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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中國宣布停火
送交者: x-file 2016月02月09日19:04:44 於 [世界遊戲論壇] 發送悄悄話
回  答: 第十章 向第四師告別 x-file 於 2016-02-09 19:04:04
第十一章 中國宣布停火 
     29日我飛回德里。到達帕拉姆機場之後,我乘出租汽車到尼札姆丁,我內弟索尼醫生的住宅,他邀請我住在他家。 
    我們交談到深夜。索尼願意聽有關第七旅的詳細故事情節,第七旅如何調去克節朗河、它的作戰計劃和戰鬥進行的情況。我和他容易談得來,我發現他對軍隊的規則、禮儀和作戰安排方面的細微差別,反應很快。聽了我的敘述,他頗為驚訝,竟然以中世紀騎士的方式把部隊派到高山地區去作戰,而又不給空中掩護或後勤支援,然後命令部隊去同強大的敵人在武裝戰鬥中進行較量。 
    到達德里後的次日上午,我去陸軍總部在軍事秘書的辦公室會見莫梯·薩加爾少將。我知道莫梯是一個明智的、有才幹的高級軍官(不久以後他出任總參謀長)。他以通常的禮貌接待我,詳細地同我會談,以理解和同情的態度聽我說完。作為軍事秘書,他不大接觸戰爭發展的具體情況,因而他很有興趣地傾聽我講的故事。然後他告訴我,陸軍總部的主要參謀官要輪流地向我查詢詳情,搜集關於東北邊境特區作戰的第一手材料(結果,從未有人找過我)。 
    在我離開他的辦公室之前,我要求莫梯早日下命令安排我的工作,因為我最不願意在德里長時間閒蕩。他答應盡力而為。可是,日子一天天過去了,並沒有任職的命令,陸軍總部也無人召見我進行查詢,我開始感到不安。 
    一方面我很高興,接到了第四師我的部下各級軍官寫來的無數信件,表達他們對我的同情和信任,另方面,對於一些達官要人所散布的流言蜚語,我不能無動於衷。陸軍總部的高級軍官中有一部分人,由於他們在喜馬拉雅山作戰中錯誤的指揮,實在令人吃驚——還把第七旅和第四師作為柔順的替罪羊——他們感到自己有罪。 
    看來,從未向文職人員說明慘敗的真正原因,甚至有些內閣部長對於東北邊境特區的真實情況也很無知。因此,我終於去見迪奈希·辛格,出乎意外,我發現他對東北邊境特區的一般情況相當熟悉。我把全部有關作戰的內情告訴了他,我想使他深切感到,如果中國人突破卡門邊區,形勢將是多麼嚴重。我強調,我們絕不容許再重複在克節朗河發動的那種沒有計劃的、沒有後勤支援的軍事冒險。在我們的會見結束時,我得到的印象是,迪奈希·辛格已把我的“口信”要點記錄下來;但是我不知道究竟他能否說服總理——或者,究竟他是否去試一試。 
    我決定去拜會約翰·達爾維夫人,並盡力安慰她。我告訴她,約翰很大可能是被俘了,並向她保證,中國人會把他作為戰俘正確對待的。(另一個是拉坦·辛格夫人,阿薩姆步槍隊指揮官的妻子,為了減輕她的憂慮,我去勸解安慰她,但感到非常困難。因為她聽到阿薩姆集市上的謠言,深信她的丈夫,大概在兼則馬尼被俘後,一定已被處死。我認為在這一點上,我是能夠消除她的憂慮的。) 
    我很想去加爾各答跑一趟,向我的哥哥表示同情,因為他的兒子馬哈比爾於10月20日陣亡了,但是我不能純粹為了個人事務而離開德里。我只有努力尋找曾與我侄子一同作戰的人,證實他死時的情況,以便通知我的哥哥。事實上,直到很久以後,才從第九廓爾喀聯隊的一個上士那裡,得到第一手的情況。當馬哈比爾在戰鬥中死去時,他們是在一起的。大概是在10月中旬,當時馬哈比爾屬於第七旅旅部,被選派作為聯絡官去第九廓爾喀聯隊第一營。當20日早晨發動進攻時,他在營部,他使用一挺輕機槍。有兩次在猛烈的炮火下,他親自護送傷員到團部急救站,每次又都回到自己的戰鬥崗位,繼續向敵人射擊。最後,當他正在用機槍射擊時,被中國人投入防禦陣地的一顆手榴彈炸倒了,他幾乎在頃刻之間就死去了。(如前所述,為了表彰他的勇敢,死後被授予大英雄轉輪獎章。) 
     1962年11月6日,大約在下午7點鐘,印度總統的軍事秘書哈爾·納拉茵·辛格少將打電話給我。雖然哈爾·納拉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和我一度同屬一個步兵營,但是以後再未見面。他告訴我,總統立即要見我,談談有關最近的戰局。我很禮貌地告訴他,我已把我的報告交給陸軍總部,他可以派人去取。他說他會去取這個報告的,但是還是叫我立即去總統府。當我問他,未得到陸軍總部的批准,我去見總統是否符合規定?他肯定地說,正式手續會照規定辦的,叫我不用擔心。我被告知,不必穿軍服。根據電話的通知,我就到總統府向哈林·納拉茵·辛格報到。 
    我被引進去見拉達克里希南總統。因為他不舒服,他穿着便衣,坐在床上。他很有禮貌地,非常謙虛地接待我。他對自己服裝不整和如此緊急通知我前來,表示抱歉。 
    然後他說:“阿薩姆邦的首席部長查利哈先生曾來看我,他告訴我,你們的部隊沒有彈藥,沒有冬衣,沒有皮靴,有限的口糧,而且被迫投入非常危險的境地。前些時候,我曾請克里希納·梅農來,但是他告訴我,部隊有足夠的武器、裝備、衣服和口糧,並且說是陸軍主動決定進駐克節朗河河谷的。”他又說:“我要知道他們兩人誰說的是真話。德里似乎沒有一個人弄清楚當時的情況究竟怎麼樣。請你把所發生的情況確實地告訴我。” 
    我向總統簡要地敘述了我的前線部隊所經歷的前後過程,我盡力不使我講的故事沾染上我內心痛苦的色彩。我向他描述了基本給養令人絕望的情況。我又說,“先生,查利哈先生是十分正確的。我們部隊的彈藥,不夠半小時的戰鬥之用。在我們的前線,沒有運輸工具,因而我們僅有的武器、彈藥和裝備都是靠部隊隨身攜帶。我們沒有雪衣,在許多場合下,連平常的冬衣也沒有,有些部隊,特別是廓爾喀部隊,還穿着夏季軍服和帆布鞋;而且在中國人進攻以前,我們有好幾個星期只發給降低標準的口糧。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甚至在戰術指揮上,也從未給予我們任何的自由。我們的一切要求,如讓我們自己選擇地形建立防禦陣地,都被斷然拒絕了。我們奉命繼續留在一條暴露的河岸線上,沒有鐵絲網,沒有地雷——連平常的挖掘工具也沒有。遠在中國進攻以前,由於地處高原和嚴寒侵襲,我們已經有了許多傷亡。當中國人終於進攻時,我們所能做到的,就是在我們的彈藥用完以前,進行幾分鐘的射擊。我們沒有大炮,沒有空中支援,我們被困於很不利的陣地之內。” 
    總統顯然很激動。他說,“聽到這一切,我很震驚,不過,我對類似這樣的情況,確實曾經懷疑過。當克里希納·梅農還是學生的時候,我就認識他。他的頭腦常常有些糊塗,現在他是處於混亂之中了。”然後,總統叫軍事秘書取來一張地圖,讓我概略地講解作戰的具體情況。在聽了我的介紹之後,他又非常激動地說:“我確信,你所告訴我的都是正確的。我們沒有權利派遣軍隊擔負這一使命。看來我們是瘋狂地迷戀塔格拉。充其量,塔格拉也是有爭議的領土。尼赫魯說,‘我已命令陸軍把中國人趕出去!’是什麼意思?這是在國際事務中使用的語言嗎?這是處理國家重大問題的態度嗎?我將儘早到東北邊境特區親自去看看。”
    我在介紹情況中,指明中國人很可能在冬季不太寒冷的時候攻打色拉,但是色拉的地形對我們十分有利。我在結束談話時,提出一項要求,應該進行一次調查,確定誰應當對這一切的失誤負責。 
    總統結束會見時說,他對於我的部隊的遭遇感到非常難過。他又說,一有機會他很快親自去東北邊境特區。 
    然後我向總統告辭。我不能不看到這位偉人面容上所表現的痛苦——他感到痛苦的是因為,錯誤的態度把一切搞得如此糟,部隊受到不必要的犧牲,然而按照正常程序應當負責的人們,現在面對由於自己的行動造成的後果卻逃避責任,而且竟在謊言的後面尋求庇護。我抱着極大的期望,總統作為武裝部隊的最高統帥,將行使他的權力,保證將來在軍事行動的大方向上,能夠以更可信賴的姿態出現去指揮作戰。我甚至盼望在野戰指揮部的結構方面進行一些改革。但是,我很痛心,我得到的是失望。 
     11月8日,總統視察了東北邊境特區,但他的視察沒有帶來任何成果。 
    陸軍總部還沒有召見我進行查詢。實際上,見我的唯一高級軍官是人事行政參謀主任、值星參謀官古馬拉曼加拉姆中將,當我去見他時,我頗有點失望,因為他只要聽我講在達旺前線的作戰情況。對於這次戰役從作戰或後勤方面進行分析的問題,他沒有對我進行查詢,而僅僅是對過去三周發生的事件作了一次“閒談”。 
     11月15日,我聽說委任我為烏坦浦爾(查謨和克什米爾)第十五軍的參謀長。這個軍負責在克什米爾的巴基斯坦前線和在拉達克的中國前線作戰。在此情況下,我對這一任命是頗為高興的。 
     11月15日,消息開始走漏出來了,說在東北邊境特區,中國要發動第二次進攻,這次在瓦弄。我們的部隊正在堅決抵抗,但是由於缺乏正常的給養(瓦弄也象在克節朗河前線一樣完全靠空運維持),慢慢地被推向後退。的確,瓦弄在今後兩天內就要陷落。 
    第二天從色拉前線傳來了更加不好的消息。好多天來,已經聽說中國人以驚人的速度,把棒山口到達旺的小道修建成為可行駛機動車輛的公路。11月18日又慢慢傳來消息說,中國要在色拉發動進攻。這時正是謠言四起的時候,卡門邊區已被竄犯,中國人就要走出山谷進入阿薩姆北部平原。那時候真是我們國家的悲慘日子。 
    在拉達克,中國也發動了第二次進攻,因此我得到緊急通知,要作好準備調到烏坦浦爾去。11月19日,我再次被召到陸軍總部——這次是到軍區司令的辦公室,去見我的新的軍區司令達烏萊特·辛格中將,他的西部軍區司令部設在西姆拉。當我在軍區司令接待室等候時,川流不息的高級軍官出出進進,每個人都提供一些驚人的消息。我繼續觀望和傾聽着,但是我決定在未見到新的軍區司令之前,我不要過分受到任何消息的影響。謠言能夠使人上癮。 
    最後,塔帕爾上將和達烏萊特將軍同幾位高級參謀從裡面的密室出來,他們的面容都是嚴肅的。達烏萊特將軍把我帶到一邊說:“但願我能給你一次較為愉快的歡迎,可是我恐怕要派你到一個正在崩潰的防區去。在東北邊境特區,色拉和邦迪拉都已陷落。在拉達克,情況也並不好些:我們已失去大部分的哨所,看來楚舒勒也差不多完了。你最好直接去烏坦浦爾。比克拉姆·辛格將軍會歡迎你的。”他顯然是一位正遭遇到困難的將軍,但是他的禮貌絲毫未減——這同我以前的軍區司令的作風成了鮮明的對照。 
    我離開軍區司令的辦公室,深深陷入憂慮之中。我簡直不能理解色拉怎麼會陷落。中國人沒有時間組織一次強大的師級規模的協同一致的進攻。他們是如何突破色拉和申隔宗防線的——我所計劃的兩個強大而新近到達的旅,駐在顯然是不可攻破的山嶽上,當時又有充足的彈藥和口糧。再說邦迪拉,中國人怎麼能從色拉如此迅速前進而發動另一次進攻?這全是不解之謎——很多個星期,對於這可恥的但是鐵一般的事實,我解答不了。 
    我回到家裡,整理了行裝,乘晚班火車去帕坦科特。次日早晨,由我的新長官比克拉姆·辛格中將,第十五軍軍長派來的一位參謀迎接我。我們乘車去烏坦浦爾,正好聽到最新的消息——中國已宣布停火,並且單方面撤到“控制線”。我們的恥辱算是徹底了。 
  *    *    * 
    我是為了要記述一個令人痛心的故事,現在就要寫完了。而我還有一點要寫,就是曾經多次提出的問題得不到解答:東北邊境特區出了什麼過錯,導致了我們的部隊在打中國人的時候,竟然表現得如此不中用?誰應負責,把他們推上高山地區去打仗,而又不給予足夠的支援——是由政治家還是由軍隊的領導人負責? 
    我在前面已經講過,這是一個軍人寫的故事,因此我試圖從一個野戰指揮官的觀點來解答問題。關於政治上和外交上對於這次衝突事件的處理如何評價的問題,則留給當時接近當權走廊的其他人士去評論。可以肯定,在各級領導上都犯有錯誤。但在東北邊境特區軍事戰線上的戲劇性的崩潰,卻是充分反映了我們政策上的空前未有的失敗。那一次崩潰造成了全國範圍的真正的震驚——比政府的外交政策上的失敗更加嚴重;所以,對這一次的崩潰,需要加以解釋。 
    我認為,在東北邊境特區作戰,造成政策上的失敗,主要是因為托拉特將軍離開現場以後,在德里與戰地之間必不可少的聯繫形成了真空的局面。東北軍區司令部應該作為政府與前方部隊之間的樞紐,但是它沒有盡到職責。費解的是,新的軍區司令和他的高級參謀,竟玩忽職守,不與部隊保持接觸,不去了解地形,不懂得部隊與地形兩方面所存在的問題。結果是在扯冬事件開始之後,對於前線實際作戰和後勤的情況,他們向陸軍總部,並通過總部向政府,提供了歪曲的甚至大大加以粉飾的匯報。而且,他們這種顛倒黑白,再加上中央情報局方面莫名其妙的疏忽,一方面把前線部隊親眼所見的第一手報告撇在一邊,一面卻繼續把中國在塔格拉-棒山口地區的目標、意圖和軍事實力描繪成一幅具有吸引力的、十分樂觀的圖景。 
    同時,在完全缺乏給養的情況下,部署大批部隊於邊境;對此,東部軍區司令或是未向德里匯報,或是向德里提供了錯誤的判斷。究竟這是出於東部軍區司令在軍事專業知識上的完全無知,還是有心要對軍長進行個人報復的深仇積怨,或是兩者兼而有之,這必須由讀者自己來判定了。而我們在戰地的人們認為,森的愚蠢、不稱職,導致了我們的部隊被推入了絕境。沒有後勤支援,沒有足夠的炮兵或空軍掩護,沒有任何其他物資用以進行戰鬥,諸如挖戰壕的工具,鋼絲網,掩蔽所,甚至沒有必需的衣物。這種部署本身就包藏着災難性。新任命的軍長考爾以親自的觀察,了解了這一事實,但是(為了只有他自己最清楚的原因)不願意強烈地向德里指出。我們幾乎處在完全無望的、被暴露的前線陣地上,無論說什麼,做什麼,對於那個瘋狂的“茶話會”,都不起任何影響。我們所能作出的選擇,就是竭盡我們的一切力量進行戰鬥(力量不大),而且在我們的有限的糧食和彈藥耗盡之後,在毫無希望的情況下盡力而為:而第七旅的大多數英勇的軍官是無“力”可盡的。 
    關於在塔格拉所進行的不符合戰術要求、沒有後勤支援的部署,應該由誰承擔責任,現在我已知道全部的原委。我一定要坦率地說,軍方應當承擔道義上的譴責。因為軍方沒有使自己站住腳並對政治家們說:“這是一個荒謬的作戰計劃,它是不能實現的。”森無論從理智上或感情上,都沒有能力對前線的實際情況作出冷靜客觀的估計。總之,他對於地形的一般概貌以及達旺突出部的地面詳情都是無知的;在這些問題上,他也不去實地觀察、努力學習。考爾也必須分擔罪責。畢竟他在前線視察過,深知任務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他在德里會議上匯報第七旅所處的危境時選擇了低調。至於陸軍參謀長,儘管東部軍區司令向他提出了很多不在行的建議,他應該能夠作出自己的正確估計——因為他在一次例行的巡視中,曾經視察過達旺。他也應該承擔一點罪責。 
    總之,所有陸軍三級的司令——塔帕爾、森、考爾都是有罪的,因為他們都是任由政府威逼而接受一項荒謬的作戰使命。他們從未拍桌子,也從不說個“不”字。如果在他們的職位上,我們能有象托拉特和烏姆拉奧這樣有才幹的將軍,就不會發生色拉這樣的慘敗。在克節朗河,我有最好的部下,特別是營級指揮官們;卡爾茵·辛格就是一位勇敢的能幹的旅長。如果他們在精通軍事業務的上級領導下,第四師在我們自己選擇的時間和地點對付中國的挑戰,應該是勝任愉快的。 
    我希望負責從過去的戰役中吸取教訓的人們能夠認識到,象這次在最高軍事指揮部和政府之間互不溝通的情況,今後再也不能重複了。可能解決的辦法在於,在國防部內設一個國防參謀長。這將保證三軍得到政府的信任,從而專門軍事方面的意見可以更為準確地表達出來。 
    在戰場上的官兵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至少在克節朗河和達旺是如此。從他們的傷亡情況中可以得到證明。僅拉加普特聯隊就有9位軍官和初級指揮官以及268名士兵陣亡,一位軍官和23名士兵受傷。在第九旁遮普聯隊,第九廓爾喀聯隊第一營和第五阿薩姆聯隊,全部的傷亡是:8位軍官和初級指揮官以及79名士兵陣亡,32名士兵受傷。 
    我們的青年軍官和士兵是淳樸而可靠的,他們從不反對或責怪上級指揮官;他們毫無怨言地投入戰鬥,而且在作戰中竭盡全力。出於確證這一事實真相的強烈願望,我認為值得把達旺前線作戰的一段令人痛心的情節記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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