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謝列斯特的背後有波德戈爾內的支持。
在對外政策上，勃列日涅夫主張對西方緩和，波德戈爾內主張對西方強硬。而在民族政策上，勃列日涅夫主張大俄羅斯主義，而波德戈爾內卻更關心少數民族權力。
也許，和他倆的民族成分有關，勃列日涅夫是俄羅斯族，而波德戈爾內是烏克蘭族。
謝列斯特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得到了波德戈爾內的支持。1972年蘇聯成立50周年，波德戈爾內在《共產黨人》雜誌上發表文章，強調蘇聯憲法、蘇聯法律維護公民的民族平等，“不容許任何民族建立特權”。謝列斯特有了波德戈爾內的支持，對烏克蘭所謂的“民族主義”問題實行淡化政策。
勃列日涅夫擔心的是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宣揚民族意識的行動會和持不同政見者運動遙相呼應，最終推翻蘇聯政權並建立少數民族自己的國家。所以，一直主張對民族分裂言論和行為進行“嚴打”。
20世紀六十年代，烏克蘭有位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叫做伊凡?久巴。他在1966年向烏克蘭黨中央遞交了一份意見書，即《國際主義還是俄羅斯化》，意見書引用大量數字揭露了聯盟中央對烏克蘭實行的民族削弱政策和壓迫政策。
謝列斯特看完意見書後，先不表態，把文章下發給烏克蘭各州州委書記傳閱，徵求意見。大家最後商議的結果是在烏克蘭官媒《烏克蘭共產黨人》發表批判性文章，指出其觀點有害，然後，把伊凡?久巴調離文學崗位，別處使用。
沒過多久，到了1968年，由於得到謝列斯特的保護，伊凡?久巴雖然沒能回歸原職，但還是又能自由發表文章了。
這件事讓勃列日涅夫很不高興，加上謝列斯特在“布拉格之春”事件中力主出兵，後來又反對勃列日涅夫對美國搞緩和，最惡劣的是不顧政治局決議和外交禮儀，不歡迎尼克松訪問基輔。謝列斯特最終在1972年4月被勃列日涅夫免去職務。由謝爾比茨基繼任烏克蘭第一書記。
免去謝列斯特的烏克蘭第一書記職務還不夠，勃列日涅夫還要把謝列斯特趕出中央政治局。為了找出理由，謝爾比茨基組織了寫作班子，在《烏克蘭共產黨人》發表編輯部文章，批判謝列斯特的著作《烏克蘭——我們的祖國》，指出他在民族問題上的“錯誤和嚴重缺點”。
人要打倒，思想要批臭，下一步就是組織措施。1973年4月，謝列斯特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被退休。

@農村棵 2644樓 2014-06-14 00:00:03
還更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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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會繼續更新，只是思路尚未恢復，寫了一些草稿，很不滿意。大家先去看世界盃吧。晚些時候貼文繼續。

時間進入1977年，勃列日涅夫給自己定下的首要任務是要把蘇美緩和的車開下去，不能因為尼克松的下台就剎車。
1974年尼克松因水門事件引咎辭職，他的副總統福特先生繼任總統。在1976年年底，福特總統在大選中輸給了民主黨的吉米?卡特先生。美國政府將在1977年進行政黨輪替。
勃列日涅夫獲悉這一情況，還沒等卡特正式出任總統，就立即指示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與之聯絡，為正式的談判打好提前量。
說起多勃雷寧這位同志，可是一位了不起的外交官。從1962年開始，擔任蘇聯駐美國大使共25年，直到戈爾巴喬夫時代才回國。在蘇聯國內是公認的美國通。
多勃雷寧全名阿納托利?費奧多羅維奇?多勃雷寧，1919年出生在莫斯科的一個工人家庭，比葛羅米柯小十歲，但是人生經歷和葛羅米柯挺像。多勃雷寧也是半路出家，大學的時候學的是航空專業，1944年奉命改行學習外交，1946年畢業於蘇聯外交部高等外交學校。
這所學校在蘇聯的地位相當於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的北京外國語大學，是培養外交領域高級領導幹部的搖籃。多勃雷寧畢業那年進入外交部工作，第二年就當上了外交部副部長助理。起點不是一般的高。五年之後又外放蘇聯駐美國大使館，先後擔任參贊和公使銜參贊。1955年回國後，直接升職外交部長助理，是年36歲。
升職太快了有時不一定是好事，比如1955年的多勃雷寧。當時的外交部長是斯大林時代“前三劍客”之一的莫洛托夫，此時的莫洛托夫與赫魯曉夫的權力鬥爭幾乎是打明牌。赫魯曉夫於1956年迫使莫洛托夫辭去外交部長職務，由謝皮洛夫接任。赫魯曉夫沒想到的是，1957年謝皮洛夫與莫洛托夫等人一起發動了六月政變，企圖罷黜赫魯曉夫。
這就是多勃雷寧的不幸，先後跟隨的兩位領導全是大領導的反對派。這不，“反黨集團”才被粉碎，多勃雷寧就被派往美國，擔任有虛名無實權的聯合國副秘書長。

1960年，多勃雷寧回國擔任蘇聯外交部美洲司司長，沒過多久，又在1962年被任命為蘇聯駐美國大使，這一干就是25年。
多勃雷寧3月上任，很快就碰上了倒霉事。赫魯曉夫命令軍方把核導彈運進古巴，居然被肯尼迪知道了。10月，古巴導彈危機爆發。
國際外交事務說到底和做生意是一回事，從來就是先談感情，再談合作，最後才是“親兄弟明算賬”。但是蘇聯是個例外，蘇聯的外交紀律不允許外交人員單獨與西方同仁建立私交，連單獨見面都會被懷疑是通敵。
與眾不同的多勃雷寧突破了這條紀律，通過肯尼迪的弟弟為美蘇兩國領導人建立起了直接而秘密的通道。雙方各退一步後，核戰爭被化解。從此以後，多勃雷寧逐漸受到莫斯科的重視，並被授權處置對美外交。
六、七十年代的多勃雷寧與葛羅米柯的關係就像二戰期間葛羅米柯與莫洛托夫的關係。一個專職負責對美外交，一個主持外交工作全局。
但是多勃雷寧並不受葛羅米柯賞識，一種說法是多勃雷寧功高震主，葛羅米柯擔心如果讓他回到莫斯科會搶自己的風頭；另一種說法是蘇聯外交界人才匱乏，好不容易有個熟悉美國事務的人才，必須“像一把尖刀一樣扎在敵人的胸口”。
多勃雷寧在領導駐美使館期間，經常鼓勵下屬深入美國社會各階層，拓展蘇聯影響，廣泛建立人脈以求加強蘇美政治經濟聯繫，搞清楚美國國情的真實情況。通過這一系列工作，多勃雷寧練就了一項獨門絕技——他能根據自己和部下收集的資料準確預測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不簡單把？
人，可以做到選擇朋友，卻做不到選擇對手。
可偏偏多勃雷寧能做到為自己的領袖選擇對手。每次美國大選前，他總是能預測兩黨候選人各自的勝算，然後根據其對蘇政策主張“扶持”符合蘇聯意義的一方，利用克格勃的特工手段和蘇聯外交官的遊說為其造勢。或者，提前與“准總統”建立私人關係，留待他日使用。
對卡特總統就是這樣。

1976年11月，卡特當選美國第39任總統。雖然要等到第二年春天才上任，但是，勃列日涅夫已經採納了多勃雷寧的建議，提前和卡特“搭上線”，把信寫上了。
11月29日，多勃雷寧將勃列日涅夫給卡特的信件交給卡特的私人代表哈里曼先生。事情很快就得到積極的回應。12月1日，哈里曼回訪多勃雷寧，代表卡特對勃列日涅夫信中的內容作出答覆。多勃雷寧把當天的談話內容記在自己的日記里。當然，肯定也寫了匯報給莫斯科。
勃列日涅夫擔心兩件事，一是卡特是民主黨人，尼克松和接替尼克松的福特總統都是共和黨人，萬一卡特對他倆與蘇聯簽的那些何談成果不認賬怎麼辦？另一件事是，新總統到底有沒有意向繼續搞緩和。
哈里曼代表卡特從三個方面答覆勃列日涅夫在信中的疑問，告知多勃雷寧：
首先是禮節性的話，大致就是卡特也有限制核擴散和停止軍備競賽的良好願望，並表示“非常滿意總書記電報的語氣”；
其次是訴苦衷，哈里曼說卡特要等他和他的領導班子上任以後再談削減戰略武器的具體問題，至於之前美蘇之間的會談成果，卡特“將對近兩年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中所做的工作予以考慮。然而卡特希望保留他在完成最終協議解決尚在爭議的議題時想到修改想法的權利”。
最後是抱希望，哈里曼強調卡特對防止核武器擴散問題很感興趣。在他就職前與蘇聯的談判計劃中核武器防擴散和限制戰略武器問題將被優先考慮。
事情很明顯，卡特總統在接過橄欖枝的同時保留了對蘇強硬的權利。這就是美國總統的高明之處，利用自己尚未正式登台的便利，先想辦法弄清蘇聯的底線，再許下一個不含實際內容的良好願望，吸引蘇聯領導人做到談判桌上來。
勃列日涅夫可不是軟柿子，想蒙他等於跟和尚借梳子，沒門。

勃列日涅夫收到回復之後保持着冷靜，既然卡特總統說要等到正式上任、組建班子之後才能談正事，那這事就說明還有的談。
前文已經說過，美國總統競選期間都要宣講自由民主平等的核心價值觀，上任之後自然要踐行自己的承諾。卡特也不例外，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在人權問題上找蘇聯人談談。
自1975年美蘇等國簽訂《赫爾辛基最後文件》之後，美國就不斷對蘇聯的人權情況進行抨擊，以打擊蘇聯的國際形象，維護美國及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優越性。蘇聯方面，安德羅波夫在1973年好不容易把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撲滅，可是架不住西方國家借《赫爾辛基最後文件》干涉蘇聯人權問題，1975年之後，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再次興起。
卡特總統就職之後，公開要求蘇聯釋放持不同政見者金茲堡，遭到蘇聯的強烈反對。勃列日涅夫很生氣，沒想到卡特一上台就找蘇聯人的麻煩。當然，現在已經是1977年，勃列日涅夫已經不再是1964年那個不諳外交事務的第一書記了，在葛羅米柯等人的輔導下，他已經有了處理外交事務的成熟經驗。
勃列日涅夫採取雙管齊下的辦法，一方面在2月18日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擬定相應談判內容交予駐美大使多勃雷寧，派他與時任美國國務卿萬斯會談，說明蘇聯立場。另一方面，他又在2月25日以私人名義繼續給卡特總統寫信，就人權問題作出答覆，同時暗示對方自己對核裁軍的一些看法。
這就是勃列日涅夫的難處，一方面要穩住政治局的強硬派勢力，另一方面要繼續推行對美緩和。所以，公開的和秘密的手段，一個都不能少。而且，他懂美國總統的心思，一方面要抨擊蘇聯人權問題迎合朝野兩黨和國內民眾，另一方面也要推行緩和，減輕軍備競賽壓力，重振國民經濟。
沒辦法，當年的國際政治就是這樣，口號要喊，事情也要做。
就像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的北京，既要喊“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帝修反”，又要瞞着越南和朝鮮，去與頭號帝國主義國家開啟正常外交道路。

不過，美國方面對蘇聯人權問題的抨擊也不僅僅是說說而已，中央情報局以駐蘇聯大使館為掩護，多次與持不同政見者聯繫。尤其重視與核物理學界的薩哈羅夫等人聯絡，這一現象引起蘇聯方面尤其是克格勃的高度警惕，嚴防後者泄露國防機密。根據克格勃的偵查，薩哈羅夫最後一次與美國人聯絡是在1977年2月8日。
當然，克格勃掌握的情況還不止薩哈羅夫事件。先後偵破的還有利帕夫斯基案件和卡扎奇科夫案件，這兩起都屬於美國間諜與持不同政見者合謀的案件。其中的利帕夫斯基案件，克格勃用了老辦法，要求利帕夫斯基寫公開信，向全世界坦白自己裡通外國的“叛國行為”。
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在3月21日上書蘇共中央政治局，要求從四個方面回擊美國政府咋人權問題上對蘇聯的挑釁：
一是舉行記者招待會，安排一位美國或另一位西方記者同利帕夫斯基談話，在《消息報》和國外報刊公布這次記者招待會的內容；
二是通過蘇聯官方媒體在對外報道和廣播中登載國家安全委員會準備好的文章，發布1976年偵破的為美國間諜機關服務的卡扎奇科夫案件材料，說明美國間諜機構利用“持不同政見者”搞反蘇間諜破壞活動；
三是通過國家安全委員會渠道組織向華盛頓及美國駐蘇大使館，以蘇聯個別公民和集體的名義寄發一批抗議美國干涉蘇聯內政的信件；
3月24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克格勃的呈文，批准同意。
反間諜的鬥爭克格勃會幹，搞緩和的談判就要看外交部了。
1977年春天，勃列日涅夫和卡特總統的私人信件往返總共達到6封，雙方在裁軍和人權問題上始終“各抒己見”，不肯讓步。為了結束僵局，美國國務卿萬斯決定在3月底訪問蘇聯，為雙方的緩和之路再邁出一大步。
蘇聯方面十分重視，多勃雷寧和葛羅米柯先後上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