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的报告提交中央政治局后，对美缓和的大政方针再度进入议事日程。除此以外，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也逐渐显露，经常进入会议内容。不过，政治局委员们的心思并不在此，更多的是考虑各自的后路。
原因很简单，勃列日涅夫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了。
勃列日涅夫接受着苏联最好的医疗服务，但是生活习惯并不是太好。大家都知道，俄罗斯民族好喝两口伏特加。总书记也不例外，而且他能饮用的酒类更多更上档次。勃列日涅夫喝酒没有节制，据时任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回忆：1973年勃列日涅夫访美时，有天晚上接近凌晨，尼克松总统以私人名义请勃列日涅夫“吃夜宵”，喝点小酒（看来搞外交和做生意是一回事，想赚别人的钱，得先请人吃饭培养私人感情，拉近关系）。
估计勃列日涅夫的看法和我一样，所以他只带了多勃雷宁去，连翻译都没带。进门后，他发现尼克松的翻译也不在。不过，当他看见尼克松往威士忌里兑饮料时，立马拦住，还对尼克松说您这是在糟蹋美酒。然后反客为主，要求和总统先生喝纯的。
前文已经介绍过尼克松总统是什么人——外表谦逊，内心极富政治权谋。尼克松没有计较苏联客人的不讲礼貌，端起纯威士忌就和勃列日涅夫干上了。几杯过后，尼克松稳如泰山，很有风度地听勃列日涅夫的酒后絮叨，他不知道，已经喝醉的勃列日涅夫说的是自己上台以来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斗争内幕。
第二天酒醒后，勃列日涅夫召见多勃雷宁。
“昨晚上我是不是酒后话特别多？”
“没关系，我只翻译了能让总统听见的话。”
??????
撇开外交礼仪不说，勃列日涅夫在敌人的“巢穴”都敢放开来喝，可想而知，他在国内该喝多少？

爱喝酒耽误事不算什么，勃列日涅夫还爱抽烟。七十年代中期，医生们劝他戒烟，他明确表示做不到。好在医生同志们坚持原则，也好在总书记平易近人。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由厂家为他制作特制烟盒，这种烟盒人打不开，但是会每隔一小时自动弹出一根烟来。这就是医生给他设定的烟量。
但是，勃列日涅夫还是会随身带烟，直到七十年代末期身体恶化彻底戒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和领导争执，哪怕你是为他好。等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不用你说他也会改。
烟酒说完了，该说生活作风问题了。
局内人都知道领袖和身边的某位或者某几位护士妹妹有那么点风花雪月的事。但是领袖的亲密战友们都很好地保守了领袖的这个秘密。连那些被领袖打倒、逐出政治局的党内高干们也不向民间泄露。毕竟，在生活作风问题上相互攻讦的行为，是“大清洗”时期鹰犬们才干的事，生活作风在高层权斗中摆上桌面为人不屑。
勃列日涅夫还有两个极富挑战性和刺激性的兴趣爱好，一是飙车，二是打猎。
还以1973年勃列日涅夫访美期间的轶事为例。当时，美国政府送给他一辆“林肯大陆”牌轿车。勃列日涅夫兴奋之下，马上试车，拉着尼克松坐陪，倒霉的多勃雷宁也被叫上车当翻译。
深知总书记习惯的多勃雷宁小心翼翼地提醒勃列日涅夫注意新车的特点。勃列日涅夫一上来就猛踩离合器，汽车“轰”的一声猛蹿出去，车轮下是一条窄路，而且弯弯曲曲。勃列日涅夫驾车飞驰，前面是一个很陡的斜坡，坡顶上竖着块牌子，上面写着“慢行，前有险弯”。不认识英文的勃列日涅夫仍以80 多公里的时速冲下斜坡，惊得尼克松不断地说“慢点开，慢点开”。冲下坡后，勃列日涅夫不得不急踩刹车。试车完毕，勃列日涅夫说这辆走得真稳。尼克松的回答也不失统帅风度：“你真是个了不起的驾驶员。”
再一次撇开外交礼仪不说，勃列日涅夫在敌人的“巢穴”都敢如此飙车，可想而知，他在国内该会怎么飙车？苏联领导人出行就已经四处封路了，再摊上一位爱飙车的领导人，有多少道路需要管制，多少民众会受影响？

再说打猎。
在帝国时代，打猎是俄罗斯贵族们的业余消遣。
在斯大林时期的饥荒年代，打猎是人民获取食物、热量和生存权的最后机会。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或许有人会说，领袖英明神武，生活状态健康向上。
作为一位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有这样的兴趣爱好，我能说“呵呵”吗？
还是借用两句我国古代先贤的话吧，一句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另一句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勃列日涅夫有了这么多轰轰烈烈的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身体能好到哪去？
勃列日涅夫在哈萨克担任第一书记时，就被诊断出有心脏病，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苏共与捷共会谈，勃列日涅夫与杜布切克等人争吵，引发心肌梗塞；1973年，勃列日涅夫的中央神经系统发生重大恶化；1974 年11 月，勃列日涅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现“中风”病症；同年12月，勃列日涅夫主持苏共中央全会，并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波德戈尔内和谢列平在那次会议上攻击总书记的内外政策，再一次把领袖气的心脏病发作。
当1975年1月，勃列日涅夫再次“中风”、并在随后不久诊断出心肌梗塞时，无论是总书记本人还是政治局委员们，都不得不考虑“党的未来”了，也就是接班人问题。
1975年的中央政治局中，年纪最轻的谢列平、谢尔比茨基和库拉科夫。三人都是1918年出生，时年57岁。而其他人大多数与勃列日涅夫年纪（1906年出生）差不多，如果培养接班人肯定要在这三人之中选。
谢列平无疑是资历最老的，但是大家都不喜欢他。而且政治局委员们跟着勃列日涅夫干了那么多坑他的事情，大家都担心他上台以后会报复。勃列日涅夫的权力斗争造诣也不会允许自己的反对派接自己的班。1975年4月，谢列平再次被大家坑了，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

不过，意外随时可能发生。
1975年12月，谢尔比茨基跟随勃列日涅夫出席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他本人的回忆，期间他曾对勃列日涅夫说：“您的年岁大了，精力不够了，看来该是考虑安度晚年的时候了。”
勃列日涅夫听后生气地说：“你说什么，沃洛佳（谢尔比茨基的名字弗拉基米尔的昵称）。没有想到你会说这话……”说着，眼泪都流出来了。自此之后，谢尔比茨基再也没敢涉及这一话题。
很自然的，谢尔比茨基逐渐被排除出接班人范围之外。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年轻同志千万不要仗着和领导关系近就乱讲话，切不可认为和领导年龄差距大，就“辜负”领导有如父兄的包容和关爱。
现成的接班人不合适，就只好选择新人了。这一次，勃列日涅夫想到的是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罗曼诺夫。
罗 曼诺夫全名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罗曼诺夫。1923年出生，18岁加入红军，参加卫国战争，1944年入党。战争结束后投身造船工业，进入苏联造船工业部工作，1954年毕业于列宁格勒造船学院（函授）。
罗曼诺夫于1955年进入列宁格勒工作，从列宁格勒日丹诺夫工厂党委书记干起，先后任苏共列宁格勒市基洛夫区委书记、第一书记、苏共列宁格勒市委书记、苏共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并于1963年任苏共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
一位转业军人，刚刚退伍就能进入中央政府工作（造船工业部）；一位32岁的上海市某国有企业的党委书记，八年之后就能当上上海市委副书记，这也太快了吧？

大家一定会奇怪他为什么升的这么快？我也很奇怪，可是手头找不到足够的资料分析他被火箭提拔的原因。
既然解释不了原因，那就面对现实吧。好歹从布尔什维克掌权开始，列宁格勒就是培养高级干部的地方，大家就当见怪不怪吧。
勃列日涅夫欣赏罗曼诺夫，跟他的“积极表现”有关。
1967年，勃列日涅夫为了削弱谢列平，先是解除了谢米恰斯内的克格勃主席职务。随后把目标瞄向列宁格勒，枪口瞄准谢列平的另一个小伙伴、时任苏联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的托尔斯基科夫。
勃列日涅夫决不允许国内第二大城市“不与中央保持一致”。1967年7月21日，《真理报》发表两篇文章批评列宁格勒党组织的工作。不久，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州委第一书记换人，原书记托尔斯基科夫被派往中国担任驻华大使。
1967年是什么年份？那时候还是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三驾马车”时期，谁都没有绝对的权力优势。无论是谁，都没有足够的能力把自己的人安排到关键的位置上去。所以，中央的大佬们只能按常理出牌，安排第二书记接替，由年轻且与党内各派没有瓜葛的第二书记罗曼诺夫同志担任替第一书记。
列宁格勒州作为苏联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无论谁当上第一书记都是政治局委员们拉拢的对象。这时候，罗曼诺夫就遇到了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都遇过的问题，也就是站队的问题。
罗曼诺夫没有葛罗米柯那种深宫宦海的浮沉经历，也没有安德罗波夫那种作壁上观的城府。他只是立足列宁格勒的工业基础和大城市特殊地位，一面积极发展当地的重工业，一面落实新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
罗曼诺夫在前者干得好，让搞重工业出身的勃列日涅夫很高兴；后者干得好，使罗曼诺夫赢得了柯西金的赏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曼诺夫可谓再度掀起了列宁格勒派的旋风）。两者都干得好，上级领导自然对这位年轻同志刮目相看。
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们普遍认为他比同年当上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格里申（这位同志将在后文重点介绍）干得要好，列宁格勒的发展远远胜于格里申领导下的莫斯科。罗曼诺夫可谓干出了风格，也干出了水平。
无论你多么会讨好领导，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和过硬的本领，领导也不会提拔你。罗曼诺夫的政绩得到了大家的好评。九年之后的1976年3月，经过勃列日涅夫提议，罗曼诺夫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苏共中央核心决策层。又八年之后，他成为了戈尔巴乔夫争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那之前，甚至一度威胁到安德罗波夫。

安德罗波夫的那副知识分子眼镜掩饰着一双鹰的眼睛，在他没有夺权之前，他不会让任何人有机会接勃列日涅夫的班。罗曼诺夫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不久，一则传言进入莫斯科的街头巷议：罗曼诺夫为女儿结婚动用了收藏在埃尔米塔施博物馆的沙皇家庭餐具，而其客人偏偏又打碎了其中一件。这件事在党和人民群众中间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罗曼诺夫的官声口碑急转直下。
这件事的真伪暂且不说，到底是谁让列宁格勒的高官家庭内幕丑闻传到莫斯科很值得玩味。联想到苏联最爱说真话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都能被安德罗波夫的克格勃镇压下去，“有关部门”居然能让这样一则外地高级领导干部的传言流向首都基层老百姓，其中的真相不就昭然若揭了么？
当然，年轻有为的干部容易得罪人，想暗算罗曼诺夫的人不只安德罗波夫一个。毕竟，至今为止尚无明确的证据指向安德罗波夫。
况且，1977年至1978年，安德罗波夫的首要任务是拉队伍，扩充自己的人马。正式的结果将在1978年苏共中央十一月全会上揭晓。
1977年至1978年勃列日涅夫的主要工作还是推动苏美谈判，有了基里连科、乌斯季诺夫和罗曼诺夫等人把国防工业推向一个新台阶，又有资深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天才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辅佐，还有一流情报领袖安德罗波夫的杰出对外谍战工作，他愈加充满信心，要在谈判桌上完成他伟大的和平事业。
谁曾想，关键时候又有人给他掉链子了。
这个人就是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科（或译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谢夫钦柯），他掉的不是一般的链子，而是以苏联外交部副部级官员身份叛逃美国。

《纽约时报》1978年4月11日头版头条：苏联籍外交官、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科宣布与苏联政府决裂，加入美国国籍。
新闻一出，国际舆论一片哗然。从来就是鹰派言论不离嘴，对西方无比强硬的联合国副秘书长舍甫琴科先生居然干出了“叛国”之举。
苏联政府很没面子。
虽然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职务属于联合国，与联合国职员的国籍无关。但是，联合国机构中潜伏着世界各国间谍机关派出的情报人员已是众所周知的秘密。甚至，连一些联合国高级职员都在背弃联合国的“公义”，为实现本国利益的政治意图而服务。
舍甫琴科就是个例子。从理论意义上说，舍甫琴科是为联合国服务的。事实上，从任职伊始他就在贯彻莫斯科的政治意图。
这么说也不完全准确，因为早在1975年，舍甫琴科就开始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出卖苏联情报给对方。叛逃之后，舍甫琴科写了一本书叫做《与莫斯科决裂》，解释自己变节的原因是为了追求自由。
到底是什么样的自由，会使一位高级外交官出卖自己的祖国，卖身投靠于正在与祖国“冷战”的敌对国家的间谍机关？世界上真的有那样的自由，可以让人抛弃亲人和故土吗？
我想不是的。看完他的书，他给我的感觉是：他的背叛，萌生于“祖国”对他的不信任，而“祖国”给他的这种不信任则来源于苏联“悲催”的政权机构设置，来源于苏联自建国以来最杯具的外交部门。
接下来和大家讲讲舍甫琴科的故事，用他的经历看看苏联的外交官们到底有多么憋屈。
舍甫琴科1930年出生于苏联乌克兰东部的煤矿城市戈尔洛夫卡。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家中还有一位大他九岁的哥哥。五岁那年，父亲当上当地一家高干疗养医院的院长，全家开始步入当地上层生活，哥哥在卫国战争前夕加入苏联空军。
按理来说，这样的家庭出身应该是不错的，毕竟不是谁家的孩子想当空军就能当上。可偏偏舍甫琴科从小就是一位不安份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