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纤夫20090225 2016-03-28 21:04:11
楼主威武！让我了解到了北方这个“大国”的发展历程。针对戈尔巴乔夫这个人来说：他是导致前苏联解体的直接责任者，可以说是让苏共一厥不振的“元凶”；可当年要是他不搞那一套，前苏联的经济又只有停滞不前，或者说一直走下坡路，最后还是要出现动乱。所以，在旁观者看来，这好像是个无解的命题。如今举目世界，坚持走那条道的十之不剩一二。难道那个大胡子的理论真的是“邪说”吗？可当年却有着几十个国家或地区把之奉为“神预”呢，不可能是那些信徒的脑壳都进水了吧？嘻嘻，本人两年来一直潜水，今天忍不住了出头换口气。如果您方便就作用讲解，不愿意就请忽视。期待您的实体书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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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晟 2016-03-28 23:23:32
谢谢您的盛赞和支持！
关于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我和主流观点不太一样。主流观点认为苏联和中国一样，先搞经济改革再搞政治改革。我通过对比一些回忆录和苏联档案，感觉戈尔巴乔夫基本没搞经济改革就开始政治改革了。我的观点是，改革和革命一样，如果不能让民众切身受益，即使口号再高尚、再民主、再普世，都是祸国殃民。就像斯大林高喊革命口号和远大理想，却让人民受苦一样，是祸国殃民。
关于马克思主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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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江纤夫20090225 2016-03-29 11:39:12
关于斯大林的评述，我与本朝官方乃至其他国家以及苏俄的评定有点歧义。首先表明我没有系统读过前苏联的书，只是从官方言论和其他材料的转述中了解只言片语，说的不对敬请斧正。列宁时代好像是由列宁、斯大林、托洛次基、布哈林等共同执政，列宁仙去后，斯大林一方面要打压托洛次基、党内的孟斯维克派；另一方面还要抗击沙皇的残存余势力破坏，再加上国外的敌对势力——如英、法、德等国（他们始终认为布共是邪恶的）。当他刚刚血洗了党、军、国内的“异己分子”后，就直面二战，战后国家是一片焦土，百业待兴。美国的崛起和英、法的敌视，使他的政治斗争、军事抗衡这根弦是日夜紧绷。除了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以与美、英搞平衡，别无他法。再说人吗，总有自己的短板，古稀之年的斯对发展经济基础，让国家富裕起来的方面早就是力不从心了或者说是无暇顾及了。换句话说，由于一辈子的政治、军事角逐，迫使他的思维早己固化。就像一个短跑运动员抵达终点后不能立即停止下来，还要再跑一点一样；一个长年吃不饱饭的人，终于有了不为衣食而发愁的生活，他是不可能马上转为“月光族”的。因此，举全国之力发展工业、军事装备，时刻准备战争就成了他的惯性思维，并伴随终场了。对于我们这些冷静的旁观者，可以说：斯大林完成了二战的胜利，统一了国家并鲸吞了这么多卫星国，就已经圆满完成了他历史使命。激流勇退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可是一个凡人又怎能做到呢？就像太祖一样，给自己留下了太多的负面和阴影。再加上继任者的大肆摸黑，这沉重的“十字架”就永远地背上了……不知楼主同意否？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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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纤夫兄热忱地和我讨论问题，也谢谢您的祝福。您在回复中提到的问题比较多，容我逐一和您谈谈个人意见，若有分歧，欢迎您有空的时候继续讨论。这样的讨论我感到非常有益！
首先，您认为列宁时期是以列宁为首的几位领袖人物共同执政，这个观点和某些官方论调相一致。事实上，并不完全是这样。当年的苏联和某一阶段的国内舆论之所以把列宁描绘成民主型的领袖，是因为他们想增加共产党和列宁的历史合法性，以确立他们的现实合法性，以对抗西方把列宁描述成独裁型领袖的形象。
总的来看，列宁的执政风格往好听了说属于力排众议，往难听了说属于独断专行。无论是发起十月革命，还是与德国媾和，无论是实施战时共产主义，还是实施新经济政策，列宁都是运用自己的威望，反复说服党内其他同志，有时甚至不得不以辞职相威胁，来推动实行自己的想法和政策。少有在党内领导层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风格。
其次，您谈到斯大林的暴力独裁有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这些历史背景是客观存在的，但倒也没有那么严重。您说的托洛茨基的压力和孟什维克派的反抗，这在苏联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列宁时期已经将孟什维克的国内力量清洗殆尽，布尔什维克党内已经没有孟什维克分子。托洛茨基倒是颇具民主风格，在党内从不咄咄逼人。
斯大林在党内的唯一压力是列宁在遗嘱中对他的激烈批评。斯大林之所以要在党内纵横捭阖，逐个清除相同资历的同事战友，就是害怕他们有朝一日会借列宁遗嘱搞掉他。所以，斯大林千方百计把自己树立成列宁最合法的继承人，不断打击其他同事，甚至肉体消灭，让那些有资格有机会高举列宁遗嘱攻击他的政治人物和列宁一起去另一个世界。
斯大林树立自己的合法性不仅需要搞掉那些知道并有能力运用列宁遗嘱的人，还需要尽快树立政绩证实自己的能力。所以，他在苏联建设时期的思路是急于求成的，迫切要求尽快实现工业化来确立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偏偏后来的集体化和工业化的一些政策脱离实际，祸国殃民，尤其是造成大饥荒。于是，斯大林必须在党内找替罪羊，把自己的过失推到其他人的“破坏”，以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
在这种思路下，与他同资历的苏共领袖们死了。但他的错误政策依然在发酵。所以，到了三十年代中后期，他又把清洗的目标朝向了那些忠于他的部下们，并向苏联人民解释出这样一种观点：朕的思想方针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但是执行朕的方针的那些人中有反革命，必须打倒他们，清洗他们。这样，才能确保朕的政策真正造福万民。
一句话，斯大林身前不能让任何人怀疑他的思想是错的，那样会危害他的执政合法性。所以，苏共只有等斯大林死了才能发起改革。
但是，斯大林又不想在史书上背责任，背污点，于是，斯大林从不亲自动手，总是挑起手下人斗手下人，让那些比他寿命长的人不敢在他死后诋毁他。他的这种行径给苏共造成了灾难性影响。手下人不去替他做肮脏的事情，就保不住命，做了，就要为他背责任。所以，在赫鲁晓夫改革时期，保守势力力量相当强大。
所以，赫鲁晓夫一旦揭发斯大林的污点，就死无葬身之地。而且，斯大林的愚民政策让苏联民众不但不正视他的独裁，反而对赫鲁晓夫说三道四，认为他在斯大林生前说一套，斯大林死后做一套，没有人格。
斯大林在二十年代末搞清党时，法国一片混乱，英国经济停滞，德国就更加不用说，没有一国有能力威胁苏联。三十年代苏联大清洗时期，德国虽然扩军备战，但是主要注意力是对英法，同时期的美国刚刚和苏联建交，更不可能威胁苏联。
最重要的是，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无力威胁苏联。

@上海屁民 2016-04-01 13:06:37
楼主你好，我是一名 历史 爱好者，一直拜读楼主贴子，受益匪浅。
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为何虽然苏联到后期也存在所谓“新阶级”现象，但是苏共的高层领导人却依然能从平民阶层中产生，并且中后期的几位领导人大部分从地方起步直至中央。这一点感觉和中国有很大不同，中国好几届长老都是先有中央履历，然后下放锻炼再回归中枢。其中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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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您可以把问题问的再具体一些吗？我没太看明白。

@上海屁民 2016-04-01 20:29:56
还是多说一些吧。
楼主文中提到的很多苏共高层领导，有不少是工人和农民家庭出身，而且大部分不是名牌大学毕业，不像中国这样集中在清人北。家庭出身效应和名牌大学效应影响不是很大。
另一方面，很多人都是从地方干起，慢慢积累去中央，最开始时有不少人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历。而中共高层很多都是从中央做起，或者一开始就跟中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何会有这两点显著区别。不知道这样问楼主是否明白，还望楼主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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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开国元勋后代出不了高级领导人是因为斯大林对元勋们搞了肉体消灭。元勋们死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没有为蒙冤者平反。因而，元勋们的孩子一生背负黑档案，进入不了仕途。
中国当年的政治运动虽然有迫害，但是没有“必杀”的“最高指示”。既没有搞肉体消灭，又在1978年后平反。所以，革命后代有进入仕途的机会。
关于学历教育背景的差异。苏联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开始重视知识分子，中国从1977年就开始了。由于苏联迅速解体，名牌大学效应还没有来得及显示出来。
您说的第二个问题，关于干部选拔方式。
苏联选择干部倾向于善于执行的事务型干部。因而从地方上选拔一层一层干上来的。
中共培养干部倾向于战略型。先在中央接触全面型的事务，奠定最新的理论基础，再去地方主持实际工作，再回到中央提纲挈领。
苏联解体和它的干部选拔方式也有一些关系，帖子在今后会结合详细事例分析。
从某种意义来说，您提的两个问题互为因果。抱歉，这种因果关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1916年秋，俄军战事再度失利。11月1日，杜马向沙皇提交请愿书，要求改组政府，建立与人民一致，能领导国家取得胜利的政府。沙皇被迫再次让步，更换了一批内阁大臣，并根据杜马的意见任命新的大臣。
杜马希望的是完全实行君主立宪制，建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他们认为沙皇专制政府行政效率低下，不可能带领人民赢得战争。沙皇的有限让步并没有得到杜马认可。一些资产阶级政党开始发起街头运动，向人民宣讲立宪的意义。
到了1916年底，连贵族都难以忍受沙皇专制，要求沙皇接受杜马的政治要求。为了向沙皇施压，贵族们刺杀了拉斯普廷。拉斯普廷是沙俄末期皇后宠信的巫师，巧合的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个“耙耳朵”。由此，拉斯普廷有了扰乱朝纲、干预人事的机会。每当杜马不满沙皇政府要求改组时，拉斯普廷都会在人事变动中施加影响。
皇室的有识之士不满后宫干政和沙皇昏庸，于1916年12月29日刺杀了拉斯普廷。沙皇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背后意味着他已四面楚歌。不仅杜马不满他的统治，连皇室也出现了反对派。1916年入冬以后，俄国出现剧烈严寒。沙皇政府救灾不力，导致生产和运输能力空前下降。俄国出现新一轮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带来了新一阶段的工人罢工和农民抗争浪潮。这一浪潮直接引发了1917年的两次革命。鉴于那两次革命均以俄历时间命名，下面，所有的历史事件采用俄历时间（比西历时间早13天）。
1917年2月22日，沙皇对国内的紧急局势视而不见，再次离开彼得格勒去往前线督战。2月23日，彼得格勒因面包断绝供应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有12.8万名工人（占全市工人总数的32%）举行罢工，喊出的口号包括“面包”、“打倒战争”、“打倒专制制度”。至25日，参加示威的工人超过30万人。26日，彼得格勒驻军和警察以武力镇压示威游行，彼得格勒局势恢复平静。
当大家以为示威游行已被镇压，沙皇政权再次稳定时，局势发生了变化。2月27日，彼得格勒驻军发生哗变，6万余名士兵（人数占彼得格勒驻军的三分之一）宣布起义，至28日，参加起义的士兵接近12万人。士兵们和革命工人一起占领了彼得格勒各大军政首脑机关，沙皇政权的高级官员陆续被逮捕。3月2日，沙皇在前线宣布退位。二月革命宣告胜利。
二月革命是俄国历史上一场典型的自发性革命，参加示威的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体并没有明确的领导者。在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谁都没想过要推翻王朝，也没有想过要争取军队，举行武装起义。国家杜马的立宪派民主政党几乎是坐观形势发展，听任示威游行被镇压。形势的转折发生于27日的彼得格勒驻军哗变，军队哗变为革命创造了历史性机遇，最终使革命取得成功。
那么，在无人煽动的情况下，彼得格勒驻军为什么会哗变？
彼得格勒驻军由两部分组成，一部是彼得格勒近卫部队，另一部是后备军。后者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后备军主要由负伤转入后方医治的老兵和刚刚被征召的农民新兵组成。他们普遍厌战，眷恋着彼得格勒大城市里“温暖的营房”，害怕被整编派往前线。由于沙皇在前线督战，随时会调集后方部队。于是，沙皇成为了彼得格勒驻军的对立面。彼得格勒有骚乱，后备军还能留住。一旦彼得格勒骚乱被镇压，后备军就没有滞留后方的理由。所以，后备军早不起义、晚不起义，偏偏在彼得格勒示威游行被镇压的第二天起义。道理就在这。
军队的厌战情绪看似平常，却成为主导俄国历史进程的关键因素。众多俄国政党中，布尔什维克是唯一一家深刻认识这一形势的人，成为他们日后夺取政权的关键。
在二月革命发生转折之际，2月27日，国家杜马的立宪派政党为向沙皇施压实行君主立宪制，成立了自己的政权——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等工农政党更加看重在工人和士兵群体中扩展自己的影响力，成立了彼得格勒苏维埃。沙皇退位后，两个机构同时成为新的国家政权筹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