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戈尔内和谢列平赢了。1974年十二月全会结束之后，苏联“纠正”了一系列“亲美”政策。
全会结束第三天，塔斯社受权发表声明，否认苏联和美国曾就犹太人离境问题达成谅解。还指责美国通过的贸易法案“粗暴地”干涉了苏联内政。
塔斯社在苏联国内的地位相当于新华社在中国的地位，由它发表的声明有多大分量可想而知。
美国在1974年通过的《贸易改革法》因其对抗性质在国际经贸和法律领域很是有名，该法案中最有名的是“301条款”，对其他国家的外贸形成很大的冲击。
这部法案有三种功能，一是通过对贸易伙伴施加压力，干预其国内法律政策；二是将贸易争端另辟蹊径单独解决，而不像以往一样直接提交WTO；三是便利了美国商界与政界的沟通，为美国企业开辟海外市场提供政府支持。
作为报复措施，苏联在1975年初废除了1972年的苏美贸易协定。
这一次的挫折，使勃列日涅夫遭遇自1968年“布拉格之春”以来的又一次“领袖权威危机”。在紧接着的1975年，勃列日涅夫签订的《赫尔辛基协定》中，苏联做出重大让步换取西方国家对战后欧洲边界的承认。苏联国内反对勃列日涅夫的各派势力大闹鹰派情绪，严重影响了勃列日涅夫的领袖地位。
勃列日涅夫只好再次纵横捭阖，将谢列平开除出政治局，然后集中力量削弱柯西金，最后瞄准到波德戈尔内。
话说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大家就想修改1936年宪法。可惜，赫鲁晓夫还没考虑好就被部下们赶下了台。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靠着柯西金的新经济改革，把经济终于搞上去了；又靠着乌斯季诺夫元帅做强国防工业，形成对西方的军事优势；一方面倚重葛罗米柯对西方搞缓和；另一方面让苏斯洛夫对内粉饰太平；外加安德罗波夫的克格勃充当救火队员，整个苏联的总体形势还是很好的。该大修宪法继往开来了。
可惜，波德戈尔内当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立法的事情正好归他管。勃列日涅夫下定决心，决定搬开这块绊脚石，亲自制定新宪法。

尽管波德戈尔内在国内的威望仅次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想扳倒他几乎不可能。不过，自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之后，勃列日涅夫不断挤压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的势力，导致柯西金的势力越来越衰弱，而波德戈尔内也在1973年谢列斯特出局之后日渐式微。
相反，勃列日涅夫的势力在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之后在中央政治局取得了压倒多数。在政治局的十五位委员中，“第聂伯帮”有分管重工业的基里连科、分管农业的库拉科夫、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罗曼诺夫、乌克兰共和国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哈萨克共和国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六人。
除此以外，还有和总书记保持高度一致的“新三驾马车”——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勃列日涅夫能够轻而易举的掌握十张票。 
再加上政见与勃列日涅夫一致的灰衣主教苏斯洛夫，那就有十一张票了。开除波德戈尔内不是什么难事。
1977年5月24日，苏共召开中央全会，此次全会通过了勃列日涅夫做的关于修改宪法草案的报告，并决定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正式通过新宪法，同时，作出一个新的决定：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波德戈尔内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但是反对无效。相反，他本人却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员职务。全会的会议公报没有说明波德戈尔内下台的原因。诡异的是，从此以后，波德戈尔内在苏联的一切政治场合销声匿迹。全党全国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沉默接受了这一事实。
1977年6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第九届第六次会议，选举勃列日涅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6月17日，勃列日涅夫作出公开谈话，高度评价五月全会，声明苏共中央总书记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重要性，暨苏共作为苏联的执政党，必须依据苏联宪法实现自己的政治路线（最高苏维埃为苏联立法机关）；另一方面，由总书记兼任苏维埃主席，可以使党的领袖在与外国首脑打交道时更加名正言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为苏联国家元首），同时，与外国政府签署的协定可以经过最高苏维埃的审议通过，上升为国家外交政策。
波德戈尔内的下台标志着“三驾马车”协商治国体制的结束，柯西金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日子也近了。

搞定了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开始着手制定新宪法。
直到1977年初，苏联实行的还是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当时，苏联刚刚超额完成第一次五年计划的基础上，成功消灭国内私有制经济。用苏共的话说，当时的苏联消灭了剥削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
到了七十年代，勃列日涅夫认为时代不一样了，苏联已经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将这一新的历史阶段写入宪法。
勃列日涅夫最早提出修改宪法是在1972年12月苏联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此论一出，各方势力众说纷纭，党内各派对修改宪法有很多不同看法。直到苏共二十六大（1976年），修宪问题都处于停滞状态。
到了1977年，修改新宪法和罢黜波德戈尔内的内在联系使得勃列日涅夫下定决心，必须将自己的治国成果（发达社会主义）和治国理念写入宪法，从国家意志层面树立自己独一无二的权威。为了体现立法民主，勃列日涅夫还下令将宪法草案交付全民讨论。
各级党组织、苏维埃和苏维埃执委会把修改意见反馈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对其中一些比较典型的修改意见展开了讨论，最终于1977年10月通过了新宪法。
新宪法较1936年宪法发生了以下变化：
政治方面，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
经济方面，国家保护公民的个人财产权和继承权，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劳动标准和消费标准实行监督。 
公民权方面，增加了公民享有住宅权、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控告权，以及从事科学著作、技术创造和艺术创作等权利和自由。
国体方面，苏联的国家结构形式是联邦制，各加盟共和国是主权国家，享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但取消了加盟共和国有编制本共和国军队的权利。
十年之后，一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利用这部宪法做文章，开启了一个朝野混乱的时代。

宪法修订完毕，总闹鹰派情绪的波德戈尔内也下了台，国内的事情基本上都忙完了，勃列日涅夫再一次把视线转向了国外，继续推动苏美缓和。
到了这时候，有一位老朋友出场了。虽然修订宪法与他无关，他一直默默地躲在灯火阑珊处之后，远离焦点，揣测着老板的心思，思索着国家的前途。是的，大家没有猜错，他就是安德罗波夫。
1977年10月7日苏联第九届最高苏维埃第七次非常会议通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10月28日，克格勃就把对美国国内情况的最新分析报告提交了中央政治局。
在这份安德罗波夫亲自署名的文件中，克格勃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卡特总统在国内的现实处境。
首先是巴拿马运河问题。1977年9月7日，卡特总统与巴拿马政府首脑签订了归还巴拿马运河管理权的新《巴拿马运河条约》。这是美国政府继从越南撤军之后又一次对第三世界国家让步，引起了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毕竟，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政治家们还是很要面子的。
卡特总统也是无奈，当时的美国尚未走出经济困境，国力无法支撑强硬型外交政策。此时，身为国家领导人必须忍辱负重，他必须带领人民全力发展经济，而在外交政策上韬光养晦，推行战略收缩。
美国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也属必然。美国将运河管理权归还巴拿马，必将导致美国远洋运输成本上涨，不利于对外贸易的拓展，也不利于国内企业的振兴。换句话说，如果企业成本高位运行，扩大就业就将成为泡影，必然会引发美国民众的不满。无论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还是中产阶级利益，参众两院的议员们都必须对选民负责，利用国会立法权反驳总统。
克格勃的分析认为，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是卡特总统推行战略收缩的一部分，面对短期内无法重振的经济，卡特总统必须在外交上有所建树，从而维护自己的威望。因此，“总统期望签订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这样的对外政策成就，不仅能大大提高其政府的威信，而且能为批准巴拿马运河条约创造良好的条件。”
克格勃的意思是卡特总统很希望在此时和苏联签订裁军条约。那样，就能取得示范效应。毕竟，和苏联这样的头号敌人都能缓和，那么，对巴拿马这样的小国让一步也就没什么了。
当然，安德罗波夫是领会了领导意图才写下这些话的。他不过是想证明勃列日涅夫的英明决策：这个时候和美国政府谈裁军问题正当其时。

@moses_abc 2014-07-04 21:05:10
顶楼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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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我谢谢您的支持，也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我的鼓励

克格勃汇报的第二个美国政府动向是美国倡导的中东和谈。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让以色列和西方国家看到了阿拉伯国家强大的军事突击能力和经济制裁能力。另一方面，也让埃及等国明白了军事上灭亡以色列是不可能的。因此，双方有了和谈的意愿。中东问题事关全球格局，美国正好想借圆满调停此事显示自己的国际地位和维护和平的形象。
由于纳赛尔总统去世后，埃及与苏联渐行渐远。且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萨达特总统领导下的埃及撇开其他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单独议和。美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叙利亚。而叙利亚与苏联的亲密关系举世皆知，所以，克格勃认为“卡特特别希望苏联能对美国和以色列共同提交的召开日内瓦代表会议计划的主要对手叙利亚，给予有利于美国的影响。”
安德罗波夫没有分析错，美国的确想彻底解决中东争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是埃及。没过多久，美国放弃了原计划，仅仅促成了埃及和以色列单独签和约。1978年9月，埃以双方在美国签订《戴维营协议》。
克格勃汇报的第三个美国政府动向是美国在贝尔格莱德“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的一系列行动。
贝尔格莱德会议是1975年赫尔辛基会议的一次续会，美国代表团在人权问题上对社会主义阵营发动了攻击，立场极为强硬。根据克格勃的分析，“在贝尔格莱德同苏联代表非官方的谈话中，美国人以白宫的新指示为依据，这些指示是在对代表团在会议上的立场过于温和不满的国会的压力下制订的。”而且，“指示中建议避免同苏联直接冲突，集中主要力量批评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破坏人权。”
克格勃汇报的第四个美国政府动向是要警惕美国与南斯拉夫拉关系。
冷战期间，除了社会主义阵营、西方阵营以外，国际上还有一支第三股力量，那就是不结盟运动，这个运动有三大支柱国家，分别是欧洲的南斯拉夫、非洲的埃及和亚洲的印度。他们以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为目标，号召国际平等和世界和平。
当然了，国际政治从来就是说的比唱的好听，做的比说的肮脏。以不结盟运动的三大支柱国家为例，南斯拉夫身为社会主义国家，一边高喊马列口号，拉拢和苏联不睦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不断从西方获取经济援助，并以此换取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重视自己；埃及身为不结盟运动发起国，身兼阿拉伯国家联盟的“盟主”职务，全面协调和组织对以色列的斗争，却在1973年战败后抛却盟友，单独和敌人议和；印度就更不用说，打建国开始就骑墙，一面问莫斯科要军事援助，一面问华盛顿要经济援助，然后在南亚地区东征西讨。
他们的外交政策卑鄙吗？卑鄙。
他们的外交政策正确吗？正确。
外交的核心内涵是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对外喊口号一定要占据道德制高点，充满正义感。落实到行动则要灵活可靠，进退自如，切忌作茧自缚。
反面的例子也有。比如，那个所谓的“一边倒”。那个祸害子孙后代、害得后人不得不拿钱买支持，意识形态机器还要空喊口号的“一边倒”。
不搞“一边倒”的南斯拉夫自然是美国政府的拉拢对象和苏联“卧榻之侧酣睡之人”。克格勃将自己观察到的美国政策的南斯拉夫因素呈报中央政治局，希望上级能够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