舊時代歌功頌德的作品。過去，大多數中國民眾都對這篇文章很陌生，而且很難讀到全文。隨着網絡時代的來臨，中國網民想要完整閱讀這篇文章不再是難事。
《我不能放棄原則》一文提到了一個當時蘇聯不曾用過的詞語——歷史虛無主義。當然，這個詞語在當下的中國很流行，可在當時的蘇聯，無論是官方還是民眾，都沒有表現出對這個詞語的興趣。
文章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敘述了當時的蘇聯青年熱衷接受那些攻擊列寧與斯大林、否定革命和建設時期歷史成就的觀點；第二部分表達了應當結合蘇聯的敵人（丘吉爾）和本國歷史人物回憶錄對斯大林的正面評價，確立斯大林“功大於過”、斯大林時期內外成就卓越的觀點；第三部分表達了不應該受那些西方“專業反共人士”、反黨集團及其追隨者、剝削階級和流亡人士後人的影響，去否定階級鬥爭、動搖無產階級專政、崇洋媚外否定革命歷史；第四部分批判了“左翼自由主義者”喪失底限和其他各種政治思潮否定革命與建設成就的觀點，呼籲民眾捍衛“在祖國歷史的關鍵轉折點上我們曾經所捍衛的”原則。
《我不能放棄原則》通篇談論的都是歷史觀，包括如何對待革命時期和斯大林時期的歷史。客觀的說，該文儘管帶有斯大林主義的味道，並沒有上升至很高的政治層面，發展到影響蘇共意識形態路線方針的程度。對於戈爾巴喬夫來說，還不至於“造成巨大的現實危害”。而且，這篇文章既沒有上《蘇維埃俄羅斯報》的頭版頭條，《蘇維埃俄羅斯報》也不屬於影響最廣泛的那一類全國性報紙。
這件事如果要定性，完全可以概括為，俄羅斯聯邦的機關報為貫徹戈爾巴喬夫提出的言論自由理念，刊登不同觀點的文章，在類似“讀者來信”的交流討論欄目中選載了一篇思想比較落伍的中年女老師（安德烈耶娃時年48歲）來信。該文觀點不代表官方或是哪位領導人的立場，僅供大家參考，或供大家批評。僅此而已。
但是，《蘇維埃俄羅斯報》登載《我不能放棄原則》的時間不太好。首先，戈爾巴喬夫在這一天要出發去南斯拉夫，過幾天才能回國。《我不能放棄原則》在這個時候見報有點趁領袖不在家製造混亂的嫌疑；其次，40天前，戈爾巴喬夫剛剛主導通過了對布哈林案的平反，《我不能放棄原則》卻提出正視蘇聯建國初期的黨內外鬥爭，似乎在表達反對“翻案”；再次，最近一段時間，政治局的大多數委員擁護利加喬夫正面評價蘇聯的總體歷史，戈爾巴喬夫陷入孤立。這時候又來一篇呼籲端正歷史觀的文章，無疑是給戈爾巴喬夫施加壓力。
事實上，這些都不重要，戈爾巴喬夫還不至於容不下一個教書匠。畢竟，教書匠又不能危害他的權力，能危害他權力的少說也得是政治局委員。很快，權力最大的政治局委員利加喬夫同志做了一件事，讓戈爾巴喬夫不得不下定決心，要好好整頓一下政治局。
3月14日，也就是《我不能放棄原則》見報的第二天，戈爾巴喬夫正式開始對南斯拉夫的訪問。就在同一天，利加喬夫在莫斯科召集了一個小範圍的意識形態工作會議，參會者包括蘇聯各大官媒的主編。會上，利加喬夫建議大夥有空讀一讀《蘇維埃俄羅斯報》登載的《我不能放棄原則》。散會後，大家自行理解了利加喬夫同志的指示，不少全國性報紙和地方性報紙開始轉載《我不能放棄原則》。誰也沒想到啊，這件事兒，黨的二號人物和一號人物的想法不一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