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会议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抨击斯大林在位时的错误。最初中央政治局希望“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 考虑到1956年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三周年，仅传达到州一级的党委班子。每年的这一天，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莫斯科和格鲁吉亚，都会举行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只不过，莫斯科的纪念规模越来越小，格鲁吉亚的规模越来越大。
斯大林逝世后的最初几年，虽然号召改革的人们不敢公开批判斯大林。但是，几乎全国上下所有人都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莫斯科作为政治中心，只能渐进式消除斯大林的不良影响。斯大林是格鲁吉亚族，在格鲁吉亚共和国，斯大林的至高无上意味着整个格鲁吉亚族高人一等，而斯大林的永垂不朽恰恰能满足这个少数民族共和国的自豪感和虚荣心。
别说纸包不住火，就算是任何强制力都掩盖不了真相，所有祸国殃民之人必将遗臭万年。秘密报告的内容在苏共二十大结束后不久传到格鲁吉亚。当格鲁吉亚人民知道真正搞政治清洗的不是“亚戈达、叶若夫反革命集团”，而是伟大领袖本人时，他们坐不住了，他们要捍卫自己的民族英雄。
1956年3月5日，格鲁吉亚党中央处于一种犹豫不决的状态，既不敢像往年一样大张旗鼓地纪念斯大林，又不敢完全禁止人民自发的纪念活动，只是对纪念活动作出了一些限制。仅仅这样，还是激发了民间的反政府情绪。
3月5日，格鲁吉亚各个主要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群众游行，领头的都是大学生和中学生，他们要求党委、苏维埃和外高加索军区等党政军机关恢复悬挂斯大林肖像，恢复往年高规格的纪念活动，动员共和国所有报纸和广播大幅宣讲斯大林的功绩和生平。
共和国党中央对群众运动做出了让步，答应了全部要求。
这个让步导致了后续事件的升级。3月9日，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市的游行群众成立了“事务主席团”，开始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宣扬攻击俄罗斯族和阿布哈兹族的言论，甚至提出要更换苏联领导人。当天晚上十点，“事务主席团”派人冲击邮电大楼，企图直接致电莫斯科，不要触动斯大林，甚至要求为贝利亚平反。
守卫邮电大楼的士兵忠于职守，扣留了冲击人员。随后，“事务主席团”煽动群众用棍棒和石块攻击守卫官兵。士兵被迫开枪还击。游行群众立即转向，冲击第比利斯警察局，企图抢夺武器，沿途还继续煽动民族情绪，声称“俄罗斯狗”屠杀格鲁吉亚民众。
当晚，军队开进第比利斯，通过武力终于把持续四天的骚乱镇压下去。
苏共中央没有把这件事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也没有批判该事件中的民族主义分离情绪，仅仅通过了一份相当温和的《关于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中的错误和失误》的决议，要求当地党组织深刻理解二十大决议，认清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这也难怪，当时苏共中央的改革方向是扩大地方政府自治权力，优待少数民族同胞。
这样的出发点是好的。然而苏共中央没有想到，这件事的怀柔处理埋下了格鲁吉亚共和国分离主义的种子。从这一刻起，莫斯科对格鲁吉亚的向心力日趋衰落。
发生这件事的时候，谢瓦尔德纳泽在哪呢？他又在干什么？
已经28岁的他当时是库塔伊西市（格鲁吉亚第二大城市）团委第一书记。作为青年工作的领导者，他既没有参与当地大中学生领导的游行示威活动，也没有发动共青团组织去批判他们。在他治下，库塔伊西市的青年没有出现第比利斯市那样的大规模骚乱。鉴于谢瓦尔德纳泽的优良表现，1957年，他被任命为格鲁吉亚共和国团中央第一书记。
这一年，他29岁。团委第一书记的工作一干就是四年。

1961年，谢瓦尔德纳泽离开共青团，开始从事党务工作，先后在几个不同的区担任区委第一书记。格鲁吉亚党中央对他的培养方式是让他多在几个地方主政，全面了解共和国的情况，为以后提拔重用打基础。
刚刚30岁出头的谢瓦尔德纳泽多少还有点愤青，对共和国内部的贪污腐化现象非常看不惯，经常越级向共和国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直接汇报。偏偏姆扎瓦纳泽的脾气比较温和，对部下们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不愿处理贪腐问题。架不住谢瓦尔德纳泽的成天告状，1964年，姆扎瓦纳泽任命谢瓦尔德纳泽当共和国内务部第一副部长，接着在第二年把他扶正当部长，让他去管他爱管的事去了。
这八年时间里，谢瓦尔德纳泽在格鲁吉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行动，打击各种营私舞弊和影子经济。他从不担心干部队伍不稳定，每当处分贪官污吏，他就从自己领导过的共青团补充干部。于是，谢瓦尔德纳泽逐渐在共和国拉起了自己的干部队伍，在共和国建立起仅次于第一书记的威望。
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谢瓦尔德纳泽的功绩渐渐传到莫斯科。中央上至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下到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内务部长谢洛科夫，都对他极为赏识。谢瓦尔德纳泽在内务部长任内被授予少将军衔。
1972年，共和国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因贪腐问题下台，勃列日涅夫亲自任命谢瓦尔德纳泽接替他的职务。这一年，他才44岁。四年之后的1976年，谢瓦尔德纳泽在苏共二十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
1977年，苏联制定新宪法。随后，中央命令各加盟国与中央保持一致，尽快制定新宪法。其中，对格鲁吉亚有一项特殊要求，要求取消格鲁吉亚语在共和国内部的国语地位，以俄语为国语。
消息传到格鲁吉亚，不满情绪迅速在民众中间弥漫开来。这一次，首先站出来的又是高校学生。1978年4月14日，格鲁吉亚共和国的苏维埃代表将对新宪法举行表决。在这之前的日子里，谢瓦尔德纳泽高度紧张，他明白，民风彪悍的格鲁吉亚人绝不会让自己的母语丧失国语地位。
事态紧急，谢瓦尔德纳泽不敢离开第比利斯，只好和勃列日涅夫打长途电话。这时候的勃列日涅夫身体健康每况愈下，根本不愿意管事，直接告诉他这是意识形态问题，要他去找苏斯洛夫。
把民族问题说成是意识形态问题，可以充分证明此时此刻的勃列日涅夫已经昏庸到了什么地步。
苏斯洛夫接到谢瓦尔德纳泽电话后，非常有原则，答复也很简洁——坚持格鲁吉亚语的国语地位违反了马克思主义。
谢瓦尔德纳泽没有办法，就想了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1978年4月14日是宪法表决的日子，当天，苏维埃大厦门口聚集了近千人规模的示威人群。谢瓦尔德纳泽看到此情此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再次拨通了苏斯洛夫的电话，告诉他共和国的局势多么多么紧张，极有可能出现1956年3月的骚乱，自己作为第一书记，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随时出兵镇压。
苏斯洛夫同志是一位什么样的领导？他是教条主义者，是他不顾实际，编造了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粉饰太平。这样的领导有什么弱点？简单，第一是懒得搞调查研究。他只研究理论，对现实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第二是怕事，他只需要能证明太平盛世的现实事件，不希望出乱子。
所以，谢瓦尔德纳泽才敢对苏斯洛夫肆意夸大格鲁吉亚的不稳定局势，吓唬领导。并且以需要调动军队为幌子，从侧面证明局势极度混乱。谢瓦尔德纳泽把出兵镇压的想法说得很委婉，只说自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暗示格鲁吉亚在等中央的指示。这样就把承担“武力镇压”的责任像踢皮球一样踢给了莫斯科。
莫斯科最关注的是什么？当然是局面的稳定。于是，更改国语的要求被收回成命。
保留格鲁吉亚语国语地位的新宪法通过之后，谢瓦尔德纳泽走向示威群众，对着大喇叭告诉他们：“弟兄们，一切都是你们希望的那样。”言罢，人群欣喜若狂。谢瓦尔德纳泽的领导权威和群众基础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为了肯定谢瓦尔德纳泽在格鲁吉亚四月危机中的杰出功绩。在苏共中央的十一月全会上，谢瓦尔德纳泽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这次会议上，他的好朋友、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当选中央书记。
本帖的二号主角戈尔巴乔夫先生终于要出场了，接下来的这个章节叫做凤凰男的逆袭。

1978年11月27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体会议，选举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同志出任中央书记，负责领导全国的农业工作。这一年的戈尔巴乔夫年仅47岁。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在俄罗斯西南部的北高加索地区，与外高加索的几个加盟共和国离的特别近，少数民族人口比较多，是名符其实的老少边穷地区。在这个边疆区里有一个叫“普里沃利诺耶”的小村庄，这个小村庄里有一户姓戈尔巴乔夫的人家。1931年3月2日，这户人家降生了一个男孩。谁都没有想到，这个男孩在五十多年之后会让从前默默无名的普里沃利诺耶村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闻名于世。
他的名字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家世代务农，父母作为主要劳动力，几乎没有时间带小孩。所以，小戈尔巴乔夫降生后的最初几年，都是在外公家长大。
戈尔巴乔夫的外公在革命时期是积极分子，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极为坚定。斯大林推行农业集体化之后，他的外公积极动员村民，迅速建好了集体农庄。戈尔巴乔夫长大以后向外婆问起外公的“先进事迹”，外婆的回答很幽默，“他一夜之间建好一座农庄，第二天人就跑光了。”
由此可见，当年农业集体化的推行是多么的不得人心。
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外公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政策，所以，他被任命为集体农庄的主席。这个职务相当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公社主任，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乡长、镇长这个级别。后来又晋升至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土地局局长。
老人家嘛，都喜欢小孩，外公外婆对他很是宠爱。每次他爸妈想接他回去住，都很难成功。但是后来，他想不回家都不行。
1937年，“大清洗”蔓延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戈尔巴乔夫的外公蒙冤入狱。原因很简单，“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窃取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机关到军队的领导权，需要清洗他们。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斯大林和时任内务部部长叶若夫说的。
戈尔巴乔夫的外公在狱中历经多番严刑拷打，不肯认罪，也不肯“交待同伙”。内务部的人拿他没办法，就一直关着。1938年上半年，叶若夫失势，内务部部长职务由贝利亚接替。贝利亚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平反叶若夫时期的冤假错案。具体的方针政策是“凡是叶若夫时期的案件，都要重审，如果是冤案，就查办办案的契卡人员”。
1938年12月，戈尔巴乔夫的外公被释放，获释后，一直在家养病。虽然，党组织没有为他安排工作，但是不得不说，老一辈的革命者对党组织的忠诚还是很难动摇的。据戈尔巴乔夫回忆，外公一生只有在回家的当天晚上说过自己在狱中被用刑，直到去世都再没说过对党组织“不满”的话。而且，他坚信“斯大林不知道内务部干的事儿”。
1939年4月，苏斯洛夫被派往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担任区委第一书记。苏斯洛夫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拨乱反正，将那些对党忠诚却蒙冤入狱的干部解放出来恢复工作。托新领导的福，戈尔巴乔夫的外公被重新安排进入领导工作岗位。对此，戈尔巴乔夫铭记终生。
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党内高层领导同志很少有正面评价。唯一例外的就是对苏斯洛夫，他对苏斯洛夫的清正廉洁和克勤克俭赞不绝口。尽管这位领导同志在他的区位第一书记任内炸毁了喀山大教堂，镇压并流放了州内的少数民族。尽管戈尔巴乔夫一生宣扬宗教自由和民族平等。
不管什么时候，像戈尔巴乔夫外公这样有坚定信仰和理想的人都是受人尊敬的。哪怕，他的信仰和理想和你的不一样。或者，你根本就没有信仰。
比如，戈尔巴乔夫的爷爷貌似就没有信仰。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没有提过祖父大人的信教问题，因而无法确定他有没有宗教信仰。可以确定的是，他一定不信仰共产主义。戈尔巴乔夫的爷爷一生都是自耕农，不肯参加集体农庄，还因此一度被罗织罪名投入劳改营。

1933年，苏联西南大部分地区出现旱灾，斯塔夫罗波尔也不例外，由旱灾和农业集体化造成的农业歉收引发了大规模饥荒。戈尔巴乔夫的爷爷一家有三个孩子饿死，全家人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更大的悲痛还在后面。1934年，官方以“没有完成播种计划”为名，逮捕戈尔巴乔夫的爷爷，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南部的伊尔库茨克州，在那里参加劳动改造。
爷爷被流放后，戈尔巴乔夫的爸爸成了一大家人的顶梁柱。整个家族的生活每况愈下，也难怪父母把小戈尔巴乔夫长年寄养在外公外婆家。好在戈尔巴乔夫的爷爷对生活没有失去信心，在劳改营积极劳动，连续两年获得突击队员奖状，于1935年被提前释放。
不知道爷爷和外公的这种不幸遭遇有没有对戈尔巴乔夫的幼年产生阴影，是否影响他后来对苏维埃政权产生负面认识。爷爷半生辛苦劳作，换来的是三个孩子饿死的惨剧，自己也被国家投入劳改营；外公毕生效忠党的革命事业，却蒙冤入狱惨遭严刑拷打，落下终生残疾。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庭根正苗红的孩子，戈尔巴乔夫会怎么看待这些呢？
苏联西南地区的农业形势在1939年开始逐步好转。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战争爆发，父亲被征召入伍，年仅十岁的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中断学业，陪伴母亲干农活。1942年夏，斯塔夫罗波尔沦陷，直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之后才光复。战争期间的残酷与生活艰辛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让他对生活失去信心。
1944年秋天，已经光复了的斯塔夫罗波尔的中小学校陆续开学。各地的教学条件都极其简陋，没有基本的教室，没有足够的老师，没有课本，甚至连纸、笔、练习本都极度匮乏。面对这种情况，有一天早上，戈尔巴乔夫当着母亲的面扔掉了自己唯一的一本书，告诉母亲以后再不上学了。
母亲被儿子的举动弄得潸然泪下，收拾一些东西出了门，直到很晚才回来，回来之后径直回自己房间里睡了。戈尔巴乔夫被吵醒后，发现家里的桌上多了很多书！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戈尔巴乔夫的母亲面对不懂事的儿子没有打骂，而是忍着丈夫远在前线不在身边的痛苦，扛起了这个家以及这个家的未来，用家中仅有的一点点财物换了足够的书籍给孩子，用自己的默默无言去唤醒儿子的求知欲。果不其然，第二天一早，戈尔巴乔夫就背起书包上学去了，从此发奋图强。
谁说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培养不出国家的栋梁？有这样的母亲，谁敢再说寒门难出贵子？
当然了，既然是出身寒门，小孩子还是要多承担一些农事的。战争结束后，苏联西南的广大地区再次遭遇旱灾，戈尔巴乔夫一边上学，一边跟着退伍回家务农的父亲参加集体农庄的劳作。在这几年中，戈尔巴乔夫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几乎把全村所能看到的书籍都阅读了一遍。另一方面，和当拖拉机手的父亲一道，与全村人辛苦耕耘，一起度过了战后最初几年的经济困难。父子俩一齐得到了全村人的好评。上级依据父子俩的突出表现，分别向他俩颁发了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
后来，党组织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学业成绩和劳动业绩，发展他成为预备党员。这一年，他19岁。
中学毕业后，戈尔巴乔夫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这就相当于在我国云南、广西等西南省份中的沿边城市，从一个不知名的农村里走出了一个高材生，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其意义非同凡响。
和许多首都大学里来自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村孩子一样，戈尔巴乔夫在第一个学期对大学生活不太适应。对他来说，首都莫斯科的一切都是陌生的。红场、克里姆林宫、首都大剧院、特列加柯夫美术馆、普希金博物馆、莫斯科河等等。一切对他来说那么神圣，又让他感到些许不安、甚至压抑。
他非常不理解自己的列宁格勒同学对首都的评价——莫斯科就是个大农村。
也难怪，列宁格勒是苏联最大的海港城市，又是经济金融中心，还是全苏联最西化的城市。在列宁格勒人眼里，苏联的每一座城市都是农村。
奋斗吧，戈尔巴乔夫同学。尽管你的人生起点不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同学们。但是，列宁同志的警卫员说过，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任凭这个国家的现实再不完美，只要你努力，大好前途必将属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