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尔年科在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前，长期担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时间跨度达十七年（1965年至1982年）。这个部门是连接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委员会和各地第一书记的中枢神经组织，起到一个上传下达的作用。
契尔年科能担任这个职务，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是第聂伯帮的最主要成员之一，也是勃列日涅夫最信任的人之一。卫国战争结束后，勃列日涅夫先是在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工作，后调入中央工作，之后被赫鲁晓夫打发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位置上。在这一阶段，勃列日涅夫几经沉浮，契尔年科实实在在地做到了“紧跟”。
勃列日涅夫在摩尔达维亚当第一书记时，契尔年科当宣传部长；勃列日涅夫当中央书记的时候，契尔年科在中央宣传部当副部长；勃列日涅夫领导最高苏维埃的时候，契尔年科在最高苏维埃当秘书处处长；勃列日涅夫发动政变当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第二年就任命契尔年科担任中央总务部部长，对他表示了极大信任。
这个职务因其上传下达的关键性作用，很受各地第一书记的重视，没有一位地方官员不想巴结他。无论是于公向中央要钱要物要政策，还是于私在莫斯科跑官要官，都离不开契尔年科帮着说好话。契尔年科担任中央总务部部长的十七年恰好是利加乔夫担任托木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的十七年，考虑到利加乔夫是安德罗波夫“那条线”的人，对第聂伯帮的看法相对客观甚至可能带负面，且听他在回忆录里是怎样评价这位领导的吧。
“一些州党委书记都很尊敬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契尔年科，因为他很关心各个州的迫切问题。如果有事找到他，把问题全部谈出来，再留下一份阐明问题实质的详细的书面报告，那就不必怀疑，他肯定会给报告开路，并且会‘搞到’总书记的签字。契尔年科担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这个重要职务是称职的。这用不着怀疑。此外，除了他的职业素质好，他还具有一些富有人情味的品质，如能同情别人，乐于助人。”
在工作能力方面，利加乔夫对契尔年科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在工作作风方面，利加乔夫又是怎么评价他的呢？
“在勃列日涅夫周围有不少营私舞弊的事，而契尔年科在这方面也有非常多的机会，他本可以大捞特捞。只要使个眼色，暗示一下，就会得到无数‘纪念品’，就会因给人帮忙而得到无数报答。但他是个生活十分简朴的人。说句实话，我甚至感到奇怪的是，在喜欢送礼的人物巨大压力下，他如何能够不仅经得起诱惑，而且还保持着自己的影响，因为隐私舞弊的环境是容不得局外人的。”
如果利加乔夫说的是真的，那么，第聂伯帮成员也不像后来苏联宣传的那样是一群无能之辈，充斥着贪官污吏。话又说回来，如果一名高级干部毫无工作能力、只会贪污索贿，仅仅靠着领袖的偏爱于袒护，怕是不能在一个那么重要的位置上占据十七年，又在最后成为最高领袖。
正如利加乔夫所说：“他在机关里工作了几十年，远远脱离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在契尔年科当勃列日涅夫的配角的时候，他那处理机关事务的能力是个长处。但当他成为独立自主拿主意的政治家的时候，这种脱离生活的经历总的说来就帮了他的倒忙”。
确实是这样，论主持经济，他不如吉洪诺夫；论外交才能，他不如葛罗米柯；论国防事务，他不如乌斯季诺夫；论区域领导能力，他也不一定如谢尔比茨基和库纳耶夫等诸侯王。但他确确实实赢得了这些人的拥护，被推举担任总书记。有人说他各方面的能力不强，但他是唯一一个让各派势力都能勉强接受的人物。所以，他是以平衡木的角色执掌大权。
他掌权的二十年前，也有人用同样的说法评价过勃列日涅夫的上位，何其相似的论调？
每一个历史人物取得成功总有他的理由，只是高层权力斗争不为外人所知罢了。契尔年科没有驾驭全局的能力，没有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思维，仍然能够赢得拥护，靠的就是长期以来善于为下属、为同事考虑问题，解决实实在在的困难。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毫无私欲，从不吃拿卡要。
一句话，踏踏实实干工作，清清白白处理同事关系和上下级关系。套用一段很有名的话，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历史将证明，契尔年科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尽管这一观点被人刻意隐藏。对于一位大国领袖来说，想成为一位有益于人民的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驾驭权力格局。

@呆欲速不达 2015-10-01 21:26:28
楼主节日好，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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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国庆节快乐！！！

契尔年科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很一般，谈不上势不两立，也谈不上亲密无间。两人最早相识应该是在戈尔巴乔夫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第一书记的时候。戈尔巴乔夫领导边疆区的时候少不了要和时任中央总务部部长契尔年科发生工作联系。
契尔年科比戈尔巴乔夫年长整整二十岁，却都是同一年（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当选中央委员。1976年，契尔年科当上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当上中央书记的时间是1978年。1977年，契尔年科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戈尔巴乔夫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时间是1979年。1978年，契尔年科当上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当上政治局委员的时间是1980年。
总的来看，契尔年科各方面的资历比戈尔巴乔夫只早两年，却年长他20岁，年龄上的劣势太明显。两人同为勃列日涅夫后期晋升最快的中央领导，相比1973年晋升政治局委员的功勋卓著的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他俩没有什么突出的政绩。
但两人还是各有所长，契尔年科在中央搞上传下达，说话做事比较实在，在各地第一书记圈子里的口碑不错；戈尔巴乔夫在西南部偏远的边疆区主政一方，是最年轻的第一书记和中央委员，属于明日之星。
两人发生实质意义上的交集是在1978年之后，即戈尔巴乔夫进入中央工作之后。作为年长20岁的老前辈，契尔年科对戈尔巴乔夫自然还是蛮包容的。当然，不光契尔年科，政治局的其他老同志对戈尔巴乔夫都挺包容。
戈尔巴乔夫调入中央书记处工作之后，一改书记处以往普遍迟到早退的风气，经常加班到晚上九、十点钟。据利加乔夫回忆，在那个时期，如果地方官要在深夜去书记处找领导，唯一可能找到的只有戈尔巴乔夫。
老同志们看到年轻的戈尔巴乔夫这么拼，所以就服从勃列日涅夫的指示，提携着戈尔巴乔夫步步高升，契尔年科也不例外。戈尔巴乔夫在工作中不仅有朝气，而且有棱角。所以，也有对戈尔巴乔夫不满意的，包括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和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
契尔年科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出现嫌隙是在苏斯洛夫去世之后。当时，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第二书记”，契尔年科依然把持着书记处的大部分工作。谁都知道，戈尔巴乔夫与安德罗波夫的关系近，契尔年科因此对戈尔巴乔夫有猜忌。
到了安德罗波夫成为总书记后，戈尔巴乔夫和契尔年科的关系发展到了有裂痕的地步。安德罗波夫这一派的人马得势，最得势的就是戈尔巴乔夫，他插手了很多超出自身职责范围的工作。
契尔年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权力受到限制。作为“第二书记”，负责主持书记处的工作，却在很多方面的工作中，话语权还不如戈尔巴乔夫。例如，在至关重要、掌握众多机密的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人选问题上，契尔年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安德罗波夫最终听从了戈尔巴乔夫，任命了戈尔巴乔夫的熟人、直系部下、原苏共中央农业部第一副部长克鲁奇纳。此公担任该职直到1991年的“8?19”政变。
在其他众多重要高级干部的任免上，契尔年科基本上也是说不上话，戈尔巴乔夫则处处掷地有声，大有权力盖过契尔年科的势头。眼瞅着勃列日涅夫的老部下们一个接一个的下台，安德罗波夫提拔的新干部一个又一个，契尔年科自然是不高兴的。
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好景不长，安德罗波夫天不假年，69岁就去世了，接班的人正是契尔年科。尽管契尔年科上任后很快任命戈尔巴乔夫为“第二书记”，负责主持书记处的工作，戈尔巴乔夫心里还是不踏实。他无法像安德罗波夫时期那样无所顾忌地进出领袖的办公室，与领袖推心置腹的谈话。
那么，契尔年科上台之后，戈尔巴乔夫又干了些什么呢？答，他干了一个成熟政治家该干的事情。

得罪领导之后再想赢得领导的信任，比登天还难。戈尔巴乔夫的弥补方式是好好工作，积极表现，用光明正大的领导工作去巩固权力，防止权力落入别人手里。用光明正大的阳谋占据权力，战胜那些企图扳倒他的阴谋。
“第二书记”的职责是主持每周二的书记处例会，并在总书记因故缺席的情况下主持政治局会议。戈尔巴乔夫每次都充满热情地去主持书记处会议，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彰显自己的影响力，把各个同事管辖的工作做汇总，然后向契尔年科汇报。
契尔年科经常生病，以至于政治局会议不能按时召开。有时候即使确定变更开会时间，契尔年科也不一定能到场。他从未痛痛快快地授权戈尔巴乔夫主持政治局会议。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直到临开会的半小时之前，契尔年科才通知戈尔巴乔夫主持会议。
戈尔巴乔夫往往措手不及，好在他临机应变的能力不错，每次都能把各项工作讨论和布置圆满完成，令契尔年科刮目相看。
在契尔年科执政的最初几个月里，乌斯季诺夫为戈尔巴乔夫仗义执言，认为既然任命了戈尔巴乔夫担任“第二书记”，就应该尽快建立他的权威，给予他主持书记处会议和代理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全部权力。在乌斯季诺夫的再三要求下，契尔年科终于同意。
看到戈尔巴乔夫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反对派不甘心，又想出新的办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然安德罗波夫是通过反腐败上台、又通过反腐败名留青史，那么，就用反腐败的方法去整治他的学生戈尔巴乔夫。当年，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在戈尔巴乔夫的治理下，旅游业发达，少不了迎来送往。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问题就那么干净？
莫斯科中央机关的某些人开始秘密串联某些地区的内务部和克格勃成员，秘密调查戈尔巴乔夫在边疆区担任区委第一书记时的“经济问题”。
这件事后来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瞬间停止，具体授意、组织秘密调查的人没有被披露。但是，戈尔巴乔夫以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多名领导人的回忆录都有提及此事，对契尔年科时期党内有人想借“经济问题”把戈尔巴乔夫搞倒搞臭言之凿凿。
这就是1984年上半年戈尔巴乔夫所面对的形势，对立面的力量非常强大。这时候，安德罗波夫留给他的队伍中的同志们情况怎样呢？下面仅举雷日科夫为例。
当时，雷日科夫仍然任中央书记兼中央经济部部长，他和中央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利加乔夫共同组成戈尔巴乔夫在中央书记处的左膀右臂。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提到契尔年科刚刚上台的时候，承认自己是“非常灰心的”。
雷日科夫不熟悉契尔年科，总觉得他是勃列日涅夫的人，会反对经济改革，尤其会反对由安德罗波夫发起的经济改革。雷日科夫对改革的前途十分悲观，甚至想把自己在中央的官辞了，回乌拉尔的工厂去继续生产挖掘机。
当他把自己打算撤退的想法告诉戈尔巴乔夫时，戈尔巴乔夫鼓励他：“千万不要着急。我们能够找到继续我们工作的办法，你不干，谁能够胜任他？”
此后，雷日科夫再也没提回乌拉尔生产挖掘机的事，重新沉下心来，一心一意地搞继续经济改革试验。
在改革的问题上，雷日科夫想的是先有政治权力支持，经济改革才有保障。在这个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的想法高度要胜过雷日科夫，戈尔巴乔夫的理念是通过搞经济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暗暗地、渐进式地夺取越来越多的权力。放弃权力，不改革，维持现状，永远不可能扩大权力，也不可能推动改革。
因此，他劝雷日科夫坚守岗位，继续搞改革试验。雷日科夫渐渐地发现，第聂伯帮的反对派果然害怕改革，不断采取拖延战术抵制经济改革措施的推行，害怕在改革过程中发生权力转移。在这过程中，雷日科夫发现了戈尔巴乔夫的高明之处。
相信在那个保守气氛普遍回流的时刻，像雷日科夫一样对改革前途动摇的人不只一个。戈尔巴乔夫成功做到了凝聚人心，保证了安德罗波夫的队伍没有散。很快，他们就要采取大动作。

在戈尔巴乔夫等人以推动经济改革夺取权力，巩固改革派力量之时，1984年6月，利加乔夫被派往乌兹别克共和国，主持该国党中央全会，督促当地对拉希多夫贪腐窝案一查到底。
对于拉希多夫的问题，苏共高层有很多人不服气。往大了说，是看不惯安德罗波夫整饬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老部下；往小了说，是看不惯以利加乔夫区区一个中央部长去整饬政治局候补委员拉希多夫。
在乌兹别克贪腐窝案的处理上，不仅上层有阻力，在该共和国的中下层干部队伍中也有阻力，大家害怕被“一网打尽”。该案如果处理不好，安德罗波夫的名声和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权力合法性都会受到质疑。
在两派人员的第一回合斗争中，安德罗波夫一派可谓哑巴吃黄连。拉希多夫被组织上找谈话不久，累死在领导共和国棉花秋收抢摘的工作中。出于人道考虑，莫斯科没有对他采取进一步措施，而是派出专人赴乌兹别克共和国主持拉希多夫的追悼会，予以殊荣。在这之后，调查进度明显放慢。
但是，乌兹别克的事情僵在那里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是不行的。第聂伯帮不会同意随随便便对一名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红人”高级干部启动调查程序。乌兹别克当地老百姓也无法接受一个已经被举报多年、终于接受组织调查的巨贪毫无贪腐事实。
事情也巧了，拉希多夫死后三个月，安德罗波夫逝世。乌兹别克的老百姓全都睁大眼睛盯着莫斯科，为民做主的领袖去了，是不是再没人主持公道？
事实上，苏共中央已经派出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在乌兹别克共和国清查贪腐情况。委员会的领导者是利加乔夫的副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莫吉利尼琴科。他手上的调查材料已经呈报政治局。政治局的处置意见是把涉案材料交给乌兹别克党中央全会讨论，把贪腐问题在共和国内部解决。政治局同时决定派中央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利加乔夫去主持会议。
政治局里的老同志们为什么要派利加乔夫去乌兹别克？第一，祸是你闯的，后果必须你承担。拉希多夫被调查属于安德罗波夫排开众人、乾纲独断，利加乔夫是具体执行者，把利加乔夫推出去符合“看热闹不怕事大”的原则；第二，案子查清了，利加乔夫就要在乌兹别克得罪一大片干部，利加乔夫得罪干部就等于戈尔巴乔夫得罪干部，也就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戈尔巴乔夫少一片支持者；第三，案子查不清，利加乔夫就会在乌兹别克老百姓中留下恶名，利加乔夫留下恶名就等于戈尔巴乔夫留下恶名，甚至意味着已逝的安德罗波夫原本就是错的；第四，拉希多夫案规模庞大，彻底查清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在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把利加乔夫按在乌兹别克，让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少一个帮手对第聂伯帮是很有益的。
所以，利加乔夫此次乌兹别克之行艰险异常。他只身前往一个加盟共和国，面对的全是当地干部。这对他来说，对戈尔巴乔夫一派人来说，都是考验。既要果断打开局面，又要尽快回京复命；既要推动反腐败工作，又要确保局面不失控。这其中的原则性和策略性就要靠他自己把握了。
五年之后，利加乔夫的政治名声因此次乌兹别克之行受到巨大影响。
利加乔夫赴乌兹别克期间，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等人共同打出了一把大牌，这把牌的名字叫“科技进步”。
所谓“科技进步”就是承认苏联的科技不那么进步，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不高。戈尔巴乔夫提议要重视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放到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去讨论。提出这一点，没有人会反对。但是戈尔巴乔夫提出这一点，隐藏在背后的政治意义那就不一样了。
纵观当时戈尔巴乔夫反对者的权势，吉洪诺夫在部长会议，格里申在莫斯科市委，其他或明或暗的人没有谁主持经济工作。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推动科技进步的理念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其他人无从置喙。
戈尔巴乔夫提出把科技问题放到中央全会去讨论，按照惯例，提出议题的政治局委员有机会上会作报告。一旦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作报告，必将在中央委员会中再次增强自己的权威，可以争取到党内更多的支持者。
而且，按照苏联的决策体制，政治局制定大政方针，书记处制定具体政策，部长会议负责执行。戈尔巴乔夫控制着书记处，以合法的手段把关于科技进步的具体政策推向部长会议，吉洪诺夫等人缺少反制措施，极有可能会提前认输。
那么，吉洪诺夫还会不会反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