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戈爾內和謝列平贏了。1974年十二月全會結束之後，蘇聯“糾正”了一系列“親美”政策。
全會結束第三天，塔斯社受權發表聲明，否認蘇聯和美國曾就猶太人離境問題達成諒解。還指責美國通過的貿易法案“粗暴地”干涉了蘇聯內政。
塔斯社在蘇聯國內的地位相當於新華社在中國的地位，由它發表的聲明有多大分量可想而知。
美國在1974年通過的《貿易改革法》因其對抗性質在國際經貿和法律領域很是有名，該法案中最有名的是“301條款”，對其他國家的外貿形成很大的衝擊。
這部法案有三種功能，一是通過對貿易夥伴施加壓力，干預其國內法律政策；二是將貿易爭端另闢蹊徑單獨解決，而不像以往一樣直接提交WTO；三是便利了美國商界與政界的溝通，為美國企業開闢海外市場提供政府支持。
作為報復措施，蘇聯在1975年初廢除了1972年的蘇美貿易協定。
這一次的挫折，使勃列日涅夫遭遇自1968年“布拉格之春”以來的又一次“領袖權威危機”。在緊接着的1975年，勃列日涅夫簽訂的《赫爾辛基協定》中，蘇聯做出重大讓步換取西方國家對戰後歐洲邊界的承認。蘇聯國內反對勃列日涅夫的各派勢力大鬧鷹派情緒，嚴重影響了勃列日涅夫的領袖地位。
勃列日涅夫只好再次縱橫捭闔，將謝列平開除出政治局，然後集中力量削弱柯西金，最後瞄準到波德戈爾內。
話說從赫魯曉夫時代開始，大家就想修改1936年憲法。可惜，赫魯曉夫還沒考慮好就被部下們趕下了台。勃列日涅夫上台後，靠着柯西金的新經濟改革，把經濟終於搞上去了；又靠着烏斯季諾夫元帥做強國防工業，形成對西方的軍事優勢；一方面倚重葛羅米柯對西方搞緩和；另一方面讓蘇斯洛夫對內粉飾太平；外加安德羅波夫的克格勃充當救火隊員，整個蘇聯的總體形勢還是很好的。該大修憲法繼往開來了。
可惜，波德戈爾內當着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立法的事情正好歸他管。勃列日涅夫下定決心，決定搬開這塊絆腳石，親自製定新憲法。

儘管波德戈爾內在國內的威望僅次於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想扳倒他幾乎不可能。不過，自1971年蘇共二十四大之後，勃列日涅夫不斷擠壓柯西金和波德戈爾內的勢力，導致柯西金的勢力越來越衰弱，而波德戈爾內也在1973年謝列斯特出局之後日漸式微。
相反，勃列日涅夫的勢力在1976年蘇共二十五大之後在中央政治局取得了壓倒多數。在政治局的十五位委員中，“第聶伯幫”有分管重工業的基里連科、分管農業的庫拉科夫、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格里申、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羅曼諾夫、烏克蘭共和國第一書記謝爾比茨基、哈薩克共和國第一書記庫納耶夫六人。
除此以外，還有和總書記保持高度一致的“新三駕馬車”——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和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勃列日涅夫能夠輕而易舉的掌握十張票。 
再加上政見與勃列日涅夫一致的灰衣主教蘇斯洛夫，那就有十一張票了。開除波德戈爾內不是什麼難事。
1977年5月24日，蘇共召開中央全會，此次全會通過了勃列日涅夫做的關於修改憲法草案的報告，並決定召開蘇聯最高蘇維埃特別會議正式通過新憲法，同時，作出一個新的決定：由蘇共中央總書記兼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
波德戈爾內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但是反對無效。相反，他本人卻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員職務。全會的會議公報沒有說明波德戈爾內下台的原因。詭異的是，從此以後，波德戈爾內在蘇聯的一切政治場合銷聲匿跡。全黨全國以一種莫名其妙的沉默接受了這一事實。
1977年6月1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召開第九屆第六次會議，選舉勃列日涅夫擔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6月17日，勃列日涅夫作出公開談話，高度評價五月全會，聲明蘇共中央總書記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重要性，暨蘇共作為蘇聯的執政黨，必須依據蘇聯憲法實現自己的政治路線（最高蘇維埃為蘇聯立法機關）；另一方面，由總書記兼任蘇維埃主席，可以使黨的領袖在與外國首腦打交道時更加名正言順（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為蘇聯國家元首），同時，與外國政府簽署的協定可以經過最高蘇維埃的審議通過，上升為國家外交政策。
波德戈爾內的下台標誌着“三駕馬車”協商治國體制的結束，柯西金徹底退出歷史舞台的日子也近了。

搞定了波德戈爾內，勃列日涅夫開始着手制定新憲法。
直到1977年初，蘇聯實行的還是1936年的斯大林憲法。當時，蘇聯剛剛超額完成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基礎上，成功消滅國內私有制經濟。用蘇共的話說，當時的蘇聯消滅了剝削階級，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
到了七十年代，勃列日涅夫認為時代不一樣了，蘇聯已經進入了發達社會主義階段，必須將這一新的歷史階段寫入憲法。
勃列日涅夫最早提出修改憲法是在1972年12月蘇聯成立五十周年的紀念大會上。此論一出，各方勢力眾說紛紜，黨內各派對修改憲法有很多不同看法。直到蘇共二十六大（1976年），修憲問題都處於停滯狀態。
到了1977年，修改新憲法和罷黜波德戈爾內的內在聯繫使得勃列日涅夫下定決心，必須將自己的治國成果（發達社會主義）和治國理念寫入憲法，從國家意志層面樹立自己獨一無二的權威。為了體現立法民主，勃列日涅夫還下令將憲法草案交付全民討論。
各級黨組織、蘇維埃和蘇維埃執委會把修改意見反饋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對其中一些比較典型的修改意見展開了討論，最終於1977年10月通過了新憲法。
新憲法較1936年憲法發生了以下變化：
政治方面，規定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
經濟方面，國家保護公民的個人財產權和繼承權，根據“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對勞動標準和消費標準實行監督。 
公民權方面，增加了公民享有住宅權、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批評、控告權，以及從事科學著作、技術創造和藝術創作等權利和自由。
國體方面，蘇聯的國家結構形式是聯邦制，各加盟共和國是主權國家，享有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利，但取消了加盟共和國有編制本共和國軍隊的權利。
十年之後，一些所謂的民主人士利用這部憲法做文章，開啟了一個朝野混亂的時代。

憲法修訂完畢，總鬧鷹派情緒的波德戈爾內也下了台，國內的事情基本上都忙完了，勃列日涅夫再一次把視線轉向了國外，繼續推動蘇美緩和。
到了這時候，有一位老朋友出場了。雖然修訂憲法與他無關，他一直默默地躲在燈火闌珊處之後，遠離焦點，揣測着老闆的心思，思索着國家的前途。是的，大家沒有猜錯，他就是安德羅波夫。
1977年10月7日蘇聯第九屆最高蘇維埃第七次非常會議通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憲法（根本法）》。10月28日，克格勃就把對美國國內情況的最新分析報告提交了中央政治局。
在這份安德羅波夫親自署名的文件中，克格勃從四個方面分析了卡特總統在國內的現實處境。
首先是巴拿馬運河問題。1977年9月7日，卡特總統與巴拿馬政府首腦簽訂了歸還巴拿馬運河管理權的新《巴拿馬運河條約》。這是美國政府繼從越南撤軍之後又一次對第三世界國家讓步，引起了國內保守勢力的反對。畢竟，像美國這樣的大國，政治家們還是很要面子的。
卡特總統也是無奈，當時的美國尚未走出經濟困境，國力無法支撐強硬型外交政策。此時，身為國家領導人必須忍辱負重，他必須帶領人民全力發展經濟，而在外交政策上韜光養晦，推行戰略收縮。
美國國內保守勢力的反對也屬必然。美國將運河管理權歸還巴拿馬，必將導致美國遠洋運輸成本上漲，不利於對外貿易的拓展，也不利於國內企業的振興。換句話說，如果企業成本高位運行，擴大就業就將成為泡影，必然會引發美國民眾的不滿。無論是代表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還是中產階級利益，參眾兩院的議員們都必須對選民負責，利用國會立法權反駁總統。
克格勃的分析認為，新的《巴拿馬運河條約》是卡特總統推行戰略收縮的一部分，面對短期內無法重振的經濟，卡特總統必須在外交上有所建樹，從而維護自己的威望。因此，“總統期望簽訂限制戰略進攻性武器這樣的對外政策成就，不僅能大大提高其政府的威信，而且能為批准巴拿馬運河條約創造良好的條件。”
克格勃的意思是卡特總統很希望在此時和蘇聯簽訂裁軍條約。那樣，就能取得示範效應。畢竟，和蘇聯這樣的頭號敵人都能緩和，那麼，對巴拿馬這樣的小國讓一步也就沒什麼了。
當然，安德羅波夫是領會了領導意圖才寫下這些話的。他不過是想證明勃列日涅夫的英明決策：這個時候和美國政府談裁軍問題正當其時。

@moses_abc 2014-07-04 21:05:10
頂樓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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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我謝謝您的支持，也感謝大家長期以來對我的鼓勵

克格勃匯報的第二個美國政府動向是美國倡導的中東和談。1973年的第四次中東戰爭讓以色列和西方國家看到了阿拉伯國家強大的軍事突擊能力和經濟制裁能力。另一方面，也讓埃及等國明白了軍事上滅亡以色列是不可能的。因此，雙方有了和談的意願。中東問題事關全球格局，美國正好想借圓滿調停此事顯示自己的國際地位和維護和平的形象。
由於納賽爾總統去世後，埃及與蘇聯漸行漸遠。且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中，薩達特總統領導下的埃及撇開其他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單獨議和。美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敘利亞。而敘利亞與蘇聯的親密關係舉世皆知，所以，克格勃認為“卡特特別希望蘇聯能對美國和以色列共同提交的召開日內瓦代表會議計劃的主要對手敘利亞，給予有利於美國的影響。”
安德羅波夫沒有分析錯，美國的確想徹底解決中東爭端。但是，並不是所有的阿拉伯國家都是埃及。沒過多久，美國放棄了原計劃，僅僅促成了埃及和以色列單獨簽和約。1978年9月，埃以雙方在美國簽訂《戴維營協議》。
克格勃匯報的第三個美國政府動向是美國在貝爾格萊德“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上的一系列行動。
貝爾格萊德會議是1975年赫爾辛基會議的一次續會，美國代表團在人權問題上對社會主義陣營發動了攻擊，立場極為強硬。根據克格勃的分析，“在貝爾格萊德同蘇聯代表非官方的談話中，美國人以白宮的新指示為依據，這些指示是在對代表團在會議上的立場過於溫和不滿的國會的壓力下制訂的。”而且，“指示中建議避免同蘇聯直接衝突，集中主要力量批評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破壞人權。”
克格勃匯報的第四個美國政府動向是要警惕美國與南斯拉夫拉關係。
冷戰期間，除了社會主義陣營、西方陣營以外，國際上還有一支第三股力量，那就是不結盟運動，這個運動有三大支柱國家，分別是歐洲的南斯拉夫、非洲的埃及和亞洲的印度。他們以維護民族獨立、捍衛國家主權以及發展民族經濟和文化為目標，號召國際平等和世界和平。
當然了，國際政治從來就是說的比唱的好聽，做的比說的骯髒。以不結盟運動的三大支柱國家為例，南斯拉夫身為社會主義國家，一邊高喊馬列口號，拉攏和蘇聯不睦的社會主義國家；一邊不斷從西方獲取經濟援助，並以此換取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重視自己；埃及身為不結盟運動發起國，身兼阿拉伯國家聯盟的“盟主”職務，全面協調和組織對以色列的鬥爭，卻在1973年戰敗後拋卻盟友，單獨和敵人議和；印度就更不用說，打建國開始就騎牆，一面問莫斯科要軍事援助，一面問華盛頓要經濟援助，然後在南亞地區東征西討。
他們的外交政策卑鄙嗎？卑鄙。
他們的外交政策正確嗎？正確。
外交的核心內涵是沒有永恆的朋友，也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對外喊口號一定要占據道德制高點，充滿正義感。落實到行動則要靈活可靠，進退自如，切忌作繭自縛。
反面的例子也有。比如，那個所謂的“一邊倒”。那個禍害子孫後代、害得後人不得不拿錢買支持，意識形態機器還要空喊口號的“一邊倒”。
不搞“一邊倒”的南斯拉夫自然是美國政府的拉攏對象和蘇聯“臥榻之側酣睡之人”。克格勃將自己觀察到的美國政策的南斯拉夫因素呈報中央政治局，希望上級能夠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