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公主殿下逃往美国时身无分文，但是西方国家政界和媒体都把她当成了活宝贝。一大帮出版商找到她，要帮她出书。出版商拿到版权后，公开举行发布会宣布：将在1967年10月正式发售。
这下可把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苏斯洛夫等人急得够呛。政治局委员们心里犯嘀咕：西方敌对势力肯定是想借这本书搅和苏联1967年11月的十月革命50周年庆典，宣扬苏联政权的邪恶本性。
咋办？交给克格勃，让安德罗波夫想办法。
如果你是安德罗波夫，会怎么办？
派人暗杀斯维特兰娜？太下作了，没档次。
派人暗杀那些出版商？杀鸡儆猴？那肯定会在国际社会犯众怒。
写一本内容相反的书以正视听，顺便抨击斯维特兰娜叛逃时抛弃两个孩子，惨无母性？估计在西方没人感兴趣。
计划经济体制下长大的安德罗波夫想了一个市场经济的办法。他派克格勃特工从公主殿下在国内的朋友家里搜到了这本书的另一份手稿。然后找到一位外国记者，通过他低价转卖给一些西方国家出版社，让他们提前出售。
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挺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
这话真没说错，几家出版社拿到书稿后，立刻暴露出资产阶级的本性。也不管什么知识产权，什么正版盗版了，于8月份就把俄文版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发售。接着，各种语言译本接踵而至，市场销售异常火爆。
斯维特兰娜立即向法院提出起诉，要求制止盗版。可惜晚了，克格勃扑灭这本书影响的目的已经达到。
西方读者看完书中内容以后，发现里面政治方面的“料”太少了，全是家庭琐事。好不容易看到一点政治内容，却发现公主殿下写的是父皇斯大林怎样受奸臣贝利亚的蒙蔽，治国失误。一点都不符合读者的口味。
倒霉的除了斯维特兰娜，还有那些和她签合同的出版商。付了她100万美元的稿酬，结果10美元一本都卖不出去。后来又降到1美元一本，还是卖不动。最后五美分一本大甩卖。
安德罗波夫圆满完成了苏共中央交给他的任务，没有让这本书影响十月革命50周年庆典。苏共中央很高兴，特许克格勃自行庆祝国家安全机关成立50周年，并发去贺电。

收到苏共中央的贺电，安德罗波夫很高兴。不过，在特工部门当领导嘛，带队伍就要喜怒不形于色。加上安德罗波夫为人本来就低调，所以除了在庆祝会上做一次发言之外，没有对自己首长啊大肆宣扬。
克格勃副主席茨维贡是勃列日涅夫妻子的姐夫。他在克格勃50周年庆典的前两天，往安德罗波夫家送了一箱阿塞拜疆产的白兰地。后来，被安德罗波夫的夫人退回。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件事居然在不久之后被公开报道。
按理来说，一箱白兰地酒在领导干部之间送来送去应该不算什么。而且，当时苏共上层的生活从不见诸报端。这样的事情被报道似乎有点小题大做。
仔细想想，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苏共中央为了给安德罗波夫树立威信，同时塑造其清廉的美名。连皇亲国戚茨维贡同志都给他送礼了，更能体现安德罗波夫的威望。
另一种可能是为了体现茨维贡的积极主动，皇亲国戚茨维贡作为克格勃的二把手，能够主动往一把手家里拎东西，很有加强领导班子团结的诚意。仅仅一箱酒，礼轻人意重，恰到好处，又体现出茨维贡很有分寸。
不管怎么说，通过前朝公主和退礼这两件事，安德罗波夫给克格勃的部下们留下了干练与清廉的美名。这对他今后工作的开展很有好处，只是他没想到这一干就是十五年。
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力蒸蒸日上的苏联看似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稳定祥和，科教文卫事业蓬勃发展。但是大好局面之下仍然暗流涌动，各种不安定因素祸患滋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民族问题、工人抗争、国内安全事故、骚乱还有国际问题，接二连三地的困难让克里姆林宫头疼不已。
勃列日涅夫对这一切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他有自知之明。勃列日涅夫毫不避讳向身边人谈及自己的短处和缺点。他曾坦承自己最适合组织工作和心理学。还有一次，他对自己外交顾问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说：“我觉得自己担任过的最好职务就是州委第一书记。”言下之意，除此以外的高层工作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这就给苏共中央那些有能力有水平的干部提供了机遇。

朋友，你是否经常感觉自己才华横溢却被昏庸的领导忽视？你的老板是否才智平庸，主持不了广泛而复杂的工作？如果是，与其在背地里埋汰领导无能，不如打心里去尊敬他。因为他的无能已经给你创造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只要你有耐心，有恒心，有才华，有能力，机会总是会来的。
然后，抓住机会或者创造机会展示给他看。
大家都以为勃列日涅夫只会任人唯亲，只会搞“第聂伯帮”小团体。但安德罗波夫不这么认为。无论勃列日涅夫对权力斗争多么痴迷，他仍然需要一些有才华的人替他处理国事。比如总理柯西金、比如外交部长葛罗米柯。
认识到这些，安德罗波夫就开始大展身手，仅仅处置前朝公主的一本书并不能体现出安德罗波夫对勃列日涅夫的重要性。他的治国本领将随着他的敬业精神一起，得到勃列日涅夫的赏识。光是1967年，安德罗波夫就成功处置了好几个棘手的难题。
6月，安德罗波夫通过开座谈会平息鞑靼族“进京上访”，为鞑靼族恢复名誉，把斯大林极其帮凶定义的“叛国民族”的不实之词推翻。
6月，在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克格勃成功保障了苏联中东地区的情报畅通，为苏联遏制以色列“扩大战果”提供了强力支持。
8月，遥控指挥驻中国大使馆克格勃特工，在没有使用武器和警械的情况下，成功阻止红卫兵冲击苏联驻华使馆。
9月，阿布哈兹族进京上访，并在民族地区展开游行。安德罗波夫领导的克格勃在莫斯科、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等地同时展开行动，成功化解了可能的民族主义骚乱。
这还不算，苏共中央在1967年给克格勃增加了编制，成立了克格勃第五局，授权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持不同政见者，顾名思义，指的是那些与苏共政见不同的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就是这些人的活动。
从列宁时期开始，苏联公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的干干净净。普通老百姓的言论自由权利缺失自不必说，连知识分子们也不得不隐藏起自己真实的思想。仅以苏联文学界为例，所有的文学作品必须以描写“先进模范人物”的高大全为模式，不得偏离一分一毫。
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的专制传统，苏联的知识分子们也继承了帝国时期知识分子们的历史传统和精神自由。这种历史传统和精神自由激励着他们去追求真理、公正、民主和自由，直面强权，质疑并希望改造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们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俄国，先营造“批判的武器”，再建立“武器的批判”。那时的他们坚信自己的信仰可以拯救人民，可以为人类开创美好的明天。
然而，当这种批判的行为养成习惯，而且养成这种习惯的人夺取国家政权后，他们就无法容忍其他思想的存在。
列宁建立苏俄后，尤其是斯大林执政以后，迅速形成了“非我思想类，其心必异”的意识形态政策，随后就发生了镇压、改造和流放知识分子等现象。
苏俄时期有名的“哲学船事件”就是例证。1922年，俄共（布）驱逐了100多名俄国哲学界和其他学科领域的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他们“被乘坐”两艘德国船出境，从此永别故土，客死他乡。
仍在国内的知识分子们只能低下自己曾经高昂的头颅，战战兢兢地接受改造。思想“过关”后加入官方的各种文化机构，成为御用文人。正所谓，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气节是路人。
尽管如此，整个斯大林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清洗和迫害就一直没有断绝。
苏联建国后，教育界和知识界只允许传播革命思想，视其他思想为异端。可问题在于，无论是英法美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还是马恩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革命的最终目的都是要建立人类的幸福。
当法国人民发现所谓的革命就是“雅各宾专政”屠戮人民。他们立即拥护热月党人发动政变，恢复并巩固人民权利。
当苏联人民发现所谓的革命就是“大清洗”，甚至有人还想在斯大林死后复辟斯大林体制的时候，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爆发了。
苏联知识分子们和他们的先辈们一样，继续追求真理、正义与道德。利用苏共二十大后的政治宽松气氛，质疑苏联的历史真相和政治制度。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保守的气氛越来越浓。苏共制定出来的意识形态政策简直就是瞎子与聋子的对话，当权者们对人民追求幸福的渴望视而不见，人民对官方宣传漠然视之，不以为然。秉持鸵鸟心态的苏斯洛夫描绘了一幅美好现实——“发达社会主义”的各种美好。
正统革命经典教育出来的高材生们发现了现实的不幸福。他们先是反对官方某些政治派别企图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然后抨击苏军镇压“布拉格之春”。

@腾讯不许发言 2014-05-12 18:37:41

支持楼主，一定要写到普京上台，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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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台，小弟做不到啊

@1250501141 2014-05-13 12:10:08
要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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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从何说起？已经恢复更新了

谢米恰斯内领导克格勃的时候，根据克格勃的建议，苏联的刑法增加了一条“散布谣言”罪，专门用来对付风起云涌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言论自由需要法律来保障，而且法律应该规范言论自由，以不伤害他人权利与自由为前提。立法惩治谣言自然也就无可厚非。

比如，有些不法分子造谣攻击其他公民，中伤受害人的名誉和尊严，应该受到刑事处罚。

再比如，有些人散布谣言，编造某些食品的药物价值和毒性，哄抬或唱衰物价，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也应受到惩罚。

但是谢米恰斯内希望以此为手段，形成威慑，让持不同政见者回到斯大林时代当哑巴的状态，那就不妥了。

1967年，谢列平得了阑尾炎，勃列日涅夫趁机召开政治局会议，在谢列平缺席的情况下解除了谢米恰斯内的克格勃主席职务，由安德罗波夫接替。

向来有自由主义美名的安德罗波夫上台，让知识分子们看到了希望。

安德罗波夫与知识分子们的关系一直不错。尤其是在他担任中央书记时，招贤纳士、广开言路，赢得了广大知识们的充分信任。

大家都相信如果他能取代苏斯洛夫，意识形态政策一定会更加符合社会现实，改革主张一定能重新占据主流舆论。

但是，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终究不是一路人。在野的知识分子们可以随心所欲抒发自己的政治理念；政治家则必须先掌握权力，获取执政权力，才能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

谢列平不懂得先巩固权力，再去推行自己政治理想的道理，所以他被自己的同事们边缘化，被完全剥夺了权力。

柯西金专心致志埋头搞改革，不去壮大自己的队伍，最终没有逃脱弱势总理的宿命，被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联手终止了改革。

安德罗波夫比他的这两位领导要高明的多。他隐藏起1964年10月以来对改革氛围消逝的不满，全心全意投入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去。

@选个什么车 2014-05-13 12:55:23

为什么？不是资料不齐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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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写到1991年苏联解体为止，普京上台在2000年，超出文章范围了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有三大流派，分别有三位代表人物。
第一是西方派，代表人物是萨哈罗夫。萨哈罗夫是苏联的核物理专家，尤其在研制氢弹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研制出氢弹之后，他就从专心制造核武器到反对核武器扩散，主张禁止核武器和核试验。后来再一次“跨专业”，开始研究政治学，主张“和平、进步、人权”思想，宣扬西方的政治理念，号召美苏共同裁军，要求保障苏联国内的民主与自由，加强法制，维护人权。以他为代表的运动派别被称为西方派。
第二是新斯拉夫派，代表人物是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是苏联的文学家，代表作有《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癌病房》，都属于讽刺现实的大作。索尔仁尼琴主张恢复斯拉夫民族传统、重点发展农业并开发西伯利亚地区、反对向西方学习、反对马克思主义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德国传来的外来政治思潮，但是不主张立即展开社会剧烈变革，取消马克思主义。以他为代表的运动派别被称为新斯拉夫派。
第三是民主派，代表人物是麦德维杰夫。麦德维杰夫是苏联的历史学家，代表作有《让历史来审判》、《论社会主义民主》、《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都是抨击斯大林体制的史学著作。这一派的人们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列宁主义是科学实践，后来的苏共念歪了经，脱离了正确道路。要求建立类似列宁时代早期那种“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民族自决”，实现真正的公有制和民主，反对出兵干涉他国内政。这一运动派别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派，简称民主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派和新斯拉夫派是19世纪俄罗斯帝国时期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历史传承者，继续纠结着富国强民的两种可能性，到底是向西方学，还是弘扬本民族传统。
至于民主派，他们否定现存社会主义制度，有自己对无产阶级政党治理国家的一套理论。
平心而论，这三种理论各有侧重，无论哪一种都是属于知识分子阶层在拿着高工资、住着小别墅、有公车接送的条件下，对社会发展模式和趋势的哲学层面的讨论，还不至于严重到威胁苏共执政地位的地步。
但是苏共中央还是怕，怕他们改朝换代。尤其令他们恐慌的是，六七十年代的苏联大学生们普遍利用地下渠道阅读持不同政见者们的“禁书”，谈论现实与理想。而在学校的思想政治课上，他们又变得颓废，应付老师和考试，开小差，睡大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