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舍甫琴科畢業前夕，外交部來人招聘他。舍甫琴科正在猶豫要不要在國際關係學院繼續深造，以後當個老師教授什麼的，於是徵詢妻子莉娜的意見。老婆大人和他列舉了他的大學同學們進入外交部後在國外的優越生活，他們“能帶回西方的奢侈品”，他們“過得很愉快，而且正在走向更廣闊更誘人的生活”。
莉娜最後總結說：“你這些年的努力和學習就是為了這個呀。你會幹的很好的，我們能過上體面的生活，能有高級的東西，總算能出頭了。”
舍甫琴科決定，堅決貫徹老婆大人的指示，不辜負黨組織的信任，竭盡全力為祖國的外交事業服務，加入外交部。他被分配在裁軍事務司工作。話說，這本來是個無關緊要的次要部門。但是吉人自有天相，舍甫琴科很快時來運轉。
常言道，時勢造英雄。赫魯曉夫上台以後，大力推行對西方緩和，裁軍問題開始在外交部得到重視。1958年9月，舍甫琴科第一次出國，親眼目睹了美國的優越生活和“自由氣息”，開始萌生出一系列“反動思想”：比如，認為本國外交紀律苛刻，羨慕西方消費品市場的繁榮，仇恨蘇共的愚民政策，厭惡無處不在的克格勃特工對外交官們的監視。
可他又有什麼辦法呢？“秘密警察護國”是帝國時期沙皇專制的傳統，從伊凡雷帝的“特轄軍”到彼得大帝的“秘密辦公廳”，再到葉卡捷琳娜女皇的“秘密處”，再到十九世紀的“第三廳”，秘密警察制度就沒停過。革命後，又被列寧繼承了下來，到斯大林執政期間發揮到極致。
至於外交官們，在黨內高層眼裡仿佛人人都可能成為叛徒，必須派出特工予以監視。外交部最有名的一條紀律就是“禁止任何工作人員獨自一人與外國人接觸，至少保證兩人同行”。
我以為這是一條讓外交官們徹底寒心的規矩。當你為了祖國的利益，遠離家鄉，與外國人唇槍舌戰，爭取國家利益的時候，自己人卻不信任你，反而要你們互相監視，你會產生什麼心境？
所以，“你愛你的國家，但是你的國家愛你嗎？”成了西方間諜機關策反華約國家官員的最常用台詞。

舍甫琴科是一位很顧家的男人，這一趟去紐約出差，他把出差補貼的絕大部分用來給老婆孩子買衣服、鞋子和玩具。三個月後，他返回莫斯科，把禮物拿給妻子。莉娜同志很高興，但還是埋怨丈夫沒像同事那樣買點便宜貨回國，然後去黑市倒賣。
由此看來，當時的舍甫琴科一家生活還是很清苦的。
1960年9月，舍甫琴科再一次跟團去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與上次不同，這次的蘇聯代表團由赫魯曉夫親自帶隊。代表團全體人員乘坐“波羅的海”號輪船前往紐約。就是這一次聯合國大會發生了赫魯曉夫拿皮鞋敲桌子的奇葩事件。
第一次與領袖近距離接觸，舍甫琴科感覺赫魯曉夫平易近人，說話很和氣。但是，中途發生了一件特別尷尬的事情。讓舍甫琴科對高層內幕大跌眼鏡。
眾所周知，蘇聯在聯合國大會占據三個席位，分別是蘇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很自然的，此次去紐約，時任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的波德戈爾內也率團參加聯合國大會。去紐約的輪船要行使很長時間，事實上大家都挺無聊的。有一天晚上，赫魯曉夫喝多了，要已經57歲的波德戈爾內為大家跳戈帕克舞（一種烏克蘭民族舞蹈），波德戈爾內不敢拒絕，只好跳了一段。赫魯曉夫立即鼓掌，夸波德戈爾內跳的好，並說：“你呆在基輔正合適。”
舍甫琴科對這件事的評價是：他倆做的事都不符合他倆的身份。
寫到這裡，不得不寫出另一件事。1949年赫魯曉夫調到莫斯科工作以後，斯大林經常召集他和貝利亞、馬林科夫等人去克里姆林宮一起吃晚飯，觥籌交錯之間，斯大林也經常讓已經五十多歲的赫魯曉夫跳戈帕克舞。赫魯曉夫不敢反抗，只好跳給斯大林等人看。
同為政治局委員，獻舞的赫魯曉夫很沒尊嚴，和斯大林一起觀舞的馬林科夫和貝利亞等人也沒有尊嚴。因為在斯大林眼裡，有的同事是為自己跳舞取樂的，有的同事是“陪笑陪喝酒”的。在斯大林看來，黨內同志也好，人民群眾也好，他可以要任何人的命，可以毀滅任何人的家庭，可以剝奪任何人的尊嚴，可以自己做盡任何壞事卻讓手下人背黑鍋。
所以，赫魯曉夫掌權後就差沒把斯大林挫骨揚灰。
所以，波德戈爾內雖然被赫魯曉夫提拔多年，一到關鍵時候，仍然和勃列日涅夫、謝列平一起推翻赫魯曉夫。

不管怎麼說，1960年的紐約之行，讓年僅30歲的舍甫琴科第一次有了和國家最高領袖的近距離接觸。這成為他升職速度由量變到質變的催化劑。當時的蘇聯正在同西方搞緩和，裁軍問題專家炙手可熱，舍甫琴科同志在赫魯曉夫時代平步青雲，升的那叫一個快。1963年，年僅33歲的舍甫琴科被任命為蘇聯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宣傳和政治事務部主任，並允許攜帶家眷出境。至此，終於實現了他和妻子莉娜在國外定居的目標。
請大家注意，舍甫琴科擔任的外交官和一般的外交官不同。通常意義上的外交官都是由外交部委派，代表本國政府入駐所在國，辦理兩國之間的外交事務。舍甫琴科的這個職務不一樣，他所在的蘇聯常駐聯合國代表團是聯合國的下屬機構，只不過代表團成員是由蘇聯政府選派。從理論意義上說，從這一刻起，他的職業目標是維護聯合國憲章和國際道義，而不再是維護蘇聯的國家利益。
可能我解釋的不夠專業，我們大家還可以這樣理解：平常我們看一個人在哪家機關、企事業單位上班，就看他在哪領工資。咱們的舍甫琴科同志是在聯合國領工資的，而不是領蘇聯政府的工資。
聯合國是什麼機構？那就好比漢獻帝時期的大漢皇室，儘管不那麼好使，但是人人都要尊敬他。玩得轉的叫“挾天子以令諸侯”，玩得差的可就“人人得而誅之”了。
當舍甫琴科得知自己被安排在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後，迅速進入“人在曹營心在漢”的狀態。這也非怪，他從小就不安分，思想也不那麼“正統”，10歲之前親眼目睹了“大清洗”，23歲之前又趕上慘烈的衛國戰爭和戰後初期的經濟困難，尤其是在26歲通過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了解到史實真相，又在28歲第一次出國看到美國的經濟繁榮與政治自由。無論是古今對比和敵我對比，他對蘇共都是失望透頂，加上有個勤儉持家的“拜金主義”老婆，最終練就了“喊無產階級萬歲，過資產階級生活”的卓越本領。
不過話又說回來，舍甫琴科畢竟在國內名牌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讀過研究生，書生氣濃的人多半有理想主義傾向，他堅信自己今後的工作應該是為聯合國服務的，而不是為了蘇聯。
他這種想法幼稚嗎？這個不好回答。不過二十五年後，有一位比他小兩歲、也是國內名牌大學莫斯科大學畢業的大學生說過一句類似的話，叫做“全人類的利益高於一切”，那個人與舍甫琴科在紐約時的身份不一樣，他是在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位置上說的。
從舍甫琴科進入蘇聯常駐聯合國代表團那一刻起，他對工作就有了牴觸情緒。雖說蘇聯政府重用他，安排他當宣傳和政治事務部主任，但他履職之後大跌眼鏡。手下管着的二十幾個人裡面，只有七人是真正的外交官，其他人都是以外交官身份做掩護，要麼是克格勃的特工，要麼是軍事情報局的間諜，他打心裡煩那幫帶槍的便衣。在他看來，他們除了偷懶和酗酒，別的什麼也不會幹，弄得自己的工作非常不好開展。舍甫琴科的心情不是一般的糟糕。
不管坐到什麼位置都難，領導也有領導的煩心事。當領導煩什麼？當然是煩上級在你手下硬塞一批這樣的人：表面上隸屬於你，實際上又管不了他，還要新心平氣和地看着他干自己的事情，你說鬧不鬧心？
針對這一情況，紐約的黨組織寬慰舍甫琴科，說國防部也好，克格勃也好，外交部也好，都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舍甫琴科同志，你也是老黨員了，應該有大局觀，和大家一起工作要相互配合，儘量掩護他們多搜集情報。
其實吧，蘇共在紐約的黨組織誤會了。舍甫琴科是一位有大局觀的同志。他的大局觀就是維護聯合國的權威。蘇聯政府在聯合國機構安插特工就是傷害聯合國的權威。除此以外，舍甫琴科還認為美國政府在聯合國機構吃了大虧，作為繳納聯合國會費的“大股東”，美國要給包括來自蘇聯在內的敵對國家工作人員發薪金。而蘇聯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則會對蘇聯籍工作人員的工資進行截留，實際發放數額只在應有工資的一半左右。
截留下來的工資款項當然是用來資助蘇聯在紐約的間諜活動，也就是資助舍甫琴科眼裡的那些“懶漢和酒鬼”。

蘇聯的外交紀律規定，派駐國外的外交官在同一崗位工作不得超過十年。唯一打破這一慣例的是多勃雷寧，其他人概莫能外。
到了六十年代末，舍甫琴科開始擔心自己的前途，因為他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政治走向。
從他的角度來看，近十年的聯合國工作生涯，讓他從一名一等秘書升職為特命全權大使。按照蘇聯的常理，這已經屬於火箭提拔了，但是他在國內工作的時間太短，一直沒有自己的隊伍，在高層也沒有明確的靠山。一旦回國，恐怕只有等退休的命了。
從他妻子莉娜的角度，回國意味着遠離西方國家的優越生活，只能在莫斯科過點小特權日子。這一現實很難讓她接受。
還是那句老話，時勢造英雄。赫魯曉夫時代的中期，蘇聯大力和西方搞緩和，所以裁軍問題專家舍甫琴科同志很快進入高層視線，被派往聯合國。
到了1969年，勃列日涅夫一心想扭轉布拉格之春後的蘇聯外交頹勢，轉移國內對中蘇邊界爭端的注意力，也開始和西方國家搞起了緩和。
搞緩和，勃列日涅夫需要葛羅米柯。葛羅米柯也需要網羅人才。舍甫琴科在聯合國工作近十年，對西方的情況比較了解；大學和研究生專業又是裁軍問題，符合當前搞緩和的需要；再加上與自己的兒子是同學，用着也比較放心。於是，葛羅米柯在1969年出席聯合國大會的時候，徵求了舍甫琴科的意見，希望他出任自己的顧問。舍甫琴科二話沒說，答應了。
這種徵求意見是私下的，並不是組織程序，沒有太多人知道。
1970年4月，舍甫琴科回國。還沒返回外交部述職，他就接到了蘇共中央國際部部長助理的電話，說蘇共中央國際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波諾馬廖夫同志有急事要見他。
話說，這個蘇共中央國際部是個什麼單位？波諾馬廖夫又是一位什麼樣的同志？他為啥要找舍甫琴科？
回答這些問題，就不得不提到蘇聯外交官們的第二大煩心事了，那就是僅次於亦敵亦友的克格勃的第二類同事——亦敵亦友的蘇共中央國際部。

以列寧為首的革命家們打下江山之後，遇到了一個我們所有人都會遇到的難題，那就是怎麼面對理想與現實。
人生在世，最難處理的就是理想與現實的關係。踏入社會之前，我們或許會憧憬：如何造福社會，如何服務公益，甚至是如何改造國家，如何為廣大人民群眾創造幸福生活。而真正踏入社會之後，想的更多卻是找份好工作、賺錢、買房、購車、結婚、生子，然後每天去為柴米油鹽醬醋茶、水錶電錶煤氣表操心。
不要覺得前者唱高調，也不要覺得後者很俗氣，這些誰都躲不掉。
布爾什維克的理想是消滅剝削、消滅壓迫和解放全人類，也就是掀起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而布爾什維克面對的現實是如何在俄國站穩腳跟，鞏固執政地位。
從十月革命開始，直到戈爾巴喬夫上台，克里姆林宮始終在糾結這個矛盾，到底是掀起世界革命呢，還是與西方國家和平共處？
針對這一世紀難題，布爾什維克想了想，對外交往不可避免，外交部還是要滴；輸出革命的事情也不能放鬆，就在黨中央委員會下面成立蘇共中央國際部吧（有一段時間也叫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負責與兄弟黨的聯絡。
也就是說，外交部負責處理現實問題，負責減少戰爭衝突，吸引國外資金技術，加強文化腳力。蘇共中央國際部負責實現理想問題，鼓舞世界革命。
鼓舞世界革命聽上去還是有些籠統，蘇共中央國際部的職責就是看看兄弟黨缺什麼，然後報告上級給他們點什麼。偶爾也會說一些類似“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後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後方”，“可以少吃少穿，都要全力支持世界革命，特別是支持越南人民抗擊美帝國主義的鬥爭”的話。 
然後再告訴兄弟黨，你們應該怎麼做。也就是在“世界革命形勢一片大好，受壓迫階級人民反抗精神高漲”的時候，通知兄弟黨發動革命宣傳甚至是武裝鬥爭，推翻本國政府；當“革命形勢轉入低潮，革命時機尚不成熟”的時候，國際部就會告訴兄弟黨隱蔽力量，甚至與資產階級政府搞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