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上任後的第一件事是宣布自己的施政綱領。然而，他主持的第一次邊疆區黨委會受到了阻力。他提出要為邊疆區的發展制定長遠計劃，涵蓋發展專業化，採用工業工藝，改變農業生產配置，提高轄區民眾生活水平等方方面面的問題。
事是好事，但是怎麼做又是另外一回事。蘇共的決策機制慣例是將事情先在主要幾位領導同志之間私下溝通，再上會供全體黨委委員討論。戈爾巴喬夫違背這條原則，直接在黨委會上以第一書記的身份提建議，遭到了其他黨委委員的抵制。只有邊疆區蘇維埃執委會主席博先科同志打圓場，說這些問題很重要，大家應當先考慮考慮再來討論。
遭遇這次挫折後，戈爾巴喬夫換了一種方式，以書面報告的形式贏得大家一致通過。
戈爾巴喬夫上任後的第二件事是動幹部。邊疆區領導層的老同志眾多，比他大上15歲或20歲的大有人在。這些人在新一屆黨委班子的第一次會議上就抵制戈爾巴喬夫的命令，讓他很不爽。戈爾巴喬夫決定拿邊疆區二號人物、第二書記熱茲洛夫同志開刀。
戈爾巴喬夫給他定了兩條罪名，一是不務正業，包括酗酒、釣魚、打獵；二是不得人心——許多年輕幹部反對他。然後代表黨組織找他談話，要他自己辭職。這個過程很順利，熱茲洛夫交出了權力。拿下第二書記之後，戈爾巴喬夫開始更換邊疆區下轄各區、市的第一書記，提拔了一大批自己熟悉的來自農業戰線和共青團的年輕幹部，在短短一年之內便把邊疆區的大多數關鍵崗位換上了自己人。
戈爾巴喬夫上任後的第三件事是興修水利，也就是修建斯塔夫羅波爾大運河。1970年秋天，戈爾巴喬夫在休假的時候結識了蘇聯土壤改良和水利工程部部長，要求他支持在邊疆區建設大運河，應對斯塔夫羅波爾的乾旱和沙塵暴不利自然條件。部長同志很爽快，隨即答應。
部長答應了還不算，必須切實得到中央的支持。1970年12月，巴庫慶祝蘇維埃政權成立五十周年，邀請各共和國的來賓，勃列日涅夫也被邀請出席。戈爾巴喬夫以俄羅斯聯邦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參加慶典。席間他湊到領袖身邊，把邊疆區急需水利建設的情況向領袖作了匯報，並向領袖遞交了詳細材料。
很快，政治局召開了會議，勃列日涅夫親自通報運河修建計劃。不久，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做出關於加速建設斯塔夫羅波爾大運河及引水灌溉系統的決定。戈爾巴喬夫獲得了成功。
戈爾巴喬夫上任後的第四件事是拓展同事關係。當上邊疆區第一書記之後，戈爾巴喬夫的同事關係很自然地超出了邊疆區的範圍，向全國輻射。與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相鄰的是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和羅斯托夫州。戈爾巴喬夫稱之為“北高加索三角區”，認為三地在工業協作、農業生產和旅遊療養等方面存在着合作和互補的價值。換句話說，另外兩地的第一書記值得結交。
且說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的第一書記佐洛圖欣同志。這位同志是一位鐵腕人物，1966年調任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擔任區委第一書記，短短三年就把邊疆區治理的政績斐然。戈爾巴喬夫上任後不久就去向他取經，聆聽治國安民的良策。佐洛圖欣很欣賞這位謙虛且年輕的後起之秀，毫不遲疑地把他拉進了另外一支“秘密隊伍”，為戈爾巴喬夫繼續平步青雲注入了新的催化劑。
眾所周知，蘇共的中央委員們主要由各州、邊疆區的第一書記構成。這些諸侯們平時分散在全國各地，一到關鍵時候就是決定中央領導層人事更換的支柱。就是這夥人，在1957年幫助赫魯曉夫反敗為勝，粉碎六月政變；也是這夥人，在1964年的十月政變中跟隨勃列日涅夫罷黜赫魯曉夫，擁護勃列日涅夫當上黨中央第一書記。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為了籠絡住這些地方上的第一書記，幾乎每天上午都和他們打電話。電話的內容大同小異，“伊萬諾夫同志，你好啊，你們那的工作開展的很好，中央對您的能力很肯定。目前有個事比較重要，需要徵求您的意見。”或者是“瓦西里同志，你好啊，你們最近的工作做得不錯，中央知道你們克服了很多困難。主席團最近準備實施一項新政策，您看這樣是不是有益於工作？”
勃列日涅夫以此籠絡人心，試探自己在地方上的支持度，為自己更換幹部爭取時間。

從1964年夏天的政變密謀階段至1966年的蘇共二十三大，在州委書記這個層級的領導幹部中，形成了一個忠於勃列日涅夫的小圈子，他們唯勃列日涅夫馬首是瞻。每次召開蘇共中央全會，如果領袖想推出新政策或者進行重大人事調整，他們就負責造勢和串聯，確保勃列日涅夫的提議能夠得到通過。
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區委第一書記佐洛圖欣同志就屬於這個圈子。1970年7月，最高蘇維埃召開會議，各地的第一書記們作為蘇維埃代表紛紛到會。會議間隙，佐洛圖欣帶着戈爾巴喬夫參加“小圈子”里第一書記們的聚餐，幫助這位後起之秀拓展人脈。
既然是聚餐，那就要喝酒。俄羅斯人民好美酒，俄羅斯官場就更好美酒了。戈爾巴喬夫接過服務員遞過來的斟滿伏特加的高腳杯，向大家敬酒示意，泯了一小口。隨後就有人不高興了。正所謂“感情淺，舔一舔；感情深，一口悶；感情好，一瓶倒；感情鐵，喝吐血”。戈爾巴喬夫在這種場合喝紳士酒，引起了同僚們的警覺。
奧倫堡州州委第一書記科瓦連科看着戈爾巴喬夫的杯子發問：“這是怎麼回事？”
戈爾巴喬夫說：“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循序漸進，但是持續不斷。”
在場的各位封疆大吏都笑了，氣氛好了些。大家對這位全國最年輕的第一書記有些好奇，有人問戈爾巴喬夫和勃列日涅夫的關係怎樣。戈爾巴喬夫說出自己上任前後勃列日涅夫對自己的支持和評價，以此贏得了大家的信任。戈爾巴喬夫聽着聽着就明白了，原來這些人都是反對柯西金和波德戈爾內的，尤其以反對柯西金的居多。
1970年，戈爾巴喬夫加入了這個忠於勃列日涅夫的小圈子。在整個七十年代，這個小圈子裡的第一書記們和中央的第聶伯幫成員一道，形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權力基礎。到了八十年代，戈爾巴喬夫干的最成功的事情就是清洗這些人。
總的來說，戈爾巴喬夫在自己上任的第一年裡取得了卓越的成果。第一，在邊疆區建立起了一支忠於自己的幹部隊伍。第二，向中央爭取到了大量的政策、資金以及工程支持。第三，在蘇共中央委員這個群體中擴大了自己的影響，為今後的高升打下了基礎。

鞏固權力之後，戈爾巴喬夫開始干正事，暨改變家鄉落後的社會經濟現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說起那時候的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經濟發展水平確實不怎麼樣。全區接近一半的土地屬於草原類型，不適宜耕種；已經開墾出來的耕地全是中低產田；1870年至1970年的100年間，有75年屬於低產年，有52年遭遇不同程度的旱災，自然條件極其惡劣，農作物產量長年在低谷徘徊。
農業基礎差，工業也好不到哪裡去，重工業幾乎沒有，輕工業基本上也就是搞搞本地區的農產品加工，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也很落後，城市化水平低，城鄉住房普遍短缺。唯一能拿出手的就是由豐富的礦泉水資源。
這就是戈爾巴喬夫的家鄉，也是他在1970年接手的行政區。戈爾巴喬夫用了八年時間，主要做了四件事情，使家鄉的社會經濟發展上了一個新台階，憑着自己的卓越政績，以一個默默無聞的邊疆區的第一書記的職務，奇蹟般地衝進了中央領導人的視線，進入中央領導層。
第一件事，是在農業領域搞“休閒地”。“休閒地”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不種作物，但仍進行管理，藉以休養地力的耕地。斯塔夫羅波爾的大部分土地類型屬於草原，不利於發展種植業，必須通過“休耕”來維持土地的肥力。通俗點的說，就是搞可持續發展，不竭澤而漁，避免粗放型發展模式。道理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可就難了。
從斯大林時代到勃列日涅夫時代，中央都是主張耕地開墾的越多越好，種植面積越廣越好。如果由於過度開墾而造成土地荒漠化，中央也不會怪你，畢竟是貫徹上級指示嘛。可誰要是敢擅自縮小土地耕種面積，那就是跟中央唱反調，性質很嚴重。
戈爾巴喬夫出生農民家庭，知道強行貫徹上級指示造成土地荒漠化對農民和農業意味着什麼。況且，他生於斯長於斯，也知道如果搞垮了家鄉的經濟就是搞垮了家鄉的父老鄉親對他的期望。誰願意被自己的鄉親們戳脊梁骨？
其實，種地這事，真不用上面教，農民自己就知道怎麼做。早在戈爾巴喬夫上任之前，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已經有農民偷偷地搞休閒地，其形式有點類似於我們國家小崗村當年搞包產到戶。戈爾巴喬夫發現後沒有制止，他在等待時機，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將這種耕作制度合法化。
這個早熟的孩子隱忍了四年，“盼”來了邊疆區在1975年至1976年的連續旱災，中間還夾雜着春季沙塵暴。占耕種面積一半的農作物枯死，整個農村和農業形勢瀕臨崩潰，只有少數實行“休閒地”的集體農莊保持了往年產量。這時，時機成熟了，戈爾巴喬夫在1976年8月起草了一份致政治局的報告，結合邊疆區的自然條件和災情對在斯塔夫羅波爾的特殊條件下向“旱地耕作系統”過渡進行了論證，力主實行“休閒地”。
僅僅三天之後，勃列日涅夫直接電告戈爾巴喬夫表示同意。
1977年，邊疆區的穀物產量恢復良好，1978年實現空前大豐收。這些政績使得戈爾巴喬夫在邊疆區的威望空前提高，且不說他勇於擔當，挽救了家鄉瀕臨毀滅的農業形勢。就是縮小耕地面積搞休耕能得到中央同意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要知道，在中央集權制國家的某個地區搞特殊則意味着當地領導人的與眾不同。
戈爾巴喬夫在1976年為農業政策的一錘定音，為往後邊疆區從低產去向豐產區轉變打下了基礎。而1977年和1978年的連續豐收則直接成為了戈爾巴喬夫晉升中央書記的墊腳石。

戈爾巴喬夫的第二大政績是發展了當地的畜牧業。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境內草原廣袤，幾乎家家戶戶都養羊，每年都有大量的羊毛和羊肉交售國家，銷往全國各地。按理說，這是一個提高人民收入的有效途徑。可事實不是這樣。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在戈爾巴喬夫上任之前的情況應了我國西北地區的一個民謠，叫作“泥瓦匠，住草房；紡織娘，沒衣裳；賣鹽的，喝淡湯；種田的，吃米糠；磨麵的，吃瓜秧；炒菜的，光聞香；織涼蓆的睡光床，做棺材的死路旁。”在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之下，邊疆區人民不得不把75%的肉產品低價賣給國家。與此同時，本地區民眾卻得不到足夠的肉產品。
戈爾巴喬夫上任不久就受到了指責，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涅溫諾梅斯克化學聯合企業，工人們責怪我巴結中央，把什麼都給了國內其他地區，忘記了自己在斯塔夫羅波爾居民面前應負的責任。”計劃經濟體制之下，評價一位地方官的能力水平怎樣，就看他能不能從中央要來政策和資金，也就是所謂“跑部錢進”的能力。誰能把國家的錢用來搞本地區的建設，那誰就有本事。如果誰用榨取本地區國民經濟的錢去貢獻給國家，那他就是混賬官員。
戈爾巴喬夫可不是混賬官員，他下決心要改變這種“賣鹽的喝淡湯”境況。他寫了份報告給中央，要求改變農產品的分配份額，遭到了中央的駁斥。戈爾巴喬夫毫不氣餒，既然蛋糕的分配份額改變不了，那就把蛋糕做大。把蛋糕做大，光靠邊疆區黨委自身肯定不行，還是要想辦法把國家的錢用到邊疆區來。
戈爾巴喬夫對國家政策的把握可是相當的精準。1971年，蘇共召開二十四大。在這次大會上，勃列日涅夫為了對抗柯西金的新經濟體制改革，提出了加強管理部門的職能，建立聯合公司和聯合企業來集中生產，提高生產效率的施政綱領。
領袖提出了政策，自然就有人跳出來緊跟表示擁護。儘管勃列日涅夫的本意是在工業領域建立工業托拉斯，搞集中生產、聯合經營。但是，農業領域也有一些負責同志提出要搞生產、加工和銷售聯合經營，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俄羅斯聯邦共和國部長會議副主席瓦西里耶夫。他在俄羅斯聯邦共和國主管農業。這位同志特別主張建立畜牧綜合體，搞集約化、產業化建設。
戈爾巴喬夫瞅準時機，向他提出申請，要求在邊疆區建設一家覆蓋所有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的養禽業綜合體。瓦西里耶夫果斷的同意了，並答應從中央為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解決長期受到困擾的飼料短缺問題。
有了中央的大力扶持，邊疆區的肉產品產量從1970年11000噸飆升至1978年的44000噸。一舉改變了邊疆區自蘇聯建國以來的肉產品短缺問題，直到蘇聯解體之後，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都是俄羅斯第四大禽類生產基地。隨着戈爾巴喬夫任內斯塔夫羅波爾運河的修通，牲畜飲水條件全面好轉，區內羊毛、羊肉等各種農副產品在大量外銷的情況下都能保證自給有餘。
第二件工作做下來，讓邊疆區人民發現跟着戈爾巴喬夫“有肉吃”。戈爾巴喬夫在家鄉人民心中的支持率節節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