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沿北部邊境的糾紛 |
| 送交者: x-file 2016月02月09日18:52:17 於 [世界遊戲論壇] 發送悄悄話 |
| 回 答: 達旺的陷落——一個印度侵華將軍的自白 1981 尼蘭詹·普拉沙德 [印度] 由 x-file 於 2016-02-09 18:5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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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沿北部邊境的糾紛
尼蘭詹·普拉沙德 [印度] 關於1962年東北邊境特區(the North East Frontier Agency簡稱N.E.F.A，)的“潰敗”，已經有很多的論著。但是其中許多是有傾向性的，或是使人誤解的，很少是客觀的和準確的記述。1962年的事件，在印度軍事史上是不光榮的一頁。但是，應該下令作一次徹底的而無偏見的查究，以便從中吸取教訓，或者說尚待吸取教訓。這份報告，應該公諸於眾，這一點還未曾做到。結果，在公眾的頭腦里，對於東北邊境特區戰爭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掌握處理，繼續存在着很多的誤解。例如，普遍地認為陸軍基本上沒有對中國進行抵抗。而且，在誰應對作出災難性的決定負責任這一問題上，一直存在着很多的爭論，對於東北邊境特區的潰敗，究竟由誰承擔罪責，是軍方還是政府領袖？個別的作者盡力為自己辯解，這是無助于澄清令人不安的疑團的。 自從中國侵犯我們的邊境領土，現在差不多已過去二十年了。在那次戰爭中，我在關鍵的達旺要地(Towang) [ 譯者註：一般英文拼寫達旺為Tawang。 ] 指揮第四步兵師作戰，我們負責保衛塔格拉前線和娘江河谷以及達旺地區。我經過二十年之久的思考，才下定決心敘述這一樁歷史事件，以澄清1962年10月底導致達旺失陷的原委。我這樣做，不是為我自己或者為第四步兵師的同事們進行辯解(我希望讀者同意我的話)，而是為了澄清對那次戰爭的誤解。已故旅長約翰·達爾維在他多年前出版的《喜馬拉雅的失策》(The Himalayan Blunder)一書中，記載了他的經歷。我是達爾維的師長，可以證明他所寫的是事實。然而，他的視野有很大的局限性，因為他接觸不到高級領導層交換意見進行爭論的領域，而正是在那種領域內，最高司令部形成了在塔格拉山脊分界線地區有關防禦和進攻態勢的可行的作戰訓劃，我接觸到其中大量的情況，這就是我之所以認識到，我們可悲地缺乏在正常情況下作出如此重大戰略決策時所應採取的內行專業程序。我知道這些情況，感到十分惱怒，因為我的部隊由於這種不負責任而遭受了巨大的犧牲。 我覺得，這些方面必須客觀地予以記載。尤其應該被廣泛了解的是，我們的軍隊打仗是好的——在戰爭中傷亡慘重，主要是由於我們沒有後勤支援才終於被打敗。只有一個不光彩的例子，就是在1962年11月第二次進攻的時候，某一防區的部隊放棄陣地潰退了。因此，對於那些在戰爭中頑強戰鬥並且死去的許多官兵不予記述，則是不公平的。 這是一個軍人講的故事，它不涉及有關印度政府外交目的和方法的政治爭論，也不涉及處理喜馬拉雅邊界問題的中印談判。我們政府對於我們在西藏的利益所作的處理，並非全都得到印度人民的贊成。那是另外的問題。的確不屬於這本軍事記載的範圍。 1960年，我第一次涉及北部問題，當時的形勢是，中國正在平息西藏人的反抗，同時廣泛地施行修路計劃。這對於印度具有突出的戰略意義。中國對我們邊疆的大片領土提出要求。 當時，已經發生了一些事件，特別是在拉達克，情況表明中國正以實際上的駐軍，堅持他們的要求——沿着喜馬拉雅分界線並在阿克賽欽逐漸侵入。在東北邊境特區，中國的邊境部隊試圖威脅我們的軍隊，確曾逼退我們在兼則馬尼 [ 譯者註：兼則馬尼是中國的領上。 ] 的哨所。但是，那一次，由於我們堅決，才又回到我們原來的位置。 在印度，很多人已預見到最終會有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誠然，我們也遲緩地開始作了一些準備。但是，這些準備的迫切性和目的性，部分地被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總理，尤其是國防部長克里希納·梅農的聲明所抵消。他們譏笑任何有關中國可能對印度進行威脅的說法。例如，1961年9月10日在阿格拉的一個空軍的飛機庫里，梅農斷然聲明，“我不知道中國對於印度的任何部分的領土有任何侵略、侵犯、侵占或侵入”。這就是當時最高當局的一般態度，“巴依－巴依”(Bhai－Bhai) [ 譯者註：印地語，意思是兄弟，指五十年代印度人民全國性的歡呼口號，中國印度是兄弟。 ] 這種安樂感的影響一直持續到1962年10月20日致命的那一天，那一天中國人箭離弦，刀出鞘了，我們在極度緊張之下神經錯亂了。 在1958年，拉薩的春季“叛亂”之後，達賴喇嘛逃到了印度。他為了逃避中國追兵的偵查，取道隱蔽的兼則馬尼－達旺－邦迪拉這一條路線。結果，突出了達旺的重要性。本來，達旺已是著名的佛教中心，有一個規模宏大、很有影響的佛教寺院(尊奉為偉大的第五世達賴喇嘛的出生地 [ 譯者註：達旺是六世達賴的出生地。 ] ，他是拉薩布達拉宮的建造者)。印度的軍隊第一次被派到東北邊境特區去保衛達旺。 我第一次參與東北邊境特區的防務問題是在1960年，當時值星參謀官托拉特中將——那時他是東部軍區司令——他指揮進行一次研究中國威脅的高級演習，研究中國可能進入的路線，和可能從北方推進的縱深度。我那時在阿格拉指揮印度僅有的傘兵旅。托拉特將軍召見我，徵求我對中國可能使用空降部隊的看法。他覺得中國很可能在布拉馬普特拉河谷某處投下一支傘兵部隊，與通過山區的主要挺進部隊配合。 我清楚地記得，在研究了我們所掌握的關於中國部隊及其戰鬥力的全部情報資料之後，我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不會使用空降部隊。我甚至懷疑敵人會動用空軍的任何兵力。我的意見並不是完全不具有權威性的。我早期參軍曾在印度皇家空軍服役好幾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從印度陸軍被調到印度皇家空軍，並在第一次緬甸戰役中指揮第一中隊的偵察飛行。後來，在1943－44年期間，我在緬甸前線指揮俯衝轟炸機第八中隊。 根據各種理由，我認為中國可能把軍事行動限於地面部隊，而不致逐步升級擴大侵略規模。很明顯，我們空軍的高級將官頗不以為然。後來，最高司令部採取削減戰鬥規模的決定——在1962年的作戰中不動用空軍，是因為他們害怕遭到中國空軍的報復行動。 對於中國日益明顯的敵對態度，我們的反應是，建立一個“邊境修路組織”，把路修到遙遠的邊疆領土。雖然這一步驟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沒有作為一項緊急任務交給“邊境修路組織”。這一工程的艱巨顯然是國內現有技術力量所不能承擔的，工程以爬行的速度進行着。沿着我們的邊境，中國的壓力在增加，為了向前推進，以到達我們所要求的遙遠的邊疆地區，於是我們建立了許多小哨所，但卻不具有作戰的潛力。1959年，由哈維爾達爾·卡拉姆·辛格指揮的一支巡邏隊，在我們的領土上遭到了中國的伏擊。 在1960年和1961年的整個期間，我們在拉達克沿着我們要求的邊界線，在使人最難以進入的地方，繼續建立這種簡易的小型哨所。既然中國也在逐漸向前推進，那麼，中印武裝部隊最終發生面對面的衝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1962年，根據我們用代號進行的“昂卡爾行動計劃”(Operation Onkar)，東北邊境特區奉命要建立一系列的邊境哨所。這些哨所要設立在脆弱的交通線的終點，其中大多數完全依靠空中供應。這一行動計劃最糟糕的特點是：不可能決定確切的地理位置，因為提供野戰部隊的地圖都是不準確的。邊境一帶的許多地點是中印雙方都要求的領土。在此情況下，武裝衝突勢不可免了。我們的領導人負有責任，應該預見到發生這類事件的可能性，並且保證不使衝突升級到使我們在軍事上陷於嚴重不利的地步。要麼就這樣，要麼加快後勤支援邊境的部署。但是他們沒有適當地承擔起其中的任何一種責任。 相形對比，中國的準備遠遠勝過我們。中國以其獨特的作風，在西藏東部廣泛實施公路和機場的修建計劃，這對於印度是有深刻影響的。公路網能使中國集中和維持大兵團直達邊境。這對中國來說，是不難辦到的，因為西藏那邊的地形是一片高原，許多地方很平坦，便於軍車行駛。在這樣的地面上修路，不會成為大的問題。達旺突出部以北的地區，就是個典型的例子。相反，在我們這一邊，必須越過叢林密布、陰雨連綿的幾座崇山峻岭，才能到達主要的分界線區域；而中國人可沿雅魯藏布江一線，長驅直入，幾乎直達我們的邊境。他們只要進行有限的工程，就可使現有的驢馬小道行駛車輛。顯然，這是一個不平等的對抗。 然而，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絕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中國人不是超人，印度軍隊也不會輕易地被艱巨的任務所嚇倒。 在我看來，在我們歷史上的那個特定的階段，我們軍隊的問題在於太自滿和掉以輕心，在軍務程序的某些方面，甚至帶點外行的味道，比如，以情報工作為例，我深信1962年我們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錯誤的情報所造成，包括偵探參謀機構的程序。軍事情報並不全是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 [ 譯者註：詹姆士·邦德是美、英流行的神奇間諜影片中間諜的名字。 ] 式的，描繪間諜密探的那一些貨色。軍事情報是一種辛勤努力和日常平凡的工作。它是一種高度複雜和專業化的任務，它所提供的資料，對於國防各軍種兵種和內政部，都具有很大的價值。廣義地說，它可分為國內情報和國外情報。前者我們可稱之為“反情報”，或稱“公安”。這一任務，最好由警察訓練的人員擔任——他們在國內有正當的身份和聯繫，而且最後他們是情報的“使用者”。另一方面，國外情報不應由警察來處理，而印度恰恰是由警察來處理的。就我所知，現在我們的制度仍然如此。軍方是國外軍事情報的主要“使用者”，正是他們應該使情報的獲得與使用協調一致。 雖然國防三軍首先有權要求由自己搜集情報，但是情報組織由於本身性質所決定，當然必須由文官控制：作為一種高度專業化的部門，主要處理軍事問題，那麼，只有具備軍方知識的人，才可能提供有價值的情報。不幸的是，在1962年，很少有部隊或轉業軍官參與情報的搜集。現在的情況可能稍有好轉，但是從整個態勢看來，還沒有完全達到與過去顯著不同的程度。 當然，各軍種也有自己的情報系統，但他們所要進行的工作是屬於另一不同的層次級別，他們只負責搜集“戰術性的”或“直接接觸”的情報，諸如前線巡邏的報告，空中拍照，信號的截取以及類似的來源。來自一個潛在的敵對國家的大量主要的情報必須從中央情報組織獲得。只有它在海外設立機構，得以接觸各友好國家的政府和在政治上、國際上接觸各階層人士的各種渠道。 我很遺憾地說，在1962年，我們的中央情報組織沒有提供有用的情報；或者說，他們沒有正確地解釋情報。讀者在後面將會看出情報局常常告訴我們關於敵人的意圖和兵力，同我們在前線接觸中獲得的情報，在估計上是完全不同的。我們經常在前線地區用自己的眼睛證實這種不同。但是，情報局長漠視我們第一手的報告——我不懂得他們究竟出於什麼動機。 直到最後，情報局繼續用他們的估計向我們進行灌輸，他們說中國不會訴諸戰爭以堅持他們的要求。我們這些親眼看到他們就在我們面前進行軍事部署和戰備的人，卻不被人們相信。情報局十分肯定，中國的方法會繼續是和平的——至少陸軍總部及其下屬機構繼續這樣告訴我們。情報局的所有這些保證都證明是錯誤的，因為1962年10月20日，我的部隊付出很大的代價，才認識了這些錯誤。 在另一領域內，我看到，缺乏協調和程序繁瑣，表現在各級指揮之間分配任務不當，以及拒絕接受最直接的有關人員在作戰方面提出的建議。至少，就東北邊境特區前線而言，在各級指揮之間，很不協調；或者，(我猜想)甚至在政府與軍方集團之間也確實存在不協調。私人的仇恨，個人的弱點，而且在很多情況下，互相之間完全缺乏互相信任，以至出現荒謬可笑的局面，像希臘悲劇一樣，導致了不可避免的災難。在本書的序言中，我這樣說，似乎是言過其實，但是，讀者在讀完有關1962年9－10月克節朗河(南卡丘)前線戰況的敘述之後，就會了解我的意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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