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和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中央几次谈判都没谈拢。无论苏共中央怎样威逼利诱加恐吓，捷共也不答应回到“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中途还把勃列日涅夫气出了心脏病。
在苏共内部，出兵的气氛越来越浓。8月20日，苏联在得到美国“不干涉”的保证和卡达尔的同意后，组织华约国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
镇压很成功，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没有抵抗，西方国家也没有采取制裁行动，华约国家以外的兄弟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之外，没有伤害苏联的能力。
看上去形势一片大好。然而，无论是勃列日涅夫还是谢列平，他们都不明白苏联已经继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再一次在国际社会失掉了人心。
拖延了半年多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暴露出勃列日涅夫处置紧急事件能力的不足和犹豫不决的性格弱点，极大地动摇了他的威望。而且，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时候，勃列日涅夫还没定调子，谢列平、马祖罗夫、谢列斯特就带着国防部长和克格勃主席力主出兵，太不拿总书记当干部了。这事闹的，太突然了，太棘手了。
谢列平、马祖罗夫、谢列斯特，有朝一日，一定要把你们都赶出政治局。
改革，改革，都是改革闹的。捷克斯洛伐克有杜布切克，苏联就没有吗？
该柯西金总理倒霉了。
1969年12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报告，批评经济工作，含沙射影抨击柯西金。
按照常规，总书记作的报告要先提交政治局委员集体讨论。恰恰这次报告的文本政治局委员们事前都没看到。
大家一看，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的“集体领导”工作作风没有得到发扬。这事除了柯西金很生气以外，苏斯洛夫、谢列平和谢列斯特等人也对勃列日涅夫感到不满。苏斯洛夫联络谢列平和波利扬斯基等人，准备起草一个加强集体领导的工作报告，在1970年3月的中央全会上发布。

勃列日涅夫完全不理会，先是下令推迟三月全会的会期，然后在1970年3月10日独自一人来到白俄罗斯，观摩苏军在战后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德维纳”军事演习。包括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在内的苏军大部分高级将领们都聚集在那里。被军队将帅们簇拥着的勃列日涅夫很快就把苏斯洛夫等人震慑住了。
在后来的三月全会上，苏斯洛夫收回了那份以加强集体领导为主题的报告，加大了对勃列日涅夫党内领袖地位的宣传力度。
苏斯洛夫全名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自日丹诺夫死后分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三朝，控制着苏共和苏联的所有宣传部门，在意识形态领域有着巨大的权威，故而在苏联历史上绰号被称为“灰衣主教”。
苏斯洛夫出生于1902年，1921年加入俄共（布），并保送至莫斯科工农专科学校。1924年就读于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后。1928年毕业。他的发迹得益于一项与众不同的天赋——特别擅长引用马恩列斯等领袖的言论，甚至连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的言论都能列举出来。
苏斯洛夫参加工作以后的第一任上司是斯大林的私人秘书麦赫里斯。麦秘书发现了苏斯洛夫这项独门绝技后，立即向斯大林汇报。斯大林正愁布哈林下台后自己的人不懂笔杆子，接手不了意识形态工作。这下好了，如此人才，必须提拔重用。
苏斯洛夫被提拔重用的时候正赶上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苏斯洛夫在大清洗中“政治立场坚定，业绩突出”，很快就继续得到升迁，在1939-1944年任联共（布）斯塔夫罗波尔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在任期间，参与执行炸毁州内的喀山大教堂和流放卡拉查耶夫民族居民。1944年12月任立陶宛第一书记，疯狂镇压当地少数民族精英，得到斯大林赏识。
1948年，掌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去世，斯大林命令苏斯洛夫接替。
从此，直到1982年苏斯洛夫去世，整个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都被这位不尊重宗教自由和蔑视少数民族权利的灰衣主教把持。整个苏共理论界死气沉沉，毫无生气。

据苏联著名学者布尔拉茨基回忆，有一次他写好一篇材料请苏斯洛夫审核。当苏斯洛夫看到文章中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时，便改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并下达指示说，以后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写法，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写法形成语言规范。这两个名词不是对立的，是有机统一的。
按他的意思，用个“——”连接起来就有机统一了。
灰衣主教的才情不过如此，人情就让人更加不敢恭维。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最后一任丈夫是印度共产党人，叫辛格。辛格一直不太适应莫斯科的气候，长期生病。斯维特兰娜多次上书苏共中央，要求随丈夫返回印度治病，一直没有得到批准。
有一次她找到苏斯洛夫的办公室，再次申请随丈夫回印度的事情。
苏斯洛夫说：“我们就是不让你出国，辛格要走让他走好了。”
斯维特兰娜：“他会死的，这将是我们大家的耻辱。”
苏斯洛夫：“怎么会是耻辱呢？不是一直给他治疗吗？他是病人，死就死呗。但你不能出国，外国人会挑衅的。”
斯维特兰娜失望透顶。
灰衣主教就是这么没人性。后来的结果大家也知道了。直到辛格死后，苏共中央才准许他归国安葬。斯维特兰娜带着丈夫的骨灰回到印度，很快就躲进美国驻印度大使馆，最后逃往美国。
苏斯洛夫虽然在政治上像中世纪的罗马教廷一样保守、顽固和残忍，但是在生活上却是个清教徒。他不住豪华别墅，不举办盛大宴会，也不怎么喝酒，从不“安排”儿女的前程。苏斯洛夫每年把苏共中央的会计叫到办公室来两次，向他报告自己半年收支的情况，然后拉开抽屉，把剩余的工资全部上缴党组织。他到外地视察，一定要交饭费。苏斯洛夫衣着毫不讲究，始终穿苏共很多领导都不穿的旧式西服和套鞋。

从私德方面来说，苏斯洛夫绝对是苏联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楷模，连那位不合群的反特权斗士谢列平同志都做不到像他这样严格要求自己。
可事实就是这么奇怪，在人们的思维定势中，搞大屠杀的刽子手一定是欺男霸女的混蛋，可苏斯洛夫偏偏不是；清正廉洁的领导肯定为人民谋福利的好人，可苏斯洛夫偏偏也不是。苏斯洛夫一生反对改革，维护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
苏联的意识形态政策在苏斯洛夫的领导下呈现初一种鸵鸟心态，对国内民众追求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视而不见，对国外第三世界人民追求民族独立的呼声置若罔闻；反而掩耳盗铃，自娱自乐，编造出发达社会主义的海市蜃楼骗人骗己。
发达社会主义的意思概括的说，就是在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这种发达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精神领域等各种好、各种完美。
至于这个发达社会主义到底是啥，七八十年代的苏联人是听过的人多，见过的人少。只存在主流媒体的宣传报道中。
进入七十年代，苏斯洛夫迅速和勃列日涅夫合流，一面宣传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和“勃列日涅夫主义”；一面抨击“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学说，阻挠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
勃列日涅夫主义是一种霸权主义理论，认为苏联的行动自由和苏联的模式经验高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有限主权”。对此理论，中国党和政府当年的反应就四个字：“强盗理论。”
到了1969年，苏共与中共的论战已经进入到第十个年头，仍然看不到尽头。双方的斗争终于在这一年由笔杆子进入到枪杆子阶段。
3月，中苏双方在珍宝岛先后发生两次武装冲突，总体来看，中方取得胜利。苏军在珍宝岛的多次军事行动均未达到目的。相反，我军在装备劣势情况下仍然表现出顽强的战斗力，多次击退苏军。
苏联方面不甘心失败，以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和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为首的军方强硬派力主通过“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教训中国，摧毁中国西北地区的核设施。此提议遭到柯西金和苏斯洛夫等人的强烈反对。

勃列日涅夫对于“对中国核设施采取外科手术”不是没有动过心，打他上台伊始，他对中国就没什么好印象。
1964年10月14日勃列日涅夫当选第一书记。北京时间10月16日凌晨，出于对最大的兄弟党的尊重，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命令当时的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通报中国：苏共中央全会更换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国方面第一时间做出积极反应。很快，中共向苏共、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中国全国人大向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去对新任领袖的贺电。
让勃列日涅夫尴尬的是，中国方面在北京时间10月16日下午15时做了另外一件事，却没有通报给苏联。
中国给他送上了一份大礼，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大有在国际新闻里和他“抢头条”的意味。
这还了得？中国人没原子弹的时候就性子烈，有了原子弹就更不会把苏联的话当回事了。还没等勃列日涅夫缓过神来，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中共代表团要求访问苏联。
1964年冬天，新一届苏共中央上台后，中共中央派出以总理周恩来为团长、贺龙元帅为副团长的高规格代表团，以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为由访问苏联，争取了解赫鲁晓夫下台的真相，并以此为契机修复中苏关系，顺带解决悬而未决的中苏边界问题。
1964年11月7日晚，苏共中央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中共等兄弟党代表团。可能是当天来人很多，东道主方面敬酒比较勤。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喝大了，说了一些不靠谱的话。
据当时随团访问的俄文翻译王钢华同志回忆，马部长先后走到周总理和贺龙元帅面前，嚷嚷着要中共“搞掉毛”，不要让他阻碍中苏关系。周总理当场就召集中共代表团全体成员退场表示抗议，并要求苏共方面道歉。
第二天，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波德戈尔内等人赶紧来到中共代表团下榻的宾馆和马林诺夫斯基“划清界限”，表示马部长仅仅是中央委员，他的话不代表苏共中央，请中国同志不要放在心上。
咱们的周总理是那么好糊弄的吗？周总理表示，赫鲁晓夫虽然下台了，但是苏共仍然有人在继承赫鲁晓夫那一套，根本不把兄弟党放在眼里。言下之意，马部长区区一个中央委员都敢肆意攻击兄弟党的领袖，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苏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一定更加狂妄。
双方话不投机，不欢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