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谢列斯特的背后有波德戈尔内的支持。
在对外政策上，勃列日涅夫主张对西方缓和，波德戈尔内主张对西方强硬。而在民族政策上，勃列日涅夫主张大俄罗斯主义，而波德戈尔内却更关心少数民族权力。
也许，和他俩的民族成分有关，勃列日涅夫是俄罗斯族，而波德戈尔内是乌克兰族。
谢列斯特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得到了波德戈尔内的支持。1972年苏联成立50周年，波德戈尔内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文章，强调苏联宪法、苏联法律维护公民的民族平等，“不容许任何民族建立特权”。谢列斯特有了波德戈尔内的支持，对乌克兰所谓的“民族主义”问题实行淡化政策。
勃列日涅夫担心的是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宣扬民族意识的行动会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遥相呼应，最终推翻苏联政权并建立少数民族自己的国家。所以，一直主张对民族分裂言论和行为进行“严打”。
20世纪六十年代，乌克兰有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叫做伊凡?久巴。他在1966年向乌克兰党中央递交了一份意见书，即《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意见书引用大量数字揭露了联盟中央对乌克兰实行的民族削弱政策和压迫政策。
谢列斯特看完意见书后，先不表态，把文章下发给乌克兰各州州委书记传阅，征求意见。大家最后商议的结果是在乌克兰官媒《乌克兰共产党人》发表批判性文章，指出其观点有害，然后，把伊凡?久巴调离文学岗位，别处使用。
没过多久，到了1968年，由于得到谢列斯特的保护，伊凡?久巴虽然没能回归原职，但还是又能自由发表文章了。
这件事让勃列日涅夫很不高兴，加上谢列斯特在“布拉格之春”事件中力主出兵，后来又反对勃列日涅夫对美国搞缓和，最恶劣的是不顾政治局决议和外交礼仪，不欢迎尼克松访问基辅。谢列斯特最终在1972年4月被勃列日涅夫免去职务。由谢尔比茨基继任乌克兰第一书记。
免去谢列斯特的乌克兰第一书记职务还不够，勃列日涅夫还要把谢列斯特赶出中央政治局。为了找出理由，谢尔比茨基组织了写作班子，在《乌克兰共产党人》发表编辑部文章，批判谢列斯特的著作《乌克兰——我们的祖国》，指出他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和严重缺点”。
人要打倒，思想要批臭，下一步就是组织措施。1973年4月，谢列斯特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被退休。

@农村棵 2644楼 2014-06-14 00:00:03
还更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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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继续更新，只是思路尚未恢复，写了一些草稿，很不满意。大家先去看世界杯吧。晚些时候贴文继续。

时间进入1977年，勃列日涅夫给自己定下的首要任务是要把苏美缓和的车开下去，不能因为尼克松的下台就刹车。
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引咎辞职，他的副总统福特先生继任总统。在1976年年底，福特总统在大选中输给了民主党的吉米?卡特先生。美国政府将在1977年进行政党轮替。
勃列日涅夫获悉这一情况，还没等卡特正式出任总统，就立即指示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与之联络，为正式的谈判打好提前量。
说起多勃雷宁这位同志，可是一位了不起的外交官。从1962年开始，担任苏联驻美国大使共25年，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回国。在苏联国内是公认的美国通。
多勃雷宁全名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多勃雷宁，1919年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工人家庭，比葛罗米柯小十岁，但是人生经历和葛罗米柯挺像。多勃雷宁也是半路出家，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航空专业，1944年奉命改行学习外交，1946年毕业于苏联外交部高等外交学校。
这所学校在苏联的地位相当于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是培养外交领域高级领导干部的摇篮。多勃雷宁毕业那年进入外交部工作，第二年就当上了外交部副部长助理。起点不是一般的高。五年之后又外放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先后担任参赞和公使衔参赞。1955年回国后，直接升职外交部长助理，是年36岁。
升职太快了有时不一定是好事，比如1955年的多勃雷宁。当时的外交部长是斯大林时代“前三剑客”之一的莫洛托夫，此时的莫洛托夫与赫鲁晓夫的权力斗争几乎是打明牌。赫鲁晓夫于1956年迫使莫洛托夫辞去外交部长职务，由谢皮洛夫接任。赫鲁晓夫没想到的是，1957年谢皮洛夫与莫洛托夫等人一起发动了六月政变，企图罢黜赫鲁晓夫。
这就是多勃雷宁的不幸，先后跟随的两位领导全是大领导的反对派。这不，“反党集团”才被粉碎，多勃雷宁就被派往美国，担任有虚名无实权的联合国副秘书长。

1960年，多勃雷宁回国担任苏联外交部美洲司司长，没过多久，又在1962年被任命为苏联驻美国大使，这一干就是25年。
多勃雷宁3月上任，很快就碰上了倒霉事。赫鲁晓夫命令军方把核导弹运进古巴，居然被肯尼迪知道了。10月，古巴导弹危机爆发。
国际外交事务说到底和做生意是一回事，从来就是先谈感情，再谈合作，最后才是“亲兄弟明算账”。但是苏联是个例外，苏联的外交纪律不允许外交人员单独与西方同仁建立私交，连单独见面都会被怀疑是通敌。
与众不同的多勃雷宁突破了这条纪律，通过肯尼迪的弟弟为美苏两国领导人建立起了直接而秘密的通道。双方各退一步后，核战争被化解。从此以后，多勃雷宁逐渐受到莫斯科的重视，并被授权处置对美外交。
六、七十年代的多勃雷宁与葛罗米柯的关系就像二战期间葛罗米柯与莫洛托夫的关系。一个专职负责对美外交，一个主持外交工作全局。
但是多勃雷宁并不受葛罗米柯赏识，一种说法是多勃雷宁功高震主，葛罗米柯担心如果让他回到莫斯科会抢自己的风头；另一种说法是苏联外交界人才匮乏，好不容易有个熟悉美国事务的人才，必须“像一把尖刀一样扎在敌人的胸口”。
多勃雷宁在领导驻美使馆期间，经常鼓励下属深入美国社会各阶层，拓展苏联影响，广泛建立人脉以求加强苏美政治经济联系，搞清楚美国国情的真实情况。通过这一系列工作，多勃雷宁练就了一项独门绝技——他能根据自己和部下收集的资料准确预测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不简单把？
人，可以做到选择朋友，却做不到选择对手。
可偏偏多勃雷宁能做到为自己的领袖选择对手。每次美国大选前，他总是能预测两党候选人各自的胜算，然后根据其对苏政策主张“扶持”符合苏联意义的一方，利用克格勃的特工手段和苏联外交官的游说为其造势。或者，提前与“准总统”建立私人关系，留待他日使用。
对卡特总统就是这样。

1976年11月，卡特当选美国第39任总统。虽然要等到第二年春天才上任，但是，勃列日涅夫已经采纳了多勃雷宁的建议，提前和卡特“搭上线”，把信写上了。
11月29日，多勃雷宁将勃列日涅夫给卡特的信件交给卡特的私人代表哈里曼先生。事情很快就得到积极的回应。12月1日，哈里曼回访多勃雷宁，代表卡特对勃列日涅夫信中的内容作出答复。多勃雷宁把当天的谈话内容记在自己的日记里。当然，肯定也写了汇报给莫斯科。
勃列日涅夫担心两件事，一是卡特是民主党人，尼克松和接替尼克松的福特总统都是共和党人，万一卡特对他俩与苏联签的那些何谈成果不认账怎么办？另一件事是，新总统到底有没有意向继续搞缓和。
哈里曼代表卡特从三个方面答复勃列日涅夫在信中的疑问，告知多勃雷宁：
首先是礼节性的话，大致就是卡特也有限制核扩散和停止军备竞赛的良好愿望，并表示“非常满意总书记电报的语气”；
其次是诉苦衷，哈里曼说卡特要等他和他的领导班子上任以后再谈削减战略武器的具体问题，至于之前美苏之间的会谈成果，卡特“将对近两年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所做的工作予以考虑。然而卡特希望保留他在完成最终协议解决尚在争议的议题时想到修改想法的权利”。
最后是抱希望，哈里曼强调卡特对防止核武器扩散问题很感兴趣。在他就职前与苏联的谈判计划中核武器防扩散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将被优先考虑。
事情很明显，卡特总统在接过橄榄枝的同时保留了对苏强硬的权利。这就是美国总统的高明之处，利用自己尚未正式登台的便利，先想办法弄清苏联的底线，再许下一个不含实际内容的良好愿望，吸引苏联领导人做到谈判桌上来。
勃列日涅夫可不是软柿子，想蒙他等于跟和尚借梳子，没门。

勃列日涅夫收到回复之后保持着冷静，既然卡特总统说要等到正式上任、组建班子之后才能谈正事，那这事就说明还有的谈。
前文已经说过，美国总统竞选期间都要宣讲自由民主平等的核心价值观，上任之后自然要践行自己的承诺。卡特也不例外，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在人权问题上找苏联人谈谈。
自1975年美苏等国签订《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之后，美国就不断对苏联的人权情况进行抨击，以打击苏联的国际形象，维护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优越性。苏联方面，安德罗波夫在1973年好不容易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扑灭，可是架不住西方国家借《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干涉苏联人权问题，1975年之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再次兴起。
卡特总统就职之后，公开要求苏联释放持不同政见者金兹堡，遭到苏联的强烈反对。勃列日涅夫很生气，没想到卡特一上台就找苏联人的麻烦。当然，现在已经是1977年，勃列日涅夫已经不再是1964年那个不谙外交事务的第一书记了，在葛罗米柯等人的辅导下，他已经有了处理外交事务的成熟经验。
勃列日涅夫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在2月18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拟定相应谈判内容交予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派他与时任美国国务卿万斯会谈，说明苏联立场。另一方面，他又在2月25日以私人名义继续给卡特总统写信，就人权问题作出答复，同时暗示对方自己对核裁军的一些看法。
这就是勃列日涅夫的难处，一方面要稳住政治局的强硬派势力，另一方面要继续推行对美缓和。所以，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一个都不能少。而且，他懂美国总统的心思，一方面要抨击苏联人权问题迎合朝野两党和国内民众，另一方面也要推行缓和，减轻军备竞赛压力，重振国民经济。
没办法，当年的国际政治就是这样，口号要喊，事情也要做。
就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北京，既要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又要瞒着越南和朝鲜，去与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开启正常外交道路。

不过，美国方面对苏联人权问题的抨击也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中央情报局以驻苏联大使馆为掩护，多次与持不同政见者联系。尤其重视与核物理学界的萨哈罗夫等人联络，这一现象引起苏联方面尤其是克格勃的高度警惕，严防后者泄露国防机密。根据克格勃的侦查，萨哈罗夫最后一次与美国人联络是在1977年2月8日。
当然，克格勃掌握的情况还不止萨哈罗夫事件。先后侦破的还有利帕夫斯基案件和卡扎奇科夫案件，这两起都属于美国间谍与持不同政见者合谋的案件。其中的利帕夫斯基案件，克格勃用了老办法，要求利帕夫斯基写公开信，向全世界坦白自己里通外国的“叛国行为”。
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在3月21日上书苏共中央政治局，要求从四个方面回击美国政府咋人权问题上对苏联的挑衅：
一是举行记者招待会，安排一位美国或另一位西方记者同利帕夫斯基谈话，在《消息报》和国外报刊公布这次记者招待会的内容；
二是通过苏联官方媒体在对外报道和广播中登载国家安全委员会准备好的文章，发布1976年侦破的为美国间谍机关服务的卡扎奇科夫案件材料，说明美国间谍机构利用“持不同政见者”搞反苏间谍破坏活动；
三是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渠道组织向华盛顿及美国驻苏大使馆，以苏联个别公民和集体的名义寄发一批抗议美国干涉苏联内政的信件；
3月2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克格勃的呈文，批准同意。
反间谍的斗争克格勃会干，搞缓和的谈判就要看外交部了。
1977年春天，勃列日涅夫和卡特总统的私人信件往返总共达到6封，双方在裁军和人权问题上始终“各抒己见”，不肯让步。为了结束僵局，美国国务卿万斯决定在3月底访问苏联，为双方的缓和之路再迈出一大步。
苏联方面十分重视，多勃雷宁和葛罗米柯先后上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