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25日，号称苏联“灰衣主教”和“党内头号思想家”的苏斯洛夫逝世。官方为他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葬礼，其规格仅次于1953年3月的斯大林葬礼。极其讽刺的是，当苏联观众在电视中观看这场葬礼的时候，发现大部分的苏联高官表情漠然，丝毫看不出悲痛和惋惜。
苏斯洛夫生前分管意识形态工作达整整34年，管理苏联思想领域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界。苏斯洛夫逝世后，苏共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为他挂牌以资纪念，地点选在他教过书的教室门前，悬挂一块“苏斯洛夫曾在此执教”的木牌。
常言道，逝者为大。但是苏斯洛夫的牌匾经常会被人用颜料涂抹，校方换了一块又一块，可每次还是会被涂抹。由于挂牌是中央的指示，校方无论如何都不敢摘下来，只好用铁皮包上，写上“修理”两个字，直到1988年才摘下来。摘下之前，校长就是否摘去牌匾征求师生意见，很多师生竟不知道苏斯洛夫是何许人，而此时离苏斯洛夫去世仅仅六年。
为什么这样一位享受高规格国葬的人物在高层得到的却是麻木不仁的结局？为什么一位主抓思想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在教育界却如此遭人记恨最后反而无人问津？拨开这浓浓迷雾之前，我们必须要重新回顾这个人的生平。
苏斯洛夫1948年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接替因病逝世的日丹诺夫掌管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三朝，屹立不倒。如果不是他稳居中央高层核心达34年，人们很难想象性格显著不同，施政理念相异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三人的权力如何能做到一脉相承。
苏斯洛夫负责的意识形态工作，说白了就是管舆论、管文化、管教育、管宣传，从思想领域维护苏共的执政合法性。在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从来不会有专门的政府机构来干这活，都是属于党务工作的一个方面。比如，西方国家政府换届之时，各个党派的宣传机构都会去联系“相关”媒体，组织演讲和游行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在上台之前除了武装斗争之外，也都干过这些活，只不过不那么引人注意罢了。
好了，既然是党内工作，就无法露脸前台。苏斯洛夫一生都没有担任过政府机构的领导职务，长期隐居幕后，由于其负责理论工作，得到了“灰衣主教”的绰号，成为党内各派势力不敢轻视的人物。
不敢轻视自然有不敢轻视的来由，苏斯洛夫一生有两项过人的本领，一项是精于权术。他崛起于斯大林晚年残酷多疑时期，那么多列宁时期就跟随斯大林的老干部被边缘化、被打倒、被杀戮，他居然能脱颖而出，还当上政治局委员；他在赫鲁晓夫时期的1953年至1957年激烈的高层权斗中波澜不惊，很多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倒了他却没倒，他在苏共二十大后公然维护斯大林的思想政策却没有被赫鲁晓夫罢黜；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极少主持政治局会议和中央书记处会议，从未制定过具体的方针政策，却是高层公认的“第二书记”，三驾马车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见到苏斯洛夫都非常尊重，更不屑说谢列平等人。
苏斯洛夫在三个朝代都没有拉起自己的队伍，却能做到上述那些，城府及权谋何其之深？
苏斯洛夫的另一项过人本领是强词夺理，苏联精于权术的人很多，但是在理论造诣方面有这一特长的人又极少。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极其难做，苏共夺权过程包含不少肮脏的因素，列宁在内战中有诸多出尔反尔、过河拆桥的举措，斯大林在清党和大清洗期间干的事更是罄竹难书。如果在舆论工作中罩不住这些事，苏共的执政合法性就很成问题。
内政尚且如此，苏共外联工作亦是纷繁复杂，批判南斯拉夫、中国、布拉格之春，七、八十年代与意大利共产党论战，面对现实的内容极少，大多都是屠龙之术的讨论，抢占道德制高点和舆论领导权。
苏斯洛夫对这些工作都是应付自如，不管你说他自说自话也好，说他自娱自乐也好，但是他终究做到了粉饰太平。他死后，苏共后来的领导人连自说自话和自娱自乐都做不到。

苏斯洛夫一生干的最引人瞩目的事情应该是镇压不同政见者运动，并在此基础上对苏联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进行干涉和管制，企图剿灭一切和自己文化观点不同的文化作品。在教育领域，尤其是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苏斯洛夫制定了新的国家通用教材，使斯大林主义在教育界全面复辟，引起了教师们的反感和学生们的抵制。在苏联高校中，思想政治课遭遇睡懒觉和开小差的几率最大。
1974年，距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第一次被镇压下去的1973年不到一年，苏联一家画室的一百名画家向其联名致函，要求其退出政坛。信中有一段话，我认为可以当成苏斯洛夫的墓志铭：
艺术像河流，无论您的堤坝，无论您如何想方设法让河水倒流入你们用查禁和摧毁设置的钢筋水泥的河床，都无法阻止河水的奔流。最可怕的是，您唯一的目的就是剥夺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把他们变成执行您荒谬而残酷的意愿的机器人。您的宗旨是使俄罗斯文化粗浅化，宣传极端贫乏的理想，否定苏联人精神兴趣的复杂性。您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是使苏联各族人民变得蒙昧，以便您制造毁坏人类社会正常生活的一切规律的土壤。
精于权术又善于强词夺理、粉饰太平的苏斯洛夫死了。苏联出现了第二书记的权力真空，各种内外矛盾也开始浮出水面。这时新出现的权力斗争加剧了国内形势的紧张，而且，从此以后，苏联的权力格局再也没有稳定过。当然，所有的权力斗争都在暗处。
争夺二号权力的人中，一类是第聂伯帮。他们以分管重工业的中央书记基里连科，分管中央机关工作的中央书记契尔年科和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为首。从私人关系角度来说，他们与勃列日涅夫的关系更亲近一些，勃列日涅夫对他们也更信任。
另一类是非第聂伯帮。他们以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为首。他们没有早年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州、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和哈萨克共和国与总书记同甘共苦的经历，但是在七十年代的对外缓和战略、阿富汗问题和波兰问题上，都是主要决策者。勃列日涅夫对他们更赏识。
这两组三剑客构成了苏共中央权力核心的核心，直至戈尔巴乔夫上台。
苏斯洛夫逝世之前，勃列日涅夫尚且有机会在两派人物之间搞平衡。苏斯洛夫逝世之后，就不能继续下去了，病入膏肓的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对自己的身后事做出安排。必须首先将一个人确定为党内二号人物，才能为将来成为一号人物奠定基础。
第聂伯帮中最有资格继承苏斯洛夫职务的是基里连科。基里连科1962年就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资历相当老，而且一直在书记处负责领导重工业工作，在军事工业和航空工业各部门有着广泛的人脉。但他比勃列日涅夫还大一岁，年龄的问题阻碍他继续向上一步。
非第聂伯帮中最有资格继承苏斯洛夫职务的是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虽然直到1973年才当上政治局委员，但是掌握着克格勃这一独一无二的优势部门，对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形势有着最为透彻的了解。
然而，安德罗波夫有一块最大的短板，就是勃列日涅夫对他并非完全信任。安德罗波夫在克格勃履职之初，勃列日涅夫提拔了三位克格勃副主席，均为第聂伯帮成员。此外，勃列日涅夫还把克格勃维护治安的对内职能分了出去，重新成立了内务部，变相削弱了安德罗波夫的权力。
安德罗波夫在七十年代初赢得勃列日涅夫的信任。他的情报工作为推动对西方缓和，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甚至对干部选拔工作都起到了良好的助力作用。但是，他在另一件事情触怒了勃列日涅夫，即党内的贪腐案件。
在听取国内形势报告之时，勃列日涅夫更愿意听从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关于形势一片大好的汇报。他接受不了安德罗波夫所说的今天需要查处这个贪腐，明天需要查处那个贪腐。
安德罗波夫后来学乖了，不再管党内贪腐的事情。勃列日涅夫也面临着在阿富汗和波兰的巨大困难，需要安德罗波夫来应对。管着波兰问题的苏斯洛夫去了，他的继任者首先必须了解波兰问题，于是，安德罗波夫脱颖而出。

苏斯洛夫逝世前夕，莫斯科发生了一件对正在争夺接班权力的第聂伯帮很不利的事情，勃列日涅夫的连襟、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维贡自杀了。
当时，党内高层很多贪腐弊案都由这位克格勃副主席负责查办，包括已经有很多人举报的“公主案”和“驸马案”，即勃列日涅夫女儿加琳娜和女婿丘尔巴诺夫的贪污、受贿、走私、盗窃集团案。茨维贡对于这些案件查而不办，引起安德罗波夫的不满。
茨维贡作为克格勃的第一副主席，在工作中极少有显眼的功绩。克格勃上上下下都知道，他和费尔多丘克、齐涅夫等人都是勃列日涅夫为了往克格勃掺沙子、削弱谢米恰斯内、扳倒谢列平的棋子。
谢米恰斯内对这些人极其反感，总是与他们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甚至把他们打发到无关紧要的位置上去。这使得勃列日涅夫下定决心除之而后快。
安德罗波夫执掌克格勃前后，勃列日涅夫对茨维贡等人突击提拔，封了几个人当副主席，陪着安德罗波夫做工作。安德罗波夫如芒在背，深知这帮人有监视者的作用，这一忍就是十五年。
看到一把手这么能忍，茨维贡工作之余搞起了兴趣爱好工程——写小说和电影剧本，赚了非常非常多的稿费。但是茨维贡那些作品的水准让人着实不敢恭维，连脾气一向极好的安德罗波夫看了以后都忍不了了。
安德罗波夫对茨维贡说：“你知道高尔基说过的‘如果你不会写，就别写’吗？”
茨维贡的脸皮倒也厚，说道：“我不能不写。”
勃列日涅夫看到自己的连襟出书挣了那么多稿费，也找来几个枪手给自己先后编写《小地》、《处女地》和《复兴》，号称文学三部曲，挣了不少稿费，为自己增加了文学家的头衔。
就是这个一直赚取大笔稿费的茨维贡，不知为何贪心不足，疯狂收取贿赂。当然，像他这样位高权重的皇亲国戚是没有人敢招惹的，他的恶劣罪行的曝光方式极其特别，是一位被处以死刑的贪污、行贿和受贿的犯人临死之前供述茨维贡利用职权收受巨额贿赂。
1982年1月18日，苏斯洛夫召见茨维贡进行谈话，双方的谈话内容无人知晓。第二天，也就是1月19日，茨维贡在家持枪自杀。紧接着，1月25日，苏斯洛夫死于突发性高血压。那天晚上双方的谈话内容成了永远的秘密，无人知晓。
与苏斯洛夫享受的高规格国葬不同，身为中央委员的茨维贡的葬礼极其简单，仅在中央报纸上发布了一则简单的讣告。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基里连科三人的名字没有在讣告结尾中出现。意味着茨维贡的葬礼并未得到党内高层前三号的人物的重视。
失去姨夫茨维贡的包庇，加琳娜和丘尔巴诺夫的卷宗很快落入了安德罗波夫的手中，可谓是苏联天字第一号贪腐弊案即将浮出水面。
眼瞅着公主和驸马的违法行为即将大白于天下，他们的父皇勃列日涅夫又在干什么呢？答：考虑接班人问题。苏斯洛夫死了，勃列日涅夫自己也是病入膏肓，必须有人出任第二书记，为将来担任总书记做准备。
首先出牌的安德罗波夫，在1982年1月，他把茨维贡办公室保险箱里的“公主案”卷宗拿出来侦查，迅速查实公主加琳娜的情人布里亚策一系列盗窃国家财产，行贿受贿，甚至盗窃博物馆珍宝的罪行。克格勃对布里亚策实施逮捕后，依法告诉他有权通知家人。布里亚策没有打给家人，而是立即打电话给加琳娜，要她把自己捞出来。加琳娜没有答应。
布里亚策很快被绳之以法。克格勃在安德罗波夫的指导下，对犯罪事实做了很好的切割，一切只查到布里亚策为止，对于加琳娜夫妇的犯罪事实秘密封存，不予公开。
勃列日涅夫为自己家的丑闻也感到愤怒。或许是受此情绪影响，或许是第二书记的职位太重要了，整个2月，勃列日涅夫都没有想好让谁来做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从而担任第二书记。到了三月，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不得不让他下定决心，选定接班人。

安德罗波夫勇于不顾勃列日涅夫女儿加琳娜的光环，对其情人布里亚策的侦讯在高层引起了不小的恐慌，连加琳娜本人都不得不出国暂避风头。在他丈夫丘尔巴诺夫的支持下，两人对家中的不义之财进行了大转移。这一切都在克格勃的监视范围内，安德罗波夫坐等勃列日涅夫生命结束，时刻准备着将“公主案”和“驸马案”并案侦查。
苏联老百姓终于相信，高层还是有人敢朝皇亲国戚动刀子的。安德罗波夫以及克格勃秘密警察在苏联国民中的形象大幅上升。政治局里的第聂伯帮成员非常担心勃列日涅夫会把苏斯洛夫的权力交给安德罗波夫。为了增强重病之中的勃列日涅夫的自信，也为了暗示安德罗波夫领袖身体硬朗着，别想抢班夺权，第聂伯帮的一些人居然劝勃列日涅夫去乌兹别克共和国视察，届时授予乌兹别克共和国列宁勋章。
根据苏联的勋章颁发条例，列宁勋章可授予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中建立特殊功勋的个人、集体、机关、社会团体和部队。自然而然，勋章由时任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同志领取。
拉希多夫何许人也？1982年，他已经当了19年的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当时的他还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全苏联赫赫有名，出名的原因是因为肆无忌惮的贪腐。整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苏共中央和内务部每年都能收到大量关于拉希多夫及其党羽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举报信。据说，到了安德罗波夫时代，拉希多夫的举报信都装满好几个箱子了。
1980年至1981年，苏联好几个集团贪腐窝案浮出水面，中央高层不得不派人进行调查。1981年，中央派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驸马爷丘尔巴诺夫前往往乌兹别克展开调查，一场滑稽的闹剧开场了。
丘尔巴诺夫刚下飞机，就发现当地的欢迎仪式规格很高，拉希多夫准备了只有外国政府首脑才能享受的高规格国宾待遇。当天晚上，拉希多夫又为驸马爷举办了盛大的宴会，乌兹别克共和国所有高级干部出席，轮番向驸马爷敬酒。那场面，给驸马爷灌的！不忍直视。
丘尔巴诺夫到乌兹别克之后还没有开始调查，第一天晚上就喝醉了，而且走不动道，最后是由当地警卫局的卫士们扶回宾馆。半夜里渴醒的驸马爷刚想起床找水喝，就发现一双手端着水杯递到他面前。
拿杯子的居然是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办公厅主任乌马罗夫，不得不说，乌兹别克的高级干部素质就是高，如此耐心呆着等首长酒醒，一晚上都没走。乌马罗夫趁着丘尔巴诺夫喝酒的瞬间，把一个装满卢布的公文包放在床上，然后转身走了。
第二天，在拉希多夫等人的陪同下，丘尔巴诺夫把中央交代的侦查变成了视察，四处走马观花看面子工程。返回莫斯科后，驸马爷的报告全是拉希多夫的好话。于是，就有了接下来勃列日涅夫为乌兹别克共和国授勋的这一出。
不少苏联史领域的学者认为是丘尔巴诺夫贪财枉为，连中央交办的专案都敢糊弄。事实难道真的这么简单吗？无论驸马爷在乌兹别克多么狂妄，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拉希多夫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有勃列日涅夫罩着没人敢动他。即使派的不是驸马爷，而是相对清廉的某个书记或部长去查，结果也一样。因为，苏联的腐败已经烂到了根子上，主席台上的勃列日涅夫不消失，贪污弊案根本无法彻查。
苏共中央有些人也想借着勃列日涅夫去给乌兹别克共和国授勋震慑安德罗波夫，同时也是在党内创造一种潜意识的舆论——就算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乌兹别克腐败窝案，也没有谁可以借侦办此案为自己在党内和民间捞取名声。
因为，拉希多夫的背后有勃列日涅夫同志和党中央的支持。
3月22日，勃列日涅夫如期抵达塔什干，休息一天后于3月23日在塔什干进行视察，视察过程中，发生了一起接近于行刺的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