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德里拒絕我的脫離戰鬥計劃 
　　　　雖然我對於中國繼續在各條戰線上集結兵力非常擔憂，但是我一直指望考爾以他那出名的善於說服人的才能和他對總理的影響，會使陸軍總部發布命令執行我的“脫離戰鬥”計劃——那就是說，從克節朗河後撤，並且在哈東山脊建立新的陣地。這樣不僅具有戰術上的意義，而且可以緩和僧崇事件所造成的緊張局勢，從而可能避免中國人渡過克節朗河的一次大規模進攻，甚至可能進攻到達旺地帶。 
　　　　顯然，我一直對比吉寄以虛妄的希望。使我驚恐而失望的是，我們收到第四軍部10月13日發來的密電，命令第四師要“不惜一切代價”，繼續固守克節朗河陣地。 
　　　　我一直確信無疑，比吉的使命一定會成功。我甚至開始對於在廣播中聽到尼赫魯先生“把中國人趕出去”的聲明不予置信，認為是新聞界的誇張，因為我不能設想，任何一個神志清醒的人，在聽過比吉·考爾關於僧崇戰鬥的事件經過之後，還能說出那樣的話。哎呀，第四軍的電報把全部老的恐懼都帶了回來。德里遠遠地脫離實際，而我們全都不可避免地向着災難進行輕率的冒險。我決定作最後的一次努力，勸告比吉再一次運用他的影響，試圖緩和克節朗河地區的局勢。 
　　　　當時，對我的地區，空中運輸工具已大大改善。我有兩架貝爾型直升飛機停在吉米塘，其中之一的駕駛員是飛行官維諾德·塞加爾，普來姆·塞加爾的兄弟，我的一個很老的朋友，他前屬俾路支團，現屬印度國民軍。這些直升飛機由空軍派來的一個空勤小組進行維修；任何時候需要技工和零件，就從提斯浦爾空運來。與提斯浦爾的直升飛機的聯繫，每天由米－4型飛機提供。天氣晴朗到足以允許一天飛行10到12架次，既運部隊，也運維持給養的急需用品。10月15日，我趁便飛去提斯浦爾。 
　　　　在軍部，我見到比吉躺在床上，樣子是極度的疲勞。很明顯，他一直未得到休息，可能連醫療的機會也沒有。這就加重了我的憂慮，因為我一直依靠他把我們從危境中拯救出來。我立即問他，我的建議(把第七旅撤回到哈東山口高地)，為什麼被上級機關否決了。比吉答稱，雖然他盡了努力，也未能使德里的任何人相信中國在塔格拉集結兵力的程度。他又說，情報局長比·恩·穆利克先生仍然堅持說，在塔格拉山脊只有大約200個“裝備不良和半飢餓”的中國人。比吉接着說，“所以難題仍然懸而未決。我們最終勢必要進攻塔格拉，但是在進攻之前，第七旅奉命要不惜一切代階固守克節朗河的防禦工事和章勒”。 
　　　　看來，在比吉描述了僧崇戰鬥之後，總理所能同意的是，若不進一步加強第七旅，發動進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面臨選擇，或者仍舊留在河岸線，或者撤回到後面高地，二者必居其一的時刻，當時出席會議的森斷然地說，第七旅在現有陣地上能夠頂得住中國的一次攻擊，所以不應撤到哈東山口，而這就是總理下達的命令。我不由得悲痛地想到，一旦中國打進來，由於森對地形、總的後勤系統和基本的地面戰術等方面的無知，將會給我們的部隊造成多麼致命的後果啊！ 
　　　　我猜測比吉沒有認真地、強有力地申述我們的觀點，可能因為他不願在他初任作戰指揮官時，就顯得過于謹小慎微。不論出於什麼原因，我覺得我必須設法說服他，他必須繼續施加壓力，使第七旅得以脫險。 
　　　　我提醒他，森從來沒有走出過達旺，不能真正對克節朗河前線的戰術情況作出正確的估計，比吉作為軍長，完全置身其中，並且知道他正在要求達爾維承擔一項不可能的任務。然後，我明確地說，作為一個師長，以我當時所有的人力和物力，就是在那些陣地上，維持我的部隊幾天以上的衣食也難以辦到，更不要說向塔格拉進攻，或是沿克節朗河頂住中國的衝鋒了。儘管空軍盡了最大的努力向章多和倫坡空投物資，但是後勤儲備一直沒有落實。 
　　　　我用了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更加具體地詳細地說明我們的給養情況，直到使比吉相信，一旦大雪封了哈東山口，腳夫不能通行，不論中國人怎麼樣，我們也不能在克節朗河一線呆下去。此外，在章多建立空投的計劃完全失敗了。在倫坡，只是有限度的成功——那裡只能為一個營而不能為一個整旅服務。這些話我以前都說過，但是這次我認為要把自己的意見說透：打起仗來，我們不但不能守住克節朗河谷，而且從供應上說，我們要在那裡停留幾天也會成為不可能。 
　　　　比吉對此想了幾分鐘，同時我繼續請求，不要只因為森要拿士兵當棋下，就讓我們的人員去冒生命危險。結果，他同意再走一趟，讓我給他提供我們缺乏後勤支援的充分事實根據。我感到極大的寬慰，並說我決定親自到倫坡和章多去搜集有關供應給養的情況資料。比吉隨即潦草地寫了一張調查表，由我就章多和倫坡的儲存物資和戰術情況擬出答案。我隨身帶着調查表飛返吉米塘。 
　　　　我回到辦公室，發現各個防區特別是章勒送來了關於中國部隊進一步集結的報告。我知道，如果我要及時影響比吉，就必須趕快行事。所以，當天下午，我乘貝爾飛機飛到倫坡，完成我的第一步工作。我僅用了一兩個小時，從第九旁遮普聯隊負責倫坡基地的軍官馬立克少校那裡，得到了關於現有供應項目的分類統計數字，然後當天傍晚回到了吉米塘。 
　　　　我要在第二天一早飛到章多去，但是我被勸告必須等到上午十點種左右，因為空軍利用每天早晨時間集中空投給養。在一個高原禁區上進行集中空投，同時讓我們的直升飛機着陸並且停留在那裡，即使僅僅短暫的一會兒，也是太危險了。所以我一直等到中午，發了一個電報給達爾維和米斯拉，讓他們到章多去接我，我就帶着我的一號參謀官曼諾哈爾·辛格中校，乘塞加爾駕駛的貝爾飛機起飛了。 
　　　　我們向西北飛行，幾乎直接在嘎坡第一山口上空飛過。我們快到章多時可以看到，在我們前面多岩石的高原禁區的陡峭山脊上，點綴着無數的降落傘。章多頂部只有大約長400碼寬200碼的面積，周圍是一道突出地面的岩層邊緣。約有2到3英寸厚的雪毯，覆蓋着山脊的頂部和北面的山坡。這裡是禁止人們觀望的地方，山頂四周以陡峭的坡度直下深谷，到處可以看到降落傘和黃麻袋，這些都是沒有投到山頂而滾到山下去的。 
　　　　我們頂着大風降落了，聽說這個地區，每天大半時間持續地颳大風，由於這個原因，空投失誤的比例很高。不論用傘投還是自由空投，結果都是一樣。我的軍需副官來接我，他同少數的倉庫工人和腳夫，在極端艱苦的生活條件下，正在把守着空投基地；而他們沒有必需的衣物，包括遮身的風衣(除非找到一些降落傘)。我很失望，達爾維和第九旁遮普聯隊指揮官都未能來接我，因為在章勒突然發生情況。據報告，中國在那裡集中了大量部隊，那天凌晨三點半鐘，開始發生互相射擊。 
　　　　在章多負責的年青少校給我準備了全部統計數字。他證明，直到那時，只有大約百分之二十的空投物資撿回來了。人力缺乏，簡直無法分配人力去深山峽谷中收集投散的物資並背上山來。結果，不得不從扯冬駐軍派部隊來幫助搜尋急需的物資。但是，這意味着要艱難地步行5個小時到章多，再用幾個小時撿回散失的物資，然後再步行三個小時返回營地，而且還要承擔夜間站崗放哨的值班任務。有時候，經過一切的努力之後，結果尋找回來的全部都是不急需的物資(因為沒有採取一種辦法，把急需的物資項目用不同顏色的降落傘標示出來)。 
　　　　從我得到的統計數字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後勤儲備狀況比我所想到的還更糟。然而，我必須返回師部後才能開始進行分析，或者開始填寫軍長的調查表。我在離開之前，圍着空投區走了一圈，遇見第九廓爾喀聯隊的幾個士兵(屬於阿魯瓦里阿的營)，他們是為保護空投基地而部署的警戒哨。 
　　　　我想早點趕回吉米塘，給軍長寫一份緊急報告，並於當晚派傳令官送到提斯浦爾。然而，在我離開章多以前，還想同達爾維通個電話，取得章勒的最新情報。 
　　　　達爾維在電話中告訴我，那天大清早(10月16日)，大約有30個中國人接近我們章勒的哨所，並對哨所開火。我們進行了還擊，中國人被迫撤退了，但是他們撤退時，丟下了一個被打死的士兵。後來，當我們哨所的偵察部隊搜查時，發現地面上有很多血跡，這證明有更多的傷員。在這次遭遇戰中，我們的部隊沒有任何傷亡。 
　　　　達爾維告訴我，從死者的衣着和他沒有攜帶武器這一事實來看，他很可能是一個翻譯，或者是某種文職人員。我不明白，為什麼這樣一群人向我們的哨所走來，可能來要求舉行會談，或者進行一次偵察。為什麼在他們自己處在空曠而易受攻擊的地位的時候，竟向一個設防的哨所開槍？這聽起來是不合情理的。不管怎麼說，有一點是肯定無疑的，中國人不會就此罷休。我未對達爾維這麼說，看來他比以前更抑鬱和不滿；但是我估計，在幾天以內，我們會看到向章勒哨所的一次攻擊。所以，我更加有理由讓比吉爭取德里在今後一兩天之內批准我的“脫離戰鬥計劃”，因此，不再浪費時間，我乘直升飛機返回吉米塘。 
　　　　匆匆喝了一杯茶，我的參謀和我一起，對我管轄之下的庫存情況進行了分析。我現將各防區的統計一覽表(我願提醒讀者，這些庫存是為供應一個師，指定要在山區向世界上最頑強的部隊發動一次大進攻而儲備的)公布如下： 
　　　　章多的庫存，為克節朗河防區備用(第七旅旅部，兩個步兵營和其他部隊包括工程兵、輕工兵和腳夫——全部兵力約2,000人)： 
　　　　　　　　　　粗麵粉和大米　　　　 夠5天用 
　　　　　　　　　　豆類　　　　　　　 　　　8天 
　　　　　　　　　　蔬菜等(罐頭)　　　　12－15天 
　　　　　　　　　　茶　　　　　　　　　　　18天 
　　　　　　　　　　牛奶、糖、鹽　　　　　　　無 
　　　　 (就是說，發足標準定量，大約夠用5－7天；發給定量的一倍，大約夠用10天) 
　　　　倫坡的庫存為娘江河防區備用(師部，兩個步兵旅和其他部隊——全部兵力約3,000人)： 
　　　　　　　　　　粗麵粉和大米　　　　　　10天 
　　　　　　　　　　豆類　　　　　　　　　　14天 
　　　　　　　　　　蔬菜等　　　　　　　 8－10天 
　　　　　　　　　　罐頭牛奶　　　　　　　　22天 
　　　　　　　　　　茶　　　　　　　　　　　19天 
　　　　　　　　　　鹽、糖　　　　　實際上等於無 
　　　　這還不是問題的全貌。人們可能沒想，至少以達旺為基地的部隊，會是供應充裕的。但是我從卡爾茵那裡得到了統計數字，這就是為供應達旺防區部隊2,900人而儲存的情況： 
　　　　　　　　　　粗麵粉和大米　　　　　 16天 
　　　　　　　　　　豆類　　　　　　　　　 23天 
　　　　　　　　　　蔬菜等　　　　　　　僅夠6天 
　　　　　　　　　　茶、牛奶、糖　　14－20天以上 
　　　　如果說，這些統計數字反映了一幅可怕的給養供應情景，那麼彈藥的供應情況就更差得遠了。在克節朗河防區，只有一個營(第九旁遮普聯隊)具備“第一線”的彈藥供給標準——那就是說，全部由人攜帶的彈藥和營里儲備的彈藥，足夠作戰一天之用。其他營(拉加普特聯隊和廓爾喀聯隊)就只有按人分發的隨身攜帶的“小袋”彈藥(夠與敵人一次接觸後約半個小時作戰之用)。整個防區的迫擊炮彈總數為725枚， 
　　　　使我大為憂慮的另一問題是缺乏冬衣。在這些高地上，全體人員按正常標準，都應發給“雪衣”——即睡袋和毛毯，毛線內衣褲和毛呢外衣以及其他。除達旺外，其他所有防區很少分發這些衣物。例如，拉加普特聯隊和廓爾喀聯隊只分別得到60個睡袋，其餘的人每人只有兩條毯子——廓爾喀聯隊仍然穿着夏衣。這些部隊露宿在12,000到15,000英尺的高地上，冬季很快降臨，在這種條件下，他們的困苦境況是不難想象的。 
　　　　我把所有這些項目列入一個明細表，準備送給軍長；然後，我開始答覆他的調查表中有關戰術情況的部分。我覺得全文引述是十分必要的： 
　　　　問題1： 
　　 
　　　　我們能同集中攻打章勒的中國部隊較量嗎？如果能夠，何時與如何？ 
　　 
　　　　答： 
　　 
　　　　章勒現有第九旁遮普聯隊的兩個排。今天已經調去另一個排，一個3英寸追擊炮小隊，有炮彈90發；一個中型機槍小隊，有盒裝子彈5,500發，手榴彈108枚，帶裝子彈3,200發，一個前沿軍官觀察組。在章勒的兵力將是130個戰鬥員，有4天的口糧和有限的彈藥。他們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堅持與一個營作戰，作戰期限將根據我們提供口糧、彈藥和援兵的能力而定。 
　　 
　　　　問題2： 
　　 
　　　　已否發現章勒方向有什麼情況？ 
　　 
　　　　答： 
　　 
　　　　從10月10日以後，曾發現敵人在坦普洛格橋、僧崇和穆克沙爾地區，有頻繁的活動：估計有一個營挖壕固守。10月16日凌晨3點30分，約有25到30個中國人向章勒試探，並用輕武器向我們的部隊開火，扔手榴彈。我們進行了回擊，大約20分鐘後，交火停止。中國人留下一具屍體，我們的巡邏兵看到該地區有很多的血跡。可以設想他們遭到更多的傷亡。在這次遭遇戰中，我們沒有傷亡。 
　　 
　　　　問題3： 
　　 
　　　　要摧毀第二、三、四號橋和坦普洛格橋對面的敵人陣地，需要什麼武器和彈藥？ 
　　 
　　　　答： 
　　 
　　　　很清楚，敵人在克節朗河北岸的陣地，是得到全部塔格拉山嶽防禦系統的支持的。把第二、三、四號橋和坦普洛格橋對面的敵人陣地，看作孤立的陣地，那是不正確的。如果向其中任何一個陣地進攻，就會遭到一個或更多陣地在側翼或從縱深進行的反擊。所以，我們應有足夠的火力以壓制敵人的炮火和他們的支援陣地。在做到這一點之後，必須用火箭筒、手榴彈和極度烈性炸藥包進行襲擊，以摧毀敵人的每一個地堡。 
　　 
　　　　基於上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日本作戰的經驗，最低限度的需要如下： 
　　 
　　　　(1)師的炮兵具有三份第一線標準的彈藥。 
　　 
　　　　(2)所有步兵武器，發給三份第一線標準的彈藥。 
　　 
　　　　(3)極度烈性炸藥包。 
　　 
　　　　(4)每排發給一個火焰噴射器。 
　　 
　　　　問題4： 
　　 
　　　　如果所要求的一切都能提供，該旅能占領什麼而且何時占領？ 
　　 
　　　　答： 
　　 
　　　　如果給予所要求的一切，該旅應能占領第二、三、四號橋和坦普洛格橋對面的陣地。 
　　 
　　　　然而，在克節朗河北岸的陣地，將難以抵擋來自北方的隨後反攻。至於發動進攻的時間，在11月30日以後的任何時候都將對中國人有利。 
　　 
　　　　問題5： 
　　 
　　　　在第二、三、四號橋和坦普洛格橋的確切部署如何？ 
　　 
　　　　答： 
　　 
　　　　我們的部署如下： 
　　 
　　　　(1)第二號橋　　第九旁遮普聯隊，缺一個連。 
　　 
　　　　(2)第三號橋　　第二拉加普特聯隊一個連。 
　　 
　　　　(3)第四號橋　　第二拉加普特聯隊，缺三個連。 
　　 
　　　　(4)坦普洛格橋　　第二拉加普特聯隊一個連。 
　　 
　　　　由於這些部隊的陣地都位於深山峽谷之中，沒有一個陣地可以得到我們的炮兵支援，而且在這些陣地上，縱然目標在射程之內，我們的槍也不能擊中目標。 
　　 
　　　　總之，我願意把某些事實連同我的一些看法擺在你的面前。你和你的參謀對於地形、敵人的兵力和氣候都有透徹的了解，所以我確信我所說的將不會被誤解。 
　　 
　　　　戰術問題 
　　 
　　　　敵人在塔格拉山脊地區部署了一個完整的師，加上在塔格拉山口前沿有一個旅，這個師的其餘部分可以隨時調來，這種兵力部署看來是不勻稱的。然而，塔格拉山脊對於中國人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控制着他們在勒村的主要基地。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兵力部署是與塔格拉山脊對於他們的重要性成正比的。他們選好了陣地，修築了工事。緊靠他們的後面，就是公路。他們的前沿陣地，可以通行騾馬。就兵力、陣地、火力支援(由於缺乏武器與彈藥)以及合理部署部隊的基地等方面而言，我們都處於不利的形勢。敵人肯定將在克節朗河北面，爭奪除了第一號橋以外的所有陣地。 
　　 
　　　　章勒是相當孤立的。沿克節朗河南北兩岸通向章勒的道路都受中國的控制。另一條路是從章多走，但是已被大雪覆蓋了，無論如何也要兩天的路程。靠空運維持章勒已無可能。敵人可能認為直接攻打章勒太不合算，但是他們勢必會切斷它的交通線，以孤立該處的哨所。 
　　 
　　　　我們不具備防守章勒的充分條件。因此，我建議從章勒撤出我們的哨所。 
　　 
　　　　我不能花費太多的時間來編寫這個報告了，因為我必須在當天傍晚，把報告送到軍長的手中。我得到通知說，次日上午，在提斯浦爾將舉行一次高級官員會議，克里希納·梅農，塔帕爾將軍和森將軍都在視察第四軍，為了對我的“脫離戰鬥”的要求在現場作出最後的決定。所以我不敢耽誤。匆忙把報告打字整理好，就從我的師部派一軍官，乘直升飛機把報告送交考爾將軍。 
　　　　只是把文件送出之後，我才有時間細閱邊境全線各哨所送來的報告。一份來自第九廓爾喀聯隊的報告說，某個中國高級軍官，可能是師長，視察了塔格拉陣地，並且發布了命令。10月15日，中國的指揮官在塔格拉西部某地，舉行了一次會議(靠近示意圖中標明的地點瓦德蘭。第九廓爾喀聯隊的駐地位於扯冬哨所上面大約500英尺的一個禿山嘴上，由此，可以清楚地看見對方那些地點)。大概在上午10點鐘的時候，有20個或者更多的一群穿軍服的中國人，在空曠地上集會，主持者是“一個戴紅帽子的人 [ 譯者註：我軍從來沒有戴紅帽子的，作者肯定是搞錯了。 ] ……另有一個穿藍制服的人，離人群稍遠，但是在說話聽得見的距離以內。”(政治委員嗎？)。第二天又舉行了幾次會議，還是由那個戴紅帽子的人主持。他多次指向章多和南邊其他地區(通過望遠鏡，這一切都清楚可見)。報告還指出，10月15日第一次會議之後不久，在塔格拉山脊上幾乎到處重新挖戰壕——夜間燈光大為增多，似乎挖壕工程連夜繼續。 
　　　　在我腦海中，再也沒有任何懷疑了。所有這些活動，都預示着中國即將越過克節朗河發起一次進攻——也可能在娘江河谷，因為兼則馬尼也有報告說，我們哨所的對面在集結部隊，有些中國部隊已逼進到離我們哨所300碼以內的近處。我給比吉打電話，並向他轉達我的憂慮。他告訴我，他剛收到我的報告，他將於次日把我的建議提交軍區司令和陸軍參謀長。 
　　　　與此同時，我方也在集結部隊。一個新的步兵營、第四近衛軍聯隊(指揮官是哈里哈爾·辛格中校)正陸續到達。這一營是指定守衛第一號橋的，留下一個連駐在哈東山口，準備在山脊上修築防禦工事。另一個營第四高爾瓦爾步槍聯隊(從第六十二步兵旅撥出)也已到達，並且被派到達旺，駐在卡爾茵·辛格的防區。此外，我曾接到通知，第十三道格拉斯聯隊將在幾天之內空運來。 
　　　　乍一看，這些援軍的來到似乎是令人鼓舞的，但是我很懷疑他們的戰鬥力。增加這麼多的地面部隊是一回事，但是由於他們的彈藥供應仍將限於每個人所能隨身攜帶的，而他們的給養儲備又受到我們脆弱的後勤供應線的限制，這些新部隊的戰鬥力定會受到嚴重的局限。在耗盡了他們按人頭為標準發給的彈藥之後，他們就只能代表更多吃糧的人口了——而我們恰恰是沒有給養來源，甚至保證這麼多人吃飯的任務都完成不了。 
　　　　同時，我必須就如何作戰，制定一些準備應付意外的計劃。我確信，如果我們不從章勒哨所撤出，並把部隊調回河的南岸，那麼，中國人不久就會渡過克節朗河展開全線進攻，還可能從兼則馬尼沿娘江河谷而下配合進攻，而我們在娘江河谷一帶部署的部隊很少。我不認為他們會從棒山口同時向達旺發動進攻，至少在克節朗河戰鬥的命運沒有決定之前是不會的。 
　　　　我的計劃是，如果軍長說服了陸軍參謀長，允許第七旅向後撒，並且在哈東山脊重新構築防禦陣地，我就把哈東山口－色基姆－倫坡地區分配給達爾維和他的三個營——第二拉加普特聯隊、第九旁遮普聯隊和第九廓爾喀聯隊第一營。這將是我的左防區。為了中部防區，我將把第四近衛軍聯隊撤回到吉米塘－薩客地地區，可能派第四近衛軍聯隊的一個連到前方仲昆橋，支援兼則馬尼哨所。我的戰術指揮部將移至薩客地，如果第十三道格拉斯聯隊到達，就作為該地區的後備部隊。 
　　　　至於達旺，形勢一直是很明顯的，如果中國要發動一次總攻，達旺必定是主要目標。這就是為什麼我把達旺稱為“師的生命攸關的陣地”。然而，森將軍為了迎合德里對於扯冬的着迷，竟倉卒行事。實際上把達旺的駐軍調空了。(後來第四高爾瓦爾步槍聯隊調到達旺，加強在那裡孤守的第一錫克聯隊。) 
　　　　依照我的看法，至少需要四個步兵營的兵力，並且具有適當的炮兵支援，才能嚴密防守達旺和守衛從棒山口向南的兩條主要路線(一條直通達旺，長約18英里，另一條經勞到讓，大約四十英里)。目前，我只有一個營(和期待調來的一個營)，以及由一個野戰炮兵連、一個重迫擊炮連和一個山地炮兵團所組成的一支完整的炮兵部隊。這支部隊只夠封鎖那兩條路線，再無餘力用於嚴密保衛寺廟和達旺高原南端的城區了。不管如何，在一兩天內，我至少要有一個合乎要求的旅部來指揮達旺防區。因為我已經得到通知，第六十二旅的旅部，將從查道移駐達旺，以接管卡爾茵·辛格所轄的特別炮兵旅旅部。 
　　　　我必須同卡爾茵·辛格討論這一切問題，然後我才能果斷地制定出一個保衛達旺的作戰計劃。我發電請他於一兩天內飛來吉米塘，同我磋商。 
　　　　當然，我制定這些應急計劃，是基於以下前提的：授權我重新組織克節朗河的防務。不然的話，我們只有儘自己的最大努力，就地戰鬥下去。 
　　　　誠然，事態就是這樣發展的。17日整個上午，我們焦急地等待着，猜不透提斯浦爾開會研究的結果如何。關於後撤是明智的這一看法，比吉能夠說服現已接近作戰現場的陸軍參謀長和國防部長嗎？更為明智的忠告能占上風嗎？ 
　　　　那天傍晚，我們得到了答覆。軍長電告說，我的建議都已提交同防部長和陸軍參謀長(他們兩位那天都到了提斯浦爾)，但是建議已被拒絕了，大概根據森將軍的意見，陸軍參謀長發布命令，要我們堅守原地，並且擊退可能來自河岸一線的中國任何攻擊。作一次戰術上重新組織力量的最後機會已被放過了。 
　　　　我試圖同軍長通一次電話，但未能找到他。起初，我以為他一定還在忙於陪同那些重要的大人物，可是一直等到很晚還未接通電話，我開始猜測，由於未能使我們部隊的唯一明智的行動方針獲得批准，所以他現在迴避同我談話。 
　　　　同時，達爾維一直在電話中，要求批准他的旅“儘可能快地”從克節朗河撤退。他說，他再也不能維持前沿陣地部隊的口糧了。我告訴他，暫且放下電話，因為我也正在找軍長通話，討論同樣的問題。當時，我不願告訴他軍部的來電，因為他的語氣非常煩躁和激動。由於木已成舟，再與比吉談，有無成功的可能，對此我是信心不大的。但是，在放棄我的意見之前，我決心再與比吉攤一次牌。 
　　　　我繼續給比吉打電話，直到那天深夜和18日上午都未成功。事實上，我完全沒有機會與比吉談話了。最後一次接觸是15日，我在他的軍部同他談話；我已有幾個星期未看到他或未同他談話了。當然，現在我知道原因了，他一直在患重病，17日在大官們回德里後的當夜，他的肺病情況危急。這顯然是多日積累的。自從那次在哈東山口患病，比吉沒有正視他的病情，18日克里希納·梅農派一位特別軍醫到提斯普爾給比吉進行檢查後，比吉被撤回德里去了。軍部擅自決定不通知我這些情況。 
　　　　這是一個嚴重的疏忽。比吉列入病號名單，當他不在期間，軍的指揮任務應該自然而然地移交給我——至少直到新的更有資格的將級軍官被委派代替他。我當然繼續指揮我的師，但是起碼應該有一位將級軍官，能負責在軍一級作出作戰的決定。實際情況是處於無人狀態。尤其是，的確莫明其妙，軍長作為傷病員撤回德里，卻故意隱瞞着我和我的師。 
　　　　面臨着即將對敵作戰的前夕，一個軍繼續由一位臥床不起、遠在千里之外的病危的人所指揮，可見我們已經達到十分荒謬可笑的境地。我聽說，國防部長堅持這種安排，陸軍參謀長予以默認。看來陸軍再也沒有它自己的意志了。 
　　　　 10月18日，來自克節朗河前線的消息甚至更壞了。第七旅防區報告，看見成群的中國士兵，沿着塔格拉山坡的小路在作記號——就像為進行一次夜戰在作準備工作。然後，當夜來自第四近衛軍聯隊防區的報告說，在他們和他們左邊的第九旁遮普聯隊之間，有一群中國士兵過了克節朗河，並且在我們這邊的河岸進入杜鵑花叢林中不見了。那一夜，兩營的巡邏隊都試圖尋找他們，但是樹林太濃密，不能進行偵查活動。 
　　　　從兼則馬尼防區來的另一份報告指出，發現有許多中國人，跨過連接兼則馬尼到第一號橋的小路，正在占領陣地(該處是第四近衛軍部隊的駐地)。我決定親自調查這一報告，因為該地區位於我的師部直接負責的中心防區以內(按照我最近對達旺－克節朗河前線的重新部署)。 
　　　　在此有必要描述一下，在我的防區以內現有道路的地理形勢。幾百年來，印藏貿易路線的主要騾馬道，是從達旺攀登娘江河谷經過薩客地、郭桑曲登、吉米塘、仲昆橋和兼則馬尼(均在印度) [ 譯者註：兼則馬尼等地均是我國領土。 ] ，向北到西藏的勒村、冬卡爾宗和錯那宗。另一條平行道，只是羊腸小道，不適於馱畜通行，是從倫坡向北經過色拉姆，越過哈東山口到第一號橋。這就是唯一的“給養線”，以供應克節朗河防區的兩個營(第四近衛軍聯隊和第九旁遮普聯隊)，以及第七旅防區的交通線(雖然還存在一條可供選擇但是行走艱難的路線，即越過嘎坡第一山口到章多和扯冬)。連接克節朗河前線和娘江河主要路線的唯一東西向的道路，是連接第一號橋到兼則馬尼的羊腸小道。這條小道穿過塔格拉山脊較低的東南山坎，然後進到兼則馬尼。就是這條道路，據報告說已被中國部隊所占領。 
　　　　我下令派兩個偵察巡邏隊，一個從第四近衛軍聯隊的第一號橋向北，另一個從阿薩姆聯隊在兼則馬尼的哨所向南，這樣從相反的兩頭沿這條小道巡邏偵察。我命令他們沿着小道在半路上會合，並且報告是否發現敵人或敵人的任何行動。然後我決定次日親自去兼則馬尼，在那裡作出第一手的形勢分析。幾天以前，我已派人去叫第五阿薩姆聯隊的指揮官拉坦·辛格中校，從他的查道營部來見我：那天情晚，他到達吉米塘我的師部。我想帶着他和我一塊去兼則馬尼，給他一個機會去檢查他在兼則馬尼的哨所，並且向士兵發軍餉。另外也注意看看他們在供應上的安排情況。 
　　　　次日，即10月19日上午8點鐘，我率領少數警衛動身去兼則馬尼，帶着拉坦·辛格。卡爾茵在前一天已到我們師部，但我還沒有時間與他談話。所以我請他伴隨我們一行走一段路，以便我在路上利用機會和他討論他的防區在戰術上變更部署的問題。我也需要他的建議，選擇一個陣地為在兼則馬尼以南建立一個排的重迫擊炮陣地，以支持那個哨所，便於應付一旦發生的戰爭。 
　　　　兼則馬尼在吉米塘以北大約6－7英里。我們在仲昆橋附近半路上的哨所與卡爾茵·辛格分手。拉坦·辛格和我繼續去兼則馬尼。在那裡指揮哨所的青年指揮官，帶着我們圍繞環形防線走了一圈。從幾個觀察點我們可以看見中國部隊在通向塔格拉山頂的高坡上走來走去。青年軍官在他的環形防線外邊，建立了幾個觀察哨所，從這些哨所可以獲得更為詳細的報告。在過去的三、四天內，報告異乎尋常的不斷增加，都是關於中國軍事行動的。也是從這個防區，發現一個戴紅帽子騎馬的中國人，在中國部隊中走來走去，顯然是在臨督他們的活動。就我所見，中國人已不掩飾他們的行動了。我回憶起來，這種不顧安全，擺出一副傲慢的態度，反映了他們在戰術上和數量上的優勢。他們一定知道了，他們將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奪取或摧毀我們的哨所。 
　　　　剛一過午，我派出向南沿羊腸小道去第一號橋的巡邏隊回來了。巡邏隊長說，當他們走到大約一半的途中，一小隊中國人包圍了他們，而且他們用槍瞄準印度的士兵，用印地語告訴他們，回到兼則馬尼去，因為現在他們進入了中國的領土。巡邏隊長說，他看到背後還有中國的部隊在杜鵑花叢林中掠過。因此，他的任務完成了，他已返回哨所作了報告。他沒有同從第一號橋出發的巡邏隊接上頭，大概那一個巡邏隊也被中國人趕回去了。 
　　　　當然，我早預料到這種情況會發生，但是，這畢竟是一個驚人的形勢。負責哨所的青年指揮官，雖然是一個勇敢的軍官，也明顯地被這些情況嚇得有些發抖；所以我決定在兼則馬尼哨所過夜，倒不是為了戰術上的目的，而更多的是為了恢復一點信心。我畢竟還同我的師部保持着聯繫，而且一旦發生緊急情況，距離只有兩小時的路程，所以我們安頓下來喝杯熱甜茶，勤務兵給我鋪好了床準備過夜。 
　　　　然而，天剛剛擦黑，吉米塘來了電報說，剛剛接到軍部的重要通知，他們覺得，通過無線電發給我不安全，請我立即回去，當然，我沒有選擇，便告訴拉坦·辛格留下過夜；我自己立即動身回吉米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