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以勃列日涅夫為首的蘇共中央和以杜布切克為首的捷共中央幾次談判都沒談攏。無論蘇共中央怎樣威逼利誘加恐嚇，捷共也不答應回到“正確的社會主義道路”上來。中途還把勃列日涅夫氣出了心臟病。
在蘇共內部，出兵的氣氛越來越濃。8月20日，蘇聯在得到美國“不干涉”的保證和卡達爾的同意後，組織華約國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
鎮壓很成功，捷克斯洛伐克軍隊沒有抵抗，西方國家也沒有採取制裁行動，華約國家以外的兄弟黨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除了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抨擊之外，沒有傷害蘇聯的能力。
看上去形勢一片大好。然而，無論是勃列日涅夫還是謝列平，他們都不明白蘇聯已經繼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後再一次在國際社會失掉了人心。
拖延了半年多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暴露出勃列日涅夫處置緊急事件能力的不足和猶豫不決的性格弱點，極大地動搖了他的威望。而且，中央政治局開會的時候，勃列日涅夫還沒定調子，謝列平、馬祖羅夫、謝列斯特就帶着國防部長和克格勃主席力主出兵，太不拿總書記當幹部了。這事鬧的，太突然了，太棘手了。
謝列平、馬祖羅夫、謝列斯特，有朝一日，一定要把你們都趕出政治局。
改革，改革，都是改革鬧的。捷克斯洛伐克有杜布切克，蘇聯就沒有嗎？
該柯西金總理倒霉了。
1969年12月，蘇共召開中央全會。勃列日涅夫在會上作了報告，批評經濟工作，含沙射影抨擊柯西金。
按照常規，總書記作的報告要先提交政治局委員集體討論。恰恰這次報告的文本政治局委員們事前都沒看到。
大家一看，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的“集體領導”工作作風沒有得到發揚。這事除了柯西金很生氣以外，蘇斯洛夫、謝列平和謝列斯特等人也對勃列日涅夫感到不滿。蘇斯洛夫聯絡謝列平和波利揚斯基等人，準備起草一個加強集體領導的工作報告，在1970年3月的中央全會上發布。

勃列日涅夫完全不理會，先是下令推遲三月全會的會期，然後在1970年3月10日獨自一人來到白俄羅斯，觀摩蘇軍在戰後舉行的規模最大的“德維納”軍事演習。包括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元帥在內的蘇軍大部分高級將領們都聚集在那裡。被軍隊將帥們簇擁着的勃列日涅夫很快就把蘇斯洛夫等人震懾住了。
在後來的三月全會上，蘇斯洛夫收回了那份以加強集體領導為主題的報告，加大了對勃列日涅夫黨內領袖地位的宣傳力度。
蘇斯洛夫全名米哈伊爾?安德烈耶維奇?蘇斯洛夫，自日丹諾夫死後分管蘇共意識形態工作，歷經斯大林、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三朝，控制着蘇共和蘇聯的所有宣傳部門，在意識形態領域有着巨大的權威，故而在蘇聯歷史上綽號被稱為“灰衣主教”。
蘇斯洛夫出生於1902年，1921年加入俄共（布），並保送至莫斯科工農專科學校。1924年就讀於莫斯科普列漢諾夫國民經濟學院後。1928年畢業。他的發跡得益於一項與眾不同的天賦——特別擅長引用馬恩列斯等領袖的言論，甚至連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等人的言論都能列舉出來。
蘇斯洛夫參加工作以後的第一任上司是斯大林的私人秘書麥赫里斯。麥秘書發現了蘇斯洛夫這項獨門絕技後，立即向斯大林匯報。斯大林正愁布哈林下台後自己的人不懂筆桿子，接手不了意識形態工作。這下好了，如此人才，必須提拔重用。
蘇斯洛夫被提拔重用的時候正趕上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蘇斯洛夫在大清洗中“政治立場堅定，業績突出”，很快就繼續得到升遷，在1939-1944年任聯共（布）斯塔夫羅波爾邊區委員會第一書記。在任期間，參與執行炸毀州內的喀山大教堂和流放卡拉查耶夫民族居民。1944年12月任立陶宛第一書記，瘋狂鎮壓當地少數民族精英，得到斯大林賞識。
1948年，掌管意識形態的中央書記日丹諾夫去世，斯大林命令蘇斯洛夫接替。
從此，直到1982年蘇斯洛夫去世，整個蘇聯的意識形態工作都被這位不尊重宗教自由和蔑視少數民族權利的灰衣主教把持。整個蘇共理論界死氣沉沉，毫無生氣。

據蘇聯著名學者布爾拉茨基回憶，有一次他寫好一篇材料請蘇斯洛夫審核。當蘇斯洛夫看到文章中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時，便改成“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並下達指示說，以後不能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寫法，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寫法形成語言規範。這兩個名詞不是對立的，是有機統一的。
按他的意思，用個“——”連接起來就有機統一了。
灰衣主教的才情不過如此，人情就讓人更加不敢恭維。
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最後一任丈夫是印度共產黨人，叫辛格。辛格一直不太適應莫斯科的氣候，長期生病。斯維特蘭娜多次上書蘇共中央，要求隨丈夫返回印度治病，一直沒有得到批准。
有一次她找到蘇斯洛夫的辦公室，再次申請隨丈夫回印度的事情。
蘇斯洛夫說：“我們就是不讓你出國，辛格要走讓他走好了。”
斯維特蘭娜：“他會死的，這將是我們大家的恥辱。”
蘇斯洛夫：“怎麼會是恥辱呢？不是一直給他治療嗎？他是病人，死就死唄。但你不能出國，外國人會挑釁的。”
斯維特蘭娜失望透頂。
灰衣主教就是這麼沒人性。後來的結果大家也知道了。直到辛格死後，蘇共中央才准許他歸國安葬。斯維特蘭娜帶着丈夫的骨灰回到印度，很快就躲進美國駐印度大使館，最後逃往美國。
蘇斯洛夫雖然在政治上像中世紀的羅馬教廷一樣保守、頑固和殘忍，但是在生活上卻是個清教徒。他不住豪華別墅，不舉辦盛大宴會，也不怎么喝酒，從不“安排”兒女的前程。蘇斯洛夫每年把蘇共中央的會計叫到辦公室來兩次，向他報告自己半年收支的情況，然後拉開抽屜，把剩餘的工資全部上繳黨組織。他到外地視察，一定要交飯費。蘇斯洛夫衣着毫不講究，始終穿蘇共很多領導都不穿的舊式西服和套鞋。

從私德方面來說，蘇斯洛夫絕對是蘇聯各級黨政領導幹部的楷模，連那位不合群的反特權鬥士謝列平同志都做不到像他這樣嚴格要求自己。
可事實就是這麼奇怪，在人們的思維定勢中，搞大屠殺的劊子手一定是欺男霸女的混蛋，可蘇斯洛夫偏偏不是；清正廉潔的領導肯定為人民謀福利的好人，可蘇斯洛夫偏偏也不是。蘇斯洛夫一生反對改革，維護斯大林和斯大林體制。
蘇聯的意識形態政策在蘇斯洛夫的領導下呈現初一種鴕鳥心態，對國內民眾追求政治民主和經濟自由視而不見，對國外第三世界人民追求民族獨立的呼聲置若罔聞；反而掩耳盜鈴，自娛自樂，編造出發達社會主義的海市蜃樓騙人騙己。
發達社會主義的意思概括的說，就是在蘇聯已經建成了發達的社會主義。這種發達體現在政治、經濟、社會、精神領域等各種好、各種完美。
至於這個發達社會主義到底是啥，七八十年代的蘇聯人是聽過的人多，見過的人少。只存在主流媒體的宣傳報道中。
進入七十年代，蘇斯洛夫迅速和勃列日涅夫合流，一面宣傳所謂的“發達社會主義”和“勃列日涅夫主義”；一面抨擊“市場社會主義”經濟學說，阻撓柯西金的新經濟體制改革。
勃列日涅夫主義是一種霸權主義理論，認為蘇聯的行動自由和蘇聯的模式經驗高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有限主權”。對此理論，中國黨和政府當年的反應就四個字：“強盜理論。”
到了1969年，蘇共與中共的論戰已經進入到第十個年頭，仍然看不到盡頭。雙方的鬥爭終於在這一年由筆桿子進入到槍桿子階段。
3月，中蘇雙方在珍寶島先後發生兩次武裝衝突，總體來看，中方取得勝利。蘇軍在珍寶島的多次軍事行動均未達到目的。相反，我軍在裝備劣勢情況下仍然表現出頑強的戰鬥力，多次擊退蘇軍。
蘇聯方面不甘心失敗，以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元帥和部長助理崔可夫元帥為首的軍方強硬派力主通過“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教訓中國，摧毀中國西北地區的核設施。此提議遭到柯西金和蘇斯洛夫等人的強烈反對。

勃列日涅夫對於“對中國核設施採取外科手術”不是沒有動過心，打他上台伊始，他對中國就沒什麼好印象。
1964年10月14日勃列日涅夫當選第一書記。北京時間10月16日凌晨，出於對最大的兄弟黨的尊重，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命令當時的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通報中國：蘇共中央全會更換了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國方面第一時間做出積極反應。很快，中共向蘇共、中國政府向蘇聯政府、中國全國人大向蘇聯最高蘇維埃發去對新任領袖的賀電。
讓勃列日涅夫尷尬的是，中國方面在北京時間10月16日下午15時做了另外一件事，卻沒有通報給蘇聯。
中國給他送上了一份大禮，成功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大有在國際新聞里和他“搶頭條”的意味。
這還了得？中國人沒原子彈的時候就性子烈，有了原子彈就更不會把蘇聯的話當回事了。還沒等勃列日涅夫緩過神來，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了，中共代表團要求訪問蘇聯。
1964年冬天，新一屆蘇共中央上台後，中共中央派出以總理周恩來為團長、賀龍元帥為副團長的高規格代表團，以參加十月革命節慶祝為由訪問蘇聯，爭取了解赫魯曉夫下台的真相，並以此為契機修復中蘇關係，順帶解決懸而未決的中蘇邊界問題。
1964年11月7日晚，蘇共中央代表團在克里姆林宮設宴招待中共等兄弟黨代表團。可能是當天來人很多，東道主方面敬酒比較勤。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喝大了，說了一些不靠譜的話。
據當時隨團訪問的俄文翻譯王鋼華同志回憶，馬部長先後走到周總理和賀龍元帥面前，嚷嚷着要中共“搞掉毛”，不要讓他阻礙中蘇關係。周總理當場就召集中共代表團全體成員退場表示抗議，並要求蘇共方面道歉。
第二天，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揚、波德戈爾內等人趕緊來到中共代表團下榻的賓館和馬林諾夫斯基“劃清界限”，表示馬部長僅僅是中央委員，他的話不代表蘇共中央，請中國同志不要放在心上。
咱們的周總理是那麼好糊弄的嗎？周總理表示，赫魯曉夫雖然下台了，但是蘇共仍然有人在繼承赫魯曉夫那一套，根本不把兄弟黨放在眼裡。言下之意，馬部長區區一個中央委員都敢肆意攻擊兄弟黨的領袖，干涉兄弟黨的內部事務，蘇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一定更加狂妄。
雙方話不投機，不歡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