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上半年，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在边疆区团委工作的第一年，他的工作主要是在出差中度过，深入基层团组织，了解各地的青年动态，尤其是思想动态。
一个人的思想总是随着他视野的拓展而成熟，戈尔巴乔夫通过深入基层，发现原来贫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家乡普里沃利诺耶村，而是普遍存在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那么，贫困会不会普遍存在于全苏联？如果是，需不需要改变？
1955年至1956年，正是赫鲁晓夫战胜马林科夫的关键年份。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很快蔓延全国，各地人心浮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也不例外。身为边疆区团委宣传部副部长、共青团的青年干部，戈尔巴乔夫及时协助党组织向基层群众宣讲国家政策和形势，表现十分突出，尤其是稳住了的边疆区年轻人的人心，将他们团结到了拥护改革的旗帜之下。
斯大林时期的国民教育是技术教育，注重培养专才式的螺丝钉。这种扫盲式的速成教育可以迅速教人识字算术，掌握一门技艺。但是，由于阉割了现代公民教育中必要的人文素质培养，造成绝大多数苏联公民缺少正确认识历史真相、政治斗争和社会发展潮流的价值观。一言以蔽之，斯大林长期以来以愚民教育和宣传欺骗维护自己的领袖地位和苏共的执政地位。因而，戈尔巴乔夫在工作中遇到以下一些问题：
有的群众认为斯大林搞大清洗，虽然手段残酷，且违背法律，但他清洗的都是贪官污吏，废柴庸才。正是贪官污吏和废柴庸才没有落实斯大林的最高指示，才造成了普遍的贫穷与落后。
有的群众认为揭露斯大林祸国殃民的人是违背伦理，领袖在世说一套，领袖去世做一套，没有政治操守和人格。其人比搞红色恐怖的领袖还肮脏，这样的人不配在克里姆林宫上班。
戈尔巴乔夫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些强词夺理的群氓。他很勇敢，直接深入民众的讨论，进行说服教育，用民主与法制的观念，用列宁时代的故事去开导民众。很快，边疆区各地就都知道了团委有一个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特别能说，特别能结合形势讲政策。
这样的舆论传到领导耳中，当年9月就任命戈尔巴乔夫当斯塔夫罗波尔市市团委第一书记（正科级），这一年，戈尔巴乔夫才25岁。

如果说1955年到1956年是团组织对戈尔巴乔夫的工作考察，那么接下来就是重点培养了。1958年4月，戈尔巴乔夫被任命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共青团委员会第二书记（专职副书记）。1961年3月，又被任命为边疆区团委第一书记。这一年，他30岁，这一年，他有幸接触到他人生的第一个贵人，新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库拉科夫同志。
库拉科夫同志是农业专家出身，在多个层级的农业管理部门担任过职务，年轻有为，十分干练，42岁就当上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这位领导给戈尔巴乔夫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果断、性格开朗和富有个人魅力。戈尔巴乔夫没有看错，这位年轻领导深藏不露的地方还有很多。
1962年11月，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各地党组织一分为二，分别负责农业和工业。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库拉科夫同志担任农业第一书记，博先科同志担任工业第一书记。两人明争暗斗不断。戈尔巴乔夫此前已接受库拉科夫邀请，辞去团委第一书记职务，担任农业党委的组织部长，从此与库拉科夫保持着亲密的上下级关系，直至库拉科夫去世。
一般人争权夺利，无非是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争取眼前的权力。可是库拉科夫不简单，他看到了中央的权力斗争关键所在，以及自己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境内有一个叫矿泉水城的度假胜地。苏联时期，当地政府划出相当大的一块地方提供给中央领导人休假，其政治意义类似于我国的北戴河。在1964年的十月政变准备工作中，中央委员们集中的休假地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另一个就是北高加索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
库拉科夫在1964年上半年迅速与勃列日涅夫等人搭上线，全力保障政变工作的秘密串联，为政变成功立下汗马功劳。政变成功后，库拉科夫于1964年11月调入莫斯科，担任苏共中央农业部部长，又于1965年9月升任中央书记，负责领导全国的农业工作，1971年又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虽然不是第聂伯帮成员，俨然和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等人一样，成为了勃列日涅夫的亲信。
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有了亦师亦友的库拉科夫提携，戈尔巴乔夫才真正走上了平步青云之路。当然，这并不是戈尔巴乔夫发迹的真正原因，他的真正发迹，其实和他的老首长一样，源于斯塔夫罗波尔的矿泉水城。

戈尔巴乔夫是在边疆区团委第一书记任上进入库拉科夫视线的。库拉科夫初来乍到，对这位名牌大学毕业的团委第一书记特别关注，多次给他派任务协助党委工作，还邀请他参加党委的工作会议。前者是考验，后者是培养。戈尔巴乔夫进入角色很快，在29岁的年纪就熟悉了边疆区的领导层工作。
光在机关锻炼还不行，还要在基层和实践工作中培养。1962年3月，库拉科夫免去戈尔巴乔夫的团委第一书记职务，降职使用，担任斯塔夫罗波尔市农业管理局的党组书记，负责领导该市的农业工作。
戈尔巴乔夫对降职毫无怨言，绝对服从组织安排，投入农业管理工作。斯塔夫罗波尔市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行政中心，戈尔巴乔夫在这里担任过两年的市团委第一书记，在职期间扎根各单位团组织，与群众尤其是青年打成一片，口碑极好，在各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农产品加工厂有充足的人脉。在此基础上，戈尔巴乔夫把1962年的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再一次为自己积攒了升职的人脉和舆论。
混官场有一件事很难弄明白，那就是无法确定领导是否真正赏识你，尤其是在被降职使用的时候，无法确定领导到底是在发配你还是在让你挂职锻炼。就说当年的谢列平。赫鲁晓夫想让他去列宁格勒当第一书记，积攒主政一方的工作经验。他却把领袖的好意想象成发配断然拒绝，反而跟勃列日涅夫等人搅在一起，去搞政变，最后被自己的政变战友合伙坑了。
戈尔巴乔夫在这方面就很聪明，领导怎么安排怎么是，兢兢业业干工作，扎扎实实攒人脉。降职使用不到一年，就在1963年1月被任命为农业党委组织部长。在组织部长的位置上，戈尔巴乔夫可以接触到更多的“能人异士”并建立工作或私人关系。更多的人通过委任状的领导签字知道了戈尔巴乔夫的大名。
想年轻有为，需要“朝中有人”，如果在此基础上还想坐得稳位置，就必须有自己的队伍。戈尔巴乔夫在农管局和组织部的这几年所积攒的人脉，为他将来走向更高职务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重新合并地方党组织。库拉科夫上调苏共中央，叶夫列莫夫接替他担任边疆区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继续当他的组织部长，直到1966年9月，党组织再一次对他降级使用，让他挂职锻炼，去担任斯塔夫罗波尔市市委第一书记。这一次，戈尔巴乔夫更加成熟，继续保持高昂的工作热情，去领导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此事暂且按下不表，且说新任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叶夫列莫夫。这位同志是赫鲁晓夫的亲信，过去一直在莫斯科工作。1964年十月政变后，勃列日涅夫发配了一大批赫鲁晓夫的亲信去老少边穷地区，让他们远离首都，远离权力中心。

话说回来，十月政变本身就是由赫鲁晓夫的亲信们发动的。可有些人却看不清局势，看不清人心向背，巴结上级、讨好领袖到了疯狂的地步，结果官没捞着，反而被人贴上领袖亲信的标签。
倒霉的叶夫列莫夫被发配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担任第一书记，很是不爽。这哥们做梦都想调回莫斯科，官大官小无所谓，就是不想呆在这边疆地带。叶夫列莫夫知道库拉科夫是勃列日涅夫的红人，是他真正的亲信，于是，叶夫列莫夫对库拉科夫定下的政策保持连续性，对库拉科夫赏识的人继续重用。换句话说，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一批人继续得到重用。可就是这样，他也依然不能如愿。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按照惯例每次大会都会进行党内高级干部的调整。可直到大会结束时，仍然没有叶夫列莫夫的任职变动。
这下可让他死了心，心情坏透了，绝望地明白了自己不像库拉科夫，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很快，戈尔巴乔夫和叶夫列莫夫的关系也产生了裂痕。叶夫列莫夫知道戈尔巴乔夫经常和库拉科夫保持电话联系，怀疑是他把边疆区一些负面的东西捅到了莫斯科。1966年9月，边疆区党委免去了戈尔巴乔夫的组织部长职务，降职为斯塔夫罗波尔市市委第一书记。
戈尔巴乔夫心里踏实的很，全心投入到领导市政建设工作中。不到两年，机会又来了。1968年夏，边疆区第二书记布尔米斯特罗夫外调另一个州担任第一书记，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的位置空了出来。这一次，叶夫列莫夫想用自己人。这一次，他依然说了不算。莫斯科的想法和他不同，库拉科夫想到的人选是戈尔巴乔夫。1968年8月5日，戈尔巴乔夫当选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能挡住戈尔巴乔夫升官的道路，1970年4月，叶夫列莫夫调往莫斯科任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副主任。边疆区党委选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边疆区第一书记。这一年，他39岁。

上任之前，戈尔巴乔夫去了一趟莫斯科，接受组织上最后的考察。按照党的干部使用原则，地方上的第一书记候选人要到首都接受组织谈话。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于公，可以密切中央首长和地方领导人的联系，方便传达中央的指示，也方便地方提要求。于私，便于上下级建立必要的私人关系，中央首长在地方上打下支柱，地方领导人在中央寻找靠山。
在莫斯科期间，戈尔巴乔夫依次被负责组织工作的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负责农业工作的中央书记库拉科夫、负责重工业工作的中央书记基里连科和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苏斯洛夫找去谈话。谈话过程中规中矩，年轻的戈尔巴乔夫表现的很不错。
最后一关是最高领袖勃列日涅夫。
那时候还是1970年4月，当时的勃列日涅夫勤于政事，虚怀若谷，礼贤下士，敢于提拔青年干部。戈尔巴乔夫赶上了好时候，据他本人回忆，勃列日涅夫“善于让对方对他产生好感，造成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氛。”坐定之后的谈话很有意思。
勃列日涅夫开门见山说：“中央推荐你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区委第一书记，这是好事，从前都是外地人当领导，这回轮到自己人了。”这些话一说完，气氛瞬间就轻松了。
勃列日涅夫接下来没有下达“最高指示”，而是和戈尔巴乔夫套近乎，回忆起自己当年在北高加索方面军征战的往事。他说，1942年夏天的斯塔夫罗波尔保卫战打得很艰苦，那里炎热、沙尘和缺水等不利的自然条件增加了战斗中的困难，等等。戈尔巴乔夫不由自主地接过领袖的话茬，详细地向领袖说明自己家乡恶劣的自然环境。
说着说着，戈尔巴乔夫逐渐感觉到，勃列日涅夫同志绝不是外间传言的那样木讷寡言，平庸无知。他切身感受到领袖虽然没谈工作，却在以其独特的方式考察干部。那就是“尽量多听，从中可形成对于谈话对手、对于其分析地方和全国问题的能力的看法”。
对领袖的谈话意图后知后觉反而使戈尔巴乔夫壮起了胆子，坦言1969年整个边疆区形势不容乐观。干旱、严寒、沙尘暴在同一年出现，造成农业减产过半，根本无法保障边疆区在1970年的粮食用度，急需中央予以支持。
勃列日涅夫笑了笑，没说话，直接拨通了库拉科夫的电话。“我说，咱们这是打算推荐一个什么人来当第一书记啊？他还没有选上，就在提要求，要配制饲料了。” 
戈尔巴乔夫听到这，一点也不慌。领袖打电话给自己的老首长，说明自己正是库拉科夫推荐给领袖的。戈尔巴乔夫隐约听到电话那头回道：“现在取消推荐也还不算晚。不过，戈尔巴乔夫说得对，边疆区是应当扶一把的。”
戈尔巴乔夫听完很踏实，这下他可以去找库拉科夫要钱要物要政策了。接下来，领袖开始和戈尔巴乔夫谈宏观问题，先是谈第八个五年计划必将取得好结果，然后谈对西方缓和的主张已经成熟，最后谈到干部队伍的日益稳定，干部工作起来更加充满自信和活力。整个过程充满特别信赖的口气。
所以说，还是领导说话办事有水平。和一位陌生的下属谈话，先是三言两语打开陌生尴尬的局面；接着以自身工作经历唤起下属的共鸣、寻找和建立共同点；然后举重若轻，一个电话就解决了下属所面临工作中的巨大困难；最后，泛泛而谈工作大局，暗示在自己领导下，全国所取得的成绩，反衬自己在工作中建立起来的权威，激发下属对自己的崇拜和忠诚。
读到这些，大家还会认为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幸运的傻瓜吗？
很可惜，勃列日涅夫的这些优点，戈尔巴乔夫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成为领袖之后，一样都没学会。极为讽刺的是，后来他倒是学会了勃列日涅夫玩弄组织人事权的手段。不过，也只是学到一些皮毛，未得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