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第四師在東北邊境特區 |
| 送交者: x-file 2016月02月09日18:53:08 於 [世界遊戲論壇] 發送悄悄話 |
| 回 答: 第一章 沿北部邊境的糾紛 由 x-file 於 2016-02-09 18:5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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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四師在東北邊境特區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第四步兵師在北非和地中海戰場上，曾是一支身經百戰的部隊。在戰後的許多年裡，在旁遮普的大平原上，受過平原作戰的訓練；於1960年11月從旁遮普被調到提斯浦爾。它奉命擔任保衛孟加拉邦的喜馬拉雅邊疆和東北邊境特區的任務，以防中國的侵略。它所負責保衛的邊境，從東部的緬甸－西藏－印度三方交界處，延伸到西部的錫金，長約400英里(不丹除外)；負責的整個防區，約為35,000平方英里。從阿薩姆平原到邊境無路可通，因而前沿哨所的給養，常常不得不靠空投；因為，在地面上，只有天氣晴朗的時候，沿着羊腸小路步行，連驢子都不能通行。 “邊境修路組織”——代號為土斯喀(Trusker)——建立了起來，指揮部設在提斯浦爾。開始在東北邊境特區進行巨大的修路工程。第一期工程的一項任務是，在卡門邊區要完成從提斯浦爾經過邦迪拉和色拉通到達旺長達200多英里的道路。這些山區的降雨量，每年從100到150英寸，土質鬆散，容易塌方。在較低的高原上，大片地帶是原始叢林密布。此外，一旦定出一條直線爬上高山地區，一般要穿過天然岩石沙粒的地面，這就使得修路工程更加困難。 我們缺乏各種類型的設備，除了一些西藏難民之外，當地沒有勞工。然而，到1962年7月，載重3噸的車輛可以行駛到邦迪拉，離著名的“伏特山”即米薩馬里北部的營地相距70英里。過了邦迪拉70英里，只有載重一噸的軍車可以跨過色拉山口行駛到讓，從此起，只有吉普車可以穿過最後的16英里到達達旺。而這一段路，只有晴天才能通行。考慮到這樣艱難的工作條件和其他各種困難，“邊境修路組織”的成就的確是了不起的：如果不是缺乏設備，他們的成就一定會更大些。 由子交通困難，妨礙了第四步兵師的部署，使它不能成為緊密結合的一支部隊，而是分散在各處。此外，第十一步兵旅(原駐大吉嶺)，為了討伐那加(Naga) [ 譯者註：印度的少數民族。 ] 的叛亂，已被調到曼尼普爾，並且歸屬於第二十三師了。第四師下轄的大部分單位和他們的裝備，都分散在提斯浦爾及其周圍。部隊要為自己建築住房，這裡可以提一下，第四步兵師以前在安巴拉時，已經用了兩年時間為自己建造兵營。這種任務，既不為他們所喜愛，也不能提高他們的作戰能力。所以，這次交下來的建房雜務，情況決不會比過去好些。 修路計劃逐步地進行下去，得到了空運的方便，開始把部隊調進山區，自然是步兵優先，但是他們得到的彈藥和裝備受到嚴格的限制。這是一種自我欺騙的政策，因為後勤的支援，即使是根據和平時期的需要，也只能勉強維持；根本談不上提供戰時的給養。至於醫療條件，傷病員由山區送到提斯浦爾，要用幾個星期。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可以提供直升飛機，也只有在天氣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才能飛行，而這裡的好天氣是罕見的。大部分的供應給養，要靠空投；不論是私營的航空運輸公司，還是印度空軍，儘管他們勇敢努力，然而總是因為物資不能及時運到而誤事。 回顧起來，我必須強調，用這種辦法把部隊運到東北邊境特區的高地，只能作為政治上的行動；要作為軍事行動的部署，則是另一回事。因為由空運維持部署在高原的駐軍，即使在和平時期，這種臨時安排也是花費昂貴的，不應作為軍事行動計劃的基礎。然而，制定計劃者常常忘記了這一點。在這些高地上，即使偶爾遇上天氣好、允許自由飛行的時機，但是為了獲得給養，需要包裝、集中、拆包、分類、分配以及最後發到前沿部隊，也都存在一系列問題，就是在和平時期，天氣晴朗，而且在平坦的地面上，也是困難重重的。在軍事行動的條件下，在喜馬拉雅高原，要完全依靠空中支援是辦不到的。如果具備完全的空中優勢，為了有限的軍事行動，也只能夠維持小股部隊，如此而已。根本不可能制定一個整師部隊完全依靠空中支援的作戰計劃。 1962年5月，當時，我奉命到第四步兵師接替大英雄轉輪獎章獲得者阿姆里克·辛格少將；我在去阿薩姆的途中，到新德里陸軍總部作戰處報到，並聽取情況介紹。在這次簡況介紹會上，沒有提到中國方面的意圖和兵力，卻詳細地談廣“昂卡爾行動計劃”及其進展情況。“昂卡爾行動計劃”是一個計劃的密碼代號，是要沿麥克馬洪線從西部的兼則馬尼到印度－西藏－緬甸三方交界點，建立阿薩姆步槍隊準軍事哨所。這項計劃規定：在1962年7月底必須完成。 麥克馬洪線是1914年由亨利·麥克馬洪爵士用一支藍色粗鉛筆，在一張沒有經過測量的地圖上，從兼則馬尼正北畫的一條不精確的喜馬拉雅邊界線。在當年，很多領土未曾經過探測，而麥克馬洪只是憑他對地理的猜測，就從兼則馬尼到東部的不丹－西藏－印度三方交界點，畫了一條藍色粗線。至少可以這樣說，這樣的畫法，就使塔格拉山脊的位置模糊不清了。傳說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測量官員在即將結束此項令人讚嘆的畫界任務而到達這個地點的時候，他的注意力被一個美麗的門巴姑娘吸引住了，因此畫界的工作就沒有完成。但是，不管什麼原因，測量當局不顧地面上的實際特徵，就用一條直線把軍事地圖上標號為MM7914的一點與印度－不丹－西藏三方交界點連接起來。尤其奇怪的是，甚至到1962年，印度政府從未糾正過這一明顯的錯誤。顯然，外交部的某人一直沒有作好他的專業工作。這一疏忽是不能輕易加以原諒，或者辯解過去的，主要由於這一錯誤，造成了關鍵性的爭執，後來的發展終於導致了戰爭。 雖然“昂卡爾行動計劃”在邊境上的哨所，最終將由阿薩姆步槍隊去駐守，但是實際上這些哨所勢必在印度陸軍的監督下建立起來。在大多數情況下，哨所駐有一排人，並且幾乎全靠空投供應。(這些哨所的定點和確切位置，主要由情報局而不是由陸軍決定。) 我對“昂卡爾行動計劃”的第一個反應是，這些駐紮一排人的哨所，沒有戰術上的價值。我的建議是：從戰術上考慮，在適當的縱深地區，建立營或者至少連的陣地，從這些陣地派出正規的巡邏，直到我們要求的邊界線。我強調這樣會使這些哨所具有戰術上的意義和政治上的價值。我的第二項建議是：應該在陸軍的管轄之下，把這些哨所的定位搞“恰當”，並由軍隊指揮和控制。我聽說這兩項建議都受到認真的研究，但是，只有總理的決定，才能算數——總理的決定是：在麥克馬洪線上的35個哨所，已經定點，要不惜一切代價並在規定限期之內建立起來。我受到警告說，這是政府極為關注的問題，看來陸軍在拖後腿。 我到陸軍總部去的那一次，使我對“昂卡爾行動計劃”感到嚴重的擔憂。我離開德里之前，到陸軍參謀長普·恩塔帕爾將軍的住宅會見了他，他也強調執行“昂卡爾行動計劃”的迫切性和政府對計划進展緩慢表示關切。 1962年5月18日，我飛往提斯浦爾，於當天下午到達。當時雨季達到高峰。阿姆里克·辛格將軍是我的老朋友，我們曾在同一個團服役過。各旅旅長和大多數中校緞的指揮官與參謀我都認識，所以，我一下飛機，就來到情投意合的夥伴之中，感到輕鬆愉快。 我研究了軍事行動計劃和在地面上部署部隊的問題，然後聽取了師參謀部的詳細匯報，他們的計劃是根據陸軍總部情報處的報告和指示制定的。然而，這些計劃落實到地面上，就難以實現了；因為修路計劃沒有按期完成，而且即使在開始部署的階段也不能經常得到空運的必要保證。 我的師沿着北部邊疆廣泛分散到各處。第七旅下轄兩營步兵，一團炮兵(18門炮)和一個重迫擊炮連，安置在色拉的前沿，離提斯浦爾230英里的達旺地區。這些部隊只有輕裝備，彈藥只夠一天戰鬥之用。事實上，這僅僅表示地面上的人數和需要供應食糧的人口，而不是能夠進行持久戰的兵力。在雨季期間，通往邦迪拉的路上，有幾處常常出現許多斷裂陷坑，而過了邦迪拉，幾乎就無路可走了。達旺附近的一個直升飛機場還正在修建中。 在洛希特邊區，由第五旅旅部管轄的駐紮在瓦弄的一個裝備很差的營，只有六支槍。到瓦弄去，既沒有大路，也無驢子通行的小道；只有一個緊急時備用的簡易機場，能接受直升飛機和單引擎六機座的水獺式小飛機，這就是僅有的後勤聯繫。 第五步兵旅旅部在拉金普爾 [ 譯者註：在印度北方邦。 ] ，離瓦弄200英里。第十一步兵旅，前面已經提過，被調到曼尼普爾，完全陷於對那加的作戰中。因此，我的師只部署了兩個旅，保衛東北邊境特區，而這兩個旅中的六個營，只有三個營駐紮在山區。 師部的匯報主要集中於“昂卡爾行動計劃”要建立35個哨所的工作進展情況。有趣的一點是，不知出於什麼原因，最高當局竟未下令在兼則馬尼西部沿塔格拉山脈建立哨所，這是一個最敏感的地區。這就留給第四步兵師由自己負責下令在靠近印度－西藏－不丹三方交界點(娘江河以西)建立一個哨所。從此，開始了後來所發生的一切糾紛。 我很清楚，建立和維持“昂卡爾行動計劃”的哨所，會占用我師的全部人力和物力。雖然在名義上陸軍不負責這些哨所的行政事務，但是我在那加高地的經驗使我深信，除非阿薩姆步槍隊和情報局的哨所受到嚴密的監督和管理，否則他們很容易陷於嚴重的政治困境。 當天氣許可的時候，我乘飛機巡視了梅楚卡，阿龍，達波里約，都登，濟羅，特祖和瓦弄。我由陸路去達旺，旅途中輪換着乘吉普車、卡車、騎驢和步行。道路不適宜於正常的交通運輸，直到雨季結束為止；而要等到雨季過後，就將進入1962年的12月了。我在巡視的每一個地方，都同當地的指揮官討論軍事行動計劃和行政管理問題。我發現他們全都對“昂卡爾行動計劃”極為憂慮，空運緊急儲備物資的計劃被打亂了。在結束對這些地方的巡視之後，我同意阿·辛格將軍告訴我的關於“昂卡爾行動計劃”的大部分看法，充分認識到擺在我面前的後勤任務之艱難。 然後，我專心研究現有的情報資料。來自情報局的每日報告，沒有實用的價值，它一般只報告肉眼可見的各地零散的一些小國士兵的活動。我自己師部的情報人員幾乎每天收聽中國的廣播。經過研究，我越發深信不疑，“昂卡爾行動計劃”必須大加修改。這是一個對地形、氣候和其他全部有關軍事問題缺乏第一手材料的人在紙上所制定的計劃，而且我向軍部提出了這一觀點。軍長烏姆拉奧·辛格中將同意我的看法，並且說他已經向軍區司令部提出過類似的觀點。他認為這個問題超出陸軍司令部的管轄權限，而要由印度政府作出決定。然而，他說布里吉·莫漢·考爾中將作為參謀局長，即將到提斯浦爾視察，可以由我把困難和看法向他陳述。 1962年6月的某一天，考爾將軍到了提斯浦爾，我們討論了第四步兵師的任務和“昂卡爾行動計劃”。我表達了自己的見解：考慮到交通的情況，只有用輕武器的步兵才能在這樣的地形作戰。陸軍的正規部隊只有經過完全重新組織裝備之後，才能使用。這種重新組建需要特種武器和大批機動直升飛機，要很多年才能完成。此外，我的師被分成若干小股部隊，分散在廣大的地區，這對於部隊的訓練和作戰準備都很不利。我建議由阿薩姆步槍隊擔任“昂卡爾行動計劃”的任務最為合適。考爾將軍同意我的意見，並且說他已經在考慮派輕裝備的部隊到東北邊境特區，還表示他將盡力讓第四步兵師回到旁遮普，擔任常規戰爭的任務。雖然考爾將軍沒有明說，但我從他的談話中聽得出，要陸軍承擔保衛東北邊境特區的責任是一項政治決定。然後，我談到有關“昂卡爾行動計劃”建立哨所存在着無數問題。考爾將軍告訴我，他將當着我的全體指揮官和參謀人員的面，就“昂卡爾行動計劃”答覆我的問題，並且澄清任何疑點。 後來，在一次有我師部全體人員和幾位指揮官出席的會議上，我又提出我對“昂卡爾行動計劃”的觀點，指出這些哨所在戰術上沒有任何價值，從後方勤務上說，這些哨所在作戰中是防守不住的，甚至在和平時期也難維持。我的提議是；在離我們邊境較遠的地方建立更強的哨所，作為巡邏的基地，一直巡邏到我們要求的邊界線。然而，在會議上，考爾將軍的言談舉止一反常態。他對我的答覆是粗暴的不容爭辯的最後決定：“總理親自命令必須建立這些哨所，他的決定是基於最高情報顧問的意見”。在他的答覆中，還有一個警告也很明確，即在完成這一任務中，任何失敗或拖延，對於那些負責人——換句話說，就是第四步兵師——將會導致嚴重的後果。情況就是這樣。 我在考慮了手中所有的資料之後，對於形勢作了認真的估計，並且同我的部隊指揮官討論了我的計劃。在1962年7月16日，我把自己對形勢的估計，發給我的旅級指揮官。 我的旅級指揮官有：旅長約翰·達爾維，指揮第七步兵旅，旅長希夫·查蘭·辛格，指揮第五步兵旅，旅長納·西·羅爾利，大英雄轉輪獎章獲得者，指揮第十一步兵旅(該旅已調往曼尼普爾)，旅長卡爾茵·辛格，指揮第四炮兵旅。陣容是可觀的，我不能期望更好了。 我覺得就已有的人力、物力來說，我們所能做到的就是重新把戰鬥力量部署到設防的地區和穩固的基地。達旺被給予最高的優先地位，特別提名為“至關重要的地區”，派第七步兵旅和一個炮兵團防衛達旺。在所提到的其他敏感地區中，有兼則馬尼。作為後方支援，在郭桑查特地區選擇了一個位於山谷之中的穩固的基地——除了兼則馬尼之外。(一旦有事，就選擇倫坡；這是一個居高臨下的高原．俯視郭桑查特，而且有一個相當好的空投區。) 按照“昂卡爾行動計劃”，新建立的哨所遲早會陷於困境，為支援這些累贅而建立的穩固基地可以就近幫助它們擺脫困境。我曾希望在雨季過後的一個月，完成部隊的重新部署，這樣差不多就要到1962年的10月份了。 在我同上級領導的所有討論中，他們總給我一種印象：雖然中國對我們在拉達克一段的行動反應很強烈，但是中國在東段不會作出同樣的反應。事實上，看來這是高級軍官們唱的主題歌。然而，我必須運用自己的判斷，我警告我的部隊指揮官說，我們同中國的關係，已經進入一個不同的階段：縱然排除全面戰爭的可能性，在某一敏感地區也肯定會發生衝突。 軍長批准了我的重新部署計劃。我抓緊時間於7月10日發出詳細命令，重新部署第七旅。建立穩固的基地，如計劃在倫坡建立的基地一樣，使他們支援敏感的地區，並且改進掩護達旺和瓦弄的防務，這些應給予最優先的考慮。旅長們依次下達必要的命令，對這些地區進行偵察。各部隊的調動要制定出計劃，必須分階段進行，不能超過後勤的支援力量。在雨季期間，由於飛行條件差，又因大雨造成陸路上的許多塌方，後勤支援縮減到了最低限度。 我知道“昂卡爾行動計劃”動用的小分隊，已使我師的人力物力承受極大的壓力，重新部署又要讓部隊各單位大吃苦頭。然而，我深信在建立穩固基地這一任務中，任何的遲延都會帶來災難。 當地很少有什麼情報資料可以幫助一個指揮官正確估計中國的兵力和意圖。然而，從中國的廣播來判斷，很清楚，他們的言論已經毫無節制，每天大肆攻擊印度，常常指名稱我們的領導人是“美國的走狗”。 從我們自己的通信系統中，我曾收到報告說，在我們地區的某處，有一部非法的無線電廣播電台在活動。但是，當我們向上級當局匯報這一情況時，他們卻置若罔聞：他們輕率地告訴我們，在我們邊境這一邊並沒有非法的無線電發射機。後來證實，中國人的確把一部無線電發射機秘密運入西藏勞動營內的察科，察科位於通向邦迪拉的路上。他們的發射機的天線被偽裝為高高的祈禱旗杆隱藏起來，在喜馬拉雅佛教流行的地帶，設立這種祈禱旗杆是很平常的。 7月19日，我們從達旺派遣一個小分隊，跨過娘江河，西行到印度－西藏－不丹三方交界處，去建立一個哨所。該小分隊報告如下： 了解到中國人已經知道，我們在三方交界處多拉(扯冬) [ 譯者註：扯冬，印方稱多拉(Dhola)。 ] 建立哨所。從情報來源得悉，他們不承認三方交界處是印度的領土。而且，他們一旦接到政府的指示就占領該地區。 我立即將此情報報告了上級當局，要求澄清有關塔格拉山脊的歸屬問題。說到這裡，有必要對這個山脊作詳細的描述，因為這對於了解後來事態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麥克馬洪線是從東部的緬甸－西藏－印度三方交界點，延伸到西部的印度－西藏－不丹三方交界點，在印度與西藏之間畫出的邊境輪廓。如前所述，從緬甸－西藏－印度三方交界點向西到兼則馬尼正北，麥克馬洪線一般是沿着喜馬拉雅分界線的。但是麥克馬洪線從崩格波西山脊向下傾斜到兼則馬尼。從那裡起，走向就不是沿着塔格拉山脊主分界線了，而是被畫成一條直線到印度－西藏－不丹三方交界點。按照地圖顯示當時該地區的詳細情況，與地面的實際情況毫無相似之處，可以設想，因為麥克馬洪畫線的時候，這個地區從來未曾探測過。然而，令人驚奇的是，從那時起，這麼多年了，德里當局迄未糾正這一差錯。很難理解，甚至像這樣基本的細節，如精確的地圖，還沒有制定出來，怎麼能夠同共產黨中國進行任何有意義的談判呢！再進一步說，如果已經有了精確的地圖，但肯定未提供部隊使用，而又賦予部隊以保證邊境安全的責任，這同樣是令人不能理解的。 上面所提到的派往三方交界處的小分隊，是由第一錫克聯隊(1 Sikh)馬·普拉沙德上尉指揮。他是一個強悍的青年軍官(他在10月20日的戰鬥中英勇陣亡，死後授予大英雄轉輪獎章)。因為三方交界地區被一層厚雪所覆蓋，普拉沙德上尉在克節朗河南岸的多拉下面一個叫扯冬的地方設立了哨所。(實際上，為了某種原因，這個哨所後來就被定名為多拉哨所。)隨同小分隊的政治代表告訴普拉沙德上尉，塔格拉山脊是印度的領土，但是，因為普拉沙德上尉的地圖上標明麥克馬洪線是在塔格拉以南，他並沒有按照政治代表的情報行事。相反，上尉回到基地向師部談了這一問題。7月20日，我們逐級向軍部、軍區司令部和陸軍總部匯報了這一情況。隨後，我緊急召見普拉沙德上尉，詳細地向他進行盤問，然後，我確信塔格拉山脊的確是主分界線，於是我準備一份全面的分析報告，要求批准我們占領塔格拉山脊。假如當時立即批准我的報告，本書可能就永遠不必寫了。 後來聽說，我的提議由軍部向軍區推薦並上報了，但是，儘管我們多次要求對此問題作出決定，一直沒有得到答覆。當我們在扯冬建立了哨所(多拉哨所)之後幾個星期，我得到報告說，中國人在塔格拉山脊地區進行了團的演習，而且精心構築了相當於一個旅的規模的防禦工事，但是他們並未長期占領這些陣地。 1962年8月14日，陸軍總部作戰處長，英雄轉輪獎章獲得者帕利特准將到提斯浦爾視察。在對我的旅長們和師部工作人員的講話中，他重申情報局的估計，中國沒有或者說沒有可能訴諸軍事敵對行動。他說，8月4日師部呈報的關於塔格拉提議，到8月14日他離開德里時，尚未送到陸軍總部。他答應當他回到德里的時候，將催促一下，並且他將儘快使我得到答覆。 我告訴作戰處長，如果事實上扯冬位於我們要求的邊界線以北的話，那麼建立扯冬哨所可能導致非常嚴重的後果。我要求明確我們要求的邊界線，而且我強調說，我們的哨所的定位應該符合於邊界線。他答應回到德里以後，研究這一問題，儘快給我答覆。我勸帕利特准將再多停留一天，以便我再準備一份報告，完成附有詳細說明的地圖，並且把全部摘要都交給他。 我被迫作出一個結論，在我們軍部以上，竟無一人與我分憂。結果，到8月14日，我們失去了在塔格拉山脊用先發制人的辦法阻止中國人的機會，因為，如上所述，那時中國已經在這個地區進行了團一級的演習，並為部署大約一個旅的部隊準備了防禦工事。這樣，就用實際上的占據來提出領土要求。如下的設想是不會錯的，即在我軍能夠在塔格拉地區站住腳跟以前，中國一聲令下，從後勤上說，至少可以在塔格拉部署一個旅的兵力。 我曾選擇倫坡作為一個營的基地，以支援兼則馬尼和扯冬哨所，倫坡地處娘江河谷之上，在其西岸是海拔2,000英尺的高原。但是我們只能以搬運工人的速度來提供給養，進行準備工作。在倫坡，我們曾試探着選擇空投區，但是空軍沒有試用過。米斯拉中校是第九旁遮普聯隊的指揮官(他的營指定駐紮在倫坡)，他是一位有幹勁而勝任的軍官，他已經對倫坡前沿進行過偵察，一直到我們在地圖上所要求的邊界線，包括到扯冬哨所的要求線。 關於我們對塔格拉山脊的要求，我在8月4日和14日呈報提出緊急詢問，一再請求給予答覆。直到9月18日，我仍未收到答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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