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也就是安德罗波夫上书苏共中央政治局反制美国间谍手段的同一天，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拜访美国国务卿万斯，就双方签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可能性展开私人会谈。
万斯想在这次私人会谈中最后试探苏联的底线，而多勃雷宁也想弄清楚万斯到底带了多少让步去莫斯科。
万斯开门见山，说他要继续作一些研究报告以供卡特总统参考，这份报告“可以作一些变动，这牵涉到一些数据”，但是它“不反映美国的最终立场”。
翻译成咱老百姓的话就是“我要针对双方合同写一份可行性报告给我老板，里面的内容可以根据双方谈判的意向做一些数据上的变动。不过就算可行性报告写好了也不代表我老板答应了你们的条件”。
万斯接着说，他准备了两个方案。方案一属于综合型，详细列举了美国希望苏联削减的战略武器项目以及美国对苏联的裁军义务：
双方把各自战略运载工具控制在2000个以下；苏联将可以打击美国的SS-18重型洲际弹道导弹数量控制在150枚以下；双方要准备冻结生产和部署新型号的洲际弹道导弹；禁止生产和部署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停止发展和部署它的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M-X；禁止所有超过2500公里射程的巡航导弹。
万斯接着说第二个方案，方案二属于空壳型，即对已经福特总统执政时期达成的协议进行确认，将其他问题留待第三阶段谈判再行解决。
多勃雷宁听完了万斯的话，发现对比卡特总统和勃列日涅夫书信来往中的内容，美国国务卿并没有作更多让步。以至于大使先生说了句心里话：“恕我直言，美国的这些建议没有为在莫斯科达成双方共同接受的协议建立真正的基础。”

万斯听出了多勃雷宁的不满，做出了辩解：削减战略运载工具的标准从2400降到2000不仅会影响苏联，而且同样会影响美国。美国目前拥有2150个运载工具。虽然削减将给苏联很大打击，但是削减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发射器会给美国造成比给苏联更大的影响，因为美国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发射火箭方面比苏联更发达。
万斯又说，美国方面将准备停止发展和生产M-X重型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所以，美国要求苏联削减SS-18重型洲际弹道导弹。
谈完限制射程超过2500公里巡航导弹，万斯主张剩下的导弹(射程不超过2500公里)是中程而非洲际的，对此竭力主张苏联削减“逆火”飞机（装载射程2200公里导弹）。
然而，“逆火”飞机在苏联被称为战术武器而非战略武器。多勃雷宁清楚，莫斯科肯定不会同意削减“逆火”飞机。
多勃雷宁立刻转移话题，“如果我们把早已共同商定的议题搁置一边，去考虑新的妨碍达成协议的问题，那么就不可能加快协议的准备工作。”
大使先生的意思是希望谈判的事项不应太广，太杂，尤其不能旧的承诺（福特总统答应过的）还没兑现就想着解决新的问题（卡特总统提出的）。
万斯回答：“新政府不认为它自己完全受前政府做法的约束，卡特政府努力争取一个真正的、不只是表面的战略武器限制。”
国务卿的意思是，老板换人了，合同内容的覆盖面将更广更全面。
多勃雷宁崩溃了，没想到美国国务卿会这样说话。只好说“对于处理如此重要的谈判我们是从这个事实出发，即我们是在与美国政府打交道。任何一个新政府重新估价它的前任所已达成的协议无助于加强国际协议的基础。”
言下之意，像你们这样四年就换老板还不认账的，以后谁还敢和你们签合同？
最后，多勃雷宁恳求万斯对苏联方面提出的每一个看法予以考虑，特别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在给卡特的信中已提出的关于解决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可能的途径。
万斯回答的也干脆，“苏联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美国方面应该全部接受苏联的立场，而不是寻求双方的妥协”。万斯接着指出“苏联同样必须理解美国的立场”。
狠话说完，万斯说了句软话，他的立场不是最终的，总统会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以确定美国在莫斯科谈判的最终立场。
得，大使先生和国务卿都没达到目的。万斯才在华盛顿与多勃雷宁打完主场比赛，立即飞向莫斯科。在那里，他将客场对阵葛罗米柯。

@只深视着你 2014-06-23 04:03:04
@园晟 2669楼 2014-06-22 22:53 
谢谢楼主，一直都在跟着你。中国的近代史做为一个有良心的人来说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希望Lz好好写下去，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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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支持，园晟将继续努力，持之以恒，精益求精

@明月一片 2014-06-25 09:56:03
@园晟 不错 ，何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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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和今天在加班，领导安排明天下午休息下，届时更新

万斯抵达莫斯科后，先后与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等人展开会谈。不出多勃雷宁所料，万斯带去的条件和要求苏联让步的内容超出了苏联领导人的接受范围，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真正的协议签署要等到两年之后了。
如果说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苏联时，苏共中央外交路线的“缓和派”和“强硬派”的斗争以谢列斯特下台为结束，那么，1977年万斯国务卿访问苏联则再次激化了“缓和派”和“强硬派”之间的矛盾，这一次的斗争直接导致了波德戈尔内的下台。
回过头看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两人同为赫鲁晓夫所赏识、所提拔，又同时领导了罢黜赫鲁晓夫的政变，但是两人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的矛盾一是来源于苏联领袖政治的痼疾，二来归因于苏联国家体制的缺陷。
领袖政治这种权力模式，有其恐怖的内涵，即领袖不相信任何战友，任何部下。领袖政治建立在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基础上，各级领导干部想终身为官，领袖也想终身执政，所以他怕任何战友、任何部下功高震主，背叛自己。毕竟，谁又能保证谁不想高升一步？
所以，斯大林不信任早年追随自己扳倒“列宁同志的近卫军”的老部下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而是先后利用内务部部长亚戈达、叶若夫和贝利亚去平衡他们的权势。然后又先后把制造冤案的帽子扣在历任内务部部长头上，利用叶若夫搞掉亚戈达、又利用贝利亚搞掉叶若夫，最后又先后利用马林科夫、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去平衡贝利亚。
整个斯大林年代就是这么肮脏，领袖把大家弄的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本来正常的党内上下级关系成了主人与鹰犬的关系，同事之间不知道彼此谁是鹰、谁是犬，也不知道领袖是想让鹰去啄犬的眼睛，还是想要犬去咬断鹰的翅膀。
斯大林制造的恐怖年代不但摧毁了苏联人民的道德传统，也毁灭了苏联官员的道德操守。各种出卖领导、同事、战友、部下的咄咄怪事层出不穷，战场上相互挡子弹的生死战友到了最后相互诬陷栽赃比比皆是。直到斯大林死后，他的罪恶影响都难以消除。

比如，1957年，赫鲁晓夫把自己的老领导卡冈诺维奇打入反党集团。
再比如，1964年，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谢列平等一大批受赫鲁晓夫提拔重用的干部为了废除苏共22大新党章第25条，合谋推翻了赫鲁晓夫。
接下来，就是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政变战友之间的恩怨情仇，连绵不绝，最好的证明就是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的斗争。
另一方面，苏联国家体制的缺陷也决定了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权力斗争不可避免。
帝国时期，俄罗斯的国家元首是沙皇，首相和国家杜马都受到沙皇权力的制约，与英国的虚君体制不同，俄罗斯受困于其专制政治文化传统，很难打破这一政权架构。
无论是二月革命还是十月革命，临时政府和共产党人都认为沙皇是专制的象征，已经推翻了他就没必要再确立国家元首这样一个职务。所以，临时政府的最高职务是总理，而没有总统。1917年以后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最高职务是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俄罗斯帝国的首相职务真名是叫大臣委员会主席，1905后改名为大臣会议主席，有趣的是，苏联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后来也改成了部长会议主席），而没有国家主席、总统一类的国家元首职务。
按照国际通例，国家元首是一个国家行使外交礼仪的重要职务，没有这样一个职务，外交上很多事情就很麻烦。而且，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总理的地位通常次于党的领袖，总理倘若过多的出席外交事务会影响领导层的团结。所以，缺少国家元首的职务使得中央高层的权力斗争连绵不绝，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
与之相反的是，权力分散制衡的西方国家却能成功的做到一个国家用一个声音说话，美国和法国是总统，英国和日本是首相，德国和意大利是总理。
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认识到这一体制弊端，所以都是先当上党的领袖，再兼任总理。以此代表国家进行外交活动。而且，赫鲁晓夫还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议会议长）充当国家元首角色，参与外事活动。就是这么个破办法，埋下了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最终闹翻的引线。

自1965年十二月全会之后，苏联最高领导层形成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三驾马车”领导体制。波德戈尔内作为国家元首，经常要从事外交事务，代表国家迎来送往以及出国访问。这就影响了勃列日涅夫要成为对内对外唯一领袖的目标。
这下好，你也想代表国家，我也想代表国家，矛盾说来就来。
勃列日涅夫的办法是拉拢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实施自己对西方缓和的方针，在国内国际树立自己爱好和平的形象。
波德戈尔内的办法是立足自己和自己的老部下谢列斯特在乌克兰的多年根基，以乌克兰的媒体舆论为阵地，不断抨击勃列日涅夫对西方让步过多，要求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
你能说波德戈尔内维护苏联权益有错吗？不能，因为，他那是爱国的正当表现。
你能说勃列日涅夫对西方让步搞缓和有错吗？也不能，因为，只有通过搞缓和，拉西方国家和苏联一起裁军，苏联才能在经济劣势的情况下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但是，你能说他俩的外交主张是一心为国，毫无私心吗？恐怕也不能。双方都在争夺话语权，尤其是道义上的制高点。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正是这样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保障了苏联在七十年代的外交战略不左不右，稳步前行。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苏前夕，美军对越南突然加大了轰炸力度，企图迫使越南北南尽快议和。波德戈尔内以此为借口，联合谢列斯特、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要求推迟尼克松访苏。
这一建议没有得到政治局的多数支持。尼克松如期访苏，双方在经贸合作和裁军谈判方面硕果累累。然而，在此次访问中，谢列斯特意气用事，竟然不顾政治局决议和外交礼仪，拒绝迎接尼克松访问基辅。勃列日涅夫立即以此为借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免除谢列斯特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

谢列斯特被免除乌克兰第一书记职务，使得勃列日涅夫与波德戈尔内的矛盾进一步激化。1973年4月，苏共中央召开四月全会，波德戈尔内再次抨击勃列日涅夫的对美政策，还反对勃列日涅夫于当年6月访问美国。
如果说，上一次反对尼克松访苏是为了抗议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那么这一次，波德戈尔内就有点无理取闹了。1973年1月27日，美越双方已经签署停战协定。而且，颇受水门事件影响的尼克松总统迫切需要转移国内民众视线，与苏联共建新的、和平性质的外交成就，必将对苏联作出新的让步。
勃列日涅夫这一次作出了强势反击，解除了谢列斯特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让他退休养老。
波德戈尔内不甘心，又去联络勃列日涅夫的老对手谢列平，准备继续抗争。
1974年11月24日，勃列日涅夫同美国总统福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会晤，双方共同发表《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联合声明》。美苏裁军谈判再次取得重大突破。
波德戈尔内对这一“重大外交胜利”视而不见，反而在塔吉克共和国（今塔吉克斯坦）发表公开讲话，抨击美国对苏联内政的干涉，“主权问题是我们的内部事务，不论过去和将来，永远也不会成为政治交易的对象”。意思是说勃列日涅夫在用国家主权做交易。
波德戈尔内还说，“如果不充分估计到某些集团力图撕毁已达成的协议，加紧军备竞赛和重新采用加剧紧张局势策略的行动，那当时将是不能容忍的目光短浅的表现。”
他的意思是勃列日涅夫没有识破美国表面和平，实则好战的本质。签署联合声明属于目光短浅的表现。
这还不算狠的，1974年12月，苏共再一次召开中央全会。波德戈尔内在大会上严厉抨击勃列日涅夫为了换取美国给予最惠国待遇和贷款，在犹太人问题上向美国作了过头的许诺。随后，话锋一转，又强调起“集体领导”原则，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波德戈尔内同志的发言得到另一位政治局委员谢列平同志的附和。谢列平除了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外，还指出勃列日涅夫在中东政策和农业政策方面存在问题。火药味着实不小。
这一次，将会谁胜谁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