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那场超大规模、波及苏联国土近四分之三的冰雪灾害持续了三个月左右，直到1985年年初。在这场抗击雪灾的应急处置中，苏联高层再一次迸发出多年来久未出现的强悍领导能力，最终使国民经济保持稳定。然而，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却在很多苏联史书中和苏联政治人物的回忆录中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即使救灾工作圆满成功的最大受益者戈尔巴乔夫，也在回忆录中对此事一笔带过。这一现象令人不可思议。要了解其中的原因，必须先搞清楚那场救灾工作的真相。
那年刚入冬，各地关于雪灾的告急文书就纷纷发往莫斯科。政治局、部长会议和书记处对雪灾问题很重视。契尔年科身体不好，无法主持具体工作；戈尔巴乔夫被领袖猜忌，不敢揽事，只好派利加乔夫参与其中。他俩之后，权力最大的当属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
在政治局会议上，这位79岁的老同志向曾长期在西伯利亚工作的利加乔夫询问道：“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呢？西伯利亚年年都是严寒，可是生产从未中断过，而其他地方十年才碰上一次严寒，就一切都濒临瘫痪了，叶戈尔·库兹米奇，请谈谈您在西伯利亚是怎样领导平稳度过严冬的。”
利加乔夫的回答很简单，“我们每年都认真做好过冬准备。”
最后，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多尔基赫和中央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利加乔夫三人共同负责的救灾工作行动指挥部。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职位最低的利加乔夫居然本任命行动指挥部的最高领导人！
利加乔夫首先为救灾工作树立了一个原则，即保证铁路运输不中断，进而防止能源系统崩溃。政府方面，拟停止几百家大企业的生产，把它们需要的天然气和油用来为住宅供热和供电，以免民众挨冻。
行动指挥部成立后，利加乔夫责成交通部负责场地和设备，在交通部电信中心随时召开全国电话会议，各地党委会成员尤其是第一书记必须参加。会议由交通部部长科纳列夫主持，负责通报各条铁路线的运行情况，说明薄弱环节。再听取各地汇报，由中央统一调度。在中央，除交通部的领导参会外，冶金、石油、煤炭等部门以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人民监督委员会的领导人也必须到会。各部门从自身职能出发，共同解决各地提出的问题。同时，利加乔夫邀请媒体的记者到会，及时记录第一手工作信息，向社会发布救灾的各项工作进程。
利加乔夫用这些办法杜绝文山会海，相互扯皮，让所有的人必须现场办公、现场承诺、现场解决。不管你干的好不好，媒体的记者们都在那看着，随时把第一手消息发布出去，防止有人拿救灾工作开玩笑。至于工作效率吗，利加乔夫把会议限制在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内，无论是汇报还是下命令，谁也不许长篇大论，必须谈实际工作中的紧急事。
在会上，利加乔夫除了操持救灾工作外，还要考虑政治大局。救灾工作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戈尔巴乔夫被契尔年科猜忌，在莫斯科乃至全国的威信都受到影响。尽管如此，利加乔夫依然顶住那些隐形的压力，保持向戈尔巴乔夫经常性的汇报工作，并把戈尔巴乔夫的指示通过电话会议传达到全国各地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包括参加救灾的部队和警察机构。
所以，在救灾工作的那三个月时间里，各地干部群众和军警机构的同志们时时刻刻都感受到，戈尔巴乔夫同志高度重视救灾工作，十分关心灾区的干部群众。那些受第聂伯帮影响的人们也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被罢黜权力，仍然是国家的“二号人物”。他没有亲自主持救灾工作是因为契尔年科住院，他必须留守政治局，主持内政外交的全面工作。
所以，后来戈尔巴乔夫一当上总书记，就破格任命连政治局候补委员都不是的利加乔夫担任“第二书记”。
在行动指挥部，利加乔夫非常尊重领导和同事。每次开会，都是先请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讲话，自己再讲话。对于救灾的具体工作，则放手让交通部长科纳列夫去布置，去调度。而他自己，总是在会议最后才讲几句，就宣布散会，让大家各忙各的。

经过利加乔夫的努力，救灾工作进入了平稳有序的状态。在持续三个月的冰雪灾害面前，利加乔夫不仅在莫斯科运筹帷幄，还和中央书记处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分赴灾情较重的西伯利亚的几个州去视察督导，现场了解灾情，布置工作。当然，也带去了“戈尔巴乔夫的指示”。到了1985年2月，春回大地，苏联国内灾区又恢复了正常生活。
这场轰轰烈烈的抗灾工作很快被苏联人民所遗忘，人们又把视线放在了契尔年科的病情上，随着两个月后契尔年科后去世，戈尔巴乔夫上台，轰轰烈烈的改革时代来临了，苏联历史进入新时期，再也没有人去提那场救灾工作了。
苏联解体之后，这场救灾工作被众多的历史人物回忆录和苏联史书忽视，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究其原因，既牵扯到苏联后来的权力斗争，又牵扯到意识形态的斗争。
在1984年底至1985年初的这场救灾工作中，苏联最后一次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用某些追求民主的人的常用说法，这属于效率低下的举国体制。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民主派追求破除中央集权，扩大地方权力，效仿美国联邦制度，落实苏联宪法中的“自治权利”。除此以外，民主派还认为军队参与救灾属于“不务正业”，必须隔离军队对一切非军事活动的影响力。
包括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叶利钦等人在内，都是赞同这个改革方向的。当时以及后来俄罗斯时期的舆论领导权掌握在他们手里。1985年至2000年，俄国人彻底抛弃了举国体制，让军队靠边站后，却很多事情都没干成，国家也陷入混乱。
看过《真相与自白》和《孤独相伴》的人们可以发现，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的大部分行文风格都把自己描绘成民主与改革的理想主义者，他不愿意读者看到他是举国体制的组织者，更不愿意让读者看到他是举国体制的受益者。
抗击雪灾的成功使利加乔夫在党内和国内的政治威信大幅提高，而且，他在工作中表现出了对戈尔巴乔夫的极度忠诚。因此，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破格提拔利加乔夫为党内二号人物。然而，改革开始后，利加乔夫对领袖的改革政策表现出的是不理解、不紧跟。这时候，戈尔巴乔夫就需要对利加乔夫的功劳进行抹杀，并对两人曾经的“战斗友谊”作切割，最终实现削弱利加乔夫的权力。
所以，改革时期，戈尔巴乔夫不再提1984年的抗击雪灾工作。曾经的改革领袖不再提，其他一些想借改革浑水摸鱼的人也就不提了。苏联解体后，他在回忆录中也只是简单说了一句“利加乔夫也参与其事，他是我指派的，正好符合他的意愿，与他的工作作风也较适合”。
苏联解体后，利加乔夫对戈尔巴乔夫有一句这样的评价：“1990年秋天…我简直认不出在1984年严酷而危急的冬天坚定不移抓工作并取得成果的那个戈尔巴乔夫了。”
苏联解体后，利加乔夫在回忆那场冰雪灾害时说：“在1984年那个难忘的冬天，国家也面临过危机和灾难，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表现却完全不同，他们有条不紊，集思广益，指挥若定。我们都知道，这种作风不仅对解决具体的危急问题，而且对于鼓舞人们的信心，都是重要的。要知道，在困难的形势下，地方上最可怕的东西，就是对中央的组织作用丧失信心。任何一个国家，在发生危急情况时，人们的眼睛都会看着中央。正是中央有责任作出最难作出的决定。如果在危急状况下中央作出任何模棱两可的决定，表现的有始无终，虎头蛇尾，那就将酿成严重的社会冲突。”
我认为，利加乔夫说的是救灾，其实更是借题发挥，阐述了他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看法。可以作为一家之言予以参考。
灾情结束，苏联领导人要忙正事了。1985年2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选举活动如期举行，大多数出生在俄罗斯联邦的苏联高干们都要参加苏维埃代表的选举。各派政治人物借着这次能在群众中间抛头露面的机会，开始施展自己的影响力。
眼瞅着救灾工作提升了戈尔巴乔夫的政声民望，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人加紧了自己的行动，其中，最招摇过市的是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

俄罗斯联邦苏维埃选举定于2月24日举行，此时的总书记契尔年科的健康状况极度恶化，不只是起不来床，连说话都困难。当时的政治局和书记处由戈尔巴乔夫主持工作。正当大家商量如何处理总书记与选民见面的问题时，格里申私下见了契尔年科，然后打电话告诉戈尔巴乔夫，他受契尔年科之托，准备组织集会并代领袖宣读讲话稿。戈尔巴乔夫询问了契尔年科的秘书们，这确实是契尔年科本人的意见。这意味着，格里申在领袖面前获得了比戈尔巴乔夫更大的信任。
于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与契尔年科的选民见面会，领袖本人尚在医院，他的讲话稿由格里申代为宣读，2月24日，格里申精心安排了契尔年科作为苏维埃代表的投票仪式，再次主导领袖的辅助工作。2月28日，格里申怂恿病危的契尔年科作电视讲话。契尔年科声音哽咽，连讲稿都拿不稳，最后还跌倒了。不过，经过精心剪辑，一切影响领袖形象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利加乔夫在回忆录中对这一系列事件作了如下回忆：“结果各地都对党的核心领导的状况有了这样一种看法：格里申发表电视讲话时，千方百计地强调他和契尔年科关系亲密，并竭力灌输一种思想，使人认为只有他才是总书记的继承人，而戈尔巴乔夫则不声不响，不搞宣传的花架子，在政治局干实事，从而保证了危机形势下经济的稳定。”
格里申赢了场面，却输了时间。
3月10日，星期六，许多高级干部都在莫斯科市郊的别墅度周末，戈尔巴乔夫照例在单位加班。当天晚上，戈尔巴乔夫刚加完班回到家里，就接到医院电话告诉他，契尔年科去世了。戈尔巴乔夫立即给葛罗米柯和吉洪诺夫打电话，商议召集所有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在晚上11点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开会之前，他单独对葛罗米柯说：“我们应当共同努力，这个时刻责任重大呀。” 
葛罗米柯的回答很有外交官的职业性，“我想，事情是明摆着的。” 
戈尔巴乔夫又说：“我考虑，我和您现在必须相互配合才好。”
会议开始后，大家一致商议要成立治丧委员会。并确定第二天，也就是3月11日14时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17时召开中央全会，选举新的总书记。
散会之后，戈尔巴乔夫带领利加乔夫等人，开始着手布置契尔年科葬礼事宜，一直忙到接近凌晨4点。戈尔巴乔夫与众人约定，第二天8时准时上班。回家后，他发现妻子赖莎在等他。他俩散了一会步，戈尔巴乔夫对妻子说道：“你很明白，我到这里来是希望和相信能干一番事业，但眼下办成的事情却不多…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
3月11日8时，利加乔夫准时到单位。根据他的回忆，葛罗米柯在9点多的时候打电话给他，说将向政治局建议选举戈尔巴乔夫担任新的总书记，希望他提供一份戈尔巴乔夫的详细简历，为他写发言稿做准备。利加乔夫放下电话后，立即把这个消息报告戈尔巴乔夫。11时后，利加乔夫和助手终于把戈尔巴乔夫的简历材料准备好，专车送往外交部。
与此同时，一拨又一拨担任中央委员的各地第一书记陆续抵达莫斯科。这些诸侯们直接来到中央组织部找利加乔夫，向他询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否推选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其中，不少人明确表示了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
利加乔夫也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戈尔巴乔夫。
下午14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葛罗米柯率先发言，以顶级外交官最华丽的辞藻和谈判时最惯有的坚定语气对同事们建议，向下午17时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推荐戈尔巴乔夫出任总书记。在他的话语渲染下，其他政治局委员依次发言，表示赞成。接着，政治局候补委员们和中央书记们也作了拥护性表态。
17时，中央全会开幕，全体中央委员一致通过：由戈尔巴乔夫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

契尔年科的去世不仅标志着他自己的时代结束，也标志着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真正结束。他执掌苏联政权仅仅13个月，没有突出的政绩，也没有恶意的倒退。整个契尔年科时代可以用“等待”两个字来概括。所有人都清楚，决定苏联未来的不是契尔年科，而是契尔年科的继承者。
契尔年科接替安德罗波夫执掌最高权力显示出老人政治的惯性强大，他的逝世则证明老人政治的不可救药。不到三年，三位总书记相继离世，别说老百姓忍不了，连屡遭后世抨击的当时苏联高层都受不了了。从政治局委员到中央委员，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要换年轻人上位。
那些身居高位长达20年的老头子们在晚年的关键时刻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个舍弃自身利益的抉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清楚，一旦戈尔巴乔夫上台，肯定要收拾他们。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去干强行阻止戈尔巴乔夫上台的事情。
首先，戈尔巴乔夫是党的第二书记，是合法的权力继承人。如果没有罪大恶极的借口和祸国殃民的论据，就不可能扳倒他；其次，戈尔巴乔夫手下有一帮干实事的队伍，无论在安德罗波夫时期还是契尔年科时期，他们干的活都远远超过第聂伯帮的老头子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再次，他们各自自成体系，谁都没有压倒其他人的突出功绩，也都没有安德罗波夫的文韬武略。
因而，在契尔年科去世的那一两天里，戈尔巴乔夫继任总书记无人反对。
戈尔巴乔夫上台了，一个时代远去了。在这个过去的时代里，大部分知名领导人都出生在1906年至1916年这十年，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他们精于权术而信念坚定，固执己见又恪守底线。无论争权夺利的时候多么不择手段，都不会做破坏政局稳定和国家利益的事情，必要时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绝不会为了一己私利仰仗西方鼻息。
有人说，他们算不上一世英雄；而我认为，他们称得上一时豪杰。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乃至苏联解体之后，谁还记得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内外成就？谁还记得柯西金总理在“八五计划”实现苏联经济的繁荣绝唱？谁还记得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一手撑起的缓和战略和大国话语权？谁还记得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忙碌四十年建立起的大国军力？谁还记得反特权斗士谢列平？谁还记得重新让人民燃起希望的安德罗波夫？
他们属于一代人，属于斯大林体制培养出来的人，所以，他们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不愿彻底否定斯大林。他们是“大清洗”的受益者，所以，他们不愿为“大清洗”中受害的干部群众平反。他们是卫国战争时期的中层领导者，所以，他们十分注重祖国的世界大国地位。
综上所述，他们共同经历的那些大同小异的经历，使他们在领导、同事纷纷入狱时平步青云，使他们精于权术，使他们固执地提防一切异端，包括防范持不同政见者和西方国家，使他们在带领国家走向强大，带领人民小富即安之后，没有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改革，使苏联落后于世界。
与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政治人物比起来，他们缺少理论修养，长于社会实践。他们在国际共运中没有列宁和斯大林时期那种一言九鼎的号召力，缺少一种指引明确前景的战略方向，又与帝俄时期弥赛亚主义传统严重脱节。入侵阿富汗只是走向外交孤立的一个引子，最终走向四面楚歌有其必然趋势。
取代他们的人将是理论修养深厚，社会实践不足的人。取代他们的人曾经和他们一样平步青云，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们靠的是在“大清洗”中久经考验的政治斗争历练，而取代他们的人，靠的是在共青团抢占仕途快车道。
不同的干部培养方式和相同的官员选拔制度最终把他们共同的党引向了截然相反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