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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扯冬事件
送交者: x-file 2016月02月09日18:53:58 於 [世界遊戲論壇] 發送悄悄話
回  答: 第二章 第四師在東北邊境特區 x-file 於 2016-02-09 18:53:08
第三章 扯冬事件 
     9月8日下午,星期六,在塔庫爾巴里種植園主俱樂部——離提斯浦爾約12英里,我同第七步兵旅旅長約翰·達爾維打了一場高爾夫球。達爾維是在他每年兩個月的休假將要回家之前,從達旺下來的。他打完球後,就回到米薩馬里去了;我留下來在俱樂部看電影。大約晚上8點鐘的時候,電影放映了一個小時,我的師部一個參謀官到俱樂部的電影廳里來找我,說有緊急軍事情況向我報告。他帶來的消息是,大約有600名中國人,從塔格拉山脊下來,包圍了扯冬哨所。對於這一事態的發展,我毫不驚奇;但是,對於軍區和陸軍總部採取什麼態度,我卻有嚴重的憂慮,因為直到那一天,對於我一再要求澄清的塔格拉問題和我們所要求的邊界線,他們簡直不予理睬。 
    到晚上8點半,我回到提斯浦爾師部。9點鐘,有關的情報已密電報告了軍部、軍區和陸軍總部。這一情報已由情報局轉呈德里。此後不久,我接到上級司令部的無數電話,我同達爾維旅長和我的參謀部開了一次會議,然後打電話給軍部傳達以下幾點:
     (1)我早預料到中國方面對扯冬的反應,雖然沒料到如此規模; 
     (2)必須謹慎對待初次報告的這些消息:可能有所誇張; 
     (3)在旅長和我沒有機會視察達旺和倫坡之前,我不準備作出決定; 
     (4)我已經取消了達爾維旅長的休假; 
     (5)我要求取消例行調動第四師所屬部隊的一切行動。 
    我感到很大的寬慰,軍長烏姆拉奧·辛格將軍以如下的話作了答覆:“尼蘭詹,我充分信任你,我將支持你採取的任何步驟。我將努力滿足你的全部要求。而且軍部和我都不干涉你的行動。無論何時,你認為能夠向我作出形勢估計的話,我就聽取。”在這次與烏姆拉奧·辛格將軍談話之後,我消除了疑慮,我覺得對於軍區和陸軍總部繼續源源而來的大量文電和電話,我都可安然不予置理了。只要說這些信號和文電都無多大意義就夠了。他們只暴露勒克瑙 [ 譯者註:東部軍區司令部設在勒克瑙。 ] 和德里太脫離戰地的實際情況,太不了解距離、兵力和後勤等等所具有的確切含意。例如,陸軍總部發來了密電,其要點是,第九旁遮普聯隊在援救扯冬哨所之後,應該在塔格拉向中國進攻!東部軍區司令部在9月9日發給第三十三軍司令部同樣愚蠢的密電(同時發給陸軍總部和第四步兵師),命令第七步兵旅“在48小時內,準備開到扯冬。” 
    對於上級司令部這類無意義的干涉,我向軍長提出了抗議。後來,報紙和廣播的報道,大概是根據政府提供的新聞通報,也完全給人以錯誤的印象。這些報道勢必對任何不得不採取的計劃,造成有害的影響。軍長讓我按我已向他扼要報告的計划行事,不要理睬那些來自勒克瑙和德里的密電與電話。 
    我向達爾維旅長發出以下指示: 
     (1)第九旁遮普聯隊正在從達旺開到倫坡,一定要儘早加強扯冬哨所; 
     (2)達爾維旅長要在9月9日早晨乘直升飛機回到他在達旺的崗位; 
     (3)9月10日我在空中偵察塔格拉之後,準備在倫坡降落,於同一天在達旺與達爾維旅長見面。 
    很清楚,不會再給我增加人力物力。甚至我要求取消調動第九廓爾喀聯隊第一營,也被東部軍區司令部以站不住腳的理由拒絕了。(第九廓爾喀聯隊是從達旺來到米薩馬里,準備調去換防的。)全部行軍都靠人背和騾子馱。從邦迪拉向前,沒有機械化的運輸工具,雖然當天氣晴朗時,偶爾可用吉普車費力地開到達旺。這一點必須記住,在東北邊境特區,由於地形和天氣的因素,距離就具有不同的意義了,因為那裡的行動必須以時間來計算。步兵在山路行軍是每小時走一英里,大批部隊行軍,在最好的情況下,一天最多10到12英里。 
    至於空運,在提斯浦爾空軍有四架俄國的米-4型直升飛機。但是,這些飛機沒有盤旋的能力,着陸和起飛需要有100碼平坦的場地,因此,要嚴格限制使用。十分令人奇怪的是,在9月8日以後,直升飛機的水平旋翼公認的使用壽命,任意地被減為200小時,這樣就進一步壓縮了直升飛機的使用。我聽說在9月8日以後,幫助印度空軍的俄國專家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了。 
    碰上好運氣,9月9日,天氣晴朗,達爾維旅長能夠飛到達旺。 
     9月10日,我飛越倫坡北部的哈東山口,對整個娘江河谷和塔格拉山嶽,進行了一次詳細的空中偵察。我能夠看見在山脊上很多正在進行準備的中國陣地。在偵察之後,駕駛員多次試圖在倫坡簡易機場降落,但是米-4型飛機降不下去,所以我只得飛到達旺。 
    在達旺,為了讓達爾維能夠正確估計形勢,我提供他以下幾點參考意見和目標: 
     (1)在扯冬來自中國的任何干擾,必須以武力對付; 
     (2)達旺的安全,要置於超過其他任務的優先地位; 
     (3)必須捍衛經過兼則馬尼的娘江河沿岸的安全。 
    我給第七旅的任務是,同我們在扯冬的哨所重新建立聯繫,並且從我們的領土上(意指克節朗河以南)把任何中國人驅逐出去。 
    我同達爾維旅長詳細討論了形勢。在我進行空中偵察之後得出三點主要的結論: 
     (1)在本地區對面的邊境以北,中國大約配備了一個師,在塔格拉山脊有一個團(相當於我們的旅); 
     (2)以我們現有的人力物力所能做的,只不過是援救扯冬哨所和擊退小規模的侵犯; 
     (3)不論我們採取什麼行動,絕不能讓達旺失去掩護。 
    達爾維旅長就此問題同他自己的指揮官和參謀人員磋商考慮之後,把他的形勢估計和計劃綱要給了我。我基本上同意他的結論;接着,在9月11日我飛回提斯浦爾。當天我向軍部匯報了最近的情況,並把第七旅的計劃轉交他們。在我給軍部的信中強調了以下幾點: 
     (1)扯冬地區的地形(高達15,000英尺)適於防守,但只能部署小股部隊進攻; 
     (2)不管怎樣,在10月15日以後,預計有大雪,這不僅使各種行動更加受到限制,而且使業已朝不保夕的後勤供應更加惡化; 
     (3)扯冬很可能位於麥克馬洪線的中國一側,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們實際上已經在可以稱之為有爭議的地區進行巡邏了;
     (4)在第九廓爾喀聯隊第一營調出以後,第七旅只剩下兩營步兵,這樣,中國的兵力(估計在這一地區有一個師)比我們強大; 
     (5)由於去達旺的道路不能運輸任何給養,我們的後勤供應狀況,要比中國方面困難得多。 
    我進一步論證:由於上述各種局限性,根據目前第七旅的計劃綱要,只能派一小分隊去扯冬哨所換崗,同時把該旅的其餘部隊集中於倫坡北部和娘江河西部。同時,我指出,在這一地區,對中國人來說,達旺是最寶貴的,在第七旅調到倫坡之後,我已無力調動部隊保證達旺的安全了。 
    這時換防的軍事行動已經開始。第九旁遮普聯隊去扯冬哨所巡邏時,遇到的困難是找不到道路,因為在這一地區,只有羊腸小道,而且由於最近的暴雨,連這些羊腸小道也被衝垮了。尋找搬運夫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但是,在10日,一個小分隊,帶着幾個在當地找到的搬運夫,冒着傾盆大雨,終於找到了通往扯冬的道路。同時,第九旁遮普聯隊的主力部隊,正從達旺調去倫坡。在當時的條件下,我預計,第九旁遮普聯隊的先頭部隊,5日可到達扯冬,而主力部隊在17號以前到達不了。結果,主力部隊於16日就到達了扯冬。 
    在這裡,我覺得有必要逐字逐句地記述我對達爾維旅長所下的指示,即一旦中國人干擾了第九旁遮普聯隊的行軍時,應如何對付。我的指示是: 
    你的主要任務是與扯冬哨所建立聯繫,並且加強這個哨所。第九旁遮普聯隊應避免路上發生任何遭遇戰。如果不可避免,則主力部隊應奮勇前進,只留下最小限度的兵力在路上牽制敵方小股部隊。只有在指揮官下令時,才允許開槍射擊。 
    這些指示,在我們中間經過討論之後,我才正式下達;主要的目標——必須援救扯冬哨所,並增強它的作戰潛力——用最明確的詞句下達了。我的看法是,中國人把克節朗河當作事實上的邊界,如果我們過河到克節朗河的北岸,而不是在河的南岸,他們就會干涉我們的小分隊。在這個問題上,事實證明我是對的。 
    我要支援小分隊到達扯冬而不在途中陷入小規模戰鬥,因為遇到那種情況,中國人會搶先選擇有利地形進行遭遇戰。在這個問題上,我很注意不容有任何含糊,特別是關於批准開槍的問題。米斯拉中校頗能執行這種微妙的任務,他對這些命令的理解也無困難。在路上他把小股部隊留在第一號橋和第二號橋的對面。果然,中國人企圖在那裡阻止他通行。最後,他率領他的營中的大約100人,沿克節朗河南岸到達扯冬哨所,並立即下令加強第一號橋、第二號橋和扯冬哨所的防禦陣地。 
     11日,當我回到提斯浦爾之後,同軍長通了電話,口頭向他匯報了我的看法,他表示同意。與此同時,據我看來,勒克瑙(東部軍區司令部)和德里都被戰爭歇斯底里的情緒所支配。他們甚至要求每個小時都要報告部隊的進展情況。我簡直無法使他們理解,要與在高山中行軍的部隊保持經常的無線電聯繫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不能按時給他們情報。雖然我受到軍部的充分支持和贊助,但我沒有辦法擋住從勒克瑙和德里來的無益的干擾。 
    當時我得到通知,東部軍區司令萊·普·森中將、值星參謀官,不久要來提斯浦爾視察。9月12日,我按時到機場去迎接他。他冷淡地跟我打了招呼,在乘車返回師部的途中,連一句話也沒說,更使我難堪的是,他對我的所有問話都不予置理。 
    在師部召開了一次會議,由東部軍區司令主持,出席的有軍長烏姆拉奧·辛格中將、空軍中將馬·馬·恩敬尼爾(飛行優異十字章獲得者)、東部軍區空軍司令,以及我的師部各單位大多數的頭頭們。 
    森在會上一開頭就說,塔格拉山脊是印度的領土,一定要把中國人“趕出去”。密碼代號為“來克亨行動”的計劃(Operation Leghorn),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加以執行。之後,他就進入一種漫無中心的謾罵,其要點不是說,他怎樣執行這些行動計劃,而是說,對於不立即採取行動的人,他將認真考慮給予處分。而對於第七步兵旅的形勢估計和軍長以及我本人對此估計的評論,卻一點也沒有討論。軍長企圖提幾點中肯的意見,但被粗暴地打斷發言。輪到我發言,我提出了抗議,為什麼不答覆我一再要求對塔格拉山脊予以澄清的報告,這種要求,如前所述,我從8月初就提交上級了。甚至我還沒有講完話,軍區司令就說,他不準備同我進行任何討論,而是將向軍長發出全部必要的指示。軍長的不滿是頗為明顯的,但也不容他提出任何問題進行討論。至少可以這樣說,軍區司令這樣的作法,未能使人產生信心,反而使全體人員大為激怒。 
    軍長與軍區司令私下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之後,動身到西隆去了。據我所知,軍長完全支持我的建議,我們應當把我們的行動限於援救和加強扯冬哨所,而不要發動任何進攻性的軍事行動。他也指出了,同中國人捲入一場大規模的衝突,將會造成更為深遠的影響。這些影響如下:第一,達旺的安全——由於我們把第七旅調往克節朗河,在東北邊境特區主要應由我們負責的達旺,就面臨着中國可能從北面採取的任何行動。第二,如果從那加蘭和曼尼普爾抽調任何兵力的話(兩者都由第三十三軍負責),那加族的活動就可能加劇。第三,巴基斯坦可能充分利用我們捲入衝突的時機,旁遮普邦就要遭受一場大規模的進攻。這些意見顯然沒有得到上級的考慮,也從來給予答覆。森要干的卻是在提斯浦爾公共工程局的旅舍內建立一個戰術指揮部,他開始對周圍的人下命令,不僅調動部隊,甚至調動我指揮下的人員。而他自己卻不向前沿移動。他以前從未到過前沿地區視察,儘管在他的指揮下,那是戰略上最重要的地區。不管我怎樣努力也未能說服森,第九旁遮普聯隊的指揮官能力較強,我們不應該調動他們,要等到扯冬哨所的情況緩和下來。 
    請記住,9月9日,我接到命令,要開始把第七旅向前調動到倫坡,這一調動就使達旺完全失去了掩護。尤其是,森曾下令,把達爾維旅長立即調到倫坡。當時我用最強烈的言詞對這項命令提出抗議,指出在米斯拉中校到達扯冬哨所以前,達爾維旅長不能動,但我的抗議被否決了。 
    在提斯浦爾,森的“戰術指揮部”極力折磨着我們,頒發出各種各樣混亂的和不切實際的命令,我感到不耐煩,再也忍耐不住了,就報告軍區司令,請求他或者至少派他的一位高級參謀官,親自前來熟悉前沿地區的地形——特別是達旺和倫坡周圍——否則,他不可能了解有關軍事集結的時間、空間和人力等問題。這就使森和我個人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了。當然,因為他憎恨在我的建議中暗含着對他的批評:他的司令部從沒有一個人去到高地走一走,甚至都不乘坐直升飛機來看一看。 
    在那些年月里,森中將一直是東部軍區司令,而且在那段期間不論醞釀着多少問題,加上最近發生的情況,他一直無暇離開平原去視察提斯浦爾的前沿地區(離達旺200英里,離扯冬250英里),依照我的看法,這是嚴重的玩忽職守。假如他能夠進行一些視察,就會在一定程度上面對鐵的事實考慮問題的。然而,實際上,他對地形完全無知,加上他顯然由於不喜歡烏姆拉奧·辛格將軍而時常發怒,這就使他對當前實際情況不能進行理智的思考。順便說一下,幾天以後,森的總參謀部的赫·卡·西巴爾准將,在無意中證實了我的想法:軍區司令對這一問題之所以脾氣暴躁,大多起源於他強烈的不喜歡烏姆拉奧·辛格。西巴爾是我的老朋友,在同軍區司令的一次特大風暴式的會議之後,他把我叫到一邊,告訴我不要提太多的反對意見。他說,“你何必加入戰線呢,這一切都是為了整烏姆拉奧的,你置身於他們之外好了”。當我指出,我那個師可就要在這個過程中陷入困境,他回答說;我不必過分擔心,因為不會發生什麼事的。他進一步說,軍區司令深信中國人不會有強烈的反應:他只不過是藉此機會“整一整’烏姆拉奧罷了!聽到這些情況,並未增加我對軍區司令或他的高級參謀的信心。 
    森曾發布一些顯然是錯誤的命令,不管烏姆拉奧·辛格和我本人向他提過多麼強烈的抗議,但是,他仍然不斷地直接向部隊和個別人下達命令。當他不能每分鐘都從師部得到情報時,他就堅持要從阿薩姆步槍隊方面獲取情報。由此帶來的隱患是:來自這些準軍事性的機構的電報,常常用明碼發出,從而危害密碼的安全。因為由第九旁遮普聯隊和第七旅通過正當的程序,用密碼也發給我的師部同樣內容的情報,自然就使我們通信密碼的安全受到危害。不僅如此,軍區司令習慣於用公開的民用電話,不分晝夜的同德里長時間通話,沿電話線路的任何未經許可的人都可以收聽這些長談。這樣,保護密碼安全的全部基本規則,都置於不顧了。 
    一切道理和軍事觀念,似乎都被拋入雲霄。我的兩個營竟然接到命令,要發動進攻,要把一旅中國部隊從塔格拉清除出去,回顧起來,這一切似乎是難以令人置信的。 
    同時,調第九廓爾喀聯隊第一營去後方駐防的命令終於撤消了,又命令他們沿着漫長的山路步行重返第七旅。我也得到了不明確的指示說:在將來的某天某時從某地增撥兩個營和有30輛車的運輸排,來加入第四步兵師。實際上沒有給我什麼人力物力的支援,不論是進行230英里交通線的部隊調動,還是保障達旺和瓦弄這些關鍵性地區的安全,而且,要向一個牢固地占據着塔格拉山脊的強大敵人發動大規模的進攻,卻又確實沒有給予我們任何支援。必須記住,要在如此條件下完成這一切:狂暴的雨季仍在持續,它對交通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破壞;在空中,除了在氣候稍好的短暫間隙中可以偶爾進行飛行外,常規的飛行沒有可能。 
    在軍區司令的作戰計劃中,全然不考慮我師後勤供應上的弱點。例如,第九廓爾喀聯隊第一營,要帶着全副裝備登山行軍,要步行全程230英里回到達旺。沒有提供任何運輸工具來運送部隊,即使短程穿梭來回的運輸也沒有提供。沒有發給部隊保暖的衣服,他們仍然穿着橄欖綠色的夏季軍服(他們換上夏季軍服,是在他們調出東北邊境特區之前,冬衣被收走了)。一旦他們走上扯冬,就無法發給他們冬衣了,後來,冬天突然開始,他們要在15,000-16,000英尺的高地作戰,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甚至在戰鬥開始之前,很多人就已死於肺炎和其他肺病了。 
    進行這樣性質的一次戰鬥,正常的軍事程序,應該先對戰鬥作出正確的估計,包括後勤的具體安排,對情報的全面評價,並且給師部發出明確的書面命令。實際情況卻是森或他的參謀官沒有估計,而只給了我們模糊而粗略的口頭指示,沒有明確地指出敵人的部署、兵力和可能的動向。至於作戰的後勤方面,不是由於他們的不了解,就是完全被忽視了,或者說,很可能是由於不了解而忽視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制定一個有戰術意義的計劃,誠然是一項困難的任務。在我對這一地區進行了偵察之後,我對敵人的估計是,在塔格拉地區約有一團兵力(等於我們一個旅)守住塔格拉山脊,這就意味着,該師的其餘部隊就在後面,一俟得到通知,一兩天內即可到達。我估計瓦弄(在洛希特邊區)附近至少有一團人。這些估計被上級當局不加解釋地否定了。關於中國的兵力,上級告訴我的僅有情報是十分模糊的,據說塔格拉的北部,只有“不超過200人的一小撮勞動營部隊,他們沒有戰鬥力。”我很難想像這情報的來源,肯定不是來自兼則馬尼的文職情報站,因為他們了解情況,並且同意我的估計。 
    軍區司令下一步開始折磨我了,教我制定一個占領塔格拉的計劃。我提出了抗議,我說,以現在的兵力狀況進行這樣一次戰鬥,是行不通的。但他堅持要我制定一個計劃,在我的朋友西巴爾暗地裡勸告之下,僅僅為了滿足森的要求,我編造了一個虛構的計劃。 
    我違背心願而編造的計劃如下: 
    第四炮兵旅部(在這種地形條件下,很少有炮戰任務)將作為一個步兵旅部,並從第七步兵旅部接過保衛達旺地區的責任,撥給它新近即將到來的兩個營, 
    第七步兵旅與第二拉加普特聯隊、第四近衛軍聯隊和第九廓爾喀聯隊第一營(仍在從米薩馬里到達旺的行軍途中)將集中在倫坡; 
    第九旁遮普聯隊留駐扯冬; 
    倫坡基地充分儲備30天的給養;章多基地(在扯冬的西南)儲備15天的給養; 
    只有在此之後,第七旅才能取道章多向西調動,在章勒集中,準備對塔格拉山脊進行突然襲擊,向東掃蕩。 
    關於這個“計劃”,我必須略加展開地談一談,我們是如何編造出來的。章勒是一個很小的偏僻的牧羊人營地,按照一位軍士(未授軍官銜)在巡邏時,用鉛筆倉促勾畫出的克節朗河谷示意圖,似乎它位於扯冬西部的某處。據此,為了迎合軍區司令的意圖,我就編造了我這個孤注一擲的作戰計劃(我承認,所有這一切,在事後看起來是輕率的舉動,而我和我的師,確實是自食其果,在後來的三周,受到這種輕率舉動的報應,這個我以後再加敘述)。因為中國部隊占據着從第一號橋到扯冬的大片河床的緊靠北部的陡峭山腰,我這支裝備低劣的部隊根本沒有可能從河岸線直向山上發動一次正面的進攻。所以,我那“幻想產生的”進攻路線,要以章勒側翼為基地,發動進攻,然後向東掃蕩,並向上打到塔格拉。如果我突然受到攻擊,這是唯一可行的路線——或者說,當我看到那個鉛筆畫的草率示意圖時,我是這樣認為的。縱然來自軍區司令的壓力,我承認制定這種假造的欺騙性的計劃是我這方面的一個失誤——我們全都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我所能為自己辯護的是,我曾明確表示過,發動進攻要以完成倫坡的後勤儲備為條件,而我知道,由於種種原因,那是不可能的。 
    第一,得不到空中的補給。第二,在倫坡沒有建立空投場地的可能性,不可能得到大量的儲備,在章多也同樣不可能。第三,沒有搬運夫來搜集和分配空投下來的沉重物資。就陸上的聯繫而言,即使從我的師部抽調一個特別後勤小組去幫助第七旅部隊的集結,去達旺的道路在冬天的積雪中,連輕量的運輸也承受不住;我還調出一個機槍營的營部,用以控制提斯浦爾到達旺的危險地段,疏通運輸的阻塞。但是,實際上的需要,還要大一百倍。 
    倫坡被選作為主要的空投區,而章多作為前沿的空投區,這兩處都未曾試用過。而結果是,在和平時期的條件下(在很少傷亡和損耗的時候),倫坡也只能維持一個營左右的運輸量。章多,後來發現它完全不適合作為空投區,由於陡峭的山坡,空投物資散落四處。而且,倫坡和章多只能接受雙座貝爾型直升飛機,我們師根本沒有這種飛機。 
     9月17日,我一聽說第九旁遮普聯隊已到達扯冬,馬上就帶領我的偵察隊由陸路去達旺。12日,冬季已降臨,所以飛行沒有可能了。在旅途中,我發現道路的情況是這樣:過了邦迪拉,就不可能繼續通行車輛。我總算讓護送小組勉強地通過了。我在路上,看見幾批直接從平原開來的部隊,還穿着夏季制服,背負全部裝備,在不停的大雨和沒膝的爛泥中掙扎着穿過高山口,如色拉,高度為14,500英尺以上(埃德蒙德·希拉里爵士稍後來到色拉,他說,就是登山運動員要適應這樣的高山氣候,至少也要一個星期)。 
    這一點我是清楚的,如果自稱無所不知的德里當局是錯誤的,而中國人又定要抵抗我們建立哨所的行動;那麼,我們着手愚蠢的進攻計劃,其最終結局只能是一場大災難。顯然,勒克瑙和德里的上級當局,或者根本想象不到這些鐵一般的事實,或者他們知道,但卻寧願不顧事實。 
    這時候,中國廣播了幾條消息,要求我們的部隊從第一號橋、第二號橋和扯冬越過克節朗河的陣地上撤回去。當然,我們的部隊不予理會;並且繼續鞏固所占陣地和修整通往扯冬的道路。 
    在雙方敵對武裝如此對抗之下,長久維持和平是不可能的。9月18月,發生了第一次交火事件,結果雙方都有傷亡。這樣,沉悶的對抗,已升級到公開的、還可以說是有控制的戰爭行動了。這次事件,也顯示出中國人是準備得很好的,並且有相當的實力。在另一方面,我們只能勉強支撐沿着克節朗河南岸挖壕固守的第九旁遮普聯隊的幾股小分隊。撤運傷員遭到了巨大的困難;在那些高地上,要用6個到8個士兵抬一副擔架,才能回到倫坡,從倫坡再空運到吉米塘。有些傷員在搬運途中就會死去,根本到不了戰地外科中心。 
    我放心不下的是,我們已使達旺面臨嚴重的威脅。我願強調說,達旺不僅具有政治上和戰術上的意義,還有另一個重要的考慮。即達旺的佛教徒門巴人,特別是著名的達旺寺廟裡的幾百和尚,對於中國人和西藏人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恐懼,1960年,當我們開始建立陣地時,他們曾抱着希望與印度軍隊共命運,完全和我們一致行動。所以,他們的安全對我們是一種神聖的信託。 
    以前我曾經要視察倫坡和扯冬,但是沒有適當類型的直升飛機。年青的空軍駕駛員們,作為優秀的飛行員,很想為陸軍分擔他們的一份責任。曾幾次試圖降落,事實上,這樣做的結果,一架米-4型直升飛機在臨時機場上墜毀了。因此,飛行是不可能了。我不得已步行去倫坡,從達旺出發需要四天艱苦的長途跋涉。 
    在倫坡,我見到達爾維旅長和其他從達旺步行來的人。我發覺達爾維情緒低落,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整個的氣氛是令人沮喪的。部隊有很多人來自伏特山,步行230英里,疲勞、飢餓、衣着破爛、士氣頹喪。 
     9月27日,軍長烏姆拉奧乘一架雙座貝爾型直升飛機到達倫坡。他通知我們,內閣已決定要攻打塔格拉,而且這一進攻必須儘早完成。這等於他向我們投擲了一顆炸彈。烏姆拉奧·辛格將軍在倫坡的兩天內,我們進行了充分和坦率的討論。然而,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只有按照軍區司令的命令,進一步草擬了一個試行計劃。 
    根據我對中國兵力的估計(當地情報局的代表已予證實),我寫出一個書面的評價。我估算中國在塔格拉有一團(旅)兵力。至於我們的部隊,除非槍炮彈藥空投到章多(14,000英尺),我不能設想得到炮兵的支援。 
    冬天很快降臨,在較高的山峰上,已經開始下雪,很快就要封閉我們前沿陣地的陸路通道。這就意味着,一切軍需給養——不僅包括口糧和彈藥,而且包括為我們部隊避寒用的預製掩蔽所——勢必在章多至少儲備六個月的,因為在冬季空投是不可能的。至於傷員,從章多撤離的唯一辦法是乘直升飛機,但是迄今為止,只有一種型號的直升飛機能夠在那裡降落。 
    基於這些因素,在我9月29日的意見書中,我建議“既定的作戰計劃,只有在下列條件下才能執行: 
     (1)如果必需的儲備(即供應旅的儲備在倫坡夠維持30天和在章多夠維持15天),最遲在1962年10月15日完成; 
     (2)如果冬季避寒掩蔽所和為倫坡前沿駐軍提供6個月的儲備,能在1962年11月底得到保證”。 
    當我徵求達爾維的意見時,他說設想中的作戰計劃,是他的旅力所不及的,我同意。我表示,向塔格拉進攻應是一個師的任務,還要有足夠的炮兵支持和得到後勤支援的保證。烏姆拉奧以其直率的態度,寫下了他的書面意見:這個作戰計劃“不能同意”。這就是他交給森的東西。 
     10月2日,我被召到提斯浦爾同軍區司令討論我的計劃。同以前的情況一樣,我們所提出的重要的戰術上或後勤上的問題,一點也不予考慮。我再一次受到訓斥性的威逼(現在我已熟悉)。他說,國防部長要求這一戰役“儘早”完成,發動進攻的軍事行動如有任何延誤,對所有有關方面都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順便提一句,我注意到這裡在日期上略有修改:以前的命令是準備計劃截止9月19日,10月1日完成作戰任務;現在的期限是“儘早”。) 
     10月2日,我回到達旺。卡·辛格旅長已在那裡建立第四炮兵旅部,並且接管了保衛達旺的任務。我自己的戰術指揮部設在吉米塘;終於提供了一架貝爾型直升飛機供我使用。 
    部隊的調動,盡最大努力在進行中。然而,在倫坡的空投供應,令人大失所望。50%的物資丟失或損壞了。許多包裹沿陡峭的山坡,滾下幾千英尺;準備作戰的部隊,不得不派去擔任勞累的任務,到山下深谷去收集空投散落的物資。在章多的試投更加令人不滿,此處不可作為一個空投區。 
     10月4日一早,我去倫坡視察,得知軍區司令打算飛往達旺——大大改變了過去的作法。所以我也飛到達旺,會見軍區司令和隨從他到達旺機場的赫·卡·西巴爾准將。 
    森粗率無禮,二話不提就問我,為什麼第七旅沒有調到扯冬去。我答稱,在9月27-29日軍長視察倫坡的時候,我已向他提出了建議。要把第七旅調到前方去,只有在倫坡和章多建立儲備倉庫之後才行。總之,還未確定把第七旅調去扯冬,所以談不上為何不調該旅去扯冬的問題。事到如今,我已作好充分準備,跟軍區司令攤牌,不管他頒發所有這些行不通的計劃和命令的動機是什麼。 
    然後,森用近似蠻橫的口氣告訴我:“我已經罷了你的前軍長烏姆拉奧·辛格將軍的官。如果你不跟上來,你知道你的前途將會如何。在新軍長就職以前,我將向你發出一切命令”。這使我震驚;我表白說,我幾乎無力維持第九旁遮普聯隊駐在克節朗河谷,所以不存在向那裡調去更多部隊的問題,更談不上調去一個整旅。然後,我得到一個直接的命令,讓我回倫坡去,並且下令調第七旅到扯冬和一個連到章勒。 
    此時,隨便森怎麼大聲威嚇和一意孤行,我決定堅持自己的權利和判斷。於是,我回答說,我有充分理由不執行他的命令,而且我還要向新軍長闡述我的主張,不管新軍長是誰。我說,我暫時只調動第七旅的偵察部隊,該旅的其餘部分,只有得到最低限度的供應保證後,才能調動。至於章勒,我說我將發一密電給軍部,說明不管軍長發出多麼明確相反的命令,我已經接到軍區司令停止占領章勒的命令。 
    森說:“可能你不知道,我正在調布里吉·莫漢·考爾作我的新的第四軍軍長,而他是不容許在他腳下長草的。”顯然,這又是另一種威脅——因為我們全都知道考爾將軍的聲譽,以及關於他容易接近國防部長,甚至潘迪特 [ 譯者註:潘迪特(Pandit):(1)學者尊稱,(2)婆羅門的一種稱號。 ] ·尼赫魯。 
    我飛返倫坡,告訴達爾維,他們旅要奉命調動,不容再延緩。但是,我已經自作決定,現在只調動偵察部隊。我向達爾維保證,我將向新軍長提出這個問題,並且勸他取消把整旅調到前方的命令。我還電告軍部:遵照軍區司令的特別命令,已派一個連去章勒。 
    在下令給達爾維旅長調動他的偵察部隊之前,我曾考慮到,由於專橫地撤換烏姆拉奧·辛格將軍所引起的新情況。烏姆拉奧曾給我和我的師一切可能的支持,但是當軍區司令如此露骨地干涉,並且直接下命令給我師時,我們全師的人加在一起也無力抗拒。不論烏姆拉奧、達爾維旅長和我本人提出多麼強烈的反對,我們都未能阻止這種導致達旺失去掩護的部隊調動——還有我認為同樣不合理的其他調動。我設想,我拒絕執行軍區司令調第七旅到克節朗河的命令,結果也會正如他所威脅的那樣把我撤職。但我確信,不論誰作新軍長,當他不辭辛苦去視察前沿陣地並根據軍事觀念而不抱個人偏見的話,他定會承認明顯的客觀事實。隨後我就返回設在吉米塘的戰術指揮部。 
     10月4日傍晚,我接到指示,於10月5日到達旺去迎接布·莫·考爾中將,新的第四軍軍長(陸軍總部已於10月4日命令,以第四軍司令部代替第三十三軍司令部,負責執行東北邊境特區的行動計劃)。10月5日一整天,我在達旺徒然地等待着考爾,但是到深夜,我得知他已經直接飛到倫坡。我也獲悉,他在那裡已下令調第七旅到克節朗河,他的命令已直接下達第七旅少校參謀。這在考爾與我師打交道中,不是一個很吉祥的開端。 
     10月6日上午,我飛到吉米塘,並且見到考爾,他已從倫坡到達那裡。我同他是多年相識的朋友,而且一度頗為親密,但是我從未在他手下工作過。即使在他高升要職之後,不論何時我們偶然相會,我們的關係一直是友好而不拘禮節的。然而,我已得知他獲得了一種名聲:對於不同意他的意見的下級,他就專橫急躁。當時,據我了解,他已聽說:在他擔任參謀局長的時候,我曾批評過他本人和他的政策。因此,我作了最壞的準備,但是我也下決心,直言不諱地說話。 
    情況是這樣,在吉米塘,那天上午我一見他,我們馬上就處於習慣性的親密隨便——並且像過去一樣,我喊他的名字(當然,除非有別人在場時,我稱呼他“先生”)。我記得,當我們離開機場一同走路的時候,我對他開玩笑說:“比吉 [ 譯者註:是“布里吉”的親密稱呼。 ] ,什麼風把你吹到這裡來了?我們聽說你在高升的路上,但是這個地方只能導致你向下降啊!”他對此笑了笑,答稱他是被克里希納·梅農催來上任的,他斷定梅農“一定對我恨之入骨”。 
    在我進一步繼續敘述之前,我願就我所看到的關於作戰情況的一些事實,作一個歸納,如同我向考爾將軍簡要匯報的那樣。有趣的是,許多作者在寫這一問題時,由於種種原因,掩蓋了這些事實: 
     (1)麥克馬洪線是根據分水嶺原則畫的,但畫得很不準確,這條線就號稱是畫定西藏與印度之間的邊界。它在50年以前,曾被印度與中國雙方所接受(雖然後來中國沒有批准)。所以最高級的政府和軍方的領導人,都認為在東北邊境特區的領域內,中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訴諸武力。 
     (2)在發給陸軍的地圖上,塔格拉山脊和克節朗河都標明位於麥克馬洪線以北。 
     (3)這些年來,外交部一直未曾作出努力,實地勘定麥克馬洪線。在地圖上,關於這個地區,特別是娘江河以西所畫的詳圖,同實際地形毫無聯繫,而且這種差異從未加以糾正。 
     (4)儘管我們一再要求上級當局,對手我們要求的邊界線的正確畫線和扯冬哨所的地位,予以澄清,但從未給我答覆。 
     (5)由於不利的地形與飛行條件,在整個東北邊境特區.只能維持戰鬥部隊不超過5,000人,這一地區有33,000平方英里,實際上沒有道路,只有荒僻的山區,與西藏接壤的邊界有400英里。 
     (6)總的來說,是由於建立“昂卡爾行動計劃”的哨所,特別是因為建立扯冬哨所,才造成了危險的局勢。早在7月20日,第四步兵師就向上級司令部報告了這一形勢,但是上級置若罔聞。 
     (7)在整個東北邊境特區,達旺是政治上和戰略上最重要的地方,而且保護這一地區的居民門巴族,是一項很特殊的責任。然而,從9月8日以後,原定保衛達旺的第七旅部隊被命令調往克節朗河,從而向敵人暴露了達旺以及南下提斯浦爾的汽車公路。這是森違反旅長、師長和軍長的特別忠告而下令調動的。9月9日,軍區司令違反下級指揮官的全部忠告,親自下令把第七旅調往扯冬。 
     (8)在發布這些命令之前,軍區司令從未到過提斯浦爾前線,沒有對於地形的第一手知識。直到差不多一個月以後,在10月4日,他才到達旺地區,而且那也是乘直升飛機去的,在達旺和吉米塘機場,每處僅停留15分鐘。他無意對周圍地區作一次空中偵察,他的高級參謀官員也無一親自實地了解——他們從未經勘測的地圖上所撿來的知識,只能造成誤解。 
     (9)在準備大規模作戰的全部時間裡,情報當局從未向我們提供有關中國意圖、兵力和部署的情況,只有關於“一小撮勞工隊”的猜測。與此同時,據說來自情報當局的無數消息,經我們查證,不是互相矛盾,就是不正確,或是兩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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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德里拒絕我的脫離戰鬥計劃 - x-file 02/09/16 (914)
      第六章 軍區司令繼續干涉 - x-file 02/09/16 (842)
        第七章 塔格拉山脊下的中國進攻 - x-file 02/09/16 (642)
          第八章 達旺的陷落 - x-file 02/09/16 (939)
            第九章 準備色拉一戰 - x-file 02/09/16 (828)
              第十章 向第四師告別 - x-file 02/09/16 (865)
                說了一堆要對失敗負責人的,其實參謀總長說了:塔帕爾上將說是總 - x-file 02/10/16 (691)
                第十一章 中國宣布停火 - x-file 02/09/16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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