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目的不單單是奪取政權，有破有立才是真革命。大家莫以為人民民主黨上台以後只會清洗敵人和自己人。他們也有自己的治國綱領。
人民民主黨的工作效率還是不錯的，4月27日革命成功，5月8日就公布了《革命任務的基本方針》：消除封建主義社會經濟關係，鞏固國民經濟中的公有成分，使社會生活民主化；消除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解放婦女，控制物價，消滅文盲，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除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奉行不結盟政策，擁護國際社會普遍裁軍，優先發展與蘇聯的傳統友好關係。
新方針的出台引起了阿富汗國內各階層的普遍不滿。進入6月，巴達赫尚、巴米揚、帕克蒂亞和楠格哈爾等多個省份爆發了由部落首領和士紳領導的武裝起義，得到各地群眾尤其是農牧民的廣泛支持。
推行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進步政策卻不得人心，這是為什麼呢？
答案很簡單，用初中歷史教科書中的話就能解答：人民民主黨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阿富汗國內的具體實際有機結合起來，脫離了當時當地的阿富汗具體國情。
阿富汗是穆斯林國家，伊斯蘭教在這個國家有着至高無上的地位，宗教人士往往在各地有着無可替代的權威。相反，各地的基層國家政權機構往往薄弱不堪，影響力遠遠不如當地部落首領和宗教領袖。人民群眾缺少對喀布爾中央政權的歸屬感，心理上更依賴部族長老和宗教人士。各個民族之間有着強烈的心理隔閡，缺乏國家認同。
達烏德上台之後，武斷地罷黜查希爾國王，使得阿富汗唯一的政治向心力也消失了。而他自己的政權也在短短五年就被人民民主黨一晝夜輕易推翻。全國民眾可謂是冷眼笑看走馬燈式的革命與政權更迭。
達烏德失敗的教訓就在眼前，人民民主黨還沒來得及思考，就想跑步進入社會主義。新綱領主張的消除封建主義社會經濟關係，鞏固國民經濟中的公有成分，無疑是與宗族部落自治傳統為敵；新綱領不提伊斯蘭教的國教地位，幾乎坐實了阿富汗民眾對人民民主黨有無神論觀點的疑心，確定該黨已經背離阿富汗的伊斯蘭教傳統；新綱領倡導民族平等，忽略普什圖族的主體地位和收復失地的決心，客觀上也助長了少數民族某些人列土封疆的野心。
更要命的是人民民主黨還提出優先發展和蘇聯的外交關係，無疑引起了西方國家和穆斯林國家的敵視。當他們聽到阿富汗國內多個省份爆發反對人民民主黨的起義之後，第一時間伸出援手。就這樣，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人眼裡的“國內外反動勢力”迅速勾結在一起，正式拉開了持續十四年之久的反對共產黨人政府的戰爭序幕。
對於國內叛亂，塔拉基和阿明等人民民主黨領袖們又是如何應對的呢？
此時的塔拉基正醉心於四月革命的偉大勝利和自己至高無上的領袖地位，根本無心國事。在前台主持大局的是極度崇拜斯大林的阿明同志。阿明在自己的辦公桌上擺放着一個小型的斯大林半身像。他經常和身邊人說：“斯大林同志教會我們如何在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雖然開始會痛苦，但事後一切都會很幸福”。
既然斯大林同志有過英明教導，那就按照斯大林的教誨來干吧。
廣大農牧民擁護叛亂分子說明地主和富農階級在破壞革命，貧下中農還沒有體會到新政權的好處。1978年下半年，人民民主黨出台土地改革綱領，沒收剝削階級的土地分給貧苦農民，然後陸續鎮壓了3.5萬名地主；
叛亂分子與宗教勢力勾結說明落後的民眾還沒有認識到宗教的虛偽。1978年10月，新政權通過法令，規定由隸屬於內閣司法部的法學和神學委員會指導全國伊斯蘭教宗教活動，如果有宗教神職人員不按照該委員會的命令行事，那就依法制裁，直至槍斃；
少數民族有野心家鬧獨立，普什圖民族有人與境外流亡人士勾結。這就說明中央政權還缺少權威，軍隊和警察等國家暴力機關的影響力尚未達到基層。面對日漸猖獗的各族叛亂勢力，阿明想到的是派出正規軍和秘密警察，以暴制暴，斬草除根；
隨後又出現了軍隊倒戈和政府官員“附逆”。阿明認為是大清洗還沒有進行到位，政府和軍隊依舊隱藏着反革命勢力，需要掀起新的更大規模的大肅反、大清洗、大鎮壓，來保證隊伍的純潔。
於是，新一輪的血雨腥風開始了。

@短褐單衣 2014-12-30 11: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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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明祭出的一系列“斯大林政策”並沒有實現穩定局勢的效果，反而使得阿富汗更加風雨飄搖。
阿明沒有正視他與斯大林的不同之處。斯大林推行那些強硬措施時，聯共（布）已經完全坐穩了江山，且有強大的紅軍和鐵血的契卡做後盾，所有政策都能不打折扣地完成。而在缺少中央政府權威的阿富汗，新上台的人民民主黨執政基礎極其薄弱，根本無法將政策落實到位。
另一方面，斯大林執政一生，從不任人唯親，而是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形勢需要任用自己信任的幹部。反觀阿明，他像勃列日涅夫一樣，偏愛自己家鄉和親屬中的幹部。據蘇聯方面統計，1978年下半年，阿明先後提拔了64名來自他家鄉喀布爾省帕格曼縣的黨員幹部出任各地的省長、市長、縣長。光是一個家鄉縣就出這麼多幹部，阿明比勃列日涅夫玩的還狠！
雖然數字有可能誇大，但是，連把阿明奉為“反蘇英雄”的西方國家和中國也承認：阿明在黨內拉起了自己的隊伍，任人唯親的行為已經暴露出他攥取權力的野心。
阿明不但任人唯親，而且任人唯族。出生普什圖族的他極度不信任少數民族幹部。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阿明不斷派出普什圖族幹部去少數民族地區取代當地幹部，指揮當地的大清洗和軍事行動，導致少數民族對新政權愈加離心離德。
任人唯親不可避免地加深了阿富汗國家政權本就廣泛存在的腐敗行為，這種腐敗行為的轉變方式有點類似於“由大明王朝的腐敗轉變為李自成農民起義軍的腐敗”。土改運動中，新政權一共沒收土地74萬公頃，但在土地重新分配過程中，依然有7%至8%的貧苦農民沒有分到土地。土地尤其良田耕地和優質牧場多落入人民派黨員和普什圖族幹部的“關係戶”手裡。非黨員農民和少數民族農民只能分到中低產田和次等草場，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再度激化。
土改運動受阻除了有官員貪腐、中飽私囊的影響，還有民族宗教方面的原因。
西歐國家對於私人財產的觀念是：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可進。阿富汗的傳統是：土地屬於真主和部落氏族，土地分配要服從長老和毛拉的安排，個人無權私分。人民民主黨不顧廣大農村地區的客觀實際，強行推動土改，使得部分地區出現了貧農不敢接受土地，害怕人民民主黨坐不穩江山，將來會出現地主還鄉團報復。
阿明政策的不成熟還體現在生搬硬套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土改方針，卻沒有制定改革配套保障措施。新政權把土地分配給農民，但禁止土地買賣、抵押、遺產繼承和僱傭勞動，加上禁止高利貸、政府財政困難和銀行業蕭條導致貧下中農無法獲得貸款，附加地主富農階層屠宰牲畜、破壞農業機械等抵制行為，廣大農村地區迅速出現糧食減產和農民赤貧化現象。
堅持無神論觀點的新政權沒有做到改善人民生活，使得阿富汗民眾對人民民主黨更加不信任，信奉伊斯蘭教的傳統心理再度被激發。越來越多的民眾加入宗教界人士組織的叛亂勢力。破壞法制、背離傳統、不尊重宗教人士的大清洗愈演愈烈，使得更多的富裕階層民眾奮起反抗，加入反政府武裝。新政權面臨的形勢更加危急。
阿明實施的政策弄巧成拙，沒有引起塔拉基的足夠重視。已經充分享受國內個人崇拜的塔拉基似乎還不過癮，於1978年12月5日啟動了他個人的首次訪蘇旅程，準備和蘇聯領導人暢談阿蘇傳統友誼，順便索要更多的蘇聯援助。
在莫斯科，不知天高地厚的塔拉基和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暢談阿富汗四月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言語中不乏將其與俄國十月革命相提並論的口氣。
憨厚淳樸的勃列日涅夫和彬彬有禮的柯西金十分克制，表現出東道主海納百川的雅量。聽完塔拉基宣稱的四月革命偉大意義和阿富汗的“建設成就”。勃列日涅夫說道：“如果經常調換軍隊指揮員，很多指揮官看到自己的同事被逮捕並消失，就會對自己的前途失去信心。這樣的軍隊就不能抱以太大希望。武器是個極端的東西，使用它必須慎之又慎。”
柯西金也說：“斯大林時期，我們自己就有這樣的體會，當時我們的許多軍官都在監獄裡。戰爭爆發後，斯大林不得不把他們派往前線作戰。這些人的表現說明他們是真正的英雄。”
塔拉基聽完不耐煩地辯解道：“鎮壓措施是針對帝國主義反動派走狗和部分宗教界代表的，是完全符合法律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措施只觸及極少的瘋狂的反人民分子和新政權的敵人。”
塔拉基完全不把蘇聯領導人的忠告當回事。他的心思全放在爭取援助的條約上。東道主讓他不虛此行，和他簽訂了蘇阿友好合作條約。就是這個條約，埋下了一年之後蘇聯出兵阿富汗的種子。

《蘇阿友好合作條約》和國際上普遍的結盟條約一樣，規定了兩國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軍事各方面的合作事項，在宏觀上制定了一些原則性條款，具體的合作事項有待進一步簽署其他協議。
《蘇阿友好合作條約》第四條規定：締約雙方本着睦鄰友好傳統和聯合國憲章精神，將為保障兩國安全、獨立和領土完整而進行磋商，進雙方同意後採取相應措施。為了加強締約雙方的防禦能力，雙方將在他們締結的相應協定的基礎上繼續發展軍事領域內的合作。
蘇聯對阿富汗的軍事援助歷史源遠流長。一方面，是武器裝備的援助；另一方面，查希爾國王親政以後，歷屆阿富汗政府都派出軍官赴蘇聯讀軍校，學習軍事指揮和軍事工業技術。因而在阿富汗軍隊中，有不少受蘇聯影響的軍官擁護人民民主黨。
除了“進口”阿富汗軍官，蘇聯還派出自己的軍官充當阿富汗軍隊的顧問，同時派出技術專家服務阿富汗政府和國有企業。無論是塔拉基還是阿明，都十分歡迎蘇聯顧問團。自始至終，他們對達烏德政府留下的“舊軍官”和技術官僚都不是太信任。
就這樣，阿富汗人民民主黨把自己的對立面越搞越大，大量社會精英投入反對新政權的陣營中去，阿富汗內戰愈演愈烈。常言道，屋漏偏逢連夜雨，阿富汗也不例外，因為鄰國伊朗出現了全新的狀況。
1979年1月，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巴列維國王被迫流亡海外。2月11日，伊朗政府軍土崩瓦解。在外流亡多年，剛剛回到國內的宗教領袖霍梅尼掌握了國家政權。他上台後，號召伊斯蘭各國民眾效法伊朗“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掀起伊斯蘭革命，建立政教合一的新政權。
這一口號引起了阿富汗反政府武裝和質疑人民民主黨無神論觀點的阿富汗民眾的共鳴。首先受到伊朗伊斯蘭革命影響的就是阿富汗臨近伊朗的邊境省份赫拉特省。3月15日，赫拉特省兩萬民眾舉行起義，該省駐軍第17步兵師兩個團發生譁變，倒向起義軍。
赫拉特的大規模人民起義和駐軍兵變使塔拉基慌了神，完全想不出鎮壓的辦法。領袖同志首先想到的居然是向蘇聯“借師助剿”，要求蘇軍派出一到兩個師的兵力，把起義鎮壓下去。
蘇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們收到人民民主黨的求援信後特別無語。三個月前，塔拉基在莫斯科可是豪情萬丈地把阿富汗四月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相提並論的，仿佛不要蘇聯援助也能進入共產主義。三個月後，他居然說阿富汗的軍隊控制不住局勢。這唱的是哪一出？
鑑於這件莫名其妙的事情事關重大，蘇共中央政治局從3月17日開始，召開了有全體委員和候補委員參加的會議，商討如何回復阿富汗政府。會議持續了三天，發言的主要是總理柯西金、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和蘇共中央國際部部長波諾馬廖夫。
大家普遍認為，出兵弊大於利，而且會給蘇聯帶來惡劣的國際影響。但是，蘇聯決不能丟失阿富汗，坐觀人民民主黨政權垮台。
大夥商量的核心問題是如何通過非軍事手段協助人民民主黨控制局勢和如何鼓勵塔拉基、阿明等領導人自力更生。最後，政治局決定提高阿富汗商品的進口價格，幫助阿富汗提升財政收入；增加武器裝備援助，增派援阿專家和軍事顧問；由總理柯西金邀請塔拉基來莫斯科面談，提出下一步應急處變的措施建議。
3月20日，塔拉基訪問莫斯科，他的借兵請求被當面拒絕。大失所望的塔拉基只好寄希望於自己“優秀的學生和助手”阿明同志。3月27日，塔拉基辭去總理職務，任命阿明繼任，並囑咐他全權處理軍事，盡力平定赫拉特軍民的起義。
一向代表黨內強硬勢力的阿明同志其實也不比塔拉基同志硬多少。當他聽到赫拉特大規模起義時，第一想法也是向蘇聯借兵。在塔拉基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打電話求援後，他也打電話向蘇聯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求援，遭到委婉拒絕。
臨危受命的阿明這次還能像四月革命絕地反擊那樣，化腐朽為神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