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同志是出了名的好脾氣，撤了謝列平的職務自然要給人家一點補償，這不，他又出了一個讓人嘆為觀止的絕妙主意。
1965年12月，勃列日涅夫向主席團提議：
1、波德戈爾內同志要主持最高蘇維埃，我們應當減輕他的工作負擔，讓他交出在書記處分管的組織人事工作，集中精力搞好蘇維埃的各項工作。
2、謝列平同志年富力強，讓他接手波德戈爾內同志在書記處分管的組織人事工作最為適宜。當然了，考慮到謝列平同志的工作負擔，還是免除他部長會議副主席的職務吧。
主席團的同志們覺得很合理，就這麼愉快的決定了。
1965年12月，勃列日涅夫快速出擊，以一套組合拳打擊了自己最強勁的兩個對手，使波德戈爾內在僅得到國家元首虛職的同時，喪失了分管組織工作的中央書記要職，又使謝列平同時失去中紀委第一書記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
尤為難能可貴的是，這些職務調動得到了其他主席團委員的支持。要知道，這時候的勃列日涅夫還遠沒有達到七十年代那種“一言九鼎”的威望，也沒有後來的“第聶伯幫”為他搖旗吶喊。這一切完全是依靠他自身的智謀，合縱連橫，逐個擊破來實現。
事情沒有完，勃列日涅夫不會甘心於集體領導，不會止步於“三駕馬車”，他的目標是建立起自己的獨裁。
就在勃列日涅夫忙着鞏固權力的時候，“三駕馬車”之一，總理柯西金開始大刀闊斧地搞起了經濟改革。
柯西金，全名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柯西金，1904年出生在列寧格勒，15歲參加紅軍，1921年退役後在銷售合作社工作。1927年入黨，1930年進入列寧格勒基洛夫紡織學院上大專，畢業後長期在紡織部門工作，直至1939年當上蘇聯紡織工業部部長。“大清洗”期間，列寧格勒也屬於重災區，柯西金在這一有利條件下，刻苦鑽研經濟業務，得以在亂世中平步青雲，迅速得到斯大林時代“後三劍客”之一的日丹諾夫賞識，34歲當上列寧格勒市長，36歲當上副總理，分管輕工業。如果說當年的勃列日涅夫是“烏克蘭派”的幹部，那麼柯西金則是“列寧格勒派”的幹部。

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後，柯西金負責組織大企業東遷的工作。1942年初，柯西金被派往已經被德軍團團包圍的列寧格勒，負責整座城市軍需民用的供應工作。1943年，柯西金接任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總理。
1946年，柯西金再次出任蘇聯副總理，並升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48年，日丹諾夫逝世，柯西金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不久，貝利亞和馬林科夫借調查日丹諾夫死因，聯手製造了“列寧格勒案件”，清洗了一大批列寧格勒派的幹部。柯西金受到牽連，在1952年蘇共十九大上被撤銷政治局委員職務，降為主席團候補委員。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柯西金被免除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和蘇聯副總理的職務，改任日用工業部部長職務，直到1953年6月貝利亞被逮捕後，才重新出任蘇聯副總理，繼續分管輕工業。
1957年，柯西金支持赫魯曉夫粉碎六月政變，被選舉為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1959年，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相當於國務院發改委主任）。1960年當選中央主席團委員，升任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常務副總理）。從此，開始協助赫魯曉夫主持經濟工作，並時常出國訪問，代表蘇聯進行外事活動。
從上述簡歷來看，柯西金首先是一位經濟專家，至少是一位純經濟官僚。他的工作經歷除了在衛國戰爭期間搞過軍隊後勤保障工作，基本就沒和軍方打過交道。另一方面，他也沒有意識形態工作的經歷，不是那種誇誇其談，政治掛帥，誤國誤民之人。
所以，柯西金也就沒有槍桿子和筆桿子的支持。
所以，他沒有成為第一書記。
但是，他已經具備了成為為人民謀福利的好總理的才能。

柯西金當上總理後主持的“新經濟體制”改革舉世聞名，不少蘇聯問題專家把此次改革和列寧時期的“新經濟政策”相提並論。然而，這場改革仍然是鎖着腳鐐跳舞，並不屬於全面改革。
蘇聯的經濟領導存在着一種奇怪的分工，這種分工一直持續到戈爾巴喬夫時期。全國的農業由黨的中央書記處來管，有時候甚至總書記親自管，在地方上則由第一書記主抓農業工作。工業和建築業由總理領導的部長會議負責，但是總理不能管國防工業和航空工業。軍隊、克格勃掌握着一些秘密工程，投入產出完全獨立，沒人了解。至於第三產業，比如市政工程建設一類的則由地方蘇維埃的執行委員會（相當於各級人民政府）負責。
西方經濟自由散漫，卻在市場運行規律的作用下形成了有機統一的整體。
蘇聯經濟體制貌似集中統一，卻被人為分成了這麼多塊，完全體現不出統一的國內市場。
赫魯曉夫想過兩個辦法，一個是自己兼任第一書記和總理，總覽全局；另一個是在地方上成立國民經濟委員會，加強區域經濟的內部聯繫。結果大家也都知道了，第一條違背了集體領導原則，第二條導致地方主義和本位主義抬頭，引發國民經濟混亂。
宏觀經濟一盤散沙，微觀經濟也是困難重重。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經濟管理部門對企業發展細化出很多項發展指標，並以此為考核項目。每家國有企業的黨組織對上敷衍塞責，完成指標後萬事大吉，對下牢牢控制企業的組織人事工作，企業管理人員沒有經營自主權和人事權。職工工資和企業經營脫鈎，使得職工對企業盈利虧損漠不關心。
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於：蘇共不承認市場經濟，不承認價值規律對國民經濟的調節和刺激作用，不相信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創造符合實際的交換價值，獲得符合其勞動的貨幣收入。
在蘇共御用經濟學家看來：每項產品的原料價格是國家定的，製成品的價格是國家定的，每個勞動者的工資也是國家定的。

柯西金總理打參加工作開始就從事經濟工作。36歲當上副總理，依然是在領導經濟工作，當上總理之前還幹了5年發改委主任，他對全國經濟形勢有着最清醒的認識，無出其右。
柯西金擔任總理後，肩負穩定經濟形勢，改革經濟體制的重任。在柯西金的主持下，國企改革以先試點，後推廣的形式逐年向前推進。
改革的內容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
第一、減少工業管理部門下達給企業的具體指標，擴大企業自主經營的權力。
第二、改變國家下發給企業的計劃周期，由從前的每年下發年度計劃，變為下發五年計劃，給企業充裕的調整時間從容發展生產。
第三、加強對企業的經濟刺激和對職工的物質獎勵，使企業的利潤留成和工人的工資和企業盈利掛鈎，刺激企業和職工關心企業經濟效益。
1966年一季度，蘇聯在20座城市的43家大型企業進行“新經濟體制”改革試點，1967年將改革試點推向整個工業和運輸業，1968年2.7萬家企業實行新體制，1969年為3.6萬家，1970年為4.2萬家。基本實現了全覆蓋。
改革的效果很驚人，1966年至1970年蘇聯社會總產值年增長速度達到7.4%，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達8.4%，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達7.7%，社會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率達6.8%。整個國家經濟實力迅速上升。
請大家記住1966年至1970年，暨蘇聯經濟建設“八五”計劃時期。這期間蘇聯的發展速度之快，可謂空前絕後。柯西金總理“新經濟體制”改革使國家的工業生產大幅提高，而且創造性地實現了重工業和輕工業的平衡發展，加之這五年蘇聯農業得到了充分的科技投入和資金投入，農業生產也大為改觀。整個國民經濟開始向好發展。
然而，每一項政策都是一把雙刃劍，開始時再美好的改革也會出現改革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所以，才要不斷改革，不斷面對新形勢解決新問題。很可惜，“新經濟體制”帶來的改革紅利反而讓蘇聯領導人認為蘇聯已經進入了發達社會主義，而改革的負面影響卻使蘇共中央認為改革不是個好東西，最終停止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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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晟才疏學淺，每天的寫作能力大概在1500字至2000字之間。因為白天要上班，晚上還要繼續看書，將不同觀點的史料對比着看，挖掘史實真相，很費時間。加上我個人寫文章追求精煉，所以字數總是上不來。為了保證史實性和趣味性，園晟一直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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