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舍甫琴科毕业前夕，外交部来人招聘他。舍甫琴科正在犹豫要不要在国际关系学院继续深造，以后当个老师教授什么的，于是征询妻子莉娜的意见。老婆大人和他列举了他的大学同学们进入外交部后在国外的优越生活，他们“能带回西方的奢侈品”，他们“过得很愉快，而且正在走向更广阔更诱人的生活”。
莉娜最后总结说：“你这些年的努力和学习就是为了这个呀。你会干的很好的，我们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能有高级的东西，总算能出头了。”
舍甫琴科决定，坚决贯彻老婆大人的指示，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竭尽全力为祖国的外交事业服务，加入外交部。他被分配在裁军事务司工作。话说，这本来是个无关紧要的次要部门。但是吉人自有天相，舍甫琴科很快时来运转。
常言道，时势造英雄。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大力推行对西方缓和，裁军问题开始在外交部得到重视。1958年9月，舍甫琴科第一次出国，亲眼目睹了美国的优越生活和“自由气息”，开始萌生出一系列“反动思想”：比如，认为本国外交纪律苛刻，羡慕西方消费品市场的繁荣，仇恨苏共的愚民政策，厌恶无处不在的克格勃特工对外交官们的监视。
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秘密警察护国”是帝国时期沙皇专制的传统，从伊凡雷帝的“特辖军”到彼得大帝的“秘密办公厅”，再到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秘密处”，再到十九世纪的“第三厅”，秘密警察制度就没停过。革命后，又被列宁继承了下来，到斯大林执政期间发挥到极致。
至于外交官们，在党内高层眼里仿佛人人都可能成为叛徒，必须派出特工予以监视。外交部最有名的一条纪律就是“禁止任何工作人员独自一人与外国人接触，至少保证两人同行”。
我以为这是一条让外交官们彻底寒心的规矩。当你为了祖国的利益，远离家乡，与外国人唇枪舌战，争取国家利益的时候，自己人却不信任你，反而要你们互相监视，你会产生什么心境？
所以，“你爱你的国家，但是你的国家爱你吗？”成了西方间谍机关策反华约国家官员的最常用台词。

舍甫琴科是一位很顾家的男人，这一趟去纽约出差，他把出差补贴的绝大部分用来给老婆孩子买衣服、鞋子和玩具。三个月后，他返回莫斯科，把礼物拿给妻子。莉娜同志很高兴，但还是埋怨丈夫没像同事那样买点便宜货回国，然后去黑市倒卖。
由此看来，当时的舍甫琴科一家生活还是很清苦的。
1960年9月，舍甫琴科再一次跟团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与上次不同，这次的苏联代表团由赫鲁晓夫亲自带队。代表团全体人员乘坐“波罗的海”号轮船前往纽约。就是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发生了赫鲁晓夫拿皮鞋敲桌子的奇葩事件。
第一次与领袖近距离接触，舍甫琴科感觉赫鲁晓夫平易近人，说话很和气。但是，中途发生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情。让舍甫琴科对高层内幕大跌眼镜。
众所周知，苏联在联合国大会占据三个席位，分别是苏联、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很自然的，此次去纽约，时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波德戈尔内也率团参加联合国大会。去纽约的轮船要行使很长时间，事实上大家都挺无聊的。有一天晚上，赫鲁晓夫喝多了，要已经57岁的波德戈尔内为大家跳戈帕克舞（一种乌克兰民族舞蹈），波德戈尔内不敢拒绝，只好跳了一段。赫鲁晓夫立即鼓掌，夸波德戈尔内跳的好，并说：“你呆在基辅正合适。”
舍甫琴科对这件事的评价是：他俩做的事都不符合他俩的身份。
写到这里，不得不写出另一件事。1949年赫鲁晓夫调到莫斯科工作以后，斯大林经常召集他和贝利亚、马林科夫等人去克里姆林宫一起吃晚饭，觥筹交错之间，斯大林也经常让已经五十多岁的赫鲁晓夫跳戈帕克舞。赫鲁晓夫不敢反抗，只好跳给斯大林等人看。
同为政治局委员，献舞的赫鲁晓夫很没尊严，和斯大林一起观舞的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等人也没有尊严。因为在斯大林眼里，有的同事是为自己跳舞取乐的，有的同事是“陪笑陪喝酒”的。在斯大林看来，党内同志也好，人民群众也好，他可以要任何人的命，可以毁灭任何人的家庭，可以剥夺任何人的尊严，可以自己做尽任何坏事却让手下人背黑锅。
所以，赫鲁晓夫掌权后就差没把斯大林挫骨扬灰。
所以，波德戈尔内虽然被赫鲁晓夫提拔多年，一到关键时候，仍然和勃列日涅夫、谢列平一起推翻赫鲁晓夫。

不管怎么说，1960年的纽约之行，让年仅30岁的舍甫琴科第一次有了和国家最高领袖的近距离接触。这成为他升职速度由量变到质变的催化剂。当时的苏联正在同西方搞缓和，裁军问题专家炙手可热，舍甫琴科同志在赫鲁晓夫时代平步青云，升的那叫一个快。1963年，年仅33岁的舍甫琴科被任命为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宣传和政治事务部主任，并允许携带家眷出境。至此，终于实现了他和妻子莉娜在国外定居的目标。
请大家注意，舍甫琴科担任的外交官和一般的外交官不同。通常意义上的外交官都是由外交部委派，代表本国政府入驻所在国，办理两国之间的外交事务。舍甫琴科的这个职务不一样，他所在的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只不过代表团成员是由苏联政府选派。从理论意义上说，从这一刻起，他的职业目标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道义，而不再是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
可能我解释的不够专业，我们大家还可以这样理解：平常我们看一个人在哪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上班，就看他在哪领工资。咱们的舍甫琴科同志是在联合国领工资的，而不是领苏联政府的工资。
联合国是什么机构？那就好比汉献帝时期的大汉皇室，尽管不那么好使，但是人人都要尊敬他。玩得转的叫“挟天子以令诸侯”，玩得差的可就“人人得而诛之”了。
当舍甫琴科得知自己被安排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后，迅速进入“人在曹营心在汉”的状态。这也非怪，他从小就不安分，思想也不那么“正统”，10岁之前亲眼目睹了“大清洗”，23岁之前又赶上惨烈的卫国战争和战后初期的经济困难，尤其是在26岁通过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了解到史实真相，又在28岁第一次出国看到美国的经济繁荣与政治自由。无论是古今对比和敌我对比，他对苏共都是失望透顶，加上有个勤俭持家的“拜金主义”老婆，最终练就了“喊无产阶级万岁，过资产阶级生活”的卓越本领。
不过话又说回来，舍甫琴科毕竟在国内名牌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读过研究生，书生气浓的人多半有理想主义倾向，他坚信自己今后的工作应该是为联合国服务的，而不是为了苏联。
他这种想法幼稚吗？这个不好回答。不过二十五年后，有一位比他小两岁、也是国内名牌大学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大学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叫做“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那个人与舍甫琴科在纽约时的身份不一样，他是在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说的。
从舍甫琴科进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那一刻起，他对工作就有了抵触情绪。虽说苏联政府重用他，安排他当宣传和政治事务部主任，但他履职之后大跌眼镜。手下管着的二十几个人里面，只有七人是真正的外交官，其他人都是以外交官身份做掩护，要么是克格勃的特工，要么是军事情报局的间谍，他打心里烦那帮带枪的便衣。在他看来，他们除了偷懒和酗酒，别的什么也不会干，弄得自己的工作非常不好开展。舍甫琴科的心情不是一般的糟糕。
不管坐到什么位置都难，领导也有领导的烦心事。当领导烦什么？当然是烦上级在你手下硬塞一批这样的人：表面上隶属于你，实际上又管不了他，还要新心平气和地看着他干自己的事情，你说闹不闹心？
针对这一情况，纽约的党组织宽慰舍甫琴科，说国防部也好，克格勃也好，外交部也好，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舍甫琴科同志，你也是老党员了，应该有大局观，和大家一起工作要相互配合，尽量掩护他们多搜集情报。
其实吧，苏共在纽约的党组织误会了。舍甫琴科是一位有大局观的同志。他的大局观就是维护联合国的权威。苏联政府在联合国机构安插特工就是伤害联合国的权威。除此以外，舍甫琴科还认为美国政府在联合国机构吃了大亏，作为缴纳联合国会费的“大股东”，美国要给包括来自苏联在内的敌对国家工作人员发薪金。而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则会对苏联籍工作人员的工资进行截留，实际发放数额只在应有工资的一半左右。
截留下来的工资款项当然是用来资助苏联在纽约的间谍活动，也就是资助舍甫琴科眼里的那些“懒汉和酒鬼”。

苏联的外交纪律规定，派驻国外的外交官在同一岗位工作不得超过十年。唯一打破这一惯例的是多勃雷宁，其他人概莫能外。
到了六十年代末，舍甫琴科开始担心自己的前途，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政治走向。
从他的角度来看，近十年的联合国工作生涯，让他从一名一等秘书升职为特命全权大使。按照苏联的常理，这已经属于火箭提拔了，但是他在国内工作的时间太短，一直没有自己的队伍，在高层也没有明确的靠山。一旦回国，恐怕只有等退休的命了。
从他妻子莉娜的角度，回国意味着远离西方国家的优越生活，只能在莫斯科过点小特权日子。这一现实很难让她接受。
还是那句老话，时势造英雄。赫鲁晓夫时代的中期，苏联大力和西方搞缓和，所以裁军问题专家舍甫琴科同志很快进入高层视线，被派往联合国。
到了1969年，勃列日涅夫一心想扭转布拉格之春后的苏联外交颓势，转移国内对中苏边界争端的注意力，也开始和西方国家搞起了缓和。
搞缓和，勃列日涅夫需要葛罗米柯。葛罗米柯也需要网罗人才。舍甫琴科在联合国工作近十年，对西方的情况比较了解；大学和研究生专业又是裁军问题，符合当前搞缓和的需要；再加上与自己的儿子是同学，用着也比较放心。于是，葛罗米柯在1969年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征求了舍甫琴科的意见，希望他出任自己的顾问。舍甫琴科二话没说，答应了。
这种征求意见是私下的，并不是组织程序，没有太多人知道。
1970年4月，舍甫琴科回国。还没返回外交部述职，他就接到了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助理的电话，说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波诺马廖夫同志有急事要见他。
话说，这个苏共中央国际部是个什么单位？波诺马廖夫又是一位什么样的同志？他为啥要找舍甫琴科？
回答这些问题，就不得不提到苏联外交官们的第二大烦心事了，那就是仅次于亦敌亦友的克格勃的第二类同事——亦敌亦友的苏共中央国际部。

以列宁为首的革命家们打下江山之后，遇到了一个我们所有人都会遇到的难题，那就是怎么面对理想与现实。
人生在世，最难处理的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踏入社会之前，我们或许会憧憬：如何造福社会，如何服务公益，甚至是如何改造国家，如何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生活。而真正踏入社会之后，想的更多却是找份好工作、赚钱、买房、购车、结婚、生子，然后每天去为柴米油盐酱醋茶、水表电表煤气表操心。
不要觉得前者唱高调，也不要觉得后者很俗气，这些谁都躲不掉。
布尔什维克的理想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和解放全人类，也就是掀起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布尔什维克面对的现实是如何在俄国站稳脚跟，巩固执政地位。
从十月革命开始，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克里姆林宫始终在纠结这个矛盾，到底是掀起世界革命呢，还是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
针对这一世纪难题，布尔什维克想了想，对外交往不可避免，外交部还是要滴；输出革命的事情也不能放松，就在党中央委员会下面成立苏共中央国际部吧（有一段时间也叫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与兄弟党的联络。
也就是说，外交部负责处理现实问题，负责减少战争冲突，吸引国外资金技术，加强文化脚力。苏共中央国际部负责实现理想问题，鼓舞世界革命。
鼓舞世界革命听上去还是有些笼统，苏共中央国际部的职责就是看看兄弟党缺什么，然后报告上级给他们点什么。偶尔也会说一些类似“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可以少吃少穿，都要全力支持世界革命，特别是支持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话。 
然后再告诉兄弟党，你们应该怎么做。也就是在“世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受压迫阶级人民反抗精神高涨”的时候，通知兄弟党发动革命宣传甚至是武装斗争，推翻本国政府；当“革命形势转入低潮，革命时机尚不成熟”的时候，国际部就会告诉兄弟党隐蔽力量，甚至与资产阶级政府搞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