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宣布自己的施政纲领。然而，他主持的第一次边疆区党委会受到了阻力。他提出要为边疆区的发展制定长远计划，涵盖发展专业化，采用工业工艺，改变农业生产配置，提高辖区民众生活水平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事是好事，但是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苏共的决策机制惯例是将事情先在主要几位领导同志之间私下沟通，再上会供全体党委委员讨论。戈尔巴乔夫违背这条原则，直接在党委会上以第一书记的身份提建议，遭到了其他党委委员的抵制。只有边疆区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博先科同志打圆场，说这些问题很重要，大家应当先考虑考虑再来讨论。
遭遇这次挫折后，戈尔巴乔夫换了一种方式，以书面报告的形式赢得大家一致通过。
戈尔巴乔夫上任后的第二件事是动干部。边疆区领导层的老同志众多，比他大上15岁或20岁的大有人在。这些人在新一届党委班子的第一次会议上就抵制戈尔巴乔夫的命令，让他很不爽。戈尔巴乔夫决定拿边疆区二号人物、第二书记热兹洛夫同志开刀。
戈尔巴乔夫给他定了两条罪名，一是不务正业，包括酗酒、钓鱼、打猎；二是不得人心——许多年轻干部反对他。然后代表党组织找他谈话，要他自己辞职。这个过程很顺利，热兹洛夫交出了权力。拿下第二书记之后，戈尔巴乔夫开始更换边疆区下辖各区、市的第一书记，提拔了一大批自己熟悉的来自农业战线和共青团的年轻干部，在短短一年之内便把边疆区的大多数关键岗位换上了自己人。
戈尔巴乔夫上任后的第三件事是兴修水利，也就是修建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1970年秋天，戈尔巴乔夫在休假的时候结识了苏联土壤改良和水利工程部部长，要求他支持在边疆区建设大运河，应对斯塔夫罗波尔的干旱和沙尘暴不利自然条件。部长同志很爽快，随即答应。
部长答应了还不算，必须切实得到中央的支持。1970年12月，巴库庆祝苏维埃政权成立五十周年，邀请各共和国的来宾，勃列日涅夫也被邀请出席。戈尔巴乔夫以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庆典。席间他凑到领袖身边，把边疆区急需水利建设的情况向领袖作了汇报，并向领袖递交了详细材料。
很快，政治局召开了会议，勃列日涅夫亲自通报运河修建计划。不久，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关于加速建设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及引水灌溉系统的决定。戈尔巴乔夫获得了成功。
戈尔巴乔夫上任后的第四件事是拓展同事关系。当上边疆区第一书记之后，戈尔巴乔夫的同事关系很自然地超出了边疆区的范围，向全国辐射。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相邻的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戈尔巴乔夫称之为“北高加索三角区”，认为三地在工业协作、农业生产和旅游疗养等方面存在着合作和互补的价值。换句话说，另外两地的第一书记值得结交。
且说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第一书记佐洛图欣同志。这位同志是一位铁腕人物，1966年调任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担任区委第一书记，短短三年就把边疆区治理的政绩斐然。戈尔巴乔夫上任后不久就去向他取经，聆听治国安民的良策。佐洛图欣很欣赏这位谦虚且年轻的后起之秀，毫不迟疑地把他拉进了另外一支“秘密队伍”，为戈尔巴乔夫继续平步青云注入了新的催化剂。
众所周知，苏共的中央委员们主要由各州、边疆区的第一书记构成。这些诸侯们平时分散在全国各地，一到关键时候就是决定中央领导层人事更换的支柱。就是这伙人，在1957年帮助赫鲁晓夫反败为胜，粉碎六月政变；也是这伙人，在1964年的十月政变中跟随勃列日涅夫罢黜赫鲁晓夫，拥护勃列日涅夫当上党中央第一书记。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为了笼络住这些地方上的第一书记，几乎每天上午都和他们打电话。电话的内容大同小异，“伊万诺夫同志，你好啊，你们那的工作开展的很好，中央对您的能力很肯定。目前有个事比较重要，需要征求您的意见。”或者是“瓦西里同志，你好啊，你们最近的工作做得不错，中央知道你们克服了很多困难。主席团最近准备实施一项新政策，您看这样是不是有益于工作？”
勃列日涅夫以此笼络人心，试探自己在地方上的支持度，为自己更换干部争取时间。

从1964年夏天的政变密谋阶段至1966年的苏共二十三大，在州委书记这个层级的领导干部中，形成了一个忠于勃列日涅夫的小圈子，他们唯勃列日涅夫马首是瞻。每次召开苏共中央全会，如果领袖想推出新政策或者进行重大人事调整，他们就负责造势和串联，确保勃列日涅夫的提议能够得到通过。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佐洛图欣同志就属于这个圈子。1970年7月，最高苏维埃召开会议，各地的第一书记们作为苏维埃代表纷纷到会。会议间隙，佐洛图欣带着戈尔巴乔夫参加“小圈子”里第一书记们的聚餐，帮助这位后起之秀拓展人脉。
既然是聚餐，那就要喝酒。俄罗斯人民好美酒，俄罗斯官场就更好美酒了。戈尔巴乔夫接过服务员递过来的斟满伏特加的高脚杯，向大家敬酒示意，泯了一小口。随后就有人不高兴了。正所谓“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一口闷；感情好，一瓶倒；感情铁，喝吐血”。戈尔巴乔夫在这种场合喝绅士酒，引起了同僚们的警觉。
奥伦堡州州委第一书记科瓦连科看着戈尔巴乔夫的杯子发问：“这是怎么回事？”
戈尔巴乔夫说：“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循序渐进，但是持续不断。”
在场的各位封疆大吏都笑了，气氛好了些。大家对这位全国最年轻的第一书记有些好奇，有人问戈尔巴乔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怎样。戈尔巴乔夫说出自己上任前后勃列日涅夫对自己的支持和评价，以此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戈尔巴乔夫听着听着就明白了，原来这些人都是反对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的，尤其以反对柯西金的居多。
1970年，戈尔巴乔夫加入了这个忠于勃列日涅夫的小圈子。在整个七十年代，这个小圈子里的第一书记们和中央的第聂伯帮成员一道，形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权力基础。到了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干的最成功的事情就是清洗这些人。
总的来说，戈尔巴乔夫在自己上任的第一年里取得了卓越的成果。第一，在边疆区建立起了一支忠于自己的干部队伍。第二，向中央争取到了大量的政策、资金以及工程支持。第三，在苏共中央委员这个群体中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为今后的高升打下了基础。

巩固权力之后，戈尔巴乔夫开始干正事，暨改变家乡落后的社会经济现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说起那时候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经济发展水平确实不怎么样。全区接近一半的土地属于草原类型，不适宜耕种；已经开垦出来的耕地全是中低产田；1870年至1970年的100年间，有75年属于低产年，有52年遭遇不同程度的旱灾，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农作物产量长年在低谷徘徊。
农业基础差，工业也好不到哪里去，重工业几乎没有，轻工业基本上也就是搞搞本地区的农产品加工，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很落后，城市化水平低，城乡住房普遍短缺。唯一能拿出手的就是由丰富的矿泉水资源。
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家乡，也是他在1970年接手的行政区。戈尔巴乔夫用了八年时间，主要做了四件事情，使家乡的社会经济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凭着自己的卓越政绩，以一个默默无闻的边疆区的第一书记的职务，奇迹般地冲进了中央领导人的视线，进入中央领导层。
第一件事，是在农业领域搞“休闲地”。“休闲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不种作物，但仍进行管理，借以休养地力的耕地。斯塔夫罗波尔的大部分土地类型属于草原，不利于发展种植业，必须通过“休耕”来维持土地的肥力。通俗点的说，就是搞可持续发展，不竭泽而渔，避免粗放型发展模式。道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就难了。
从斯大林时代到勃列日涅夫时代，中央都是主张耕地开垦的越多越好，种植面积越广越好。如果由于过度开垦而造成土地荒漠化，中央也不会怪你，毕竟是贯彻上级指示嘛。可谁要是敢擅自缩小土地耕种面积，那就是跟中央唱反调，性质很严重。
戈尔巴乔夫出生农民家庭，知道强行贯彻上级指示造成土地荒漠化对农民和农业意味着什么。况且，他生于斯长于斯，也知道如果搞垮了家乡的经济就是搞垮了家乡的父老乡亲对他的期望。谁愿意被自己的乡亲们戳脊梁骨？
其实，种地这事，真不用上面教，农民自己就知道怎么做。早在戈尔巴乔夫上任之前，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已经有农民偷偷地搞休闲地，其形式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家小岗村当年搞包产到户。戈尔巴乔夫发现后没有制止，他在等待时机，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将这种耕作制度合法化。
这个早熟的孩子隐忍了四年，“盼”来了边疆区在1975年至1976年的连续旱灾，中间还夹杂着春季沙尘暴。占耕种面积一半的农作物枯死，整个农村和农业形势濒临崩溃，只有少数实行“休闲地”的集体农庄保持了往年产量。这时，时机成熟了，戈尔巴乔夫在1976年8月起草了一份致政治局的报告，结合边疆区的自然条件和灾情对在斯塔夫罗波尔的特殊条件下向“旱地耕作系统”过渡进行了论证，力主实行“休闲地”。
仅仅三天之后，勃列日涅夫直接电告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意。
1977年，边疆区的谷物产量恢复良好，1978年实现空前大丰收。这些政绩使得戈尔巴乔夫在边疆区的威望空前提高，且不说他勇于担当，挽救了家乡濒临毁灭的农业形势。就是缩小耕地面积搞休耕能得到中央同意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要知道，在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某个地区搞特殊则意味着当地领导人的与众不同。
戈尔巴乔夫在1976年为农业政策的一锤定音，为往后边疆区从低产去向丰产区转变打下了基础。而1977年和1978年的连续丰收则直接成为了戈尔巴乔夫晋升中央书记的垫脚石。

戈尔巴乔夫的第二大政绩是发展了当地的畜牧业。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境内草原广袤，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羊，每年都有大量的羊毛和羊肉交售国家，销往全国各地。按理说，这是一个提高人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可事实不是这样。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在戈尔巴乔夫上任之前的情况应了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民谣，叫作“泥瓦匠，住草房；纺织娘，没衣裳；卖盐的，喝淡汤；种田的，吃米糠；磨面的，吃瓜秧；炒菜的，光闻香；织凉席的睡光床，做棺材的死路旁。”在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边疆区人民不得不把75%的肉产品低价卖给国家。与此同时，本地区民众却得不到足够的肉产品。
戈尔巴乔夫上任不久就受到了指责，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涅温诺梅斯克化学联合企业，工人们责怪我巴结中央，把什么都给了国内其他地区，忘记了自己在斯塔夫罗波尔居民面前应负的责任。”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评价一位地方官的能力水平怎样，就看他能不能从中央要来政策和资金，也就是所谓“跑部钱进”的能力。谁能把国家的钱用来搞本地区的建设，那谁就有本事。如果谁用榨取本地区国民经济的钱去贡献给国家，那他就是混账官员。
戈尔巴乔夫可不是混账官员，他下决心要改变这种“卖盐的喝淡汤”境况。他写了份报告给中央，要求改变农产品的分配份额，遭到了中央的驳斥。戈尔巴乔夫毫不气馁，既然蛋糕的分配份额改变不了，那就把蛋糕做大。把蛋糕做大，光靠边疆区党委自身肯定不行，还是要想办法把国家的钱用到边疆区来。
戈尔巴乔夫对国家政策的把握可是相当的精准。1971年，苏共召开二十四大。在这次大会上，勃列日涅夫为了对抗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加强管理部门的职能，建立联合公司和联合企业来集中生产，提高生产效率的施政纲领。
领袖提出了政策，自然就有人跳出来紧跟表示拥护。尽管勃列日涅夫的本意是在工业领域建立工业托拉斯，搞集中生产、联合经营。但是，农业领域也有一些负责同志提出要搞生产、加工和销售联合经营，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瓦西里耶夫。他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主管农业。这位同志特别主张建立畜牧综合体，搞集约化、产业化建设。
戈尔巴乔夫瞅准时机，向他提出申请，要求在边疆区建设一家覆盖所有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养禽业综合体。瓦西里耶夫果断的同意了，并答应从中央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解决长期受到困扰的饲料短缺问题。
有了中央的大力扶持，边疆区的肉产品产量从1970年11000吨飙升至1978年的44000吨。一举改变了边疆区自苏联建国以来的肉产品短缺问题，直到苏联解体之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都是俄罗斯第四大禽类生产基地。随着戈尔巴乔夫任内斯塔夫罗波尔运河的修通，牲畜饮水条件全面好转，区内羊毛、羊肉等各种农副产品在大量外销的情况下都能保证自给有余。
第二件工作做下来，让边疆区人民发现跟着戈尔巴乔夫“有肉吃”。戈尔巴乔夫在家乡人民心中的支持率节节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