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羅波夫執掌大權之後，中央書記處的權力在契爾年科手裡，部長會議的權力在吉洪諾夫手裡。1982年11月底，新領袖為了打破這種局面，新成立了中央委員會經濟部，任命雷日科夫為部長，並晉升為中央書記，準備漸漸削減部長會議的權力。
據雷日科夫回憶，1982年12月初，安德羅波夫召集戈爾巴喬夫和他談話。
“請你們認真讀一讀全會文件，確定需要討論的問題範圍，哪些今天辦，哪些明天辦，哪些將來再辦。可以吸收你們認為需要的人參加。請你們不要浪費時間，我們的時間太少了。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的名字），不要只限於農業，要更積極地介入整個經濟問題。你們倆共同工作！”
據戈爾巴喬夫本人回憶，1982年年底，安德羅波夫曾對他說：“不要把自己的職責範圍局限於農業。要力圖深入考慮各方面的事。總之，你要想如果你在某個時刻必須承擔全部責任時那樣行事。這很要緊。”
鑑於戈爾巴喬夫後來與雷日科夫分道揚鑣，兩人做出同樣的回憶，基本可以斷定，當時的安德羅波夫確實授意戈爾巴喬夫擴大權力。
在1983年4月紀念列寧誕辰113周年的大會上，安德羅波夫指定戈爾巴喬夫作關於列寧主義的報告，而沒有指定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政治局委員契爾年科去作報告，這對全黨來說，是一個宣示戈爾巴喬夫權威的重要信號。同樣在4月，安德羅波夫聽從戈爾巴喬夫的建議，任命利加喬夫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執掌蘇共權力中樞。1983年6月，在大規模更換中央高級幹部的蘇共中央全會上，安德羅波夫指定由戈爾巴喬夫主持會議，再一次向全黨宣示了戈爾巴喬夫與眾不同的政治地位。
當然，安德羅波夫並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採納戈爾巴喬夫的意見。戈爾巴喬夫也不是任何事情都唯領袖馬首是瞻。比如，出訪加拿大的問題。又比如，關於雅科夫列夫的歸國問題。
1983年5月，戈爾巴喬夫出訪加拿大，考察該國的農業問題。訪問期間，蘇聯駐加拿大大使雅科夫列夫全程陪同。
雅科夫列夫全名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雅科夫列夫，1923年出生於雅羅斯拉夫爾州克羅列沃村的一個農民家庭。1941年衛國戰爭爆發，雅科夫列夫參軍入伍，被編入沃爾霍夫方面軍，參加列寧格勒保衛戰。1943年，雅科夫列夫負重傷致殘（腿部），被迫退伍返鄉。這一年，他才二十歲。
一個健康人因為戰爭殘疾，是一個悲劇。年僅20歲的年輕人就要面對這樣一個悲劇，更是悲劇中的悲劇。20歲的年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都沒有完全形成，會如何看待尚未結束的戰爭？會如何看待自己的傷殘和未來？
通常情況下，身體殘疾尤其是行動不便的人士，更多的精力會用在思考方面。有的人可以依靠這種思考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等各方面取得獨到的成就，被人們稱為“身殘志堅”。有的人可能會出現一定的悲觀情緒，容易帶着負面的看法去看待這個世界。
畢竟，身體受到傷害是一件大事，根本做不到一絲悲觀情緒都沒有。
況且，那時的蘇聯就是一個悲觀的時代。
1943年，斯大林格勒剛剛脫離險境，列寧格勒依然被圍。敵我攻守態勢雖然逆轉，但是蘇軍優勢並不明顯，雙方仍然處於相持階段。離勝利不知道還要等多少年。
還沒看到勝利的希望，就負傷致殘，雅科夫列夫的心情當然不會好。他在回憶錄里提到剛回家的情境時寫道：“從前線回來之後開始產生的失望情緒越來越沉重地壓在我的心頭。在我家鄉雅羅斯拉夫爾地區到處可見快要餓死的兒童，農村被繼續掠奪到顆粒不剩，城裡把曠工和上班遲到的人關進大牢，而在農村則把拾麥穗或揀拾扔在地里的已凍壞的土豆的婦女關押起來。”
或許，當時已然傷殘的雅科夫列夫心中暗自發問，這就是我的家鄉。我的家鄉身處後方，沒有經歷戰爭破壞都如此衰敗黑暗。難道自己浴血奮戰以致終身殘疾，就是為了保衛這樣的一個家鄉？就是為了保衛一個只會讓人民挨餓，把人民送進牢房的政權？

雅科夫列夫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進家門，他的母親驚嚇地把手裡的水桶掉在了地上，哭着說：“今後我將怎樣照料你呢？”
由於雅科夫列夫在家裡還有三個妹妹。母親希望他能去紡織廠或者酒廠上班，那樣，家裡能多一份收入。他沒有，因為他想上大學。
雅科夫列夫首先想到的是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也就是叛逃美國的原蘇聯籍聯合國副秘書長舍甫琴科同志念的那所名牌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以他身體殘疾為由拒絕了他。
已經臨近1943年的開學季，此刻的他對上什麼大學已經無所謂，申請了自己家鄉的師範學院，最後被分在歷史系。開學後不久，雅科夫列夫和同學們做了一件對抗黨委的事，聽上去很有個性。
“有一次在黨的會議上提出了關於學生博佳科夫過失的問題。他在人事檔案中沒有寫明他父親曾受到清洗一事。無論博佳科夫怎麼解釋說他父親業已平反並且上了前線，均於事無補。會上分成了兩派。出身前線戰士的學生，我們已經有十來個人，都替自己的同志辯護。教員，尤其是已過中年的教員，都一致贊成開除他的黨籍，後來果然這樣辦了。我們去了區黨委。於事無補。於是我們前往市黨委。市黨委對我們表示支持。我們歡欣鼓舞。在我們看來，這就是真理，它仿佛掩蓋了其餘的一切，也就是那些不公正和不好看的東西。”
這一年，雅科夫列夫20歲，實現了他對抗蘇共當局的第一次勝利。第二年，雅科夫列夫在州兵役局的干預下，被任命為雅羅斯拉夫爾師範學院軍事體育教研組長。1945年9月，雅科夫列夫與自己的同學尼娜?斯米爾諾娃結婚。
婚後的某一天，雅科夫列夫被叫去州黨委，和一位自稱是黨中央委員會的指導員談話。後者建議他報考蘇共中央高級黨校。雅科夫列夫考慮到自己沒去過莫斯科，就想過去看看，結果考上了。從此，他登上了人生仕途的快車道。
1947年，雅科夫列夫從蘇共中央高級黨校結束學業，被分配回家鄉雅羅斯拉夫爾州，擔任蘇共州委出版部指導員（一種類似於巡視和指導下級單位工作的職務）。1948年，年僅25歲的雅科夫列夫成為雅羅斯拉夫爾州機關報《北方工人》的編輯部委員。
1950年，雅羅斯拉夫爾州州委改組。新上任的第一書記格奧爾基?西特尼科夫向中央提出任命年僅27歲的雅科夫列夫為州黨委中等學校和高等學校部部長。在這個位置上，雅科夫列夫第一次接觸克格勃。據雅科夫列夫回憶，“克格勃……定期過來，向我通報學校里總的情況、反蘇言論、誰在收聽美國之音，還向我通報暗中檢查郵件的結果等等。”
1948年，後斯大林時代“三劍客”之一、“列寧格勒派”頭目日丹諾夫因病逝世後，克格勃貝利亞和馬林科夫在1949年至1950年製造了大規模系列冤案——“列寧格勒案件”。全國各地一大批日丹諾夫的老部下被波及。1950年，雅羅斯拉夫爾州新上任州委第一書記西特尼科夫也被人盯上，他以前也在列寧格勒工作過，是日丹諾夫的部下。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按照以往的肅反邏輯，西特尼科夫提拔過毫無資歷的年輕人雅科夫列夫，那麼雅科夫列夫也應該跟着倒霉。雅科夫列夫被監察委員會主席找去談了三次話，每次談話主題都不一樣，雅科夫列夫認為上頭大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意思，完全就是在討好馬林科夫。
不過，對於馬林科夫來說，這時的雅科夫列夫就是小蝦米中的小蝦米，根本入不了他的眼。雅科夫列夫被走了個過場就放了。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雅科夫列夫回憶這一天時寫道：“斯大林對於人民的心理和文化水平瞭如指掌，他十分巧妙地操縱着人們的情緒、習慣、弱點和性格，操縱着他們將"領袖"奉若神明的傾向。至於官僚嘛，他們不過是在擔心自己的前途罷了。”
官僚同志雅科夫列夫不用擔心自己的前途。他被調往蘇共中央學校工作部工作，時年30歲。

雅科夫列夫在蘇共中央學校部的職務是指導員，日常工作是去全國各地督導檢查工作。他在這個位置上從1953年干到1956年，時間覆蓋了斯大林逝世到蘇共二十大。這三年在蘇聯歷史中的特點是：偉大領袖死了，新領袖還沒有確立，偉大領袖的忠實戰友們不斷有人犯錯誤，不斷有人回到工作崗位，思想領域進入“解凍”，革新的萌芽蓬勃發展。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心情一度憂鬱的雅科夫列夫開始解放思想，開始反思蘇共奪取政權以來的意識形態政策，他發現，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必須走改良主義的路。於是，他把目光投向了赫魯曉夫。
他對赫魯曉夫時代有一句很獨到的評價——“儘管陰雨綿綿，但畢竟是春天”，簡明概括了赫魯曉夫時期盲目制定方針和政策效果不佳，高度肯定了赫魯曉夫改革的巨大歷史意義。
1956年至1960年，雅科夫列夫在蘇共中央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部學習。在此期間的1958年至1959年，雅科夫列夫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一年。他回憶自己學成回國時說道：“我回國了，儘管在思想問題上已向右轉了。”
看到這裡，大家可能認為雅科夫列夫被美國策反了。事實上，在外留學時的雅科夫列夫對美國的印象並不好。原因有兩個，一個是他在美國看了一部描繪蘇聯的電影，從中看到了西方反蘇宣傳的簡單和卑劣。另一個原因是，西方新聞媒體介紹蘇聯生活的陰暗面讓他的內心本能的不舒服。
35歲的雅科夫列夫內心深處很愛國。
1960年至1964年，雅科夫列夫研究生畢業後，繼續在社會科學院攻讀副博士、博士，研究方向是美國的政治。與此同時，受到赫魯曉夫等改革派領導人重用，在蘇共中央宣傳部平步青雲，先後當上指導員、處長、秘書長。
正當雅科夫列夫準備繼續平步青雲的時候，他心目中的改革英雄赫魯曉夫莫名其妙的下台了，蘇斯洛夫再次在意識形態領域大權獨攬，保守思維開始回潮。不過，雅科夫列夫的官運亨通依舊，1965年，年僅42歲的他當上蘇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67年，雅科夫列夫通過博士論文答辯。1969年，又當上第一副部長，主持宣傳部日常工作。
大家要問了，這時候的蘇共中央宣傳部沒有部長嗎？答：還真是沒有。大家又要問了，雅科夫列夫啥時候被扶正的呀？答：一直沒有被扶正。扶正的阻力來自他的頂頭上司、負責蘇共意識形態工作的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蘇斯洛夫。灰衣主教認為像雅科夫列夫這樣又搞研究工作又搞機關工作的同志不可重用。
書齋和案牘只能二選一，絕不可能讓你三心二意。雅科夫列夫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反而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1970年左右，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方興未艾，引發了各種民族主義思潮。既有國內大俄羅斯主義與地方民族主義的論爭，也有國際上蘇聯大國沙文主義與其盟國本國民族主義的論爭。各種或明或暗的爭論此起彼伏，好不熱鬧。
勃列日涅夫和蘇斯洛夫在民族主義問題上不謀而合，主張在嚴防少數民族的獨立運動的同時密切注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企圖脫離蘇聯的動向。這段時期，主流輿論以《青年近衛軍》和《十月》等雜誌為陣地，對各種非主流言論進行批判。1972年11月，雅科夫列夫利用自身職權，與中央唱反調，在《文學報》發表了題為《反對反歷史主義》的文章，給主流輿論扣上了“反歷史主義”的帽子。
雅科夫列夫因此受到了不公正處理，他給領導送了一頂帽子，領導卻摘了他的官帽。1973年6月，雅科夫列夫被免去蘇共中央宣傳部第一副部長的職務，改任蘇聯駐加拿大大使。
發配加拿大時，雅科夫列夫正好50歲。已經到了知天命的年紀。正所謂“盡人事，聽天命”，仕途失意的雅科夫列夫仍然沒有放棄對蘇聯前途的思考。他就近研究美國和加拿大的內政外交，對比國內實際，關注國內政局動態，甚至還著述了一系列文章記錄自己的政治思想。
像大鬧天宮被壓在五行山下五百年的孫悟空一樣，雅科夫列夫在加拿大蟄伏了十年。孫悟空在等待觀音菩薩說過的唐三藏，雅科夫列夫也在等待他人生的唐僧。和唐僧師徒取經大業一樣，他們也將在未來不久開啟他們自己的大業。

1983年5月，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負責農業的中央書記戈爾巴喬夫出訪加拿大，訪問期間，會見了加拿大總理特魯多，並在農業部長韋蘭的招待下考察了該國的農業。戈爾巴喬夫在加拿大七天的訪問行程中，蘇聯駐加拿大大使雅科夫列夫全程陪同。
關於戈爾巴喬夫訪問加拿大的緣由，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源自戈爾巴喬夫的回憶錄，稱1981年10月，加拿大農業部長韋蘭訪問蘇聯時邀請戈爾巴喬夫回訪加拿大。另一種說法源自戈爾巴喬夫在中央工作的首任秘書博爾金的回憶錄，稱雅科夫列夫在回國休假時聯絡過他請戈爾巴喬夫訪問加拿大。後來他建議戈爾巴喬夫出訪，獲得後者同意。
戈爾巴喬夫向安德羅波夫申請對加拿大進行為期十天的訪問，考察該國農業生產體制。遭到領袖反對。領袖認為國內這麼忙，戈爾巴喬夫這時候不應該離開。在戈爾巴喬夫的再三要求下，領袖做出了讓步，只允許他出訪七天。
戈爾巴喬夫在加拿大訪問期間，可謂大開眼界。他親眼目睹加拿大以極少的人力投入獲得極大的農業產出，並且了解到加拿大和蘇聯一樣，也給予本國農業大量補貼。除此之外，還通過加拿大農業部長了解到西方國家普遍對農業進行大量財政投入，這才有了西方大國的大宗糧食出口和畜牧業與養禽業的高額產出。
當然，訪問加拿大期間，戈爾巴喬夫多次與雅科夫列夫深入交談。雅科夫列夫頭腦里豐富的改革思維很對他胃口，以至於讓他有了調雅科夫列夫回國共同輔佐安德羅波夫的念頭。
回國後，戈爾巴喬夫把訪問加拿大的心得向安德羅波夫做了匯報。領袖聽後心情大好，告訴茅塞頓開的戈爾巴喬夫，既然你有了想法，就按你的想法辦吧。
戈爾巴喬夫見領袖高興，向領袖提出調雅科夫列夫回國。領袖聽了堅決反對，表示雅科夫列夫繼續呆在加拿大更合適。
在這之後，戈爾巴喬夫做出了他人生中對安德羅波夫最大的忤逆，他多次強烈央求領袖讓雅科夫列夫回國。也許是安德羅波夫病中耳根子軟，最終還是同意了。
1983年，雅科夫列夫回國，擔任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領導該領域的理論研究工作。自此，雅科夫列夫又幹上了自己的老本行理論研究工作。在安德羅波夫時期和契爾年科時期，雅科夫列夫著述頗豐，在內政外交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改革主張。儘管他的大多數文章暫時鎖在了抽屜里，但是在戈爾巴喬夫看來，他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參考價值。
蘇斯洛夫在世時，蘇聯意識形態工作在他的領導下就像一潭死水。在他死後，這潭死水開始發臭，使得蘇聯領導人不得不去整頓。那麼由誰去領導新的意識形態工作呢？
把雅科夫列夫調回國，以他43歲就主持蘇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的資歷貌似是可以勝任的，以他21歲開始，長達29年專職搞意識形態工作的經驗外加10年外交工作經歷貌似也是可以勝任的。不過，雅科夫列夫一直在搞理論研究，從來沒有幹過實際工作。
蘇斯洛夫走上中央領導高級崗位之前也是長期從事意識形態工作，但他在當上政治局委員之前當過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區委第一書記和立陶宛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分別擔任過州一級和加盟共和國一級的領導職務。此外，他還在二戰結束後領導過外國共產黨的聯絡工作。這樣相對全面的工作經歷和經驗都把蘇聯意識形態工作領導得既保守又反動，毫無實踐經驗的雅科夫列夫的改革思維又能比他高多少呢？
戈爾巴喬夫看中雅科夫列夫的改革思維，力主他回國工作。安德羅波夫考慮到雅科夫列夫有悖逆官方意識形態政策的前科，反對他回國。
不知道這兩位在1983年爭論雅科夫列夫回國的問題上有沒有考慮過中國政府在那五年之前提的那句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不懂實踐，不懂國情，喝了二兩洋墨水，啃了幾塊洋麵包就敢對國家政策誇誇其談的人比比皆是。接下來的蘇聯歷史舞台將出現這一類人的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