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蘇聯的援助還是美國的援助，查希爾國王的政府都沒有用到實處。普遍存在的腐敗導致援助物資落入貪官污吏手中。依靠行政執行力如此低下的內閣，各項社會改革也陷入停滯，經濟形勢更加危急。查希爾國王想不到收拾局面的辦法，只好頻繁更換首相。1963年至1973年，阿富汗內閣十年換了五位首相，沒有一個人能穩定局勢。外交上，查希爾國王奉行不結盟政策，使以美蘇為首的東西方陣營都不願全力扶持國王政府。最好的例證就是在那十年裡，蘇聯大力支持人民民主黨，美國加強援助巴基斯坦。
查希爾國王改變了達烏德親王執政期間全力聲援巴基斯坦境內普什圖族自治運動的政策，引發阿富汗國內普什圖民族的不滿。1971年和1972年，阿富汗連續兩年發生大規模乾旱，農業和畜牧業遭受滅頂之災。這時的民眾愈加不滿國內政治經濟形勢以及外交政策，開始呼喚一位強有力的鐵腕人物出來做領袖。這個人便是達烏德親王。
下台後的十年裡，達烏德親王表面上賦閒在家，遠離政治，暗地裡不斷與自己在軍隊的老部下們聯繫，秘密發展忠於自己的力量，隨時準備捲土重來。這期間，他發現人民民主黨也在向軍隊滲透，在軍官團中發展黨員。本着誰是敵人的敵人，誰就是自己的朋友，雙方一拍即合，決定為推翻君主制而共同奮鬥。
1973年7月初，查希爾國王出國赴意大利治病。達烏德親王趁機於7月17日調集軍隊在喀布爾發動政變，逮捕國王政府一系列重要人物，奪取政權。隨後，他廢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國，並廢除自己的親王稱號，自任國家元首，併兼任總理、外交部長、國防部長。
與二十年前第一次主政阿富汗相比，達烏德親王面臨的局勢與以往不一樣了。廢除君主制之後，有好幾股勢力開始走上政治舞台。而且，各自都有各自的國際背景。
首先是背後有蘇聯支持的人民民主黨。人民民主黨主張無神論、生產資料國有化、土地改革和親近蘇聯，希望達烏德制定相關政策，聯合蘇聯對抗有美國支持的巴基斯坦。
其次是有穆斯林國家支持的伊斯蘭宗教社團（如穆斯林兄弟會）。他們分為各種教派，背後有不同的穆斯林國家在支持。他們大部分主張在政治領域消滅無神論者和異教徒，恢復伊斯蘭教至高無上的地位。
再次是少數民族部族勢力和流亡境外（主要是巴基斯坦）的普什圖族領袖們。這些人也說不上有什麼政治主張，僅僅本着“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理論想着既然國王下台了，那麼誰都可以上台執政，憑什麼就你達烏德獨攬國家大權？
達烏德審視了這幾股力量之後，認為人民民主黨的威脅最大。人民民主黨黨員們滲透到軍隊內部，隨時可以發起兵變，背後又有蘇聯支持，最有實力奪權。人民民主黨主張無神論和無產階級革命，與自己的漸進改革政策格格不入，早晚有一天要分道揚鑣。如果不採取果斷措施很有可能養虎為患。況且，打擊他們可以團結伊斯蘭宗教社團和部族上層以及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相當合算。
達烏德想的辦法很簡單，人民民主黨不是分人民派和旗幟派嘛，那就扶持主張政治改良的旗幟派，壓制主張激進改革的人民派，煽動並加劇人民民主黨的內部鬥爭。內政方面，罷免人民民主黨在阿富汗軍隊和政府要害部門的黨員；外交方面，繼續維護“阿蘇傳統友好”，麻痹蘇聯，爭取蘇聯政府援助，同時拉近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係，密切同穆斯林國家的關係，平衡蘇聯在阿富汗的影響力；經濟方面，達烏德一面鼓勵私人投資、扶持個體經濟，一面推動部分金融業和工業企業的國有化，並在國內一些地方推動土地改革，用這些社會主義政策麻痹人民民主黨；宗教方面，達烏德軟硬兼施，對於願意與新政權合作的民間伊斯蘭教教會予以扶持，對於結黨結社企圖威脅新政權的伊斯蘭宗教社團則予以堅決打擊。
達烏德在1973年上台後制定的政策，仿佛在內政、外交、經濟、宗教等各個方面走鋼絲，企圖加強國家政權權威，壓制一切反對派。然而，看上去面面俱到的政策並沒有顯現出四平八穩的效果。國家財政和外匯儲備提高了，人民生活卻沒有得到有效改善；人民民主黨在軍隊和政府的黨員被清除，卻有更多的黨員向軍隊秘密滲透；伊斯蘭教社團受到壓制，民間宗教勢力卻依託宗教自由展開了政治活動；對於達烏德在外交政策上走鋼絲，美國中央情報局這樣評價：“當達烏德用蘇聯火柴點燃手中的美國香煙時，他是再幸福不過的了。”
那麼問題來了，大智若愚的勃列日涅夫會讓達烏德永遠享受這種幸福嗎？

阿富汗的局勢始終牽動着克里姆林宮那些老人們的心。政治局委員們都希望有一個穩定的南部邊界。但對於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同志來說，他要考慮更多的東西。
自1975年蘇聯簽訂《赫爾辛基最後文件》以來，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在國內死灰復燃，緊接着就是少數民族獨立運動和爭取宗教自由運動。美國政府也在此刻加大對美國之音電台的撥款，用多種語言向蘇聯境內不同民族居民播放廣播。首先受到這一系列影響的就是蘇聯中亞地區的穆斯林民族。
阿富汗與蘇聯中亞地區接壤，兩國有塔吉克、烏茲別克和土庫曼等幾個共同民族。這些民族在阿富汗都有自己的部落政治組織和軍事力量，對阿富汗中央政府經常不買賬。蘇聯不願意看到他們的半獨立地位對蘇聯境內的少數民族起到示範效應。
阿富汗境內的伊斯蘭教社團也為堅持無神論的蘇聯政府所忌憚。莫斯科害怕宗教勢力在蘇聯復興，無論是哪一種宗教，都有可能威脅蘇共執政地位。
除了民族和宗教問題，勃列日涅夫還要考慮蘇聯在國際共運中尷尬的領袖地位。自中蘇交惡之後，越南、朝鮮、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等國利用中蘇矛盾，左右搖擺，從兩國政府獲得巨額軍事和經濟援助。更有甚者，還有像越共那般，背着蘇聯在對美國的談判中利用蘇中矛盾和蘇美矛盾火中取栗。
這些社會主義陣營小兄弟們的做法，完全逆轉了斯大林時期蘇共拿兄弟黨當槍使，拿盟國軍民當炮灰的“成功歷史經驗”。斯大林死後，蘇聯政府的大多數外援行動成了賠本賺吆喝，是個兄弟黨就敢管蘇共借錢，口氣都跟催債似的。
勃列日涅夫內心十分警惕人民民主黨會像別的兄弟黨一樣，為了奪取政權就對蘇共獅子大開口，使勁要援助。他希望的是，人民民主黨為蘇聯所用，保持達烏德政府治下的阿富汗成為美蘇兩國的緩衝地帶，最好能夠成為蘇聯的盟國。
於是，勃列日涅夫一面向達烏德發出了呼籲，不要再清洗“左派力量”。另一方面，又建議人民民主黨的兩派儘快結束黨內鬥爭，合併到統一的黨中央委員會中去。
1977年1月,阿富汗進行了國會選舉，制定新憲法。2月，達烏德就任阿富汗共和國總統。4月，達烏德訪蘇，在莫斯科與勃列日涅夫展開會談，雙方簽訂《發展雙邊經濟和貿易關係協定書》。6月，人民派與旗幟派召開聯合會議，宣布合併，選舉塔拉基為總書記，卡爾邁勒為副總書記。看上去，1977年上半年的一切又開始朝蘇聯滿意的預期發展。
到了7月，形勢開始變化。達烏德總統組建了以自己為領袖的國家革命黨，鞏固自己的執政根基。同時，對軍方和政府要害部門的人民民主黨黨員展開了新一輪更大規模的清洗，至此，達烏德總統與人民民主黨完全撕破臉。
無論是作家領袖塔拉基同志，還是演說家領袖卡爾邁勒同志，倆人都是一介書生，根本不懂政治鬥爭的殘酷。眼瞅着自己的同志一個接一個的被開除軍職和公職，甚至被投入監獄，他倆還是老套路，除了發起示威遊行就是組織街頭演講，對達烏德政府毫無殺傷力。
文的不行，還有武的。人民民主黨在阿富汗軍隊和警察隊伍中的滲透能力可謂技術一流，因為他們不僅防着敵人，還防着自己人。人民派和旗幟派分別在軍警憲特隊伍中發展自己的黨員，彼此保密，而且每一位黨員都是單線聯繫，只有一名上線和一名下線。這種高超的滲透能力使得達烏德總統坐立不安，雖然他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卻始終無法消滅人民民主黨在軍隊中的力量。
領導人民派軍事工作的是即將登場且聞名於世界的阿明同志。達烏德上台後，阿明隱蔽地下，在軍隊中不斷發展軍官入黨；領導旗幟派軍事工作的是希貝爾。他當時的公開身份是警察學院院長。兩人背靠背工作，各自拉起了一直武裝力量。
正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希貝爾在1978年4月17日遇刺身亡。4月19日，人民民主黨在喀布爾組織起大規模示威遊行，抗議政府狠下毒手。4月25日，達烏德下令逮捕塔拉基、卡爾邁勒等人民民主黨高層領導人。恰巧這一天，人民民主黨高層正在召開會議。黨內高層當場被一網打盡。
另一件碰巧的事情是，阿明當時不在會場。而人民民主黨最後的翻盤，靠的就是這位不在場的阿明。

（以此為準）
阿富汗的局勢始終牽動着克里姆林宮那些老人們的心。政治局委員們都希望有一個穩定的南部邊界。但對於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同志來說，他要考慮更多的東西。
自1975年蘇聯簽訂《赫爾辛基最後文件》以來，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在國內死灰復燃，緊接着就是少數民族獨立運動和爭取宗教自由運動。美國政府也在此刻加大對美國之音電台的撥款，用多種語言向蘇聯境內不同民族居民播放廣播。首先受到這一系列影響的就是蘇聯中亞地區的穆斯林民族。
阿富汗與蘇聯中亞地區接壤，兩國有塔吉克、烏茲別克和土庫曼等幾個共同民族。這些民族在阿富汗都有自己的部落政治組織和軍事力量，對阿富汗中央政府經常不買賬。蘇聯不願意看到他們的半獨立地位對蘇聯境內的少數民族起到示範效應。
阿富汗境內的伊斯蘭教社團也為堅持無神論的蘇聯政府所忌憚。莫斯科害怕宗教勢力在蘇聯復興，無論是哪一種宗教，都有可能威脅蘇共執政地位。
除了民族和宗教問題，勃列日涅夫還要考慮蘇聯在國際共運中尷尬的領袖地位。自中蘇交惡之後，越南、朝鮮、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等國利用中蘇矛盾，左右搖擺，從兩國政府獲得巨額軍事和經濟援助。更有甚者，還有像越共那般，背着蘇聯在對美國的談判中利用蘇中矛盾和蘇美矛盾火中取栗。
這些社會主義陣營小兄弟們的做法，完全逆轉了斯大林時期蘇共拿兄弟黨當槍使，拿盟國軍民當炮灰的“成功歷史經驗”。斯大林死後，蘇聯政府的大多數外援行動成了賠本賺吆喝，是個兄弟黨就敢管蘇共借錢，口氣都跟催債似的。
勃列日涅夫內心十分警惕人民民主黨會像別的兄弟黨一樣，為了奪取政權就對蘇共獅子大開口，使勁要援助。他希望的是，人民民主黨為蘇聯所用，保持達烏德政府治下的阿富汗成為美蘇兩國的緩衝地帶，最好能夠成為蘇聯的盟國。
於是，勃列日涅夫一面向達烏德發出了呼籲，不要再清洗“左派力量”。另一方面，又建議人民民主黨的兩派儘快結束黨內鬥爭，合併到統一的黨中央委員會中去。
1977年1月,阿富汗進行了國會選舉，制定新憲法。2月，達烏德就任阿富汗共和國總統。4月，達烏德訪蘇，在莫斯科與勃列日涅夫展開會談，雙方簽訂《發展雙邊經濟和貿易關係協定書》。6月，人民派與旗幟派召開聯合會議，宣布合併，並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選舉塔拉基為總書記，並選舉了兩派各五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看上去，1977年上半年的一切又開始朝蘇聯滿意的預期發展。
到了7月，形勢開始變化。達烏德總統組建了以自己為領袖的國家革命黨，鞏固自己的執政根基。同時，對軍方和政府要害部門的人民民主黨黨員展開了新一輪更大規模的清洗，至此，達烏德總統與人民民主黨完全撕破臉。
無論是作家領袖塔拉基同志，還是演說家領袖卡爾邁勒同志，倆人都是一介書生，根本不懂政治鬥爭的殘酷。眼瞅着自己的同志一個接一個的被開除軍職和公職，甚至被投入監獄，他倆還是老套路，除了發起示威遊行就是組織街頭演講，對達烏德政府毫無殺傷力。
文的不行，還有武的。人民民主黨在阿富汗軍隊和警察隊伍中的滲透能力可謂技術一流，因為他們不僅防着敵人，還防着自己人。人民派和旗幟派分別在軍警憲特隊伍中發展自己的黨員，彼此保密，而且每一位黨員都是單線聯繫，只有一名上線和一名下線。這種高超的滲透能力使得達烏德總統坐立不安，雖然他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卻始終無法消滅人民民主黨在軍隊中的力量。
領導人民派軍事工作的是即將登場且聞名於世界的阿明同志。達烏德上台後，阿明隱蔽地下，在軍隊中不斷發展軍官入黨；領導旗幟派軍事工作的是希貝爾。他當時的公開身份是警察學院院長。兩人背靠背工作，各自拉起了一直武裝力量。
正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希貝爾在1978年4月17日遇刺身亡。4月19日，人民民主黨在喀布爾組織起大規模示威遊行，要求政府嚴懲兇手。連續幾天的示威遊行超出了達烏德總統的忍耐限度。4月25日，達烏德下令逮捕塔拉基、卡爾邁勒等人民民主黨領導人。
恰巧人民民主黨政治局正在這一天召開會議。黨內高層當場被一網打盡。由於阿明不是政治局委員，所以當時不在會場。而人民民主黨最後的翻盤，靠的就是這位不在場的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