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大家会问，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能得到安德罗波夫的赏识？又从哪里能看出安德罗波夫赏识他？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安德罗波夫是一位城府极深的人，从来不轻易发表对任何一位党政干部的评价，也不会把自己的私交暴露人前。没办法，这是自保的手段，他不是管人事的干部，领袖也容不得别人搞小圈子，只希望大家都像第聂伯帮成员那样忠于他。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和安德罗波夫的过往接触时，用到的是“矜持”一类的词来形容自己的政治老师。他认为安德罗波夫言行举止的分寸感特别强，说话特别中规中矩，不越雷池一步。
其实，戈尔巴乔夫不懂他的老师。安德罗波夫属于那种善于蛰伏，不出手则已，一出手非死即伤的人。说白了，就是克格勃特工身上独有的那种气质——特别沉得住气，时刻保持着对既定目标的执着追求，看准时机果断出手。
1978年7月1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农业工作的中央书记库拉科夫去世。苏共迫切需要一位新的农业书记来领导全国的秋收工作。安德罗波夫向勃列日涅夫举荐了戈尔巴乔夫。
此时的勃列日涅夫已经疾病缠身，有些记不起八年前亲手提拔的那位全国最年轻的第一书记。安德罗波夫给出了个主意。勃列日涅夫将在1978年9月赴阿塞拜疆共和国出席一个授勋典礼，安德罗波夫建议领袖在沿途各州停站休息，约见当地领导人。到达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后重点考察考察戈尔巴乔夫。
得到领袖批准后，安德罗波夫还是有点不放心，决定提前去斯塔夫罗波尔休假，并在勃列日涅夫抵达时带着戈尔巴乔夫去拜见勃列日涅夫，可谓用心良苦。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安德罗波夫告诫戈尔巴乔夫：“在这儿你是东道主，谈话就靠你来掌握了。”
安德罗波夫知道，勃列日涅夫年老体衰，不大可能多说话。
不知道是勃列日涅夫的领袖气势雄风犹在，还是戈尔巴乔夫的气场天生不足。两人一见面就冷场了，尤其是戈尔巴乔夫，居然不知道说什么。
最后，还是勃列日涅夫先开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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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那个绵羊王国（斯塔夫罗波尔盛产绵羊，畜牧业基础好）的情况如何？”勃列日涅夫问了戈尔巴乔夫第一个问题。
“今年特大丰收，共产羊毛500余万吨，平均每个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居民两吨。”戈尔巴乔夫答道。
刚答完一个令人满意的问题，领袖又开始追问第二个问题。
“运河怎么样了？修的时间够长的了……这该不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吧？”
这一下可把戈尔巴乔夫问懵了。他不知道怎样回答这项牵涉多个部门工作的问题。也不知道领袖到底是不是因为这项工作生气。斯塔夫罗波尔运河工程分为六期，根本不可能在八年之内全部完工。他沉默了很久，见领袖不说话，只好转移话题，问道：“您今年还休假吗？”
领袖还是不说话。安德罗波夫赶紧给戈尔巴乔夫打圆场。“是的，您应当休假。”
谈话就这样在冷场中结束了。
戈尔巴乔夫目送领袖上火车。他看见领袖走到车门口时，突然抓着扶手问安德罗波夫：“刚才的谈话如何？”安德罗波夫匆匆答道：“很好，很好。”
事后，安德罗波夫向戈尔巴乔夫解释说，勃列日涅夫越来越感到言语困难，所以越来越沉默寡言。
戈尔巴乔夫心里没底，不知道领袖对他的考察是否满意。但他还是从安德罗波夫身上看到了自己升官的希望。总的来看，领袖对安德罗波夫是充分信任的。
可是，事情没有完。领袖再怎么信任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也不是第聂伯帮的成员。勃列日涅夫还需要听听第聂伯帮那些亲信们的意见。几天之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重工业的中央书记、第聂伯帮二号人物基里连科突访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视察当地的农业工作。
见面之后，戈尔巴乔夫觉得基里连科不是来视察的，而是来找茬的。基里连科以绝对的首长派头和教师口气训斥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农业工作做的不好，浪费了很多农业机械设备和农业资金投入。
戈尔巴乔夫解释了几句农业资金和机械的使用情况。基里连科听了更加火大，把他的解释当成狡辩，两人不欢而散。
戈尔巴乔夫不知道，基里连科的火表面是发在他头上，其实是冲安德罗波夫去的。基里连科心中有自己的中央政治局“第二梯队”人选，他的名字叫叶利钦。

1978年，叶利钦正担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他和戈尔巴乔夫有很多共同点。他们同一年出生，都是农民家庭的孩子，都属于平步青云的干部，都是在自己家乡土生土长，然后年纪轻轻就当上家乡的第一书记，都是在第一书记任上以反对滥用特权和贪污腐化、工作态度强硬果断闻名于苏共中央。
但是，两人还有一个被后人忽略的共同点，那就是工作经历单一。戈尔巴乔夫进入苏共中央之前大部分时间在从事和领导农业工作，而叶利钦进入苏共中央之前大部分时间在从事和领导建筑业工作。工作经历单一的干部，主政一方或许能够勉强胜任。但是，如果让他们执掌一个大国，或许就不那么合适了。
两位同志都有各自的贵人。戈尔巴乔夫的贵人先是库拉科夫，后是安德罗波夫。叶利钦的贵人自然就是老领导基里连科了。基里连科在1955年至1962年担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十分重视培养干部。后来他从这个职位起步，升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叶利钦于1955年在乌拉尔工学院建筑系毕业，同年参加工作。他凭着优异的业务能力和顽强的工作作风，很快就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建筑行业崭露头角。叶利钦1961年入党，1969年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建设部部长，1974年升任州委书记（副职，不是常务副书记）。1976年，在基里连科和前任州委第一书记里亚博夫的大力推荐下，叶利钦越过第二书记职务，直接升任州委第一书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展现了什么叫“破格提拔，重点使用”。
破格提拔好理解，一位同志还没有当市委常务副书记和市长，就直接当市委书记。重点使用理解起来要难一些。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在苏联的政治经济地位大致相当于重庆直辖市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国家战略城市、工业基地、区域政治中心、经济总量大、人口多、矿产资源丰富、交通枢纽。大家可以想象，一位45岁的同志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意味着什么？
是的，在基里连科的扶持下，叶利钦被中央破格重用了。
基里连科和库拉科夫的关系不好，他俩一个管重工业，一个管农业，每年为了争取预算投资和科技投入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基里连科和安德罗波夫的关系也不太好，但是没有闹得像和库拉科夫那样明显。
在第聂伯帮成员里，基里连科是仅次于勃列日涅夫的二号人物；而在非第聂伯帮的政治局委员中，安德罗波夫上升势头最猛。当时的第二书记苏斯洛夫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如果有一天他蒙马克思召见，基里连科和安德罗波夫就是第二书记最强势的候选人。两人私底下建立起自己的码头，拉起了各自的队伍，展开了明争暗斗。
戈尔巴乔夫倒霉就倒霉在这，对他关爱有加的两位中央首长都是基里连科的政敌。基里连科对他的看法有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好不容易有位政敌（库拉科夫）去世了，偏偏安德罗波夫想推荐他的人来接库拉科夫的班，基里连科能痛快吗？
所以，他在勃列日涅夫面前坚决反对戈尔巴乔夫进入中央工作，去了斯塔夫罗波尔也不给戈尔巴乔夫好脸色。不过，勃列日涅夫还是听从了安德罗波夫的推荐，选择戈尔巴乔夫担任分管农业工作的中央书记。
国内外很多历史学家都抨击勃列日涅夫主政十八年，尤其是在执政后期任人唯亲，偏听偏信第聂伯帮的干部。可是，单从任用戈尔巴乔夫的这件事上，完全可以驳斥这个谎言，足以证明他在晚年语言障碍、身体孱弱之时也未偏听偏信。那么问题来了，后来又是谁在抹黑他呢？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1978年11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负责农业工作的中央书记，选举吉洪诺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契尔年科为政治局委员，“接受”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祖罗夫的辞呈，免去其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职务。马祖罗夫被迫退出政坛，总算让勃列日涅夫报了十年前的“布拉格之春”一箭之仇。
接下来，我们去认识那位新的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

契尔年科全名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1911年9月出生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位于西伯利亚中部）的一个农民家里，少年时期当过雇工。1929年当上该边疆区新肖洛沃区共青团宣传部长，1930年参军，1931年入党，1933年退伍后返回家乡从事宣传工作，从区一级的宣传部长逐步升为边疆区的宣传部副部长。
1941年和1943年，契尔年科先后当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党委书记和奔萨州的党委书记。翻译成中国话，契尔年科在30岁和32岁的时候先后在两个城市当上市委副书记。很年轻有为吧？
总的来看，早期的契尔年科的成长道路属于比较正统的苏联农村青年的仕途快车道路：家庭经济情况不好（农民出身），受教育条件较差（当过雇工），通过参加共青团、参军改变人生，在部队入党，回家分配一个好工作，进入党政机关。
卫国战争时期，契尔年科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当党委书记，没有从军。无论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还是奔萨州，这两个地方在战争时期都属于后方。德军兵锋最远时也未打到这里。契尔年科没有经历战争的考验。
1948年，契尔年科调任摩尔达维亚共和国担任共和国党中央的宣传部长。在这里，他遇到了照耀他一生的贵人，年长他五岁、后来的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同志。
1949年，勃列日涅夫来到摩尔达维亚当一把手。当时，整个共和国的形势不容乐观，经济崩溃、政治混乱。勃列日涅夫为尽快搞好战后重建，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大力推行农业集体化。很自然的，这些都离不开当时的宣传部长契尔年科的大力支持和协助。随着后来摩尔达维亚政治经济形势全面好转，两人也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2年10月，勃列日涅夫离开摩尔达维亚去中央工作。从此，契尔年科在首都有了自己的铁杆首长。
1956年，勃列日涅夫升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契尔年科升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直至1960年。
1960年，勃列日涅夫被解除中央书记职务，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年，契尔年科调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处主任。换句话说，也就是给勃列日涅夫当秘书。谁知道，他俩这种领导与秘书的关系一直维持到勃列日涅夫去世。
1964年，勃列日涅夫发动政变，罢黜赫鲁晓夫，当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第二年就把契尔年科从最高苏维埃调到中央委员会，担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间接调回自己身边。
苏共中央总务部是负责党中央高层领导人的内务、行政、文书和安全等工作的重要部门。契尔年科当上这个部的部长，等于当上了勃列日涅夫的秘书长，在仕途的进步速度直接由飞机上升为火箭。
1966年4月，契尔年科当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
1971年4月，契尔年科在苏共二十四大当选中央委员。
1976年3月，契尔年科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并继续兼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
1977年10月，契尔年科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8年11月，契尔年科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一个管领袖后勤的同志居然能当上中央委员，还能当上中央书记，而且还能在七年之内从中央委员步步高升，当上政治局委员。这事难道不奇怪吗？
正确的回答是：不奇怪，谁叫他是第聂伯帮的人呢！
第聂伯帮全名“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帮”，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进入中央工作之前，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和哈萨克共和国等地的老同学、老同事、老部下和老战友等等。契尔年科毫无疑问就属于第聂伯帮里的摩尔达维亚派。
1978年11月，一个没有搞过经济工作、受教育程度不高、只会搞意识形态工作且以秘书工作见长的同志进入最高决策层，对苏共和苏联来说意味着什么，大家心知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