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5月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共有11名委员，分别是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第二书记利加乔夫、总理雷日科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葛罗米柯、第一副总理阿利耶夫、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外交部长切布里科夫、俄罗斯总理沃罗特尼科夫、监察委员会主席索洛缅采夫、负责国防工业的中央书记扎伊科夫和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
其中，三位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政治局委员葛罗米柯、阿利耶夫和谢尔比茨基已经靠边站，失去话语权。其他人除了沃罗特尼科夫和索洛缅采夫是安德罗波夫所提拔，都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亲手提拔之人。在这种政治格局下，六月全会经济报告草案顺利通过，只有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提出一些修正意见。
在5月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大家还商定要草拟一个《经济管理改革基本条例》文件，连同先前制定的《国营企业法》提交即将召开的六月全会讨论。在草拟基本条例时，以雷日科夫为首的政府各部再次对大规模变更经济管理体制表示反对。他们担心，全面更改管理模式会产生经济困难，影响十二五计划的完成。
高层经济干部们的担忧情绪很快传染给高层的党务干部们。大家都清楚地记得，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的一月全会上提议在1988年召开苏共的第19次党代表会议，并将在这次会议上检查二十七大决议和十二五计划前半期的执行情况。如果十二五计划没有按进度完成，领袖就有更换干部的借口，到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保不住乌纱帽。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戈尔巴乔夫和当年的斯大林一样，想动干部根本不需要借口，就算没有借口也可以制造借口。斯大林从来不会怀疑自己提出的政策口号有问题，即使出了问题也是找部下们背黑锅，把责任推到下面，怪部下们执行的不好。斯大林啥时候在意过国民经济的好坏？啥时候在意过人民群众的温饱？他在意的是他那伟大光荣正确的政策和理想不容置疑、不可动摇。什么饿死人、受政治迫害都是不用在意的细节。
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二十七大决议落实的实不实、十二五计划完成的好不好都不重要。干好了，是他领导有方；干不好，是以雷日科夫为首的政府部门没有执行好领袖的英明决策，只会进一步证明改革的阻力太大。面对高层党务干部和经济干部对他新经济方针的质疑，戈尔巴乔夫在5月30日借果断处理“红场事件”，大量更换军方高级将领，形成对全党、全国新的威慑力。所有六月全会的上会文件都在6月中旬获得通过。
6月25日至26日，苏共召开中央全会。会上，戈尔巴乔夫作了《关于党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的报告，雷日科夫作了《关于改革现阶段国民经济管理工作》的报告。两篇报告表达了同一个主题，要把党和国家对经济的领导方式从政治领导转变为经济领导。
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谈了1987年初的经济困难，批评了国家计委、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黑色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畜牧和饲料生产机器制造部、轻工业部等多个部门的工作情况，话锋直指部长会议工作不力，雷日科夫领导无方。报告提出，要“正确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改变经济的集中管理”、“改革经济管理机关的组织结构”、“推进职工对企业的民主化管理”。
全会审议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基本准则》，基本准则的大部分内容是对戈尔巴乔夫所做报告提出的最新经济方针的重复，此外，关于“根本改革计划工作、价格形成和财政信贷机制，向生产资料的批发贸易过渡”的提法最具改革意味，吹响了苏联改变价格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的号角，卸下了斯大林关于“生产资料不能进入流通领域”的紧箍咒。
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在经济改革领域取得的最大胜利，苏联经济终于走出了迈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步。在这次全会上，戈尔巴乔夫甚至学着当时中国领导人的口气，说出了类似的话——在经济领域，应当“允许做法律不禁止做的一切事情”。遗憾的是，当时的他忽视了雷日科夫关于计划经济解体太快会引发经济崩溃的提醒，把雷日科夫视为保守派。仅仅一两年的时间过去，苏联经济发生了两种经济体制交替过程中的动荡危机。同一时期，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经济危机。不同的是，中国挺过去了，苏联没有挺过去。

在1987年的六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不仅取得了经济改革的胜利，还进一步扩大了自己在政治局的政治力量。六月全会增选了三名政治局委员，分别是主管经济的中央书记斯柳尼科夫、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尼科诺夫。这三人的升职再次体现出戈尔巴乔夫火箭提拔和破格提拔的用人风格。
斯柳尼科夫和雅科夫列夫都是1987年一月全会刚刚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才半年不到，就递补为政治局委员。这种人事安排不得不让人猜疑，在1986年底至1987年初的日子里，领袖与自己的老战友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已经出现了矛盾，至少是嫌隙。
雅科夫列夫晋升政治局委员意味着他将独揽意识形态领导权，重现当年苏斯洛夫的政治地位，直接威胁到第二书记利加乔夫。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兼管意识形态工作，经常与戈尔巴乔夫意见相左。领袖要“民主”和“公开性”，他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全面否定历史”。此次，雅科夫列夫晋升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将大减。
斯柳尼科夫晋升政治局委员意味着苏联经济改革的主导权再次从部长会议的雷日科夫转移到中央书记处。雷日科夫对于反酗酒运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经济改革、甚至包括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都与戈尔巴乔夫不太一致。斯柳尼科夫的此次晋升使他与雷日科夫平起平坐，直接对总书记负责，可以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制定经济政策，对雷日科夫的权力无疑起到架空作用。
尼科诺夫晋升政治局委员就更加传奇，他和当年的利加乔夫与雷日科夫一样，直接从中央书记晋升到政治局委员，跨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一“台阶”。他为什么这么牛？原因和利加乔夫与雷日科夫一样，他是戈尔巴乔夫进入中央工作最早几年的嫡系部下，论和领袖的交情，他比利加乔夫与雷日科夫还要亲近。
尼科诺夫全名维克托?彼得洛维奇?尼科诺夫，1929年出生于北高加索边疆区别洛戈尔卡农场。可能与出生地有关，尼科诺夫一生都在与农业打交道。1950年，尼科诺夫毕业于亚速海-黑海农业学院。毕业后，尼科诺夫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工作了十年，先后当过农艺师、农业学校副校长和农机站站长，直至1958年担任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区委农业部长。
应该说尼科诺夫有其过人之处，29岁就担任了相当于我国一个地级市农业局长的职务。1961年，年仅32岁的尼科诺夫升任鞑靼州（今俄罗斯联邦鞑靼斯坦共和国）州委第二书记。1967年，尼科诺夫升任马里州（今俄罗斯联邦马里自治共和国）州委第一书记。此后，尼科诺夫仕途受阻，在该州蹉跎了12年，直到1979年升任苏联农业部副部长，开始时来运转。
尼科诺夫在农业部结识了时任苏共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成为他的部下。到了安德罗波夫时期，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话语权大增，尼科诺夫在1983年当上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长。1985年4月下旬，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了他上台以来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全会选举尼科诺夫担任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不禁使人想起七年前进京担任同一职务的戈尔巴乔夫。1987年，苏共中央召开六月全会，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尼科诺夫当选政治局委员，取得苏联农业领域的专职领导权。
尼科诺夫、雅科夫列夫与斯柳尼科夫三人同时晋升政治局委员，昭示着戈尔巴乔夫将亲自抓经济改革，在他的布局中，雅科夫列夫负责经济理论，斯柳尼科夫负责工业，尼科诺夫负责农业。领袖希望，他们三人能够齐心合力，忠实落实自己的最高指示，把苏联经济发展推向更高水平。
六月全会的重大人事变动继一个月前“红场事件”之后，再次强有力地巩固了戈尔巴乔夫在苏共高层说一不二的权威，也让戈尔巴乔夫与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出现政治分歧、关系不睦的流言不胫而走。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太看重这件事，因为没过多久，戈尔巴乔夫就用了另一件事来掩盖苏共高层的矛盾。那件事的主角是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
正说苏共排名前三的政治人物矛盾，怎么会牵涉政治排名十名开外的叶利钦呢？个中缘由，还是要从1987年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说起。

1987年6月，是叶利钦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第十八个月，升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第十五个月。在六月全会上，与他同时晋升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斯柳尼科夫、比他晋升政治局候补委员更晚的雅科夫列夫和不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尼科诺夫升任政治局委员，对他造成一种巨大的压力。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晋升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人并并不多，分别是前国防部长索科洛夫（1985年4月）、叶利钦（1986年3月）、斯柳尼科夫（1986年3月）、雅科夫列夫（1987年1月）。索科洛夫因为1987年“红场事件”被解除职务，斯柳尼科夫和雅科夫列夫两人被火箭提拔。至于“旧时代”留下的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借故逐个安排退休，让他们退出政治舞台。叶利钦进入中央工作已经两年多，是新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唯一原地踏步的人。
按照苏联政治传统，绝大部分历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都在党内担任政治局委员，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和格里申。这样看来，叶利钦升任政治局委员也是近在咫尺。然而，1987年六月全会过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数已经达到14人，叶利钦短期内高升一步的可能性很小。
更重要的是，到了1987年，叶利钦在高层的人缘越来越不好。领袖戈尔巴乔夫召见他的频率越来越低，利加乔夫常常批评莫斯科的工作，雷日科夫对他一直有成见。此外，叶利钦和政治局其他同事的关系也很一般，甚至还会因为工作发生冲突。大家可能会问，叶利钦怎么混成这样？事实不仅如此，叶利钦在莫斯科市委的口碑也不太好。
叶利钦自1985年12月底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以来，可谓是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工作模式的翻版，勤政开明，经常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经常会见基层干部群众，不遗余力地宣传改革思想，与“旧势力”和不良政风作斗争。一上台就赢得了首都人民的一致拥护。
此外，叶利钦还有很多言行和戈尔巴乔夫一样强势。比如，大规模更换干部，33个区党委第一书记被他换了33个；又比如，破格提拔干部，将吉尔汽车厂的总经理塞金任命为莫斯科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市长）；再比如，迅速掌握意识形态、市克格勃和市内务局的权力，更换市委党报和市电视台的编辑部负责人，支持他们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行动，命令市克格勃和市内务局按期向市委第一书记汇报工作情况。
从权利斗争的角度来分析，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和威望来源于安德罗波夫，叶利钦的威望来源于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敢在高层乾纲独断，依靠的是安德罗波夫给他留下的执政班底。叶利钦之所以敢在莫斯科接二连三搞大动作，依靠的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政治局和以利加乔夫为首的书记处对他的支持。换句话说，如果有一天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不支持叶利钦了，叶利钦的仕途也就到头了。同理，如果有一天安德罗波夫的名声被搞臭了，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道路也要悲剧了。
当然，他俩能随心所欲地大刀阔斧，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苏共各级党委主要领导人有近乎无限制的权力。而他们要做的，就是要用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去保护人民的权利，赢得人民的拥护。
在莫斯科，叶利钦干的第一件争取民心的事情是“打黑”，这也是他最耀眼的功绩。叶利钦一边清洗莫斯科的警察机关，一边发动干部群众，号召苏维埃代表和工厂企业支持，对首都已然存在的各种黑社会组织和他们赖以生存的“影子经济”展开持续性地沉重打击。与此同时，叶利钦组织莫斯科新闻媒体，第一时间报道“打黑”运动的各种成果，在全市范围内营造打黑除恶、恢复社会公平的声势，直接引发苏共中央高层的广泛议论。
在发起“打黑”运动的同时，叶利钦在莫斯科市民中展示出苏共多年来久未出现的亲民形象。诸如，去普通国营商店排队购物，查处商业系统的腐败现象；在交通高峰期和市民一起挤公交、挤地铁；放弃暴力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传统，与示威群众开座谈会。如此种种，让叶利钦在莫斯科市民中间留下了良好的口碑，也让全党上下纷纷称赞总书记为莫斯科选了一位好首长。可是问题来了，叶利钦后来在高层是如何声名狼藉的呢？

叶利钦与苏共高层其他人关系的恶化要从苏共二十七大说起。那时出现的苗头正是后来关系普遍恶化的源头诱因。在1986年3月的那次大会上，叶利钦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说话分量增重的叶利钦在大会多次发言批评党内和国内存在的问题，言辞颇为激烈，属于当时少有的激进言论。高层的其他同事不太清楚这位新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什么来头，说话咋这么冲？再后来，大家看到叶利钦在莫斯科干的风风火火，还感觉这位同志“有点意思”。
叶利钦在莫斯科的政声民望越来越高，首先引起不安的是戈尔巴乔夫。就在莫斯科当地媒体大肆宣传新的市委领导时，戈尔巴乔夫指令中央的《真理报》要淡化对莫斯科的个人宣传，中央宣传部也奉命指示各地宣传机关注意淡化对首都某位领导同志的报道。《莫斯科真理报》的主编波尔托拉宁经常接到上面的电话，要求减少对他的第一书记的宣传。
戈尔巴乔夫自己倡导改革，为什么会压制同样倡导改革的叶利钦？这里要说到苏共的一个政治传统，即党只能有一个领袖，党内言论必须以领袖的日常言论保持高度统一。叶利钦关于倡导改革的言论相比戈尔巴乔夫有过之而无不及。戈尔巴乔夫作为领袖，站在理论家的高度，纲领性的话讲的多，事务性的话讲的少。相反，叶利钦作为地方首长、首都领导人，说话更贴近社会实际的具体现实，更能被普通民众所接受。
另外，戈尔巴乔夫作为领袖，需要考虑方方面面，既要考虑民众和党内改革派的呼声，又要考虑勃列日涅夫时代干部们的感受。所以，戈尔巴乔夫的施政讲话注重四平八稳，左右逢源，意图在减少阻力的条件下保持前进。叶利钦的讲话风格正好相反。他被戈尔巴乔夫派到格里申深根经营十八年的莫斯科，就是要完成戈尔巴乔夫希望他把莫斯科建立成“改革模范城”的使命。他若是不大刀阔斧、不旗帜鲜明，就无法破除格里申一党在首都的势力。
叶利钦很少考虑旧时代干部们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感受，在他明火执仗、重拳出击的同时，依靠的是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在中央对他的支持。于是，就造成这样一种尴尬局面：苏联人民看到的只有叶利钦勇敢清扫腐朽势力的言行，而看不到党内高层支持叶利钦勇敢清扫腐朽势力的言行。叶利钦利用莫斯科媒体高度宣传、自我包装，违背了“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有些事只能说不能做”的政治游戏潜规则。当叶利钦在莫斯科清扫腐朽势力受阻，人们自然就会联想成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党内高层只说不做，甚至袒护腐朽势力。
就在戈尔巴乔夫1986年对叶利钦不满情绪日渐增长的同时，叶利钦与党内二号人物利加乔夫也发生了矛盾。矛盾的起因是反酗酒运动，使矛盾恶化的是两人对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分歧。
自1985年5月反酗酒运动开始以来，原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坚决贯彻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的激进禁酒政策。尽管如此，他依然无法逃离被免职的命运。叶利钦和利加乔夫一样，属于性格执拗，执意坚持自己观点立场的人。他接过莫斯科的工作后，很快就在这座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发现了反酗酒运动的弊端。于是，他对中央的禁酒政策玩起了阳奉阴违。反酗酒运动的主要执行人是利加乔夫，力主把叶利钦调到首都工作的推荐者也是利加乔夫。叶利钦如此不给利加乔夫面子，自然对两人的关系造成了恶劣影响。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意识形态工作主要由利加乔夫负责。利加乔夫与叶利钦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歧源于利加乔夫力主保持意识形态领域的稳定和肯定现实工作中的成绩、叶利钦主张宣传工作要强调改革的紧迫性和批评现实工作中的缺点，具体表现在利加乔夫认为叶利钦不该对他领导下的意识形态工作说三道四、叶利钦认为利加乔夫不该批评莫斯科的改革工作存在激进。
此外，苏共二十七大，比戈尔巴乔夫还激进改革的雅科夫列夫当选中央书记。之后，雅科夫列夫在书记处经常与利加乔夫就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速度、广度和深度发生争执。叶利钦在这个时候还通过莫斯科当地媒体发表激进改革言论，无疑是帮了雅科夫列夫的忙，拆了利加乔夫的台。利加乔夫能不恨自己亲手提拔上来的叶利钦吗？只不过，他碍于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不敢对叶利钦下手罢了。终有一天，当叶利钦失去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之时，利加乔夫就要对叶利钦下狠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