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爾年科在成為最高領導人之前，長期擔任蘇共中央總務部部長，時間跨度達十七年（1965年至1982年）。這個部門是連接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委員會和各地第一書記的中樞神經組織，起到一個上傳下達的作用。
契爾年科能擔任這個職務，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是第聶伯幫的最主要成員之一，也是勃列日涅夫最信任的人之一。衛國戰爭結束後，勃列日涅夫先是在摩爾達維亞共和國工作，後調入中央工作，之後被赫魯曉夫打發到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位置上。在這一階段，勃列日涅夫幾經沉浮，契爾年科實實在在地做到了“緊跟”。
勃列日涅夫在摩爾達維亞當第一書記時，契爾年科當宣傳部長；勃列日涅夫當中央書記的時候，契爾年科在中央宣傳部當副部長；勃列日涅夫領導最高蘇維埃的時候，契爾年科在最高蘇維埃當秘書處處長；勃列日涅夫發動政變當上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後，第二年就任命契爾年科擔任中央總務部部長，對他表示了極大信任。
這個職務因其上傳下達的關鍵性作用，很受各地第一書記的重視，沒有一位地方官員不想巴結他。無論是於公向中央要錢要物要政策，還是於私在莫斯科跑官要官，都離不開契爾年科幫着說好話。契爾年科擔任中央總務部部長的十七年恰好是利加喬夫擔任托木斯克州州委第一書記的十七年，考慮到利加喬夫是安德羅波夫“那條線”的人，對第聶伯幫的看法相對客觀甚至可能帶負面，且聽他在回憶錄里是怎樣評價這位領導的吧。
“一些州黨委書記都很尊敬蘇共中央總務部部長契爾年科，因為他很關心各個州的迫切問題。如果有事找到他，把問題全部談出來，再留下一份闡明問題實質的詳細的書面報告，那就不必懷疑，他肯定會給報告開路，並且會‘搞到’總書記的簽字。契爾年科擔任蘇共中央總務部部長這個重要職務是稱職的。這用不着懷疑。此外，除了他的職業素質好，他還具有一些富有人情味的品質，如能同情別人，樂於助人。”
在工作能力方面，利加喬夫對契爾年科的評價還是很高的。在工作作風方面，利加喬夫又是怎麼評價他的呢？
“在勃列日涅夫周圍有不少營私舞弊的事，而契爾年科在這方面也有非常多的機會，他本可以大撈特撈。只要使個眼色，暗示一下，就會得到無數‘紀念品’，就會因給人幫忙而得到無數報答。但他是個生活十分簡樸的人。說句實話，我甚至感到奇怪的是，在喜歡送禮的人物巨大壓力下，他如何能夠不僅經得起誘惑，而且還保持着自己的影響，因為隱私舞弊的環境是容不得局外人的。”
如果利加喬夫說的是真的，那麼，第聶伯幫成員也不像後來蘇聯宣傳的那樣是一群無能之輩，充斥着貪官污吏。話又說回來，如果一名高級幹部毫無工作能力、只會貪污索賄，僅僅靠着領袖的偏愛於袒護，怕是不能在一個那麼重要的位置上占據十七年，又在最後成為最高領袖。
正如利加喬夫所說：“他在機關里工作了幾十年，遠遠脫離活生生的現實生活”，“在契爾年科當勃列日涅夫的配角的時候，他那處理機關事務的能力是個長處。但當他成為獨立自主拿主意的政治家的時候，這種脫離生活的經歷總的說來就幫了他的倒忙”。
確實是這樣，論主持經濟，他不如吉洪諾夫；論外交才能，他不如葛羅米柯；論國防事務，他不如烏斯季諾夫；論區域領導能力，他也不一定如謝爾比茨基和庫納耶夫等諸侯王。但他確確實實贏得了這些人的擁護，被推舉擔任總書記。有人說他各方面的能力不強，但他是唯一一個讓各派勢力都能勉強接受的人物。所以，他是以平衡木的角色執掌大權。
他掌權的二十年前，也有人用同樣的說法評價過勃列日涅夫的上位，何其相似的論調？
每一個歷史人物取得成功總有他的理由，只是高層權力鬥爭不為外人所知罷了。契爾年科沒有駕馭全局的能力，沒有引領未來的戰略性思維，仍然能夠贏得擁護，靠的就是長期以來善於為下屬、為同事考慮問題，解決實實在在的困難。而且在這一過程中，毫無私慾，從不吃拿卡要。
一句話，踏踏實實幹工作，清清白白處理同事關係和上下級關係。套用一段很有名的話，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歷史將證明，契爾年科是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儘管這一觀點被人刻意隱藏。對於一位大國領袖來說，想成為一位有益於人民的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駕馭權力格局。

@呆欲速不達 2015-10-01 21:26:28
樓主節日好，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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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國慶節快樂！！！

契爾年科與戈爾巴喬夫的關係很一般，談不上勢不兩立，也談不上親密無間。兩人最早相識應該是在戈爾巴喬夫擔任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第一書記的時候。戈爾巴喬夫領導邊疆區的時候少不了要和時任中央總務部部長契爾年科發生工作聯繫。
契爾年科比戈爾巴喬夫年長整整二十歲，卻都是同一年（1971年的蘇共二十四大）當選中央委員。1976年，契爾年科當上中央書記，戈爾巴喬夫當上中央書記的時間是1978年。1977年，契爾年科當上政治局候補委員，戈爾巴喬夫當上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時間是1979年。1978年，契爾年科當上政治局委員，戈爾巴喬夫當上政治局委員的時間是1980年。
總的來看，契爾年科各方面的資歷比戈爾巴喬夫只早兩年，卻年長他20歲，年齡上的劣勢太明顯。兩人同為勃列日涅夫後期晉升最快的中央領導，相比1973年晉升政治局委員的功勳卓著的葛羅米柯和安德羅波夫，他倆沒有什麼突出的政績。
但兩人還是各有所長，契爾年科在中央搞上傳下達，說話做事比較實在，在各地第一書記圈子裡的口碑不錯；戈爾巴喬夫在西南部偏遠的邊疆區主政一方，是最年輕的第一書記和中央委員，屬於明日之星。
兩人發生實質意義上的交集是在1978年之後，即戈爾巴喬夫進入中央工作之後。作為年長20歲的老前輩，契爾年科對戈爾巴喬夫自然還是蠻包容的。當然，不光契爾年科，政治局的其他老同志對戈爾巴喬夫都挺包容。
戈爾巴喬夫調入中央書記處工作之後，一改書記處以往普遍遲到早退的風氣，經常加班到晚上九、十點鐘。據利加喬夫回憶，在那個時期，如果地方官要在深夜去書記處找領導，唯一可能找到的只有戈爾巴喬夫。
老同志們看到年輕的戈爾巴喬夫這麼拼，所以就服從勃列日涅夫的指示，提攜着戈爾巴喬夫步步高升，契爾年科也不例外。戈爾巴喬夫在工作中不僅有朝氣，而且有稜角。所以，也有對戈爾巴喬夫不滿意的，包括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格里申和部長會議主席吉洪諾夫。
契爾年科與戈爾巴喬夫的關係出現嫌隙是在蘇斯洛夫去世之後。當時，安德羅波夫被任命為“第二書記”，契爾年科依然把持着書記處的大部分工作。誰都知道，戈爾巴喬夫與安德羅波夫的關係近，契爾年科因此對戈爾巴喬夫有猜忌。
到了安德羅波夫成為總書記後，戈爾巴喬夫和契爾年科的關係發展到了有裂痕的地步。安德羅波夫這一派的人馬得勢，最得勢的就是戈爾巴喬夫，他插手了很多超出自身職責範圍的工作。
契爾年科明顯感覺到自己的權力受到限制。作為“第二書記”，負責主持書記處的工作，卻在很多方面的工作中，話語權還不如戈爾巴喬夫。例如，在至關重要、掌握眾多機密的蘇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人選問題上，契爾年科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安德羅波夫最終聽從了戈爾巴喬夫，任命了戈爾巴喬夫的熟人、直系部下、原蘇共中央農業部第一副部長克魯奇納。此公擔任該職直到1991年的“8?19”政變。
在其他眾多重要高級幹部的任免上，契爾年科基本上也是說不上話，戈爾巴喬夫則處處擲地有聲，大有權力蓋過契爾年科的勢頭。眼瞅着勃列日涅夫的老部下們一個接一個的下台，安德羅波夫提拔的新幹部一個又一個，契爾年科自然是不高興的。
對於戈爾巴喬夫來說，好景不長，安德羅波夫天不假年，69歲就去世了，接班的人正是契爾年科。儘管契爾年科上任後很快任命戈爾巴喬夫為“第二書記”，負責主持書記處的工作，戈爾巴喬夫心裡還是不踏實。他無法像安德羅波夫時期那樣無所顧忌地進出領袖的辦公室，與領袖推心置腹的談話。
那麼，契爾年科上台之後，戈爾巴喬夫又幹了些什麼呢？答，他幹了一個成熟政治家該幹的事情。

得罪領導之後再想贏得領導的信任，比登天還難。戈爾巴喬夫的彌補方式是好好工作，積極表現，用光明正大的領導工作去鞏固權力，防止權力落入別人手裡。用光明正大的陽謀占據權力，戰勝那些企圖扳倒他的陰謀。
“第二書記”的職責是主持每周二的書記處例會，並在總書記因故缺席的情況下主持政治局會議。戈爾巴喬夫每次都充滿熱情地去主持書記處會議，以飽滿的精神狀態彰顯自己的影響力，把各個同事管轄的工作做匯總，然後向契爾年科匯報。
契爾年科經常生病，以至於政治局會議不能按時召開。有時候即使確定變更開會時間，契爾年科也不一定能到場。他從未痛痛快快地授權戈爾巴喬夫主持政治局會議。經常出現的情況是，直到臨開會的半小時之前，契爾年科才通知戈爾巴喬夫主持會議。
戈爾巴喬夫往往措手不及，好在他臨機應變的能力不錯，每次都能把各項工作討論和布置圓滿完成，令契爾年科刮目相看。
在契爾年科執政的最初幾個月裡，烏斯季諾夫為戈爾巴喬夫仗義執言，認為既然任命了戈爾巴喬夫擔任“第二書記”，就應該儘快建立他的權威，給予他主持書記處會議和代理主持政治局會議的全部權力。在烏斯季諾夫的再三要求下，契爾年科終於同意。
看到戈爾巴喬夫的權力進一步加強，反對派不甘心，又想出新的辦法——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既然安德羅波夫是通過反腐敗上台、又通過反腐敗名留青史，那麼，就用反腐敗的方法去整治他的學生戈爾巴喬夫。當年，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在戈爾巴喬夫的治理下，旅遊業發達，少不了迎來送往。戈爾巴喬夫的經濟問題就那麼乾淨？
莫斯科中央機關的某些人開始秘密串聯某些地區的內務部和克格勃成員，秘密調查戈爾巴喬夫在邊疆區擔任區委第一書記時的“經濟問題”。
這件事後來隨着戈爾巴喬夫的上台瞬間停止，具體授意、組織秘密調查的人沒有被披露。但是，戈爾巴喬夫以及戈爾巴喬夫時期的多名領導人的回憶錄都有提及此事，對契爾年科時期黨內有人想借“經濟問題”把戈爾巴喬夫搞倒搞臭言之鑿鑿。
這就是1984年上半年戈爾巴喬夫所面對的形勢，對立面的力量非常強大。這時候，安德羅波夫留給他的隊伍中的同志們情況怎樣呢？下面僅舉雷日科夫為例。
當時，雷日科夫仍然任中央書記兼中央經濟部部長，他和中央書記兼中央組織部部長利加喬夫共同組成戈爾巴喬夫在中央書記處的左膀右臂。雷日科夫在回憶錄中提到契爾年科剛剛上台的時候，承認自己是“非常灰心的”。
雷日科夫不熟悉契爾年科，總覺得他是勃列日涅夫的人，會反對經濟改革，尤其會反對由安德羅波夫發起的經濟改革。雷日科夫對改革的前途十分悲觀，甚至想把自己在中央的官辭了，回烏拉爾的工廠去繼續生產挖掘機。
當他把自己打算撤退的想法告訴戈爾巴喬夫時，戈爾巴喬夫鼓勵他：“千萬不要着急。我們能夠找到繼續我們工作的辦法，你不干，誰能夠勝任他？”
此後，雷日科夫再也沒提回烏拉爾生產挖掘機的事，重新沉下心來，一心一意地搞繼續經濟改革試驗。
在改革的問題上，雷日科夫想的是先有政治權力支持，經濟改革才有保障。在這個問題上，戈爾巴喬夫的想法高度要勝過雷日科夫，戈爾巴喬夫的理念是通過搞經濟改革，在改革的過程中暗暗地、漸進式地奪取越來越多的權力。放棄權力，不改革，維持現狀，永遠不可能擴大權力，也不可能推動改革。
因此，他勸雷日科夫堅守崗位，繼續搞改革試驗。雷日科夫漸漸地發現，第聶伯幫的反對派果然害怕改革，不斷採取拖延戰術抵制經濟改革措施的推行，害怕在改革過程中發生權力轉移。在這過程中，雷日科夫發現了戈爾巴喬夫的高明之處。
相信在那個保守氣氛普遍回流的時刻，像雷日科夫一樣對改革前途動搖的人不只一個。戈爾巴喬夫成功做到了凝聚人心，保證了安德羅波夫的隊伍沒有散。很快，他們就要採取大動作。

在戈爾巴喬夫等人以推動經濟改革奪取權力，鞏固改革派力量之時，1984年6月，利加喬夫被派往烏茲別克共和國，主持該國黨中央全會，督促當地對拉希多夫貪腐窩案一查到底。
對於拉希多夫的問題，蘇共高層有很多人不服氣。往大了說，是看不慣安德羅波夫整飭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老部下；往小了說，是看不慣以利加喬夫區區一個中央部長去整飭政治局候補委員拉希多夫。
在烏茲別克貪腐窩案的處理上，不僅上層有阻力，在該共和國的中下層幹部隊伍中也有阻力，大家害怕被“一網打盡”。該案如果處理不好，安德羅波夫的名聲和戈爾巴喬夫等人的權力合法性都會受到質疑。
在兩派人員的第一回合鬥爭中，安德羅波夫一派可謂啞巴吃黃連。拉希多夫被組織上找談話不久，累死在領導共和國棉花秋收搶摘的工作中。出於人道考慮，莫斯科沒有對他採取進一步措施，而是派出專人赴烏茲別克共和國主持拉希多夫的追悼會，予以殊榮。在這之後，調查進度明顯放慢。
但是，烏茲別克的事情僵在那裡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是不行的。第聶伯幫不會同意隨隨便便對一名勃列日涅夫時代的“紅人”高級幹部啟動調查程序。烏茲別克當地老百姓也無法接受一個已經被舉報多年、終於接受組織調查的巨貪毫無貪腐事實。
事情也巧了，拉希多夫死後三個月，安德羅波夫逝世。烏茲別克的老百姓全都睜大眼睛盯着莫斯科，為民做主的領袖去了，是不是再沒人主持公道？
事實上，蘇共中央已經派出了一個調查委員會在烏茲別克共和國清查貪腐情況。委員會的領導者是利加喬夫的副手、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莫吉利尼琴科。他手上的調查材料已經呈報政治局。政治局的處置意見是把涉案材料交給烏茲別克黨中央全會討論，把貪腐問題在共和國內部解決。政治局同時決定派中央書記兼中央組織部部長利加喬夫去主持會議。
政治局裡的老同志們為什麼要派利加喬夫去烏茲別克？第一，禍是你闖的，後果必須你承擔。拉希多夫被調查屬於安德羅波夫排開眾人、乾綱獨斷，利加喬夫是具體執行者，把利加喬夫推出去符合“看熱鬧不怕事大”的原則；第二，案子查清了，利加喬夫就要在烏茲別克得罪一大片幹部，利加喬夫得罪幹部就等於戈爾巴喬夫得罪幹部，也就意味着未來一段時間戈爾巴喬夫少一片支持者；第三，案子查不清，利加喬夫就會在烏茲別克老百姓中留下惡名，利加喬夫留下惡名就等於戈爾巴喬夫留下惡名，甚至意味着已逝的安德羅波夫原本就是錯的；第四，拉希多夫案規模龐大，徹底查清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在權力鬥爭的關鍵時刻，把利加喬夫按在烏茲別克，讓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少一個幫手對第聶伯幫是很有益的。
所以，利加喬夫此次烏茲別克之行艱險異常。他只身前往一個加盟共和國，面對的全是當地幹部。這對他來說，對戈爾巴喬夫一派人來說，都是考驗。既要果斷打開局面，又要儘快回京復命；既要推動反腐敗工作，又要確保局面不失控。這其中的原則性和策略性就要靠他自己把握了。
五年之後，利加喬夫的政治名聲因此次烏茲別克之行受到巨大影響。
利加喬夫赴烏茲別克期間，戈爾巴喬夫和雷日科夫等人共同打出了一把大牌，這把牌的名字叫“科技進步”。
所謂“科技進步”就是承認蘇聯的科技不那麼進步，科技對經濟的貢獻率不高。戈爾巴喬夫提議要重視這個問題，把這個問題放到即將召開的中央全會上去討論。提出這一點，沒有人會反對。但是戈爾巴喬夫提出這一點，隱藏在背後的政治意義那就不一樣了。
縱觀當時戈爾巴喬夫反對者的權勢，吉洪諾夫在部長會議，格里申在莫斯科市委，其他或明或暗的人沒有誰主持經濟工作。戈爾巴喬夫提出要推動科技進步的理念屬於自己職責範圍內的工作，其他人無從置喙。
戈爾巴喬夫提出把科技問題放到中央全會去討論，按照慣例，提出議題的政治局委員有機會上會作報告。一旦戈爾巴喬夫在中央全會作報告，必將在中央委員會中再次增強自己的權威，可以爭取到黨內更多的支持者。
而且，按照蘇聯的決策體制，政治局制定大政方針，書記處制定具體政策，部長會議負責執行。戈爾巴喬夫控制着書記處，以合法的手段把關於科技進步的具體政策推向部長會議，吉洪諾夫等人缺少反制措施，極有可能會提前認輸。
那麼，吉洪諾夫還會不會反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