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蘇軍全線潰敗。年僅十一歲的舍甫琴科開始懷疑蘇軍的戰鬥力不如德軍，並在一位同學面前說紅軍並不像黨宣傳的那樣不可戰勝。同學回家告訴了自己的爸爸，他爸爸恰好是療養院的政委，聽完把舍甫琴科的父親一頓批評。好在大敵當前，否則換在大清洗時期，指不定舍甫琴科會給家庭帶來多大的災難。
老爺子並沒有因為這個事故就把孩子一頓暴打、一頓臭罵什麼的，而是苦口婆心地教導孩子。這一點很值得引進中國的家庭教育。
“你的哥哥正在冒着生命危險和敵人作戰，如果他聽到你說他和他的戰友們是蹩腳的戰士，無力取勝，他會怎麼想？”
老爺子這一句反問就把舍甫琴科說哭了。弟弟關心哥哥是血緣本能，用這一點來糾正小孩子的認識，再正確不過了。不然，孟夫子為什麼會提倡“申之以孝悌之義”呢？
不幸的是，舍甫琴科的哥哥在1944年陣亡。這使得舍甫琴科在從政道路上又多了一重資本，有位為國捐軀的烈士家屬更能保證這個家庭政治立場的堅定性。可惜世事難料，蘇聯政府不會想到一個家庭里的兩個孩子可以一個血灑疆場、一個陰謀叛國。
1949年，舍甫琴科考上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攻讀國際法專業。在蘇聯時期，就讀這所學校是一種身份的象徵，一來是顯示與眾不同的家庭背景；二來是預示着與眾不同的光輝前景。至今為止，國際關係學院都是俄羅斯上層社會子弟趨之若鶩的學校。
根據百度百科的解釋：“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不僅是一所高等學府，更是一個遠大理想的代名詞，是步入上層社會的象徵。”
舍甫琴科當時的遠大理想是去法國擔任外交官。不過，他首先完成的理想還是很現實的。比如，邂逅一位美女，談個戀愛，結個婚。

大學開學沒多久，舍甫琴科的父親因腦溢血逝世。這一突發事件使得舍甫琴科一家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全家只能依靠舍甫琴科母親微薄的養老金維持生活。這一悲劇使得這位從小就不太安分、經常逃學的官家少爺開始肩負起家庭責任，刻苦學習，爭取學校設置的獎學金，補貼家用。從那時起，舍甫琴科每周有六天都泡在圖書館裡，只有周日偶爾出去玩。
1951年初，或許是一個周日吧，舍甫琴科在高爾基公園的一場溜冰會上結識了自己後來的妻子莉娜女士。那時候的莉娜是外貿學院的學生。兩人當年6月結婚，第二年生子。
論學歷和學校招牌，舍甫琴科要比莉娜好；但是論家庭條件，此時的落魄公子舍甫琴科同志要差很多，父親已逝、母親退休、哥哥陣亡，自己工作尚未落實，又是來自少數民族加盟國的外地人，前途未卜。
相反，莉娜家庭條件要好很多。首先，她是莫斯科人，有了首都戶口，生活會方便。舍甫琴科和她結婚，可以獲得莫斯科戶口，不用再遇上首都警察盤問就趕緊拿出暫住證。其次，莉娜的父母早幾年就被派往奧地利的一家蘇聯企業工作，收入比國內公民要高出很多，消費層次也高，相比國內長年商品緊缺，他們家總能買到國內買不到的東西。最後，戰後蘇聯住房一直緊張，莉娜的父母給她留下了一套住房，雖然沒有獨立廚房和衛生間，但是相比其他結婚的同齡人，條件狀況不知道要好上多少，至少，舍甫琴科不用去找房子。
家庭背景不一樣，人的想法自然也就不一樣，兩個人對前途的看法也不盡相同。舍甫琴科喜歡搞搞學術研究，莉娜受父母的國外生活影響，希望舍甫琴科早日去駐外使領館工作，那樣他們家就可以拿高額津貼，在國外過上西方生活。好在他倆結婚的時候各自大學還沒畢業，“思想認識”問題還沒有成為問題。
婚後，莉娜的主要內容是懷孕生子，接着是帶孩子。舍甫琴科1954年如願考上本校的研究生，繼續在國際關係學院深造。在此之前，發生了一件小事，差點影響了舍甫琴科的前途。而這件事的背後，牽涉到克格勃和外交部的糾葛。

@upairtree 2771樓 2014-07-17 22:34:47
樓主，赫魯曉夫的玉米運動是怎麼回事？為何赫魯曉夫在位期間被人多次發動政變，而蘇聯別的領導在位期間卻很少政變？連卡岡諾維奇都造赫魯曉夫的反我實在想不通。難道是因為赫魯曉夫動了特權階層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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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運動是赫魯曉夫號召蘇聯農業部門在國內推廣玉米種植，由於違反蘇聯氣候地理條件很快陷入失敗，還影響了其他農作物的種植，造成農業經濟困難。

@upairtree 2771樓 2014-07-17 22:34:47
樓主，赫魯曉夫的玉米運動是怎麼回事？為何赫魯曉夫在位期間被人多次發動政變，而蘇聯別的領導在位期間卻很少政變？連卡岡諾維奇都造赫魯曉夫的反我實在想不通。難道是因為赫魯曉夫動了特權階層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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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和斯大林時期，領袖對黨政軍的控制能力極強，不斷發動政治運動，高級幹部的權力不穩定，無法形成利益集團抗拒領袖。
赫魯曉夫前期，大多數政治局委員都有自己的小山頭，聯合起來有對抗赫魯曉夫的實力。而且，赫魯曉夫的改革破壞了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等人的權力基礎和道德基礎。他們不發動政變，赫魯曉夫也會一個個的收拾他們。
赫魯曉夫後期，雖然其他政治局委員們沒有足夠的實力形成自己的小團體，但是，1962年後，民心、軍心和黨員幹部心裡都反對赫魯曉夫的胡亂改革。赫魯曉夫反特權只是導火索，全國上下的憤怒才是炸藥包。
所以，1964年的十月政變會贏得全黨全國全軍的一致擁護。所以，1965年至1970年蘇聯創造了整個蘇聯七十餘年歷史中空前絕後的“八五計劃”經濟奇蹟，也是因為人民再一次對蘇共產生的希望和凝聚力。
勃列日涅夫時期，黨內鬥爭日漸文明，不再需要你死我活的政變來達到目的。而且，勃列日涅夫時期黨內高層的集體領導體制最為成熟，權力相互制衡一直貫徹始終，所以，反對勃列日涅夫的高幹不會發動政變。

畢業前夕，學院人事科的領導給舍甫琴科一張通行證，要他去克格勃找一位少校。去了之後，對方告訴他，希望他參加克格勃。舍甫琴科不敢當場拒絕，只是託詞自己還想繼續深造。對方勸他好好考慮，舍甫琴科答應過幾天給予回復。
接下來的幾天，舍甫琴科都在惶恐中度過。最後，他不敢自己去回復克格勃，而是托學院人事科以公對公的形式答覆克格勃：舍甫琴科同學將攻讀研究生。關於這件事的結果，舍甫琴科在《與莫斯科決裂》中寫到“克格勃沒有阻攔，使我鬆了口氣”。
大家一定會好奇，不就是一場分配工作的徵求意見嗎？怎麼弄得舍甫琴科如此的誠惶誠恐？況且，外交領域的人才不去克格勃也正常啊。
這事就說來話長了。一言以蔽之，在蘇俄和蘇聯歷史的大部分時期，外交官的地位遠遜於克格勃。
且聽十月革命後不久的一段往事。
打下江山後不久，列寧建議托洛茨基（黨內二號人物，十月革命真正的領導人）出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總理），托洛茨基以自己是異族（他是猶太人）為藉口推辭。列寧又建議他當內務部長，他又推辭。最後，其他同事推薦托洛茨基當外交部長，托洛茨基才同意了。
列寧當時說了這樣一句話：“現在我們有什麼外交事務啊？”
列寧同志這話有兩個意思：第一，新政權沒有外交事務可處理，新政權的任務是要掀起世界革命，絕不和帝國主義國家眉來眼去（除了德國，布爾什維克已經答應人民要退出世界大戰）；第二，托洛茨基功勳卓著、才華橫溢，讓他當外交部長屈才了。
托洛茨基的思想認識也差不多，他說過“世界無產階級不需要外交，勞動者不要中介者也能相互理解。”
瞧瞧，在黨內二號人物眼裡，外交官也就是個“中介者”。無產階級掌握着先進生產力，思想政治覺悟高，根本就不需要外交官撮合，直接就在全世界聯合了。
大家看到這裡，應該很難理解當時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的想法吧？且慢，大家奇怪歸奇怪，請注意一個細節。列寧建議托洛茨基當總理被拒後，馬上就想到要他當內務部長。由此可見，在黨內高層看來，內務部長是僅次於總理的重要職務，而外交部長？哼哼，那不重要。
蘇俄的歷史就是這樣開始的，內務部和從內務部分化出來的克格勃是最重要的，外交部則是可有可無的末端機構。蘇聯的歷史以這樣的喜劇為開頭，註定要以鬧劇結束。

@由拳野稻 2014-07-17 23:54:52
托洛茨基還有一個職務，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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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後，托洛茨基的第一個職務是外交部長，軍事委員會主席是在1918年之後了

自從“大清洗”運動以來，克格勃的權勢越來越大，權力觸角已經延展到蘇聯黨政機關各部門，畢業生的就業被用來安插情報員已經不是什麼秘密。舍甫琴科在國際關係學院讀書期間，正是貝利亞權力如日中天的時候。
當時的貝利亞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在黨內的地位僅次於斯大林，和馬林科夫並列第二，因研製原子彈有功被授予蘇聯元帥軍銜。尤其是斯大林剛逝世的時候，他在黨政軍各界可謂說一不二。貝利亞被捕後，克格勃的勢力遭到很大削弱。其標誌是，從科魯格洛夫開始，歷經謝列平、謝米恰斯內，直至安德羅波夫主持工作的1973年二十年間，克格勃主席的黨內職務不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如果部門首腦不參與中央最高決策，他的部門所處地位可想而知。
如果不是因為貝利亞倒台，舍甫琴科的一生可能會被改變。
1954年，舍甫琴科大學畢業，留在國際學院繼續攻讀研究生。舍甫琴科在碩士階段的研究方向是裁軍問題，受益於他的研究生導師（也是他大學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德登涅夫斯基的諄諄教導，舍甫琴科與老師先後聯合發表了《使用原子武器的非法性與國際法》和《原子能與和平共處問題》，在有關學術領域取得了很大的反響。
在舍甫琴科的同班同學中，有位名字叫安納托利的同學。安納托利同學的學習成績很不錯，而且他還有個很不錯的父親，也就是時任蘇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的葛羅米柯。
話說學霸級的同學貌似沒有文人相輕的毛病，1955年春天，舍甫琴科論文成果豐碩，在國際關係學院嶄露頭角。安納托利主動找到舍甫琴科，邀請他合寫一篇文章向《國際生活》雜誌投稿，論述立法機關在和平與裁軍問題中發揮的作用。順便提一句，《國際生活》雜誌是蘇聯外交部的半官方刊物，主編由時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長葛羅米柯兼任。
對於這件事，舍甫琴科在回憶錄中沒有寫當時他聽到這個邀請時的內心活動，也沒有寫具體的時間和生活背景，只是簡單的一句——“我連忙同意了”。
“我連忙同意了”這句話的意思很簡單，隱藏的含義可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您可以理解成知音難覓時“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喜悅，也可以理解成終於有機會和土豪官二代做朋友、還能認識他高乾爸爸的喜悅。

兩人把文章寫好之後，拿給葛羅米柯審閱。葛羅米柯對文章表達了贊同，也提出了意見。總的來說，時年46歲的葛羅米柯對25歲的舍甫琴科是高看一眼的。談完文章之後，葛羅米柯對着兩位晚輩侃侃而談，從二戰中的蘇美同盟聊到當時蘇美關係的前景。有些話讓舍甫琴科這位外省郊區來的落魄公子第一次感受到超出官方政策的東西，很是震驚。
最後，和藹可親的葛羅米柯問年青同志舍甫琴科畢業後有什麼想法。
舍甫琴科說：“研究工作對我有吸引力，但同時我對外交事務也很有興趣。”
原諒我又一次引用原文，只是想表達我對這位從小淘氣頑皮，來到莫斯科上大學之後性情瞬間轉變的落魄公子的驚嘆。這是何等的城府，對一位政府高幹說出這麼一句外交辭令，既表達自己醉心書本，熱愛做學問；又投石問路，表達自己對參加外交工作的渴望（當然也希望葛羅米柯幫忙）。
葛羅米柯是什麼角色？部長同志可是29歲就在兩位政治局委員（莫洛托夫和馬林科夫）的提問中應聘成功，30歲就受到斯大林的賞識漂洋過海去美國，36歲就代表蘇聯參加國際會議的主，他會聽不懂小年輕這點小心思？
葛羅米柯的回答也很有意思：“搞研究工作總是有益的，但也完全可能把它和外交工作結合起來。”
什麼都說了就是什麼都沒說。葛羅米柯並沒有對舍甫琴科表現出更多的青睞。等到葛羅米柯真正對舍甫琴科賦予信任和賞識，已是十四年後的事情了。
1956年，舍甫琴科從國際關係學院畢業，再一次面臨人生抉擇，要麼讀博士當老師，要麼去外交部修主業，繼續搞裁軍工作。面對這一人生難題，官二代孫權可以“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舍甫琴科沒那麼好的命，父親病逝，母親遠在家鄉，哥哥為國捐軀，他只能問老婆大人莉娜女士。
莉娜女士頗有當家人的氣魄，當場就拍了板，並為舍甫琴科一生的從政道路定了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