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想法，并不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才有的。
1974年10月，国际奥委会第七十五届会议上决定，由苏联首都莫斯科承办第22届奥运会。套用一句正统历史书里常用的话，某某历史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有其发生的必然性。莫斯科申奥早不成功，晚不成功，偏偏在这个时候成功，有其必然性。
从内因上看，1970年至1975年，是苏联历史上综合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已经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举办一场世界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苏联人民在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程度提高之后，开始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水平，也开始憧憬自己祖国的大国地位添加体育大国元素。
从外因上看，西方国家先后经历六十年代末的普遍政治危机和七十年代初的普遍经济危机，不少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开始像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一样对苏联刮目相看。同时，西方各国普遍接受并配合苏联当时的缓和外交战略，默许把奥运会举办权力“分配”给苏联，可谓是“It’s your turn now”。于是乎，莫斯科在1974年的申奥阻力较以往最小，取得成功。
当然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从来不会做赔本生意。大家的目光汇集在1975年的那份世界级文件纲领上。
1975年7月30日，华沙条约组织各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欧美国家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共同签署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苏联官方第一次在国际上承认人权理念等普世价值，使西方国家取得了对苏外交的历史性成果。
可是后来西方国家发现，苏联在文件上字是签了，却没有完全按照西方观念改造“极权制度下的不民主”。在西方国家看来，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依旧被镇压，少数民族权利和宗教自由依然没有保障。因此，他们认为赫尔辛基文件并没有在苏联得到履行。
他们不明白，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这些人青春期都在十月革命的汹涌澎湃中度过，不惑之年都在二战期间为营建苏联的世界大国地位奋斗。他们怎么可能对西方服软，按照西方制度改变国家体制？
苏联政府的回应很简单，我们有自己的人权理念，也会保障苏联公民的人权。但这属于敝国内政，容不得外国好事者说三道四。
这下可气坏了西方国家的“好事者”，感情你们苏联说归说，做归做啊？不行，我们要抵制你们举办的奥运会，坚决不与不讲人权的国家同台竞技。
这下可难坏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他们又要安抚国内的“好事者”，又要和苏联解释：这是在野党的人在拉选票，是国会的议员在拼人气，敝国政府是坚决对苏友好的；不过话说回来，你们是不是应该多少做做样子，我们也好和国内做一些解释工作。
克里姆林宫的大佬们顿时火了，就你们民主，就你们要对国民负责，对祖国国际地位负责，我们苏联就不要？一天天的在中东、在海湾、在伊朗和阿富汗搞三搞四，搞得我们南部边界不得安宁，非逼我出手不是？
1979年12月25日，苏军入侵阿富汗。
西方国家包括伊斯兰国家朝野舆论一片哗然。这就是你们这些政府高层对不讲人权和宗教自由的苏联人一再让步的结果。人家都快办奥运会了，居然还出兵搞侵略。咱们还参加他的奥运会干嘛？
对啊，奥运会的传统意义就是停止战争，呼唤和平，这东道主太不像话了。
到了1980年春天，西方大国取得一致意见，抵制奥运会，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没想到卡特总统还不满意，拿出了一种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气势，要把苏联逼入绝境。
据2004年8 月29日的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报道，当天前段时期解密的美国国务院文件显示：卡特总统在1980年曾秘密指示美国官员游说国际奥委会，临时改变1980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把莫斯科换成希腊的雅典或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和苏联出兵干涉阿富汗的霸权主义行径一样，卡特总统的美国政府也是够霸权主义的。全世界一国一票选出的奥运会主办城市，他想换就换。他怎么好意思开这个口？
当然好意思了，我大美利坚合众国引领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平等潮流，从来就是世界先驱，提个建议怎么了？
估计勃列日涅夫也有类似的台词，我大苏维埃联盟引领世界革命，是要解放全人类的，先帮助帮助阿富汗人民自己解放自己怎么了？

卡特政府“秘密建议”的理由冠冕堂皇，说是不少国家的运动员对于禁止前往莫斯科参赛的命令感到怀疑和不满。咱们可以给他们另外提供一个比赛的城市啊，可以由传统体育大国的城市举办。
国际奥委会拒绝了这项建议。
卡特政府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美国国务院写了封信给意大利政府，说咱们别去莫斯科比赛。咱们去建议国际奥委会，把几百个比赛项目分一分，拆成四到五组，放在五大洲各一个国家来共同承办。这样，咱们就可以争取到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咱们一起对抗苏联。
同样的观点美国还和英国等盟国交换过意见。不过，不知道后来出现什么原因没有成功。
卡特政府还是不甘心，国际组织找过了，盟友们也找过了，都没成功。那就直接找第三世界的小国吧。
美国选中的是科特迪瓦。依据是该国政治经济形势稳定，体育水平相对不错，而且亲美反苏。
科特迪瓦拒绝了，理由是国力有限。
要知道，苏联为了主办莫斯科奥运会，总共耗费了90多亿美元，创下了当时奥运会史上的最高纪录。在近六年时间的准备工作中，莫斯科对城市进行突击改建，修筑高楼大厦、粉刷历史建筑、完善交通网络、清除河道淤泥，还特意修建了作为奥运会主体育场的卢日尼克列宁中央体育场，其中的140个场馆可以容纳20万人。到了1980年，莫斯科的大型体育场由之前的50多个增加到近70个，人工游泳池从30多个发展到60多个，体育馆由1300多个扩增到1600多个。 
这种魄力、这么多钱和这种效率，科特迪瓦怕是真拿不出。
一连三个坏消息，卡特政府的高官们怕是气坏了。
本来嘛，政治是政治，体育是体育。无论多么高尚的口号，都不应该把这两件事搅和在一起。
你可以智慧卓越，把巴基斯坦、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绑上你的战车，但你不应该把各国运动员的训练汗水和自我超越的理想牺牲给美国的外交战略。人家四年才等到一次华山论剑、同台竞技的机会，大伙还要追求刷新世界纪录呢！
对于卡特政府来说，也不是一个好消息都没有。1980年2月下旬，有36个穆斯林国家的外长在伊斯兰堡会议上与美国达成一致，支持抵制莫斯科奥运会。随后，西方各国的奥委会在罗马召开会议，同意运动员以私人身份参加奥运会，但是要放弃演奏国歌以及升起国旗等传统仪式。
意思就是，就算你拿了名次，也只能静悄悄地拿奖牌。大家看不到你的国旗，也听不到你的国歌，不知道你在为哪个国家增添荣誉。
联想到这些，运动员们会不会很扫兴？
虽说大多数运动员的价值观都是超越对手、超越自己、超越历史，但毕竟运动员也是人。由人组成的人群自然价值观容易出现个体多元化。有的运动员想的是奖牌和世界纪录，有的会想着挣钱然后做慈善。当然，也不乏一些既不缺成绩又不缺财富的人，可以靠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沽名钓誉。对于最后这一种人，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是个好机会。
1980年7月19日下午14点，第22届奥运会在莫斯科的卢日尼克列宁中央体育场正式开幕。由于上届奥运会举办国加拿大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因而在奥林匹克会旗交接仪式中，上届奥运会主办城市蒙特利尔市长只派了一名代表将奥林匹克会旗交给了莫斯科市。这些情况，使得热烈的开幕式显得冷冷清清。
就在这时候，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向那些不顾巨大政治压力依然决定来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们表示欢迎。他说：“我们纯粹是根据一个城市的组织能力而赋予一个城市举办奥运会的权利的。在这里，各种设施建设得非常好，我请求大家超越所有政治、信仰和种族的差异，以相互理解的精神进行比赛。” 
听听人家专业人士怎么说的。体育竞技是体育竞技，政治信仰是政治信仰，别搅和在一块。

莫斯科奥运会虽然遭到了美国等64个国家的抵制。但这一届奥运会还是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
此次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分为21个大项、203个小项，一共有33项世界纪录被打破，特别是自行车的3个项目，共有10人次打破世界纪录。其中1000米计时赛是1964年以来从未突破的。
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言之凿凿地站在道德制高点，但是人类追求自我提升、超越极限的理想永远都在散发光芒。
在莫斯科奥运会期间，奥委会进行了9000多次兴奋剂检测，没有发现一次运动员服用违禁药品的纪录。时任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主席梅罗德亲王评价道：“莫斯科奥运会是奥林匹克历史上最纯洁的运动会之一。”
当然，由于当时大多数体育大国的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成了华约集团的独角戏。苏联运动员所向披靡，共获金牌80枚、银牌69枚、铜牌46枚，居各队之首。体育强国民主德国获得金牌47枚，位居第二；保加利亚获金牌8枚、银牌16枚、铜牌17枚，首次进入奥运会前三名之列。
或许，有人会嘲讽这些国家体育总局“山中无老虎，猴子充霸王”的可笑嘴脸。然而，我们还是应该尊重那些华约国家运动员全力竞技的体育精神，为他们取得的成绩予以祝贺。
8月3日，莫斯科奥运会举行闭幕式，再次出现了尴尬局面。按惯例，应当升起下一届主办城市洛杉矶所在国美国的国旗。由于美国坚决反对，美国的国旗没有在闭幕式升起，而代之以洛杉矶市市旗。
莫斯科奥运会的冷清与尴尬使得苏联领导人十分恼怒，作为报复，苏联及东欧国家宣布抵制1984年在洛杉矶举办的第23届奥运会。
好端端的一场全球体育盛会被弄得一地鸡毛，值得世界各国的人们共同来反思。因为，在这场政治抵制和胜之不武的体育盛会中，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输家却是普遍存在的，除了苏联等华约国家政府外，还有参与抵制的各国政府。
因为，同样的悲剧将在1984年的洛杉矶再上演一次，运动员们仍然无法在一个完全公平的环境下激发自己与众竞技时遇强则强的最深层次动力。
那些刻苦训练数年的运动员们，他们的汗水和理想谁来补偿？
大家都知道，1936年奥运会在柏林举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那是一届对纳粹德国为虎作伥的奥运会。于是，联邦德国为了表示自己的深刻反省和与极权主义划清界限，积极主动地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
时任联邦德国奥委会主席威利·道默在2008年回忆莫斯科奥运会时表示，抵制是个错误的决定：“抵制奥运会没有带来任何成果。对于运动员来说，多年的辛苦训练被白白浪费。从政治角度看，也丝毫没有取得成功。相反，德国事后在西欧的处境很孤立。其他国家认为，德国想通过积极参与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来弥补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总而言之，这是个彻头彻尾的没有意义的错误决定。”
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在退出政治舞台后，有一次面对采访时被提及莫斯科奥运会。他说：“1980年我已经不是美国国务卿了，没有直接参与确定美国的抵制政策，当然我的意见还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曾经赞成抵制，认为苏联应当为发动阿富汗战争而受到惩罚。现在，当我接触一些运动员后我明白了，对他们来说，参加奥运会是一生的追求，而这一点让我认识到我当时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们惩罚的不仅是苏联，而且也是我们本国的运动员。”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被抵制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体育运动员的权利被政治裹挟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莫斯科只是个开始。
古典奥运会的传统是，比赛期间是约定俗成的停战期。这一点却没有被莫斯科奥运会继承。莫斯科城内外的口水仗唾沫星子横飞，阿富汗南北的枪炮早已震耳欲聋。

@比尔克林顿 2015-03-23 09:11:29.0
@园晟 
80年奥运会，与79年的中越战争有联系么？ 
刚看过一个帖子，认为79年中越战争对东西方关系影响巨大，甚至对苏联出兵阿富汗也有影响，不知楼主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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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不是因为中越战争，是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苏联决定出兵阿富汗有一部分原因是作为中国出兵越南的报复。

苏军入侵阿富汗从军事上来说还是很成功的。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苏联军队占领了阿富汗所有的大城市和交通线，大部分阿富汗军队没有反抗。随着阿富汗军队的兵权陆续从人民派转移到旗帜派手中，苏军也放心了，立即和阿富汗政府军一道，去讨伐各地的反政府武装。
鉴于卡尔迈勒政府正逐步沦为苏联政府的傀儡政权，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将不再把与之作战各路民间武装称为反政府武装。从现在起，统一称他们为起义军。
看过阿富汗地图的朋友都知道，阿富汗的国土形状近似一个直角三角形。北方的直角边是与苏联的边界，西面的直角边是与伊朗的边界，斜边是与巴基斯坦的边界。苏军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活跃于阿巴边界的逊尼派起义军和活跃于阿伊边界的什叶派起义军。
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伊斯兰教最大的两个教派之一，相互之间存在宗教政治矛盾。两大教派历史上的是是非非源远流长，这里不作评论。大家只要记得巴基斯坦的主流教派是逊尼派，伊朗的主流教派是什叶派，然后就可以猜到阿富汗国内的逊尼派起义军和什叶派起义军各自的支持者是谁。
在阿富汗西部，苏联军队以赫拉特为大本营，镇压什叶派起义军。在阿富汗东南部，苏军以坎大哈为大本营，镇压逊尼派起义军。在1980年春天，苏军行动进展顺利，各路起义军大多一触即溃，纷纷化整为零，打起游击战。起义军再也没有像塔拉基和阿明时代那样，动辄进攻大城市和交通线了。
部分起义军退入阿富汗和伊朗，意图东山再起。依然坚持奋战的起义军就剩下部落武装。
莫斯科看到战局如此顺利非常高兴，勃列日涅夫甚至开始政治局的同事们，咱们可以先从阿富汗主动撤出一部分军队，换取西方让步，争取让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签个和平条约什么的，免得逊尼派起义军再生是非。
当然了，勃列日涅夫是不会让苏联主动低头的，他要等第三国做这个和事佬。
话说事也凑巧，1980年3月，古巴的卡斯特罗主动向莫斯科提出，愿意居中调停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矛盾，希望苏联予以配合，比如撤出一部分军队，好让古巴做成和事佬。
客观形势有了，友好建议有了，最高指示也有了，撤军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在政治局内部，反对撤军的意见还是很突出。
勃列日涅夫身为领袖，深居简出，只看到捷报，不知道阿富汗国内的真实情况。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等人可是深知前线的真实情况，他们认为胜利是暂时的，还没到撤军的时候。
安德罗波夫在2月初亲临阿富汗，对新政府展开秘密访问，直观的感受到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内部分裂状态并没有完全消除。新政权尚未巩固，苏联不应着急撤军。
葛罗米柯的分析更为深刻，他认为阿富汗的问题不光是要阿富汗新政府和巴基斯坦谈妥，苏联还要重视站在巴基斯坦背后的美国和中国。只有相关利益各方都保证不做“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事情，苏联才可以撤军。
勃列日涅夫很信任自己的这两位部下，都暂时不提撤军的事，只是先让古巴去尝试摸摸巴基斯坦的底。当然了，他还派葛罗米柯与美国国务卿联系，顺带摸摸美国的底。至于中国嘛，反正已经老死不相往来，算了。
进入夏天后，苏军在阿富汗国内各省的军事行动进入尾声，游击队员们基本被肃清。勃列日涅夫认为差不多了，可以开启外交攻势了。
5月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主题依然是阿富汗问题，但是讨论方向已经从军事行动转向政治和外交措施。会议的决议包含两项文件，分别是发往驻阿富汗大使馆和驻古巴大使馆。两份文件分别是建议阿富汗主动呼吁巴基斯坦和伊朗开启外交谈判和通报古巴政府关于阿富汗政府即将伸出的橄榄枝。
苏联的如意算盘是，阿富汗政府主动求和，古巴政府从中斡旋，在苏联尚未撤军的情况下，使美国陷入外交被动，压迫巴基斯坦和伊朗坐到谈判桌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