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尔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厂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也就是基里连科和叶利钦进入中央前的发迹地。叶尔绍娃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本地人，不过，她的家庭很特殊，住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44”原子城里。
这个地方是一个保密级别特别高的核工业城市。雷日科夫与叶尔绍娃确定恋爱关系后不久，决定去女方家拜访。或许，是一贯粗心大意的叶尔绍娃没有告诉雷日科夫的缘故，导致雷日科夫第一次上门拜访就被有关部门拦在了城外，因为他没有特别颁发的出入证。最后，他和岳母大人隔着高耸的铁围栏进行交谈，就算见过家长了。
此后，雷日科夫和叶尔绍娃保持通信。1955年10月22日，两人在乌拉尔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厂的食堂举行了婚礼。雷日科夫的母亲为了出席儿子的婚礼，辗转多地倒火车。这位没有什么文化、从未出过远门的女士，从顿涅茨克州的矿区老家出发，经由莫斯科等大城市转车，行程超过3000公里，抵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令雷日科夫很是感动。
结婚前夕，雷日科夫入党。婚礼结束两周之后，雷日科夫又升官了，26岁的他被任命为车间主任，负责管理拥有700多名工人的生产车间。这一年，雷日科夫很幸运，可谓爱情事业双丰收。
雷日科夫的好运才刚刚开始，1955年，基里连科来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担任州委第一书记。他在任内提拔了一大批业务突出的青年干部，比如，年轻有为的雷日科夫，又比如，比雷日科夫小两岁，同样年轻有为的叶利钦。
1954年，雷日科夫进入乌拉尔工学院机械系的夜大学习时，叶利钦在乌拉尔工学院建筑系读大三。1955年，叶利钦毕业，同年参加工作，这时的雷日科夫已经当上了车间主任。他俩大概谁也没想到，两位校友会在三十年后终生为敌。
1959年，雷日科夫夜大毕业，获得“焊接机械工程师”的专业技术职称，迅速进入仕途快车道。1965年至1970年新经济体制改革时期，雷日科夫乌拉尔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厂担任总工程师。1970年任乌拉尔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厂厂长。1971年任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生产联合公司总经理。
还是那句话，时势造英雄。新经济改革推动了苏联工业的飞速发展，像雷日科夫这样的有专业技术背景，从基层生产岗位一步一步起来的技术官僚很容易出成绩，也很容易得到晋升。1971年的苏共二十六大提出加强管理部门职能，建立联合公司和联合企业来集中生产，提高生产效率的施政纲领。这就为大型企业合并，工业技术官僚提拔增加了很多机会。
而且，由于雷日科夫上班的地方本来就是全国排名前列的大型央企，很容易得到州委甚至是中央领导人的关注，再加上原州委第一书记基里连科在1962年上调中央分管重工业工作，本能地就会关注自己“老根据地”的机器制造业领域的专业人才。
这不，1975年，雷日科夫又被任命为苏联重型和运输机器制造部第一副部长，46岁就享受副部级待遇，还是高半级的常务副部长，这就很值得让人高看一眼了。1979年，雷日科夫被任命为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享受正部级待遇。
在1981年1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上，雷日科夫被选为中央委员。有了这个身份，年仅52岁的雷日科夫有了问鼎克里姆林宫的入场券。
关于雷日科夫能不能入主克里姆林宫的问题我们后文再说，且说安德罗波夫选择这样一位同志来担任新成立的中央经济部部长，还是以中央书记的身份来领导这个部。这是为什么呢？
在苏联，负责领导经济的是部长会议主席，时任总理吉洪诺夫同志的第聂伯帮身份为安德罗波夫所忌惮，安德罗波夫也不满意他的工作能力。所以，安德罗波夫提拔了一大批人来架空他，分他的权。比如，前文提到的新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
所以，成立中央经济部，任命一名中央书记来领导中央经济部部长，把领导经济的权力从部长会议抓过来。另一方面，安德罗波夫迟迟不明确分管重工业的中央书记，无非是对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现状的不满意，痛心重工业挤占过多的经济资源。通过设立中央经济部，既要管重工业，也要管轻工业，两者兼顾，争取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
安德罗波夫选择基里连科提上来的雷日科夫，也算应酬了一下第聂伯帮。可惜安德罗波夫去的快，没有人在意这样一个细节，人们更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的崛起。

这人是外贸部副部长，外贸部是梅杜诺夫贪腐弊案的重要单位，但是涉及他本人的情况暂时没有查阅到

@蓝色多瑙河121 2015-07-22 03:36:02.0
楼主的大作一直在看，遗憾的是没有看到楼主讲述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我记得此公子也是副部长一级的人物，对此人了解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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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是外贸部副部长，外贸部是梅杜诺夫贪腐弊案的重要单位，但是涉及他本人的情况暂时没有查阅到

安德罗波夫上台之后，戈尔巴乔夫迎来了自己从政道路的又一个春天。进入中央已经四年，他在城府上的历练比以前进步了很多。两人的关系像极了勃列日涅夫刚进首都那几年与赫鲁晓夫的关系。安德罗波夫在用人问题上常常会咨询戈尔巴乔夫的意见，当然，在大部分问题上，安德罗波夫还要考虑第二书记契尔年科的意见。
要提拔雷日科夫，按照组织程序，自然要先让他和第二书记契尔年科谈话。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契尔年科与他见面后，没有多说，直接带他去见了新领袖。
坐定之后，安德罗波夫没有对雷日科夫提新的职务任命，而是问雷日科夫对当前国民经济的看法。雷日科夫到底是技术官僚，没有党务干部那种城府和持重，而且语言组织能力也差了点，讲话方式几乎就是竹筒倒豆子，针砭时弊，实话实说。
安德罗波夫面对陌生部下这样的口才还挺包容，只是偶尔提出简短又内行的问题，很好的控制了谈话的节奏。
雷日科夫很佩服安德罗波夫这种谈话方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安德罗波夫······迫使我像拳击手出拳一样，把心里话说个没完······后来我才深刻了解了他这种非常巧妙的手法，就是自己不说话，让对话者一个人讲，用快速提问的方法从对话者嘴里掏出所需要的东西。”
雷日科夫承认，自己当上总理后也学着用安德罗波夫的这套办法带队伍，但是始终达不到安德罗波夫的境界。相信雷日科夫不是谦虚，后来的苏联历史证明了他的这个观点。
百忙之中的领袖等雷日科夫说完，终于向他提出了让他担任中央书记主管新成立的中央经济部的“意见”。雷日科夫听后很吃惊，表示拒绝，称自己一直都是搞技术工作和经济工作，从来没有搞过党务工作，无法胜任此项职务。
看过老电影或者老电视剧的人都知道，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都有股子臭脾气，非得领导像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一样，他们才肯就范，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诸葛亮的才智。安德罗波夫身体不好，没时间和他三顾茅庐，斩钉截铁地说： 
“您在国家计委是研究总体经济问题的，所以我们没有让您改变专业。如果国家的命运，国民经济的命运，对您不是无所谓的——而从我们的谈话看，不是无所谓的，请您同意吧。您还能在哪里实现您的抱负呢？”
话说到这，雷日科夫才终于同意。
行笔至此，不禁想起三国演义的那段：
玄德拜请孔明曰：“备虽名微德薄，愿先生不弃鄙贱，出山相助。备当拱听明诲。”孔明曰：“亮久乐耕锄，懒于应世，不能奉命。”玄德泣曰：“先生不出，如苍生何！”言毕，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孔明见其意甚诚，乃曰：“将军既不相弃，愿效犬马之劳。”
看看，对待知识分子，如果不谈谈天下苍生、国家大义，人家是不出山的。
刘备在世时，把诸葛亮用的挺好；留给儿子刘禅，悲剧了。安德罗波夫在世时，把雷日科夫用的挺好；留给学生戈尔巴乔夫，悲剧了。中外古今的历史，总有一些相似。此时的安德罗波夫和刘备在新野时差不多，选人才只是一个方面，治理国家千头万绪，安德罗波夫除了整顿经济，还要惩治腐败、扭转治安形势。而这几件事，没有一件事离得开权力斗争和干部队伍调整。
勃列日涅夫死了，针对那些他在世时只能查办不能法办的案件和罪犯，安德罗波夫要下狠手了。新领袖反腐败的第一剑刺向了首都莫斯科。
当年梅杜诺夫四大弊案的销售环节的“海洋案”主犯之一尤里·索科洛夫于1982年10月30日被逮捕，但是碍于勃列日涅夫病重最后时刻的稳定，没有深挖他的罪行。此人的靠山是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众所周知，他是勃列日涅夫的铁杆亲信，尽管他不属于第聂伯帮。
尤里·索科洛夫入狱之前是中央级特供商店“莫斯科第一食品商店”的经理，这个部门相当于清朝内务府下设的“江宁制造处”这一类专门为皇室和王公大臣采办高级货品的单位，级别高、油水大。那么问题来了，他是怎么当上这样一个官职的呢？
尤里·索科洛夫早年是格里申的专车司机。领导身边最亲密的人除了秘书就是司机。常言道：“相府丫头七品官”。尤里·索科洛夫嚣张跋扈到什么程度？曾经被法院判过三次刑，其中一次刑罚是因为给格里申当司机时，开车撞死了一位小姑娘。就是这样一位前科累累的首长司机，仍然能在出狱之后飞黄腾达，捞得肥缺。那么，问题又来了，庇护他的首长嚣张跋扈到什么程度？
格里申1967年当上莫斯科第一书记，在首都掌权近二十年。他虽然不是第聂伯帮成员，但是对勃列日涅夫极度忠顺，让勃列日涅夫特别放心。后者放任他在首都胡作非为，以致党内称他的小团体为“首都帮”，民间称其人及党羽为“莫斯科黑手党”。
最有名的例子是，1975年莫斯科饭店巨型火灾就是因为格里申忽略安防设施审批通过了违章建筑。安德罗波夫侦破此案时，要求严惩相关责任人，和格里申吵到了政治局。结果，勃列日涅夫还是选择了力保格里申。从此，格里申与安德罗波夫势不两立。
勃列日涅夫病逝前后一段时间，格里申私下串联，和众多第聂伯帮成员内外勾结，企图阻挠安德罗波夫掌握权力。于是，安德罗波夫从尤里·索科洛夫入手，继续深挖贪腐案件，给格里申来了个当头棒喝，令格里申惶惶不可终日。
深挖的结果，导致整个莫斯科商业系统多名高级官员或自杀、或入狱。随着“首都帮”越来越多的贪腐官员被逮捕，线索很快牵扯地方上的一些大中城市的高级官员。连以往山高皇帝远的北高加索、外高加索、中亚等近乎公开活动的腐败行为也进入克格勃和检察院的侦查视野。一大批专事侵吞国有资产、影子经济和黑手党活动的官僚坐不住了，准备对抗新领袖。
对于这一类国家蛀虫，安德罗波夫在1982年底至1983年初祭出了三板斧。一是更换内务部长（相当于我国的公安部长）谢洛科夫，二是更换克格勃主席费尔多丘克，三是更换中央组织部部长卡皮托诺夫。

安德罗波夫的第一斧劈向了内务部。作为全国警察的领导机关，内务部高层从部长谢洛科夫算起，包括那位驸马爷、也就是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乃至若干副部长，可谓蛇鼠一窝、沆瀣一气。上梁不正下梁歪，地方上的内务机关多与黑手党勾结，保护影子经济，只不过腐败程度有所不同罢了，根本起不到净化社会环境，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
因而，当安德罗波夫开展轰轰烈烈的反腐败斗争时，只敢依靠检察院和克格勃，不敢依靠内务部的力量。对于内务部，安德罗波夫不得不发起大清洗。
首先被免职的部长谢洛科夫。谢洛科夫在部长任上干了十七年，从中央到地方培植了不少亲信，不拿掉他根本无法开展工作。1982年12月16日，谢洛科夫被革除职务。与此同时，中央监察委员会开始对谢洛科夫展开秘密调查。
被免职当天，谢洛科夫和安德罗波夫打电话，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希望组织上给他保留一座别墅退休养老，安德罗波夫同意了。
按下谢洛科夫被秘密调查之事不表，且说安德罗波夫的第二板斧，即免除克格勃主席费多尔丘克的职务，打发他去接任谢洛科夫的职务。
费多尔丘克何许人也？答：也是一个比较传奇的人物。
费多尔丘克，1918年12月27日出生，接任内务部长时已经64岁。他出生在乌克兰共和国日托米尔州，年仅16岁就参加工作，在家乡和基辅等多家报社工作过。1938年，不知是什么原因，费多尔丘克被契卡发现是个人才，运作他去就读基辅军事学校，毕业后分配至军事反间谍机关。
所谓的军事反间谍机关有两项主营业务，一是防止外国特务机关对苏联武装力量进行破坏活动，另一项是查找军队中的叛徒。军事反间谍机关的契卡人员对外公开身份是军官，实际身份只有所在部队的主官才知道。但是，部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军官和老兵很容易识别出谁是“专门搞自己人”的人。
费多尔丘克参加了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苏联称哈勒欣河战役），和日本人打过仗。这场战役的苏军指挥官是后来名扬天下的朱可夫元帅。当时，苏联红军正处于“大清洗”的高峰期。后世学者认为，朱可夫如果没有去指挥这场战役，很可能也是在劫难逃。
费多尔丘克可能在这次战役的“反间谍”工作中做的不错，晋升中尉军衔。战役结束后不久，就被契卡派往高级间谍学校学习。毕业后，赶上卫国战争，立即被派往前线。战争期间的1943年，费多尔丘克晋升大尉军衔，胜利后，被派往奥地利，担任驻奥地利苏军军事反间谍机关的二号负责人。在这里，费多尔丘克遇到了自己一生的贵人——齐涅夫。
齐涅夫全名格奥尔吉?卡尔波维奇?齐涅夫，1907年4月22日出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市。这个市在1923年被改了一个名字，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1925年起，直到1939年，齐涅夫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李卜克内西工厂工作，从工人逐渐升任车间主任。在此期间，齐涅夫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读夜校，1934年毕业。1939年至1941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列宁区区委书记，后任该市市委书记。
细心的朋友或许已经发现，齐涅夫是纯的不能再纯的第聂伯帮，和未来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又是老乡、又是校友、又是部下（1939年至1941年勃列日涅夫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分管国防工业的州委书记）。这样的人，在六七十年代想不飞黄腾达都难。
卫国战争时期，齐涅夫在军队政工部门工作，当过政委、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一系列政工干部，作战英勇，颇具组织才能。1945年4月晋升少将，在苏联驻奥地利军管局担任领导职务。从此一直工作到1951年7月。
就是在这段时间，费多尔丘克与齐涅夫相识，有了很好的私交，为他未来的仕途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齐涅夫1954年由军队转到克格勃工作，足迹遍布克格勃和军事有关的各个部门，最后在1966年当上第三总局（军事反间谍总局）局长，成为费多尔丘克的顶头上司。没过多久，费多尔丘克的仕途进入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