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不知为什么，勃列日涅夫没有按照既定安排，而是突然要求去塔什干飞机制造厂看看。在拉希多夫等人陪同下，勃列日涅夫来到这个厂的装配车间。由于事前没有进行准备工作，很多工人都是临时得知总书记来到车间视察，纷纷涌进车间。
工人们把勃列日涅夫等人围成一个圈，似乎在等待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见人员越来越密集，勃列日涅夫的卫队长强烈建议领袖退出车间，遭到拒绝。眼瞅着工人围成的圈越来越小，警卫们只好手挽手做人墙，在这过程中，人越来越多，站不下的工人纷纷爬上飞机的脚手架。脚手架顿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脚手架顶部的木制大平台也聚集了很多工人。
突然，脚手架崩溃损毁，木质平台随之坍塌，直接砸向正下方的勃列日涅夫等人。领导们全部被压在木板底下，人们废了好大劲才把木板移开，警卫们赶紧把领导们送医院。幸运的是，无人死亡，但是都受了伤。勃列日涅夫头部受伤，耳朵被挂掉一块皮肤，内伤相对严重一些，锁骨骨折。
医生和警卫劝勃列日涅夫推迟或取消原定于第二天（3月24日）的授勋典礼，被勃列日涅夫拒绝了。典礼如期举行，勃列日涅夫作了长篇讲话，出人意料的是，他的讲话主题居然是倡议改善中苏关系。
中国史学界把勃列日涅夫的此次讲话称为“塔什干讲话”，谈话像以往一样仍旧批评和攻击中国，但是语调和篇幅都大为减弱。讲话的主要内容分为四点：一是宣称不干涉中国内政；二是承诺只承认一个中国，台湾岛是中国的；三是表示不会威胁中国，不会提领土要求；四是怀念五十年代初的中苏友谊。
两天之后的3月26日，中国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在外交部主楼门厅进行。这是一场不设座位、只发布、不答问的发布会。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后来的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这是一场很奇怪的对话，包括双方对话的人、方式、语言和地点都很值得玩味。
从勃列日涅夫来说，对华外交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从责任心的角度说，中苏矛盾在他手上走向极端，以至擦枪走火。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说，中国问题牵动着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和全球外交战略布局。
从现实来看，1965年至1975年，苏联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大幅上升，而中国则陷入动荡，那个时期苏联完全可以俯视中国。可是，过了1980年，中国国民经济明显好转，苏联经济彻底陷入停滞。当勃列日涅夫在1981年的苏共26大上抱怨粮食问题时，中国已经消灭了饥饿现象，消费品市场供应基本充足，衣食购物不用排长队。
要知道，中国学苏联学了27年都没学出名堂，自谋出路才四年就吃饱穿暖了，虽说谈不上富，但是能自给自足。可苏联呢？替人排队都可以谋作第二职业。这就是现实差距。
但是，勃列日涅夫想放下身段也不得不考虑苏联的面子。因而不能由苏联官方主动发出倡议，地点也要避免选在相对正式的莫斯科。于是，他就选在与中国接壤的加盟共和国，在对内授勋讲话的场合发表对外言论。勃列日涅夫以领袖的个人身份和空间上的近距离吸引中国重视，又以即兴话题的形式发出倡议，成不成都能进退自如。
同理放在中国身上也一样。中国政府不正面回复苏联，中国领导人个人也不单独致函苏联领导人，只是派一名外交部的职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对中外媒体发布中国愿意积极应对。你可以说我重视你，因为整场发布会就只发布和苏联有关的消息；你也可以说我轻视你，因为整场发布会我就说三句话；你可以说我重视你，你说完2天我就马上回复；你也可以说我轻视你，你们领袖说的话，我就派一位外交部职工回应你。
不管怎么说，此时的中苏双方都有改善意愿的苗头，只不过碍于面子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积极性，至于里子的事，要等上几年了。

塔什干讲话及授勋典礼结束后，勃列日涅夫顿感病情加重，立即返回莫斯科。一下飞机，勃列日涅夫没有回家也没有去上班，而是直接进了医院，从此长期住院达三个多月。期间，只有4月22日的列宁诞辰纪念大会和5月12日的苏共中央全会才起床参加会议。
在中央全会召开前的两个多月住院时间里，勃列日涅夫最后下定决心，要把国家权力和民族的未来交给安德罗波夫。
早在3月初，勃列日涅夫就找过安德罗波夫，要他准备准备，回中央书记处工作。
从私心上说，勃列日涅夫不甘心，不甘心提拔对自己家族贪腐丑闻知根知底的安德罗波夫。而且，他知道安德罗波夫不是第聂伯帮的人，这个人虽然保持着对他的绝对忠诚，但终归是一个独立思想很强的人。以安德罗波夫那种敢想敢干的性格难保不在勃列日涅夫死后改变既定路线方针，而且，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女婿还有儿子都有把柄握在安德罗波夫手上，他不得不考虑自己死后家人的结局。
从公心出发，党内贪腐的日益严重和国民经济的停滞使得这时的苏共意识形态工作十分艰难，人民在悲哀的现实面前无法再像过去一样接受苏共的宣传鼓动，亟需一位有声誉有民望的领导人将意识形态工作乃至全党的工作负责起来，领导人民朝全新的方向前进。勃列日涅夫在不甘心的同时又不得不考虑大局。
勃列日涅夫这种不甘心并非是后人的主观臆断，确实有充分的史实依据存在。比如，他在向安德罗波夫打招呼做好回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准备时，又指令契尔年科暂时负责部分意识形态工作。同时，又支持安德罗波夫在负责克格勃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时顺便兼管一些意识形态工作。
总之，勃列日涅夫在正式确定接班人之前，暂时让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互相牵制。
5月12日，苏共中央全会开幕，勃列日涅夫出席大会并作报告，演讲效果很不好。病重的勃列日涅夫在会上讲话十分吃力，开幕式结束立即返回医院住院，不再出席会议。或许，这件事的发生让勃列日涅夫意识到国家还是需要强有力的领袖，他做出了选择安德罗波夫的决定。
5月24日，中央全会的最后一天，中央委员们就增选中央书记进行投票，安德罗波夫被选举为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
安德罗波夫取得了苏斯洛夫死后与第聂伯帮对抗的第一个胜利。
可谁知，没过几天安德罗波夫就遭遇到一次挫折。接替他出任克格勃主席的不是与他关系亲密的副主席切布里科夫，而是亲近第聂伯帮的乌克兰克格勃主席费尔多丘克。
相传，正式敲定费尔多丘克继任之前，勃列日涅夫曾经问过安德罗波夫，关于新的克格勃主席人选有哪位同志值得推荐。谨慎的安德罗波夫果断回答道：“这是总书记考虑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听完很放心，没过多久就去克里米亚度假了。
返回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安德罗波夫谨慎小心，十分低调。中央书记处并没有因为安德罗波夫的调任发生显著的变化。主持书记处工作的依然是苏斯洛夫死后代理其职责的契尔年科。
安德罗波夫的低调很快有了回报，7月的一天，正在休假的勃列日涅夫往书记处打电话，问安德罗波夫：“现在是谁在主持书记处的会议？”安德罗波夫答道：“是契尔年科。”
勃列日涅夫听完语气变得严肃起来，“我们为什么选举你担任中央书记？现在该由你来主持所有这些会议。”
安德罗波夫表示遵命。在接下来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安德罗波夫开始强势履行职责，说话语气也不一样了。面对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全部中央书记，他中气十足的说道：“人都到齐了吗？现在开会！”
与这坚定语气相伴的，是契尔年科失落的表情和在场苏共高级干部们的惊讶神态。
拿到领导权后，安德罗波夫干了一件相当有影响的事情，此事的重大意义不亚于查办公主情人案。

8月，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梅杜诺夫被免职，其任内制造的涉及贪污、行贿、受贿、投机倒把和走私等多项罪名的腐败窝案被公之于众。
该案牵连甚广，牵涉渔业部、外贸部、食品工业部、海军、莫斯科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等多个部门和地区。早在七十年代末就已经暴露在公众面前，全国人民和整个执法部门都知道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贪污受贿和营私舞弊行为盛行。但是，碍于梅杜诺夫是勃列日涅夫的红人，在上层有一大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一级的高官替他说话，检察机关对他的侦查寸步难行。
1982年安德罗波夫返回中央书记处后，对苏联检察院给予充分支持，决定从生产、走私、倒卖渔业产品的“渔业案件”入手，侦查其中的投机倒把和走私行为，弄清相关各方利益关系。
至1982年8月，苏联检察院对“渔业案件”侦查完毕，并且顺藤摸瓜，查清了“索契案件”、“克拉斯诺达尔案件”和“海洋案件”。四大弊案的幕后主使和利益群体同时指向了莫斯科高层。
四大弊案的核心罪行是非法低价出口售卖国家珍贵资源、以走私和投机倒把形式非法获利。其中，“渔业案件”是外销环节的犯罪行为，贪腐集团把装有珍贵鱼类及鱼子酱的罐头贴上鲱鱼的标签，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外国公司，外国公司再给苏联方面相关人物“分红”，存入瑞士银行。
“索契案件”是生产环节的犯罪行为，那些珍贵的鱼子酱主要有索契市和阿斯特拉罕市生产，而索契又是苏联西南国境出口的重要港口。因而，成品的鱼子酱罐头由索契当地领导人沃隆科夫负责分配。当然，这种分配违反国家经济计划，属于黑市交易。
“海洋案件”是内销环节的犯罪行为。“海洋”是一家购买此类鱼子酱的苏联公司的名字。贪腐集团把违法生产的珍贵鱼类和鱼子酱留下一部分商品，卖给国内供党政军干部购物的特供商店，以极低价格讨好高干们，同时，也卖给少数普通公民购物的商店，供投机倒把分子和黑手党分子非法盈利。故苏联民间又称此案违法分子为“渔业黑手党”。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普通苏联公民排长队购买香肠和黄油还不一定买得到的时候，苏联的高级干部们却有物美价廉、还是极其低廉的价格享受珍馐美馔。难怪苏联老百姓把该案违法党政干部称为“渔业黑手党”。当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把执政党视为黑社会的时候，这个党离垮台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莫斯科特供商店云集，又是渔业部、商业部、食品工业部等部门机关所在地，这些单位在莫斯科蝇营狗苟、上下勾结，自然少不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格里申同志的包庇。尽管没有用法律制裁他，但是“海洋案件”的侦破，对这一位反对安德罗波夫的同志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克拉斯诺达尔案件”是指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集体贪腐案，从第一书记梅杜诺夫以下，包括辖区内的索契市。整个边疆区的党政干部在倒卖国家鱼类资源中捞取大量好处，经济收入暴涨。大家一看梅杜诺夫后台这么硬，居然能调动这么多政治资源，立即上杆子巴结，随后带动边疆区内卖官鬻爵的盛行。
梅杜诺夫能有这么大的能耐，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勃列日涅夫的纵容和谅解。勃列日涅夫和中央领导们去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度假，梅杜诺夫都能招待的很好。也许，在领袖的眼里，梅杜诺夫是个工作能力很强的老实人，就是“有点”贪财罢了。也许，领袖不明白，腐败这种东西都是从小事发展起来的，然后造成巨大的破坏力。
安德罗波夫得知检察院将上述案件侦查完毕后，立即向在克里米亚休假的勃列日涅夫打电话报告，要求对梅杜诺夫提起刑事诉讼，遭到勃列日涅夫拒绝。他提出对梅杜诺夫“再观察一段时间，调到中央哪个部当个副部长”。
最后，安德罗波夫只好代表中央宣布免除梅杜诺夫的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职务，调到果品蔬菜部任副部长。

8月侦破的关于梅杜诺夫的四起巨型贪腐弊案，使苏共党内和苏联民间对中央权力斗争有了新的猜想，四案的侦破以及梅杜诺夫被免职让民众相信：浑浑噩噩的党内高层有一股清流之气在涌动。
首先，意味着任何官员，即使他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也不意味着有护身符，可以肆意违法乱纪。
其次，意味着安德罗波夫成为第二书记后，没有谁能够阻挡他的正义行动，虽然他打击的是勃列日涅夫的人，但他的行动还是能得到勃列日涅夫的支持。
这对第聂伯帮那些想背靠勃列日涅夫大树好乘凉，甚至想左右接班人、确保终身权力富贵的高官们是一个沉重打击，连梅杜诺夫这样把领袖的休假安排的妥妥当当，平时那么会讨领袖开心的人都会倒霉，谁还敢确定自己能坐稳自己的职位？
紧接着，勃列日涅夫又为安德罗波夫清扫了一个障碍——把第聂伯帮的二号人物基里连科赶下了台。
基里连科当时在政治局和书记处都是分管重工业的工作，苏斯洛夫死后，他和勃列日涅夫是仅剩的赫鲁晓夫时代的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1962年就当选了政治局委员，比安德罗波夫进中央政治局早十一年。
1982年，在政治局中，管过重工业的除了勃列日涅夫之外就只有基里连科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与和安德罗波夫相对亲近的乌斯季诺夫不同，基里连科与安德罗波夫关系不太好。而安德罗波夫本人又从未在重工业领域工作过，在重工业方面毫无根基。
拿掉基里连科，对安德罗波夫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可以更好地树立安德罗波夫的权威。
至于勃列日涅夫为什么会这样做，历史没有给出解释。
阴谋论者说：克格勃掌握了勃列日涅夫家族的大量贪腐丑闻，所以要挟勃列日涅夫把权力交给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
但是从1982年1月至8月的一系列事件来看，比如克格勃主席继任人选问题、安德罗波夫在5月至7月不敢主持书记处会议、梅杜诺夫只被查办不被法办的结果来看，安德罗波夫此时的权力基础依然相对薄弱。
即使从勃列日涅夫死后安德罗波夫对其家人的处置来看，尽管有点“温柔缓慢”，但也确实是朝法办的方向办理，绝不像普京上台后确保叶利钦家族不被国家执法机构调查那样的全方位保护。
在这里，我宁可用一种类似壮士暮年的心态去揣测勃列日涅夫当时的心态。没准这时候，他想起了自己当年领导国家走进七十年代中期的繁荣，走进七十年代外交缓和、世人瞩目的大国地位。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走向了停滞。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把国家交给一个有能力有威望的人。
基里连科有一个儿子，在一次出国的公差中叛逃，并向英国政府寻求政治避难，给苏联造成了巨大的政治丑闻。
一个在国家权力体系中排名前五的领导人、当了快二十年政治局委员的高级干部家中居然出了一个叛徒儿子。从小住别墅、吃特供、随便就能找到一份能出国的工作，这么优越的生活工作条件最后就想着叛逃，这得是多大的丑闻？
要换做以往，这种巨大丑闻是不可能让苏联普通老百姓知道的。可是这一次，这件事莫名其妙地就成为了街头巷议的热点，甚至后来让苏联老百姓觉得基里连科下台和儿子有关。
到了9月初，仿佛一夜之间，全国各地悬挂的基里连科大幅肖像突然全部被摘下，这件事加深了苏联人民对基里连科儿子坑爹的猜想，也加重了基里连科在民间名声的持续走低。
在接下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以健康原因勒令基里连科退休。话说基里连科比勃列日涅夫还大一岁，身体也确实不好。领袖以这种方式赶他下台也说的过去。脾气一向不好的基里连科这次发了他一生最大的火——对着勃列日涅夫咆哮。当然，他再咆哮也无济于事。
安德罗波夫的权力在1982年9月再一次被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