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目的不单单是夺取政权，有破有立才是真革命。大家莫以为人民民主党上台以后只会清洗敌人和自己人。他们也有自己的治国纲领。
人民民主党的工作效率还是不错的，4月27日革命成功，5月8日就公布了《革命任务的基本方针》：消除封建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巩固国民经济中的公有成分，使社会生活民主化；消除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解放妇女，控制物价，消灭文盲，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奉行不结盟政策，拥护国际社会普遍裁军，优先发展与苏联的传统友好关系。
新方针的出台引起了阿富汗国内各阶层的普遍不满。进入6月，巴达赫尚、巴米扬、帕克蒂亚和楠格哈尔等多个省份爆发了由部落首领和士绅领导的武装起义，得到各地群众尤其是农牧民的广泛支持。
推行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进步政策却不得人心，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用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的话就能解答：人民民主党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阿富汗国内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脱离了当时当地的阿富汗具体国情。
阿富汗是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在这个国家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宗教人士往往在各地有着无可替代的权威。相反，各地的基层国家政权机构往往薄弱不堪，影响力远远不如当地部落首领和宗教领袖。人民群众缺少对喀布尔中央政权的归属感，心理上更依赖部族长老和宗教人士。各个民族之间有着强烈的心理隔阂，缺乏国家认同。
达乌德上台之后，武断地罢黜查希尔国王，使得阿富汗唯一的政治向心力也消失了。而他自己的政权也在短短五年就被人民民主党一昼夜轻易推翻。全国民众可谓是冷眼笑看走马灯式的革命与政权更迭。
达乌德失败的教训就在眼前，人民民主党还没来得及思考，就想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新纲领主张的消除封建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巩固国民经济中的公有成分，无疑是与宗族部落自治传统为敌；新纲领不提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几乎坐实了阿富汗民众对人民民主党有无神论观点的疑心，确定该党已经背离阿富汗的伊斯兰教传统；新纲领倡导民族平等，忽略普什图族的主体地位和收复失地的决心，客观上也助长了少数民族某些人列土封疆的野心。
更要命的是人民民主党还提出优先发展和苏联的外交关系，无疑引起了西方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的敌视。当他们听到阿富汗国内多个省份爆发反对人民民主党的起义之后，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就这样，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人眼里的“国内外反动势力”迅速勾结在一起，正式拉开了持续十四年之久的反对共产党人政府的战争序幕。
对于国内叛乱，塔拉基和阿明等人民民主党领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此时的塔拉基正醉心于四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自己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根本无心国事。在前台主持大局的是极度崇拜斯大林的阿明同志。阿明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小型的斯大林半身像。他经常和身边人说：“斯大林同志教会我们如何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开始会痛苦，但事后一切都会很幸福”。
既然斯大林同志有过英明教导，那就按照斯大林的教诲来干吧。
广大农牧民拥护叛乱分子说明地主和富农阶级在破坏革命，贫下中农还没有体会到新政权的好处。1978年下半年，人民民主党出台土地改革纲领，没收剥削阶级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然后陆续镇压了3.5万名地主；
叛乱分子与宗教势力勾结说明落后的民众还没有认识到宗教的虚伪。1978年10月，新政权通过法令，规定由隶属于内阁司法部的法学和神学委员会指导全国伊斯兰教宗教活动，如果有宗教神职人员不按照该委员会的命令行事，那就依法制裁，直至枪毙；
少数民族有野心家闹独立，普什图民族有人与境外流亡人士勾结。这就说明中央政权还缺少权威，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暴力机关的影响力尚未达到基层。面对日渐猖獗的各族叛乱势力，阿明想到的是派出正规军和秘密警察，以暴制暴，斩草除根；
随后又出现了军队倒戈和政府官员“附逆”。阿明认为是大清洗还没有进行到位，政府和军队依旧隐藏着反革命势力，需要掀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大肃反、大清洗、大镇压，来保证队伍的纯洁。
于是，新一轮的血雨腥风开始了。

@短褐单衣 2014-12-30 11:53:50
楼主大才，小弟佩服，阅读一半，已受益良多，然才疏学浅，未敢轻易发言。
不知楼主是否有出版的计划，等出版时给我个购买地址，想收藏一本，也可与亲朋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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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出版看帖子的后期整体情况吧，毕竟贴文是初稿，很多内容和顺序需要修改完善。如若能出版，当然欢迎您和更多的朋友选购

阿明祭出的一系列“斯大林政策”并没有实现稳定局势的效果，反而使得阿富汗更加风雨飘摇。
阿明没有正视他与斯大林的不同之处。斯大林推行那些强硬措施时，联共（布）已经完全坐稳了江山，且有强大的红军和铁血的契卡做后盾，所有政策都能不打折扣地完成。而在缺少中央政府权威的阿富汗，新上台的人民民主党执政基础极其薄弱，根本无法将政策落实到位。
另一方面，斯大林执政一生，从不任人唯亲，而是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形势需要任用自己信任的干部。反观阿明，他像勃列日涅夫一样，偏爱自己家乡和亲属中的干部。据苏联方面统计，1978年下半年，阿明先后提拔了64名来自他家乡喀布尔省帕格曼县的党员干部出任各地的省长、市长、县长。光是一个家乡县就出这么多干部，阿明比勃列日涅夫玩的还狠！
虽然数字有可能夸大，但是，连把阿明奉为“反苏英雄”的西方国家和中国也承认：阿明在党内拉起了自己的队伍，任人唯亲的行为已经暴露出他攥取权力的野心。
阿明不但任人唯亲，而且任人唯族。出生普什图族的他极度不信任少数民族干部。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阿明不断派出普什图族干部去少数民族地区取代当地干部，指挥当地的大清洗和军事行动，导致少数民族对新政权愈加离心离德。
任人唯亲不可避免地加深了阿富汗国家政权本就广泛存在的腐败行为，这种腐败行为的转变方式有点类似于“由大明王朝的腐败转变为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腐败”。土改运动中，新政权一共没收土地74万公顷，但在土地重新分配过程中，依然有7%至8%的贫苦农民没有分到土地。土地尤其良田耕地和优质牧场多落入人民派党员和普什图族干部的“关系户”手里。非党员农民和少数民族农民只能分到中低产田和次等草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再度激化。
土改运动受阻除了有官员贪腐、中饱私囊的影响，还有民族宗教方面的原因。
西欧国家对于私人财产的观念是：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阿富汗的传统是：土地属于真主和部落氏族，土地分配要服从长老和毛拉的安排，个人无权私分。人民民主党不顾广大农村地区的客观实际，强行推动土改，使得部分地区出现了贫农不敢接受土地，害怕人民民主党坐不稳江山，将来会出现地主还乡团报复。
阿明政策的不成熟还体现在生搬硬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土改方针，却没有制定改革配套保障措施。新政权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但禁止土地买卖、抵押、遗产继承和雇佣劳动，加上禁止高利贷、政府财政困难和银行业萧条导致贫下中农无法获得贷款，附加地主富农阶层屠宰牲畜、破坏农业机械等抵制行为，广大农村地区迅速出现粮食减产和农民赤贫化现象。
坚持无神论观点的新政权没有做到改善人民生活，使得阿富汗民众对人民民主党更加不信任，信奉伊斯兰教的传统心理再度被激发。越来越多的民众加入宗教界人士组织的叛乱势力。破坏法制、背离传统、不尊重宗教人士的大清洗愈演愈烈，使得更多的富裕阶层民众奋起反抗，加入反政府武装。新政权面临的形势更加危急。
阿明实施的政策弄巧成拙，没有引起塔拉基的足够重视。已经充分享受国内个人崇拜的塔拉基似乎还不过瘾，于1978年12月5日启动了他个人的首次访苏旅程，准备和苏联领导人畅谈阿苏传统友谊，顺便索要更多的苏联援助。
在莫斯科，不知天高地厚的塔拉基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畅谈阿富汗四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言语中不乏将其与俄国十月革命相提并论的口气。
憨厚淳朴的勃列日涅夫和彬彬有礼的柯西金十分克制，表现出东道主海纳百川的雅量。听完塔拉基宣称的四月革命伟大意义和阿富汗的“建设成就”。勃列日涅夫说道：“如果经常调换军队指挥员，很多指挥官看到自己的同事被逮捕并消失，就会对自己的前途失去信心。这样的军队就不能抱以太大希望。武器是个极端的东西，使用它必须慎之又慎。”
柯西金也说：“斯大林时期，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当时我们的许多军官都在监狱里。战争爆发后，斯大林不得不把他们派往前线作战。这些人的表现说明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塔拉基听完不耐烦地辩解道：“镇压措施是针对帝国主义反动派走狗和部分宗教界代表的，是完全符合法律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措施只触及极少的疯狂的反人民分子和新政权的敌人。”
塔拉基完全不把苏联领导人的忠告当回事。他的心思全放在争取援助的条约上。东道主让他不虚此行，和他签订了苏阿友好合作条约。就是这个条约，埋下了一年之后苏联出兵阿富汗的种子。

《苏阿友好合作条约》和国际上普遍的结盟条约一样，规定了两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各方面的合作事项，在宏观上制定了一些原则性条款，具体的合作事项有待进一步签署其他协议。
《苏阿友好合作条约》第四条规定：缔约双方本着睦邻友好传统和联合国宪章精神，将为保障两国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而进行磋商，进双方同意后采取相应措施。为了加强缔约双方的防御能力，双方将在他们缔结的相应协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军事领域内的合作。
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援助历史源远流长。一方面，是武器装备的援助；另一方面，查希尔国王亲政以后，历届阿富汗政府都派出军官赴苏联读军校，学习军事指挥和军事工业技术。因而在阿富汗军队中，有不少受苏联影响的军官拥护人民民主党。
除了“进口”阿富汗军官，苏联还派出自己的军官充当阿富汗军队的顾问，同时派出技术专家服务阿富汗政府和国有企业。无论是塔拉基还是阿明，都十分欢迎苏联顾问团。自始至终，他们对达乌德政府留下的“旧军官”和技术官僚都不是太信任。
就这样，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把自己的对立面越搞越大，大量社会精英投入反对新政权的阵营中去，阿富汗内战愈演愈烈。常言道，屋漏偏逢连夜雨，阿富汗也不例外，因为邻国伊朗出现了全新的状况。
1979年1月，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巴列维国王被迫流亡海外。2月11日，伊朗政府军土崩瓦解。在外流亡多年，刚刚回到国内的宗教领袖霍梅尼掌握了国家政权。他上台后，号召伊斯兰各国民众效法伊朗“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掀起伊斯兰革命，建立政教合一的新政权。
这一口号引起了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和质疑人民民主党无神论观点的阿富汗民众的共鸣。首先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影响的就是阿富汗临近伊朗的边境省份赫拉特省。3月15日，赫拉特省两万民众举行起义，该省驻军第17步兵师两个团发生哗变，倒向起义军。
赫拉特的大规模人民起义和驻军兵变使塔拉基慌了神，完全想不出镇压的办法。领袖同志首先想到的居然是向苏联“借师助剿”，要求苏军派出一到两个师的兵力，把起义镇压下去。
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收到人民民主党的求援信后特别无语。三个月前，塔拉基在莫斯科可是豪情万丈地把阿富汗四月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相提并论的，仿佛不要苏联援助也能进入共产主义。三个月后，他居然说阿富汗的军队控制不住局势。这唱的是哪一出？
鉴于这件莫名其妙的事情事关重大，苏共中央政治局从3月17日开始，召开了有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参加的会议，商讨如何回复阿富汗政府。会议持续了三天，发言的主要是总理柯西金、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
大家普遍认为，出兵弊大于利，而且会给苏联带来恶劣的国际影响。但是，苏联决不能丢失阿富汗，坐观人民民主党政权垮台。
大伙商量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非军事手段协助人民民主党控制局势和如何鼓励塔拉基、阿明等领导人自力更生。最后，政治局决定提高阿富汗商品的进口价格，帮助阿富汗提升财政收入；增加武器装备援助，增派援阿专家和军事顾问；由总理柯西金邀请塔拉基来莫斯科面谈，提出下一步应急处变的措施建议。
3月20日，塔拉基访问莫斯科，他的借兵请求被当面拒绝。大失所望的塔拉基只好寄希望于自己“优秀的学生和助手”阿明同志。3月27日，塔拉基辞去总理职务，任命阿明继任，并嘱咐他全权处理军事，尽力平定赫拉特军民的起义。
一向代表党内强硬势力的阿明同志其实也不比塔拉基同志硬多少。当他听到赫拉特大规模起义时，第一想法也是向苏联借兵。在塔拉基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打电话求援后，他也打电话向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求援，遭到委婉拒绝。
临危受命的阿明这次还能像四月革命绝地反击那样，化腐朽为神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