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苏联的援助还是美国的援助，查希尔国王的政府都没有用到实处。普遍存在的腐败导致援助物资落入贪官污吏手中。依靠行政执行力如此低下的内阁，各项社会改革也陷入停滞，经济形势更加危急。查希尔国王想不到收拾局面的办法，只好频繁更换首相。1963年至1973年，阿富汗内阁十年换了五位首相，没有一个人能稳定局势。外交上，查希尔国王奉行不结盟政策，使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阵营都不愿全力扶持国王政府。最好的例证就是在那十年里，苏联大力支持人民民主党，美国加强援助巴基斯坦。
查希尔国王改变了达乌德亲王执政期间全力声援巴基斯坦境内普什图族自治运动的政策，引发阿富汗国内普什图民族的不满。1971年和1972年，阿富汗连续两年发生大规模干旱，农业和畜牧业遭受灭顶之灾。这时的民众愈加不满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外交政策，开始呼唤一位强有力的铁腕人物出来做领袖。这个人便是达乌德亲王。
下台后的十年里，达乌德亲王表面上赋闲在家，远离政治，暗地里不断与自己在军队的老部下们联系，秘密发展忠于自己的力量，随时准备卷土重来。这期间，他发现人民民主党也在向军队渗透，在军官团中发展党员。本着谁是敌人的敌人，谁就是自己的朋友，双方一拍即合，决定为推翻君主制而共同奋斗。
1973年7月初，查希尔国王出国赴意大利治病。达乌德亲王趁机于7月17日调集军队在喀布尔发动政变，逮捕国王政府一系列重要人物，夺取政权。随后，他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并废除自己的亲王称号，自任国家元首，并兼任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
与二十年前第一次主政阿富汗相比，达乌德亲王面临的局势与以往不一样了。废除君主制之后，有好几股势力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而且，各自都有各自的国际背景。
首先是背后有苏联支持的人民民主党。人民民主党主张无神论、生产资料国有化、土地改革和亲近苏联，希望达乌德制定相关政策，联合苏联对抗有美国支持的巴基斯坦。
其次是有穆斯林国家支持的伊斯兰宗教社团（如穆斯林兄弟会）。他们分为各种教派，背后有不同的穆斯林国家在支持。他们大部分主张在政治领域消灭无神论者和异教徒，恢复伊斯兰教至高无上的地位。
再次是少数民族部族势力和流亡境外（主要是巴基斯坦）的普什图族领袖们。这些人也说不上有什么政治主张，仅仅本着“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理论想着既然国王下台了，那么谁都可以上台执政，凭什么就你达乌德独揽国家大权？
达乌德审视了这几股力量之后，认为人民民主党的威胁最大。人民民主党党员们渗透到军队内部，随时可以发起兵变，背后又有苏联支持，最有实力夺权。人民民主党主张无神论和无产阶级革命，与自己的渐进改革政策格格不入，早晚有一天要分道扬镳。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很有可能养虎为患。况且，打击他们可以团结伊斯兰宗教社团和部族上层以及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相当合算。
达乌德想的办法很简单，人民民主党不是分人民派和旗帜派嘛，那就扶持主张政治改良的旗帜派，压制主张激进改革的人民派，煽动并加剧人民民主党的内部斗争。内政方面，罢免人民民主党在阿富汗军队和政府要害部门的党员；外交方面，继续维护“阿苏传统友好”，麻痹苏联，争取苏联政府援助，同时拉近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密切同穆斯林国家的关系，平衡苏联在阿富汗的影响力；经济方面，达乌德一面鼓励私人投资、扶持个体经济，一面推动部分金融业和工业企业的国有化，并在国内一些地方推动土地改革，用这些社会主义政策麻痹人民民主党；宗教方面，达乌德软硬兼施，对于愿意与新政权合作的民间伊斯兰教教会予以扶持，对于结党结社企图威胁新政权的伊斯兰宗教社团则予以坚决打击。
达乌德在1973年上台后制定的政策，仿佛在内政、外交、经济、宗教等各个方面走钢丝，企图加强国家政权权威，压制一切反对派。然而，看上去面面俱到的政策并没有显现出四平八稳的效果。国家财政和外汇储备提高了，人民生活却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人民民主党在军队和政府的党员被清除，却有更多的党员向军队秘密渗透；伊斯兰教社团受到压制，民间宗教势力却依托宗教自由展开了政治活动；对于达乌德在外交政策上走钢丝，美国中央情报局这样评价：“当达乌德用苏联火柴点燃手中的美国香烟时，他是再幸福不过的了。”
那么问题来了，大智若愚的勃列日涅夫会让达乌德永远享受这种幸福吗？

阿富汗的局势始终牵动着克里姆林宫那些老人们的心。政治局委员们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南部边界。但对于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来说，他要考虑更多的东西。
自1975年苏联签订《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以来，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国内死灰复燃，紧接着就是少数民族独立运动和争取宗教自由运动。美国政府也在此刻加大对美国之音电台的拨款，用多种语言向苏联境内不同民族居民播放广播。首先受到这一系列影响的就是苏联中亚地区的穆斯林民族。
阿富汗与苏联中亚地区接壤，两国有塔吉克、乌兹别克和土库曼等几个共同民族。这些民族在阿富汗都有自己的部落政治组织和军事力量，对阿富汗中央政府经常不买账。苏联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半独立地位对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起到示范效应。
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教社团也为坚持无神论的苏联政府所忌惮。莫斯科害怕宗教势力在苏联复兴，无论是哪一种宗教，都有可能威胁苏共执政地位。
除了民族和宗教问题，勃列日涅夫还要考虑苏联在国际共运中尴尬的领袖地位。自中苏交恶之后，越南、朝鲜、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利用中苏矛盾，左右摇摆，从两国政府获得巨额军事和经济援助。更有甚者，还有像越共那般，背着苏联在对美国的谈判中利用苏中矛盾和苏美矛盾火中取栗。
这些社会主义阵营小兄弟们的做法，完全逆转了斯大林时期苏共拿兄弟党当枪使，拿盟国军民当炮灰的“成功历史经验”。斯大林死后，苏联政府的大多数外援行动成了赔本赚吆喝，是个兄弟党就敢管苏共借钱，口气都跟催债似的。
勃列日涅夫内心十分警惕人民民主党会像别的兄弟党一样，为了夺取政权就对苏共狮子大开口，使劲要援助。他希望的是，人民民主党为苏联所用，保持达乌德政府治下的阿富汗成为美苏两国的缓冲地带，最好能够成为苏联的盟国。
于是，勃列日涅夫一面向达乌德发出了呼吁，不要再清洗“左派力量”。另一方面，又建议人民民主党的两派尽快结束党内斗争，合并到统一的党中央委员会中去。
1977年1月,阿富汗进行了国会选举，制定新宪法。2月，达乌德就任阿富汗共和国总统。4月，达乌德访苏，在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展开会谈，双方签订《发展双边经济和贸易关系协定书》。6月，人民派与旗帜派召开联合会议，宣布合并，选举塔拉基为总书记，卡尔迈勒为副总书记。看上去，1977年上半年的一切又开始朝苏联满意的预期发展。
到了7月，形势开始变化。达乌德总统组建了以自己为领袖的国家革命党，巩固自己的执政根基。同时，对军方和政府要害部门的人民民主党党员展开了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清洗，至此，达乌德总统与人民民主党完全撕破脸。
无论是作家领袖塔拉基同志，还是演说家领袖卡尔迈勒同志，俩人都是一介书生，根本不懂政治斗争的残酷。眼瞅着自己的同志一个接一个的被开除军职和公职，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俩还是老套路，除了发起示威游行就是组织街头演讲，对达乌德政府毫无杀伤力。
文的不行，还有武的。人民民主党在阿富汗军队和警察队伍中的渗透能力可谓技术一流，因为他们不仅防着敌人，还防着自己人。人民派和旗帜派分别在军警宪特队伍中发展自己的党员，彼此保密，而且每一位党员都是单线联系，只有一名上线和一名下线。这种高超的渗透能力使得达乌德总统坐立不安，虽然他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却始终无法消灭人民民主党在军队中的力量。
领导人民派军事工作的是即将登场且闻名于世界的阿明同志。达乌德上台后，阿明隐蔽地下，在军队中不断发展军官入党；领导旗帜派军事工作的是希贝尔。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警察学院院长。两人背靠背工作，各自拉起了一直武装力量。
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希贝尔在1978年4月17日遇刺身亡。4月19日，人民民主党在喀布尔组织起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狠下毒手。4月25日，达乌德下令逮捕塔拉基、卡尔迈勒等人民民主党高层领导人。恰巧这一天，人民民主党高层正在召开会议。党内高层当场被一网打尽。
另一件碰巧的事情是，阿明当时不在会场。而人民民主党最后的翻盘，靠的就是这位不在场的阿明。

（以此为准）
阿富汗的局势始终牵动着克里姆林宫那些老人们的心。政治局委员们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南部边界。但对于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来说，他要考虑更多的东西。
自1975年苏联签订《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以来，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国内死灰复燃，紧接着就是少数民族独立运动和争取宗教自由运动。美国政府也在此刻加大对美国之音电台的拨款，用多种语言向苏联境内不同民族居民播放广播。首先受到这一系列影响的就是苏联中亚地区的穆斯林民族。
阿富汗与苏联中亚地区接壤，两国有塔吉克、乌兹别克和土库曼等几个共同民族。这些民族在阿富汗都有自己的部落政治组织和军事力量，对阿富汗中央政府经常不买账。苏联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半独立地位对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起到示范效应。
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教社团也为坚持无神论的苏联政府所忌惮。莫斯科害怕宗教势力在苏联复兴，无论是哪一种宗教，都有可能威胁苏共执政地位。
除了民族和宗教问题，勃列日涅夫还要考虑苏联在国际共运中尴尬的领袖地位。自中苏交恶之后，越南、朝鲜、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利用中苏矛盾，左右摇摆，从两国政府获得巨额军事和经济援助。更有甚者，还有像越共那般，背着苏联在对美国的谈判中利用苏中矛盾和苏美矛盾火中取栗。
这些社会主义阵营小兄弟们的做法，完全逆转了斯大林时期苏共拿兄弟党当枪使，拿盟国军民当炮灰的“成功历史经验”。斯大林死后，苏联政府的大多数外援行动成了赔本赚吆喝，是个兄弟党就敢管苏共借钱，口气都跟催债似的。
勃列日涅夫内心十分警惕人民民主党会像别的兄弟党一样，为了夺取政权就对苏共狮子大开口，使劲要援助。他希望的是，人民民主党为苏联所用，保持达乌德政府治下的阿富汗成为美苏两国的缓冲地带，最好能够成为苏联的盟国。
于是，勃列日涅夫一面向达乌德发出了呼吁，不要再清洗“左派力量”。另一方面，又建议人民民主党的两派尽快结束党内斗争，合并到统一的党中央委员会中去。
1977年1月,阿富汗进行了国会选举，制定新宪法。2月，达乌德就任阿富汗共和国总统。4月，达乌德访苏，在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展开会谈，双方签订《发展双边经济和贸易关系协定书》。6月，人民派与旗帜派召开联合会议，宣布合并，并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塔拉基为总书记，并选举了两派各五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看上去，1977年上半年的一切又开始朝苏联满意的预期发展。
到了7月，形势开始变化。达乌德总统组建了以自己为领袖的国家革命党，巩固自己的执政根基。同时，对军方和政府要害部门的人民民主党党员展开了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清洗，至此，达乌德总统与人民民主党完全撕破脸。
无论是作家领袖塔拉基同志，还是演说家领袖卡尔迈勒同志，俩人都是一介书生，根本不懂政治斗争的残酷。眼瞅着自己的同志一个接一个的被开除军职和公职，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俩还是老套路，除了发起示威游行就是组织街头演讲，对达乌德政府毫无杀伤力。
文的不行，还有武的。人民民主党在阿富汗军队和警察队伍中的渗透能力可谓技术一流，因为他们不仅防着敌人，还防着自己人。人民派和旗帜派分别在军警宪特队伍中发展自己的党员，彼此保密，而且每一位党员都是单线联系，只有一名上线和一名下线。这种高超的渗透能力使得达乌德总统坐立不安，虽然他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却始终无法消灭人民民主党在军队中的力量。
领导人民派军事工作的是即将登场且闻名于世界的阿明同志。达乌德上台后，阿明隐蔽地下，在军队中不断发展军官入党；领导旗帜派军事工作的是希贝尔。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警察学院院长。两人背靠背工作，各自拉起了一直武装力量。
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希贝尔在1978年4月17日遇刺身亡。4月19日，人民民主党在喀布尔组织起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政府严惩凶手。连续几天的示威游行超出了达乌德总统的忍耐限度。4月25日，达乌德下令逮捕塔拉基、卡尔迈勒等人民民主党领导人。
恰巧人民民主党政治局正在这一天召开会议。党内高层当场被一网打尽。由于阿明不是政治局委员，所以当时不在会场。而人民民主党最后的翻盘，靠的就是这位不在场的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