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官，蘇共中央國際部的宣傳語聽上去充滿了馬克思主義原理，各種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說的頭頭是道，其實和外交部的辭令差不多，一貫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每當蘇聯利益需要別國共產黨發動武裝鬥爭的時候，那便是“世界革命形勢一片大好，受壓迫階級人民反抗精神高漲”的時候。如果蘇聯與這個國家的政府交好，那一定就是“革命形勢轉入低潮，革命時機尚不成熟”的時候。最極端的例子就是1939年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之後，蘇聯居然為蓋世太保抓捕德國共產黨員提供情報。
蘇俄建國後一直沿用一條很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口號，叫做“階級利益高於民族利益”。這句話很長的引申義。它建立在無產階級的革命覺悟之上，因為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都掌握着最先進的生產力，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都遭受着剝削與壓迫，他們存在着聯合起來的階級覺悟和革命自覺。因此，只有掌權的資產階級政府才會煽動所謂的民族利益，欺騙本國的無產階級投入到維護祖國的建設與戰爭中去。
壞就壞在這裡。有的革命口號僅僅由於某些偉人說過就被奉為圭臬，誰都不敢篡改，甚至衍生出一些人、一些部門專門從教條主義出發，罔顧國家現狀和形勢特徵，一位叫囂所謂的革命義務。
蘇共中央國際部就是這樣的單位。
好在革命口號里還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叫做“革命鬥爭既要堅持原則又要講究策略”。如果說蘇共中央國際部負責“堅持原則”，那麼外交部則負責“講究策略”。外交部的人要考慮國家的形勢和人民的需要。帝國主義國家就是再邪惡，外交部也要和他們拉關係，做交易，簽合同，互派留學生，要不怎麼促進國內的建設與發展？至於維護國家利益，只要有強大的國防部長在，外交部長大可收放自如，挺直腰板去談判。
當年，當蘇共內部有人想借十月革命的“大好形勢”，罔顧國內經濟困難而掀起世界革命的時候，蘇聯外交部長契切林在1922年一舉打破西方封鎖，與德國建交，隨後幾年與歐洲主要國家建交，並且不廢一兵一卒，把蘇聯的國家影響拓展到亞非國家。
不過，我本人不喜歡他，因為此人是策劃外蒙獨立的元兇。
敢於背負罵名，對抗革命教條，為蘇聯拓展國家利益空間的外交部長不只契切林一位。截止二戰爆發前，蘇聯還有一位有名的外交部長叫李維諾夫。在他任期內，經過艱難的外交談判，蘇美兩國在1933年建交，徹底打破了十月革命之後兩國政府十六年的外交堅冰，為蘇美兩國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蜜月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契切林和李維諾夫分別是蘇聯的第二任和第三任外交部長，二人執掌蘇聯外交部的時間合計二十一年。儘管他們培養出來的同事、部下與學生被黨內幾次的大清洗屠殺的乾乾淨淨，但是，敢於承擔責任，敢於突破教條，敢於向黨中央建言獻策，敢於和西方國家接觸、談判的優良傳統卻在外交部內傳承下來。雖然，他們要冒着被按上“通敵”、“賣國”、“俄奸”罪名的風險，甚至可能被清洗。
無論忝居朝堂的朽木們多麼會空談義理，多麼能給人扣帽子，多麼善於搞權力鬥爭。公務員隊伍中還是會有良心未泯、重任在肩、心志高遠、乘風破浪的人去為國家和人民解決現實問題。畢竟，正義是一項普遍存在的東西，短暫的終究是烏雲，長久的終歸是青天。
不要以為我在為蘇聯外交官們唱高調，大家可以在帖子的前文中看看安德羅波夫在駐匈牙利大使任上是怎樣向黨中央說真話的，也可以看看葛羅米柯的外交生涯是怎樣大力推行緩和，營建蘇美兩國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
行文至此，外交部的領導介紹的差不多了，蘇共中央國際部的領導也該出場了。
且說舍甫琴科回國之後，受到蘇共中央國際部部長波諾馬廖夫的邀請會見。接下來咱們就聊聊波諾馬廖夫。

@upairtree 2014-08-09 23:54:17
樓主，個人認為俄羅斯現在的社會制度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不知樓主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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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的社會制度基本上是模仿美國和法國，一定程度上還參照了德國。沒有通俗意義的社會主義說法

tonight再告病假......

@upairtree 2014-08-11 01:01:14
樓主，觀看BTV《檔案》關於819的內容，有兩個問題一直迷惑不解，希望樓主幫忙解惑。 
1、戈爾巴喬夫為什麼會簽署新聯盟條約？我個人感覺這個對他個人沒什麼好處。如果新聯盟條約按時簽署，戈爾巴喬夫的地位有點和英國女王類似，統而不治。主動削弱自己權柄的事怕沒人會幹。 
2、攻打白宮的軍隊倒戈了，為什麼不再派別的軍隊繼續進攻？難道緊急狀態委員會派不出別的軍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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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問題後面會詳述。用兩個比喻概括地回答：第一，當君主淪落為丐幫幫主時，已經沒有山珍海味可選，只能在饅頭和油條中間選饅頭；第二，軍心源於民心，連最忠誠的禁衛軍都倒戈，其他部隊亦會動搖。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波諾馬廖夫全名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波諾馬廖夫，1905年生人，出生地不詳。在斯大林時代，波諾馬廖夫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都在從事意識形態工作。據幾位不同的蘇聯政治人物回憶，波諾馬廖夫在馬列理論和文字寫作方面也是個天才。也許是這個天賦，冥冥之中改變了他未來人生的走向。
1947年9月，在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鐵托的倡議下，蘇聯、南斯拉夫、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國、意大利等9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波蘭舉行會議，成立了旨在加強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合作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情報局設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
鐵托的本意是想恢復第三國際，遭到斯大林等人反對後，就退而求其次，成立了這個情報局。情報局效仿第三國際，主要任務是交流革命經驗，必要時在協商的基礎上協調各個黨的活動。情報局成立以後，隨即創辦機關刊物《為了永久和平和人民民主主義》。隨後，波諾馬廖夫同志奉調擔任這家刊物的主編。
或許，那時候的波諾馬廖夫以為自已會背靠多瑙河，欣賞足球賽，然後在貝爾格萊德寫一輩子的文章。但是，國內的政局劇烈改變着所有人的命運。1948年8月，日丹諾夫去世，馬林科夫急於清洗列寧格勒派的勢力，悲劇的蘇斯洛夫首當其衝。1949年4月，時任蘇共中央對外關係部（蘇共中央國際部的前身）部長的蘇斯洛夫被革除職務。對外關係部也被改變為蘇共中央“對外政策委員會”。
不久，波諾馬廖夫被任命為這個委員會的第一副委員長。
這個職務看上去是副部級，其實是個虛銜。真正的權力掌握在蘇共中央派來的外交部第三歐洲局局長安德烈伊?斯米爾諾夫手裡。上級安排他擔任第二副委員長，主持日常工作。
1949年，蘇共與南共交惡，對外政策委員會組織了對南共領袖鐵托的批判。波諾馬廖夫的文筆優勢再次得到發揮。十年之後，蘇共與中共交惡，駕車就熟的波諾馬廖夫跟隨着蘇斯洛夫、與安德羅波夫一道，領導了與中共的“十年論戰”。

1952年10月對外政策委員會改名為“外國共產黨聯絡委員會”，1953年又改名為“外國共產黨聯絡部”。在這一時期，波諾馬廖夫的官運還是不錯的，沒過幾年就當上了外聯部的部長。天有不測風雲，到了1957年，赫魯曉夫對外聯部有了自己的想法，很快就把外聯部一分為二了，分成“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工人黨聯絡部”和“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聯絡部”。
留給波諾馬廖夫的是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聯絡部，前面的那個部交給了安德羅波夫。這一年，波諾馬廖夫52歲，安德羅波夫41歲。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上，兩人雙雙榮升蘇共中央書記，進入蘇共核心決策層的第二梯隊。
赫魯曉夫作出這樣的組織人事安排顯示出自己的知人善任。安德羅波夫在匈牙利事件中的突出表現顯示出很高的改革意識和維穩思維，讓他領導和共產黨國家的聯絡工作有利於推進各國的改革，號召他們和蘇聯一起破除斯大林主義；而波諾馬廖夫是公認的僅次於蘇斯洛夫的教條主義者，極其熱衷於世界革命，讓他去指揮聯絡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可謂量身定做。
1964年十月政變後，各種被拆開的機構逐漸重新走向合併，對外聯絡部也不例外。安德羅波夫調任克格勃主席後，波諾馬廖夫開始執掌新成立的蘇共中央國際部（合併了兩個部），負責與世界各國共產黨的聯絡。
問題又出現了，蘇聯外交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主旋律是緩和，而不是掀起世界革命。唱主角的是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以及他領導下的外交部。波諾馬廖夫雖然有蘇斯洛夫的支持但也只能是喊喊口號，幹不了什麼有實際意義的事情。
有一點需要承認的是：蘇斯洛夫出生在1902年，波諾馬廖夫出生在1905年，他們這一輩人並不是都像勃列日涅夫那樣，多少還是有一些理想主義的。對於“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世界革命滿懷信心和使命感，堅決要把事業推行下去。
與外交部有自己的部屬專門大專院校不同，蘇公中央國際部沒有自己的學校，人員構成中黨務人員和宣傳人員占據絕大多數。看過革命劇的都知道，一支隊伍里或者一個單位上這兩種人一般都扮演着什麼角色。想靠他們辦成什麼實事，夠嗆。
可是掀起世界革命需要外交人才，沒有人才咋辦？去外交部挖唄！那裡有現成的。這下好，波諾馬廖夫和葛羅米柯槓上了。

1970年，舍甫琴科回國，波諾馬廖夫邀請他來蘇共中央國際部，並對他封官許願。舍甫琴科當面沒有答應，而是回復他要和老領導葛羅米柯請示。舍甫琴科沒敢當面回絕。畢竟，波諾馬廖夫是中央書記，多少要給人家留點面子。晚點再拒絕他就可以藉口葛羅米柯不放人了。
他不喜歡蘇共中央國際部在大談世界革命的作風，內心深處更願意從事外交部的對外和平攻勢。更何況，此次回國，是應葛羅米柯之邀，擔任外交部長顧問。給領導當秘書，還怕沒有似錦前程麼？
當天下午，葛羅米柯聽到舍甫琴科提及此事，冷冷地問他怎麼考慮。舍甫琴科回答說願意留在外交部，並對葛羅米柯的聘任身懷感激。葛羅米柯聽罷，當場就撥通波諾馬廖夫的電話，明確告誡他，以後別再挖外交部的牆角。
從這一刻起，舍甫琴科走馬上任，跟隨着葛羅米柯開始了對西方緩和的各項工作。克服着黨內各種強硬勢力的干擾，包括來自軍方的壓力和來自蘇共中央國際部的牴觸，終於在勃列日涅夫的領導下在尼克松總統任上將蘇美關係推向平穩。
為此付出的代價是：葛羅米柯和外交部的其他幾位領導、包括舍甫琴科等人被黨內一些勢力扣上了“親美派”的帽子。
沒辦法，在蘇聯這樣的國家，想做好一件事，推動一項正確的事業，總會有另一些人在旁邊說壞話、唱高調、拋冷眼、看笑話。但是，你要指望這些人為國家和人民做一些真正有益的事，那就絕無可能了。
好在勃列日涅夫是一位比較講義氣的領導，不是那種功勞歸自己，過錯歸手下，部下受到攻擊就躲到一邊的人。勃列日涅夫力挺葛羅米柯，1973年還擢升他為政治局委員，參與黨和國家最高決策。

一般情況下，秘書在領導身邊幹個兩三年，就該外放主政一方。外交部情況特殊，外派只有去歐美資本主義大國才能積攢必要的異國人脈，為以後更高一步的處理外交事務奠定基礎。以舍甫琴科的工作經歷，去當大使資歷略微淺薄，難以服眾，想培養他必須另謀別處。1972年，在葛羅米柯的建議下，舍甫琴科被任命為聯合國副秘書長。
前文已經說過，聯合國副秘書長屬於聯合國工作人員，行政上不隸屬任何國家。但是，按照蘇聯的規矩，蘇籍聯合國副秘書長要服從蘇聯駐聯合國大使的領導。所以，舍甫琴科當時要受蘇聯駐聯合國大使馬立克同志的領導。
馬立克同志是一位資歷很老的同志，在外交部的資歷幾乎僅此於葛羅米柯。1946年葛羅米柯任蘇聯駐聯合國安理會大使，1948年葛羅米柯回國後，由馬立克接替他出任蘇聯大使。正是這個馬立克，在1950年抗議聯合國不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抵制安理會日常會議。
小時候看歷史書多為灌輸、欠缺思考，以為蘇聯大使為了伸張正義去“罷工”十分英勇。蘇聯政府為了中國的利益不惜得罪全世界十分講義氣。時隔多年之後，讀的書籍稍多一些，尤其是讀到當年的安理會投票結果和詳細辯論過程時，才明白，當年在聯合國，我們被蘇聯人耍了，被賣了還在替人數錢。
閒話不表，前文說過，1949年，極其欣賞葛羅米柯的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失去斯大林的信任，被撤職。接替他的外交部長叫維辛斯基，他上台伊始就讓時任第一副外長的葛羅米柯靠邊站，1952年又“流放”他到英國去當大使。不久，馬立克當上了副外長。
馬立克和維辛斯基一樣，對外政策理念是出了名的強硬派，反對和美英等國“親密接觸”。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莫洛托夫重新得勢，葛羅米柯也回到外交部繼續當第一副部長。副外長馬立克同志開始進入被邊緣化的一派，好在保住了職務。
1960年5月，蘇聯擊落一架美國U2偵察機，赫魯曉夫為了讓美國食言而在國際社會出醜，要求黨內和外交部高層絕對保密。結果偏偏馬立克違反紀律，在一次閒聊中告訴了一位兄弟黨駐莫斯科代表。後者保密意識倒是比馬立克強，他立即將此事向赫魯曉夫匯報。赫魯曉夫知道後勃然大怒，當即勒令馬立克在外交部全體黨員大會上作檢討。不久之後，赫魯曉夫免去馬立克的副外長職務，派他去紐約任蘇聯駐聯合國大使。
葛羅米柯很高興馬立克被免職。在赫魯曉夫時代的前半段，外交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和西方搞緩和，偏偏馬立克總是強調世界革命，牴觸與美英接觸，總是不和以葛羅米柯同志為首的外交部黨委班子保持高度一致。他走了，葛羅米柯很是舒暢。
馬立克在葛羅米柯手下受了這麼多委屈，積怨該有多深？1970年，葛羅米柯的得意門生舍甫琴科被派到他手下工作，能躲過穿小鞋的命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