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官，苏共中央国际部的宣传语听上去充满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各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说的头头是道，其实和外交部的辞令差不多，一贯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每当苏联利益需要别国共产党发动武装斗争的时候，那便是“世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受压迫阶级人民反抗精神高涨”的时候。如果苏联与这个国家的政府交好，那一定就是“革命形势转入低潮，革命时机尚不成熟”的时候。最极端的例子就是1939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苏联居然为盖世太保抓捕德国共产党员提供情报。
苏俄建国后一直沿用一条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口号，叫做“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这句话很长的引申义。它建立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之上，因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掌握着最先进的生产力，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遭受着剥削与压迫，他们存在着联合起来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自觉。因此，只有掌权的资产阶级政府才会煽动所谓的民族利益，欺骗本国的无产阶级投入到维护祖国的建设与战争中去。
坏就坏在这里。有的革命口号仅仅由于某些伟人说过就被奉为圭臬，谁都不敢篡改，甚至衍生出一些人、一些部门专门从教条主义出发，罔顾国家现状和形势特征，一位叫嚣所谓的革命义务。
苏共中央国际部就是这样的单位。
好在革命口号里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革命斗争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策略”。如果说苏共中央国际部负责“坚持原则”，那么外交部则负责“讲究策略”。外交部的人要考虑国家的形势和人民的需要。帝国主义国家就是再邪恶，外交部也要和他们拉关系，做交易，签合同，互派留学生，要不怎么促进国内的建设与发展？至于维护国家利益，只要有强大的国防部长在，外交部长大可收放自如，挺直腰板去谈判。
当年，当苏共内部有人想借十月革命的“大好形势”，罔顾国内经济困难而掀起世界革命的时候，苏联外交部长契切林在1922年一举打破西方封锁，与德国建交，随后几年与欧洲主要国家建交，并且不废一兵一卒，把苏联的国家影响拓展到亚非国家。
不过，我本人不喜欢他，因为此人是策划外蒙独立的元凶。
敢于背负骂名，对抗革命教条，为苏联拓展国家利益空间的外交部长不只契切林一位。截止二战爆发前，苏联还有一位有名的外交部长叫李维诺夫。在他任期内，经过艰难的外交谈判，苏美两国在1933年建交，彻底打破了十月革命之后两国政府十六年的外交坚冰，为苏美两国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蜜月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契切林和李维诺夫分别是苏联的第二任和第三任外交部长，二人执掌苏联外交部的时间合计二十一年。尽管他们培养出来的同事、部下与学生被党内几次的大清洗屠杀的干干净净，但是，敢于承担责任，敢于突破教条，敢于向党中央建言献策，敢于和西方国家接触、谈判的优良传统却在外交部内传承下来。虽然，他们要冒着被按上“通敌”、“卖国”、“俄奸”罪名的风险，甚至可能被清洗。
无论忝居朝堂的朽木们多么会空谈义理，多么能给人扣帽子，多么善于搞权力斗争。公务员队伍中还是会有良心未泯、重任在肩、心志高远、乘风破浪的人去为国家和人民解决现实问题。毕竟，正义是一项普遍存在的东西，短暂的终究是乌云，长久的终归是青天。
不要以为我在为苏联外交官们唱高调，大家可以在帖子的前文中看看安德罗波夫在驻匈牙利大使任上是怎样向党中央说真话的，也可以看看葛罗米柯的外交生涯是怎样大力推行缓和，营建苏美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行文至此，外交部的领导介绍的差不多了，苏共中央国际部的领导也该出场了。
且说舍甫琴科回国之后，受到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的邀请会见。接下来咱们就聊聊波诺马廖夫。

@upairtree 2014-08-09 23:54:17
楼主，个人认为俄罗斯现在的社会制度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不知楼主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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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社会制度基本上是模仿美国和法国，一定程度上还参照了德国。没有通俗意义的社会主义说法

tonight再告病假......

@upairtree 2014-08-11 01:01:14
楼主，观看BTV《档案》关于819的内容，有两个问题一直迷惑不解，希望楼主帮忙解惑。 
1、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会签署新联盟条约？我个人感觉这个对他个人没什么好处。如果新联盟条约按时签署，戈尔巴乔夫的地位有点和英国女王类似，统而不治。主动削弱自己权柄的事怕没人会干。 
2、攻打白宫的军队倒戈了，为什么不再派别的军队继续进攻？难道紧急状态委员会派不出别的军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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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问题后面会详述。用两个比喻概括地回答：第一，当君主沦落为丐帮帮主时，已经没有山珍海味可选，只能在馒头和油条中间选馒头；第二，军心源于民心，连最忠诚的禁卫军都倒戈，其他部队亦会动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波诺马廖夫全名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诺马廖夫，1905年生人，出生地不详。在斯大林时代，波诺马廖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从事意识形态工作。据几位不同的苏联政治人物回忆，波诺马廖夫在马列理论和文字写作方面也是个天才。也许是这个天赋，冥冥之中改变了他未来人生的走向。
1947年9月，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的倡议下，苏联、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等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举行会议，成立了旨在加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合作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情报局设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
铁托的本意是想恢复第三国际，遭到斯大林等人反对后，就退而求其次，成立了这个情报局。情报局效仿第三国际，主要任务是交流革命经验，必要时在协商的基础上协调各个党的活动。情报局成立以后，随即创办机关刊物《为了永久和平和人民民主主义》。随后，波诺马廖夫同志奉调担任这家刊物的主编。
或许，那时候的波诺马廖夫以为自已会背靠多瑙河，欣赏足球赛，然后在贝尔格莱德写一辈子的文章。但是，国内的政局剧烈改变着所有人的命运。1948年8月，日丹诺夫去世，马林科夫急于清洗列宁格勒派的势力，悲剧的苏斯洛夫首当其冲。1949年4月，时任苏共中央对外关系部（苏共中央国际部的前身）部长的苏斯洛夫被革除职务。对外关系部也被改变为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
不久，波诺马廖夫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第一副委员长。
这个职务看上去是副部级，其实是个虚衔。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苏共中央派来的外交部第三欧洲局局长安德烈伊?斯米尔诺夫手里。上级安排他担任第二副委员长，主持日常工作。
1949年，苏共与南共交恶，对外政策委员会组织了对南共领袖铁托的批判。波诺马廖夫的文笔优势再次得到发挥。十年之后，苏共与中共交恶，驾车就熟的波诺马廖夫跟随着苏斯洛夫、与安德罗波夫一道，领导了与中共的“十年论战”。

1952年10月对外政策委员会改名为“外国共产党联络委员会”，1953年又改名为“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在这一时期，波诺马廖夫的官运还是不错的，没过几年就当上了外联部的部长。天有不测风云，到了1957年，赫鲁晓夫对外联部有了自己的想法，很快就把外联部一分为二了，分成“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联络部”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部”。
留给波诺马廖夫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部，前面的那个部交给了安德罗波夫。这一年，波诺马廖夫52岁，安德罗波夫41岁。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两人双双荣升苏共中央书记，进入苏共核心决策层的第二梯队。
赫鲁晓夫作出这样的组织人事安排显示出自己的知人善任。安德罗波夫在匈牙利事件中的突出表现显示出很高的改革意识和维稳思维，让他领导和共产党国家的联络工作有利于推进各国的改革，号召他们和苏联一起破除斯大林主义；而波诺马廖夫是公认的仅次于苏斯洛夫的教条主义者，极其热衷于世界革命，让他去指挥联络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可谓量身定做。
1964年十月政变后，各种被拆开的机构逐渐重新走向合并，对外联络部也不例外。安德罗波夫调任克格勃主席后，波诺马廖夫开始执掌新成立的苏共中央国际部（合并了两个部），负责与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络。
问题又出现了，苏联外交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主旋律是缓和，而不是掀起世界革命。唱主角的是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以及他领导下的外交部。波诺马廖夫虽然有苏斯洛夫的支持但也只能是喊喊口号，干不了什么有实际意义的事情。
有一点需要承认的是：苏斯洛夫出生在1902年，波诺马廖夫出生在1905年，他们这一辈人并不是都像勃列日涅夫那样，多少还是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对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世界革命满怀信心和使命感，坚决要把事业推行下去。
与外交部有自己的部属专门大专院校不同，苏公中央国际部没有自己的学校，人员构成中党务人员和宣传人员占据绝大多数。看过革命剧的都知道，一支队伍里或者一个单位上这两种人一般都扮演着什么角色。想靠他们办成什么实事，够呛。
可是掀起世界革命需要外交人才，没有人才咋办？去外交部挖呗！那里有现成的。这下好，波诺马廖夫和葛罗米柯杠上了。

1970年，舍甫琴科回国，波诺马廖夫邀请他来苏共中央国际部，并对他封官许愿。舍甫琴科当面没有答应，而是回复他要和老领导葛罗米柯请示。舍甫琴科没敢当面回绝。毕竟，波诺马廖夫是中央书记，多少要给人家留点面子。晚点再拒绝他就可以借口葛罗米柯不放人了。
他不喜欢苏共中央国际部在大谈世界革命的作风，内心深处更愿意从事外交部的对外和平攻势。更何况，此次回国，是应葛罗米柯之邀，担任外交部长顾问。给领导当秘书，还怕没有似锦前程么？
当天下午，葛罗米柯听到舍甫琴科提及此事，冷冷地问他怎么考虑。舍甫琴科回答说愿意留在外交部，并对葛罗米柯的聘任身怀感激。葛罗米柯听罢，当场就拨通波诺马廖夫的电话，明确告诫他，以后别再挖外交部的墙角。
从这一刻起，舍甫琴科走马上任，跟随着葛罗米柯开始了对西方缓和的各项工作。克服着党内各种强硬势力的干扰，包括来自军方的压力和来自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抵触，终于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在尼克松总统任上将苏美关系推向平稳。
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葛罗米柯和外交部的其他几位领导、包括舍甫琴科等人被党内一些势力扣上了“亲美派”的帽子。
没办法，在苏联这样的国家，想做好一件事，推动一项正确的事业，总会有另一些人在旁边说坏话、唱高调、抛冷眼、看笑话。但是，你要指望这些人为国家和人民做一些真正有益的事，那就绝无可能了。
好在勃列日涅夫是一位比较讲义气的领导，不是那种功劳归自己，过错归手下，部下受到攻击就躲到一边的人。勃列日涅夫力挺葛罗米柯，1973年还擢升他为政治局委员，参与党和国家最高决策。

一般情况下，秘书在领导身边干个两三年，就该外放主政一方。外交部情况特殊，外派只有去欧美资本主义大国才能积攒必要的异国人脉，为以后更高一步的处理外交事务奠定基础。以舍甫琴科的工作经历，去当大使资历略微浅薄，难以服众，想培养他必须另谋别处。1972年，在葛罗米柯的建议下，舍甫琴科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
前文已经说过，联合国副秘书长属于联合国工作人员，行政上不隶属任何国家。但是，按照苏联的规矩，苏籍联合国副秘书长要服从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的领导。所以，舍甫琴科当时要受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同志的领导。
马立克同志是一位资历很老的同志，在外交部的资历几乎仅此于葛罗米柯。1946年葛罗米柯任苏联驻联合国安理会大使，1948年葛罗米柯回国后，由马立克接替他出任苏联大使。正是这个马立克，在1950年抗议联合国不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抵制安理会日常会议。
小时候看历史书多为灌输、欠缺思考，以为苏联大使为了伸张正义去“罢工”十分英勇。苏联政府为了中国的利益不惜得罪全世界十分讲义气。时隔多年之后，读的书籍稍多一些，尤其是读到当年的安理会投票结果和详细辩论过程时，才明白，当年在联合国，我们被苏联人耍了，被卖了还在替人数钱。
闲话不表，前文说过，1949年，极其欣赏葛罗米柯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失去斯大林的信任，被撤职。接替他的外交部长叫维辛斯基，他上台伊始就让时任第一副外长的葛罗米柯靠边站，1952年又“流放”他到英国去当大使。不久，马立克当上了副外长。
马立克和维辛斯基一样，对外政策理念是出了名的强硬派，反对和美英等国“亲密接触”。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莫洛托夫重新得势，葛罗米柯也回到外交部继续当第一副部长。副外长马立克同志开始进入被边缘化的一派，好在保住了职务。
1960年5月，苏联击落一架美国U2侦察机，赫鲁晓夫为了让美国食言而在国际社会出丑，要求党内和外交部高层绝对保密。结果偏偏马立克违反纪律，在一次闲聊中告诉了一位兄弟党驻莫斯科代表。后者保密意识倒是比马立克强，他立即将此事向赫鲁晓夫汇报。赫鲁晓夫知道后勃然大怒，当即勒令马立克在外交部全体党员大会上作检讨。不久之后，赫鲁晓夫免去马立克的副外长职务，派他去纽约任苏联驻联合国大使。
葛罗米柯很高兴马立克被免职。在赫鲁晓夫时代的前半段，外交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和西方搞缓和，偏偏马立克总是强调世界革命，抵触与美英接触，总是不和以葛罗米柯同志为首的外交部党委班子保持高度一致。他走了，葛罗米柯很是舒畅。
马立克在葛罗米柯手下受了这么多委屈，积怨该有多深？1970年，葛罗米柯的得意门生舍甫琴科被派到他手下工作，能躲过穿小鞋的命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