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 向第四師告別 |
| 送交者: x-file 2016月02月09日19:04:04 於 [世界遊戲論壇] 發送悄悄話 |
| 回 答: 第九章 準備色拉一戰 由 x-file 於 2016-02-09 19:03: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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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向第四師告別
我在色拉進行戰鬥的計劃未被批准。當天(10月24日)下午5點鐘，我接到軍區司令的電話：“尼蘭詹·普拉沙德，”他粗率無禮地說，“你過了一段慘痛的日子，阿南特·辛格·帕坦尼亞就來代替你，他即將前來接你的任。”就這樣，他放下了電話。 我感到這一打擊太沉重了。對待一個下級指揮官竟然如此刻薄無情——當我正在作戰的情況下，這樣粗暴的撤職，沒有一句預先通知的話，也不給我任何辯解的機會。森一定早已得悉作出這一決定的原委，就我所知，帕坦尼亞將軍在德里國防部任職，不會突然地被調離的。進一步設想，除非在森的煽動下，就不會發生這樣的變動。我感到痛心和恥辱：對軍區司令來說，他為克節朗河的災難尋找一個替罪羊，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我們各級的司令部門中，難道竟無一人敢于堅持進行一次那怕是草率的調查，然後再頒發這種不合時宜的、不公正的，而且是專橫的撤職命令嗎？ 在那悲傷的時刻，對我唯一的安慰是來自我的直接下屬軍官們，他們對此消息感到震驚——開始簡直不能相信。但是，事實已經不容置疑，因為普拉塔普·桑杜同時從提斯浦爾來電話，告訴我們指揮部的上層領導要進行一些更換，全部名單如下： 哈爾巴克希·辛格少將，英雄轉輪獎章獲得者代替考爾中將，提升任第四軍軍長； 阿·辛·帕坦尼亞少將，兩次獲得大英雄轉輪獎章接任第四步兵師師長； 霍希阿爾·辛格准將，軍械檢查官，綜合直接支援保養官，十字勳章獲得者代替拉爾任第六十二步兵旅旅長(色拉)； 齊馬准將代替塞以德任第六十五步兵旅旅長(申照宗)； 吉爾准將代替卡爾茵·辛格，任第四師炮兵旅旅長。 這是當局絞盡腦汁的產物。第四軍和第四師的整個指揮機構在戰鬥的前夕，全部改變了。現在新任命的人，對於地形不熟悉，情況不了解。很明顯，軍區司令認為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獲得英雄獎章者的名單，就可以代替了解地形、富有經驗和熟悉部隊的指揮官們。 當我因被撤職而感到震驚，神志尚未清醒過來的時候，在幾分鐘之內，兩架直升飛機相繼降落了。帕坦尼亞乘第一架飛機到達，他是一位老朋友，我們同在一個團服役過——第五廓爾喀聯隊。我還來不及去歡迎他時，哈爾巴克希·辛格由德·卡·帕里特准將、英雄轉輪獎章獲得者陪同，乘第二架飛機到達。帕利特是東部軍區司令部的作戰處長。他在兩年以前曾任第七旅旅長，對色拉地區相當熱悉。因為我要離任了，軍區司令部派帕利特來，以便向新軍長哈爾巴克希介紹關於色拉地區和前方的地形。 還有一位客人，緊緊地跟隨着這一行人，他是莫欣德爾·辛格·帕坦尼亞少將，是阿南特的堂弟。後來，我聽說，就在當天，他奉命組織一個新的第二步兵師，指定駐紮在東北邊境特區的東部。由於他的師部過一兩天才能開始工作，莫欣德爾要求同帕利特一起來，作一次打前站的偵察。 第四軍新軍長哈爾巴克希告訴我，他願意聽我概要地講講形勢。然後他打算在德讓宗營地過夜，次日上午在返回提斯浦爾之前，視察色拉地區。 當我引導這一行人去作戰室的小茅屋時，莫欣德爾·帕坦尼亞同我並肩走着，他說：“尼·普，看你的樣子，精力頗為充沛，我幾乎不能相信，你是我所聽說的那樣的人。”很明顯，在他的印象中，我是一個已經不中用的人了。 我在介紹情況中，扼要地回顧了到目前為止的戰鬥過程，結尾是從達旺撤退到色拉。然後，我描述了我所計劃的防禦色拉的布局，強調這個陣地具有巨大的防禦潛力——色拉山頂巨大的馬蹄形結構作為旅部防區，努拉農前沿狹窄的峽谷如同一條深淵，以及讓地區的阻擊陣地。我也在地圖上指出有一條繞過色拉的小路，我着重說明，中國如不能首先奪取色拉陣地，就無法進到平原(除非依靠以人力為基礎的輕裝部隊)：即使中國繞北部高地小道進來一部分輕裝部隊，也會被邦迪拉的駐軍所阻止，不能到達布拉馬普特拉河谷。如果守住色拉和邦迪拉，中國採取迂迴的戰術，對他們好處不大。 當我興奮地談到色拉這個主題的時候，我注意到哈爾巴克希或阿南特·帕坦尼亞都不大感興趣。他們繼續相互耳語，而且顯得頗不耐煩。在我介紹結束以後，從他們向我提出的問題看，我感到新軍長和新師長不大關心色拉的防禦，在哈爾巴克希把帕坦尼亞領到一邊悄悄絮談之後，他們真正的意圖暴露出來了。 看來，他們二人都事先聽到了吹風，說中國人不會在讓地區過河，我不知道這是否軍區司令的估計，但我回憶不起帕利特准將有這種論調，更有可能是這兩位新到的將軍交換意見後得出的結論，也許是接受了提斯浦爾某人的想法。不管他們根據什麼情報來源，他們就是自願或者不自願地要改防禦戰為進攻戰。究竟是他們迫不及待地要表現一種進攻精神，成為他們作出判斷的根據，還是他們獲得的情報分析，成為他們要顯示進攻精神的根據，我就難以斷定了。至於我，應當盡力使他們回到現實中來，我勸阻他們，不要動用第四師進行蠻幹，去攻打達旺。依我看來，在目前的條件下，這將是一種不顧後果的、未經過深思熟慮的計劃。第四師還沒有力量發動進攻：它經受不住在兩周之內去進行兩次自欺欺人的進攻，最重要的事必須最先做，第四師必須在山口建立一個防禦陣地，以穩定戰局，並且作為一個堅固的基地，以利於今後從平原調來新部隊發動進攻。新部隊應該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師，不能象現在這樣混雜一團，並且用這種混雜的部隊連同第四師一起去匆匆上陣。 我企圖向哈爾巴克希和阿南特說明這一切，但是他們都禮貌地不予理睬，我由此得到一個信息——新班子會自己作出決定(如果尚未作出決定的話)，不要我出主意。這兩條一定是森的周到的囑咐。但願森能同樣周到地向他們介紹地形和當地的實際情況。 我們一起到邊境修路局的食堂去進餐。這個聚會是不愉快的。在我方面，我樂於避開，回到自己的小茅屋去好好地想一想。我有些擔心，哈爾巴克希和阿南特對於作戰的看法好象頗不成熟。在食堂里，我設法對帕利特准將進了一言，他向我證實，軍區司令部堅定地要守住色拉作為第四師的防禦陣地。因此，我難以想象兩位新將軍是從何處得到了啟發的。當然我能夠猜中，我決定對帕坦尼亞說出來，於是到他的茅屋去看他。 沒有費多少時間，就發現了這幕後的一切。阿南特說話不多卻指明了，在提斯浦爾，他們聽說的是，第四師關於中國攻打達旺的報道是嚴重地加以誇大了，十之八九是我們從達旺驚慌逃跑的。為此，哈爾巴克希急於把部隊再調回達旺去，他很可能不用吹灰之力便重新占領達旺。 不須多加思索，可以猜到這一論點是誰灌輸的；森確有把作戰形勢弄得亂糟糟的無限能力，對此我感到驚異。在這裡他又推動發起進攻，而對實際的作戰條件根本不了解。在色拉的部隊剛剛開始接受空投給養，他們還未從克節朗河和達旺戰役的心理影響下恢復過來。森對於中國的兵力和意圖以及地形缺乏第一手的了解。在此，他又驅策新來的軍長，很不成熟地，又是根據想象中的情報，在陣地上尚未站穩腳跟的情況下，就去發動進攻。 我試圖把實際情況告訴阿南特·帕坦尼亞，力促他，最優先考慮在努拉農－色拉－申隔宗一帶，建立一個強固的師的防禦陣地。結果，他只是答應，待他次日親自偵察之後再下決心。對此我應該滿意了。因為帕利特也和他同去，我相信他們不會作出與軍區司令部計劃相反的作戰決定。 次日上午，我的客人分兩批去色拉，哈爾巴克希和阿南特乘坐一輛吉普車，稍晚帕利特和莫欣德爾乘另一輛車。我有一種印象，新軍長正在考慮下決心的時候，不願意和帕利特在一起——但也可能我是錯誤的。(他們明確向我表示，我沒有必要去色拉。) 雖然我已經是一位離職的指揮官，但是在德讓宗還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處理。因此，我要求哈爾巴克希允許我留到10月29日，對此要求，他立即同意了。首先，我要以書面形式記錄下我對保衛卡門邊區的估計和計劃——即在申隔宗－色拉，有一個主力師的縱深防禦，在邦迪拉設一個“站”，具有一個旅的防區規模。我也要整理關於空投的資料，列出庫存清單和急需物資的清單，寫一批弔唁信給在扯冬陣亡者的家屬，清理好其他的詳細資料，以便我的繼任者萬一需要進行一次後勤情況的介紹時，將發現這一切早已準備就緒。當時我的高級後勤官夏木謝爾·辛格中校已從提斯浦爾回來了，正忙於整理他的調查表報事務。 我開始猜測，很多人在德讓宗邊境修路營地生活太舒服，可能不願意去申隔宗再過艱苦的生活了。我告訴我的射擊教官曼諾哈爾，調到申隔宗去的第四師戰術指揮部要儘快配備好，但是他，只是在阿南特的命令下才能行動。同時，我指示桑杜把兩天前關閉的所有公路沿線的營地重新恢復起來，並且改進申隔宗山坡的空投區和接受物資的安排。實際上，像他那樣活躍的人，辦事總是搶先別人一步的，他已經開始行動了。 哈爾巴克希在天黑以前就先回來了，——大概是下午4點半鐘——他比其他三位先回來，因為他要在參謀會議上講話，向他們發布他的初步命令，同時也聽取有關後勤情況的匯報。奈爾和拉加瓦德已從色拉下來，現在德讓宗。從哈爾巴克希在喝茶時，偶爾說的幾句話中，我推測：他視察了陣地，會見了一些與敵人遭遇過的人之後，他的頭腦比較清醒了。不管怎樣，我們永遠不得而知，他對軍事行動得出了什麼結論。因為，到頭來，就在他還沒有向軍部參謀會議發表講話之前，他已經站不住腳了。 全印廣播電台在當晚節目中廣播了一條新聞，考爾中將現在病癒，即將回提斯浦爾重新指揮第四軍。所有的眼光都不約而同地集中於哈爾巴克希。坐在屋裡的人都感到很窘。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現在似乎證實了我們在打一場空頭政治戰爭。不論提斯浦爾和德里的身居高位的權威在做什麼，他們肯定不是幫助前線部隊準備對付意料中的中國攻勢。 我向讀者再談談保衛卡門邊區的部隊變化： (1)10月4日——即實際上的戰爭前夕——不但軍長而且整個軍部，包括所有的作戰和後勤參謀都更換了，第四軍軍部代替了第三十三軍軍部； (2)在軍部變動的兩周以內，第四師的全部原來的旅的番號都撤消了，由新的旅的番號所代替； (3)為了加倍製造混亂，全部旅長包括新成立的旅的旅長都被調走，從外邊委派一批新的旅長來； (4)同時，在第四軍軍部，委派了一位新軍長； (5)第四師師長同時擔任軍長的命令撤消了； (6)現在，剛剛到任的軍長又為前任的軍長所代替。 如此愚蠢而荒唐的人事變動，在現代軍事史上，或者在中古時期的軍事史上都是獨一無二的。 在此情況下，哈爾巴克希絕無機會再舉行參謀會議了。不過，他還是走了過場，他把參謀全都召集到面前，但他只是概要地講了目前的軍事行動，詢問了有關後勤供應的幾個問題。然後，他一般地評論了幾句。但是就討論而言，自始至終是一次“沉默的會議”。對於哈爾巴克希的沉着，我給他的評分是滿分。 次日上午(10月26日)，我接到軍部的電報，指示我去見當時在提斯浦爾的陸軍參謀長。於是，哈爾巴克希和我連同莫欣德爾·帕坦尼亞及帕利特同機飛往。那天上午，我們未見到阿南特·帕坦尼亞，因為他留在申隔宗營地過夜。我很想知道他在調查地形之後會得出什幺結論。不知怎麼的，我總認為，在他面對現實之後，對於進攻達旺就不會那麼積極了。 從德讓宗飛回，是一次令人沮喪的旅程。我們從森林密布的山脊上空飛過，山脊從曼大拉(在德讓宗以南的山口)連綿不斷直到邦迪拉，然後向南，從登加山谷和比里山脊高空飛過。我清楚地看到，從伏特山沿公路有很多車輛在活動，車輛在山脊上曲折前進走向邦迪拉。我希望這些運輸隊中包括去色拉的援軍和給養。在我的頭腦中堅信不疑，如果得到適當的增援，色拉是能夠堅持下去的。 這又使我想到那個不解之謎，森否認他發出了那個放棄色拉的神秘命令。我知道他是說謊，但是，難以想象，森這個人對於色拉或邦迪拉的地形是一無所知，而且在達旺，對於作戰表現得那樣沒有主見，怎麼會作出這樣一次突然的肯定的決定？我越想此事就越相信，一定是軍部有別的人把他引入歧途。可能是誰呢？當我開始研究這個新謎的時候，我們正從圍繞提斯浦爾的茶園上空飛過。 大約中午時候，我們在提斯浦爾降落，並驅車去軍部。我發現軍區司令心安理得地占據着我在原師部駐地的老宿舍(當比吉同他的新提升的軍部人員到達的時候，我的妻子就搬出去，到邊境修路食堂去了)。 陸軍參謀長也從德里來了。大批高級軍官轉來轉去，不知何去何從，呈現出一派混亂的氣氛。在這些人中，我遇見霍希阿爾·辛格准將，他剛得到通知，前往色拉接替拉爾任第六十二旅旅長。我還見到弗馬准將，他奉命在軍部作為準將主管行政管理工作。哈爾巴克希和我加入到這一群似乎漫無目標的高級軍官之中。 未等多久，我被召到軍長辦公室，塔帕爾上將 [ 譯者註：陸軍參謀長。 ] 要接見我。我不知道這次接見的結局如何。我不知是否森已經破壞了我成功的機會，也不知是否參謀長願意聽聽我對作戰的獨立見解。我決定不處於被動地位，同時我決心敦促進行一次高級的調查，深入了解克節朗河的整個事件，包括該戰役的後果，特別是關於色拉防務的計劃問題。 塔帕爾上將看來是一副極度衰弱而感到迷惑的形象，他似乎失去了他特有的沉着與鎮靜。他讓我坐下並由我開始說下去。 我告訴他，我接受這一事實，由於在克節朗河打了敗仗，我被解除了軍職。但是我個人認為，這樣簡單化的處理是不合理的。我強調指出，在克節朗河建立陣地的整個過程是違反我的建議的。就連最早分配我師承擔的，保衛從緬甸前線的瓦弄到達旺和沿不丹邊界的克節朗河的漫長邊境——就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不僅如此，原定保衛達旺的第七旅也被輕率地連根拔走了，而且未獲得我的同意，就被推到克節朗河谷，向塔格拉進行虛張聲勢的進攻——這一任務，從後勤和兵力對比兩方面來說，都是第七旅顯然力所不及的。當中國人最後進攻時，我們落入了自己設置的戰術陷阱之中。 我肯定地說，作戰情況的一切胡亂處置都應由森個人負責。他在發動進攻之前，從未到過提斯浦爾的前方，他對於山區的情況一無所知，而且，他指揮我們，向喜馬拉雅高山上占有優勢並有準備的敵人，發動這樣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在後勤方面應作出多大的努力，他甚至對此缺乏最起碼的知識。 塔帕爾打斷我的話，說這整個是一個政治決定，從軍事上來說，我們沒有一個人承擔責任。他說關於調查一事，要在適當的時候，而不是立即進行。 這是有意迴避問題。我還能做的，就是指出，森從扯冬事件一開始，就逼迫我制定一個進攻塔格拉的計劃，甚至用威脅的口吻逼我。他不許我回答一個“不”字，而他對於提斯浦爾司令部以外的任何地形卻是完全的無知，我告訴參謀長，依我看來，不論政治家可能承擔什麼責任，是森威嚇着他的部下墜入克節朗河的危境，而且對他的整個戰役指揮，必須進行調查。我特別要求塔帕爾上將調查三次災難性的決定： 第一：何人下令調第七旅去克節朗河的？ 第二：為何不用空軍支援作戰？ 第三：何人在10月23日取消了我所發布的堅守色拉山嶽作為師的主要防禦陣地的命令，而下達了相反的命令，以邦迪拉代替色拉？ 塔帕爾上將說是總理下令進攻塔格拉山脊的，這是一項政治性的決定；根據這一決定，把第七旅調至克節朗河。關於第二點，他加以澄清，排除空軍支援是由於認為中國可能進行報復而轟炸加爾各答等大城市和工業中心。至於邦迪拉，他不知道有此決定，他說，在總理同意達旺因無法防守而不得不放棄之後，陸軍總部堅決地決定守住色拉。 參謀長几次重複地說，這些問題都是從最初的政治決定，要向中國發動進攻而引起的。我繼續辯解稱，政治決定必須根據軍事上的建議。在我看來，森將軍在軍事上提供的意見——就我們所知——是錯誤的、不負責任的、應該受到嚴厲申斥的。我堅持進行一次調查，對於這種自己造成的悲劇和軍事上的恥辱，必須有人承擔罪責。至此，參謀長結束了接見。 當我起身要離去時，塔帕爾好像想起了什麼事情，他說：“等一會，關於邦迪拉：我剛剛記起了一點情況。當波傑(即森將軍)在23日，從他的達旺之行回來給我打電話時，現在我回憶，他說他已下令在邦迪拉作為第四師的防禦陣地。我說：‘波傑，你是說色拉，是不是？’他好像有點混淆了。我記得告訴他，是總理同意撤退達旺，而我要堅守色拉的。” 我告訴塔帕爾上將，森將軍現在否認他曾發布的撤到邦迪拉的命令，該命令幾乎造成色拉和德讓宗的撤退。事實上，他們正要放棄這兩個地方的時候，碰巧我及時加以制止了。 塔帕爾上將繼續說：“是的，我記得很清楚，甚至在我糾正了他之後，波傑繼續談到‘邦迪拉防務’。實際上，我之所以同我的作戰處長帕利特匆忙趕來提斯浦爾，原因之一是因為森似乎完全混淆了卡門邊區的主要防區的位置”。 我未再講話。我從一開始就懷疑軍區司令對於地形有些胡塗。對他來說，只知道地圖上的一些名字，在他腦子裡，那些地名和實際的地方，對不上號。地圖上的名字，不象實際的地方，是容易搞混的！ 在陸軍參謀長接見我以後，我忙於給我那些陣亡或失蹤的同事的家屬寫弔唁信。其中包括一封信，寫給我哥哥茵達爾·普拉沙德，馬哈比爾·普拉沙德上尉是他的獨生子，在第一錫克聯隊，於10月20日在扯冬陣亡。 然後，我寫出一份傳令嘉獎的名單，授予阿育王轉輪獎章——忠於職守而不是英雄(因為後者必須有目擊者證明)——並且要求在戰報中表揚幾位軍官。其中傳令嘉獎卡爾茵，辛格准將，阿魯瓦里阿上校(箔九廓爾喀聯隊)，·米斯拉(旁遮普團)和李克(拉加普特聯隊)，曾在棒山口錫克團的一個二級准尉，兩個直升飛機駕駛員，塞加爾和威廉士以及其他幾位。幾個月之後，我聽說，我的推薦全被駁回，我為此感到震驚。同時，宣布授予一批高級英雄獎章包括一個最高英雄轉輪獎章，幾個大英雄轉輪獎章和英雄轉輪獎章。我未曾提議傳令嘉獎這些人，因為關於這些英勇行動，沒有得到報告，更缺少證明。國防部如何確定授予這些獎章的，對我是一個謎。我猜測，這又是一個“政治決定”的例證。仿佛拋出滿袋的勳章，授予只是從帽子辨認出來的名字，就可以把一次敗仗變為勝利了。 在軍部的外邊，有一套樓房給了我師的後方指揮部，就在那裡我用了一個下午寫報告和信件。看到人們情緒低落而無目的地在主樓轉來轉去，我不願意走到一起去。目前甚至連誰是軍長也不明確。多虧哈爾巴克希的前來，我自己非正式的行使軍長職務的任期已經結束，現在誰也不確切知道考爾是否已經重新指揮第四軍，因為他還在德里。既然“政治上”批准了很多古怪的事情，那麼這任命也是可能的。 下午，我終於有功夫到邊境修路官員食堂去看望我的妻子。這棟建築位於通向提斯浦爾的路上，離軍部三公里。如前所述，在10月4日當第四軍軍部人員到達時，我的妻子騰出我們的住處，搬到邊境修路局找了個棲身之地。 傍晚我回軍部，找到哈爾巴克希，因為我要他為我安排會見森。我對他從頭講了事情的經過，強調指出森應對整個的大失敗負責，甚至現在他繼續以驚慌與無知在錯誤地指揮戰爭而沒有受到處分。我說我們完全有理由在森進一步造成損失之前，公開地逮捕他。 對於我如此激動地發泄感情，哈爾巴克希吃了一驚。最初，他規勸我，但是我告訴他，如果不加制止地讓森蠻幹下去，肯定會使國家陷入另一次的災難，特別是他已經在“反對色拉”的陣營里。對此問題我感到一種令人不安的預兆。 哈爾巴克希仔細考慮了一會，然後開始追憶往事，談到上次森、哈爾巴克希和我碰到一起的場合，那是在一次作戰的危機中——也是森作為一個指揮官，表現無能的另一事例。那是1947－48年，在克什米爾戰役的頭幾天，當時森上校剛從陸軍總部調來(說來也奇怪，陸軍總部的參謀帕利特，借調作為森的臨時的旅參謀長，陪同森前往)，指揮空運到克什米爾谷地的部隊，以阻止巴基斯坦入侵者第一次的猛攻。我是空軍的地面聯絡官，哈爾巴克希作為旅參謀長被調來(後來作為森的第一百六十三旅的副旅長)。 在11月3日的夜晚，在索曼納斯·夏爾馬少校指揮下的一連古毛尼斯兵，在巴德根地方(離斯利那加 [ 譯者註：克什米爾的首府。 ] 飛機場有三、四英里)受到攻擊，森驚慌失措，違反哈爾巴克希和我的所有勸告，他把正在巴拉穆拉郊區阻止入侵者主力部隊前進的第一錫克聯隊召回來。然後森集合所有其他部隊到機場，準備撤回平原去，從而放棄克什米爾。 “記得他是怎樣逃跑的嗎？”哈爾巴克希問，“或許他也將在這裡逃跑，放棄東北邊境特區。在1947年10月，若不是薩達爾·帕特爾 [ 譯者註：聖雄甘地的四大弟子之一，印度獨立後曾任副總理。 ] 第二天上午及時趕到，我們一定會丟掉克什米爾谷地”。 雖然這不是眾所周知的，卻完全是事實。森曾下令撤回到機場，這會把斯利那加丟下，任憑入侵者的擺布。已故蘭吉特·拉伊上校的第一錫克聯隊已從帕通撤回到機場。哈爾巴克希和我無論怎樣勸告，對於驚恐萬狀的旅長，都不起任何作用。他決定在24小時以內，放棄克什米爾谷地。只是第二天早晨，薩達爾·帕特爾飛來並聽到我們的計劃，他堅決禁止進一步的退卻，他直接向森下令，立即把錫克部隊調回帕通，並讓森本人準備保衛斯利那加。謝赫·阿卜杜拉 [ 譯者註：克什米爾國民大會黨主席，長期任該邦首席部長，1982年逝世。 ] 和巴克希·烏拉姆·穆罕默德到機場來迎接薩達爾，由於突然施加的這一不可抗拒的強有力的干預，拯救了他們和他們的美麗的首府——當然，最終也拯救了整個的克什米爾谷地——避免了巴拉穆拉的厄運，他們對此明顯地感到寬慰。不用說，森在他所著的“一線之微”一書中，未提到這一可恥的事件。 令人悲憤的是，在1962年，我們沒有薩達爾·帕特爾來改變東北邊境特區那位高級指揮官的心意了。哈爾巴克希和我討論到深夜，我們決定，如果考爾在次日上午還不見影子的話，我就去見森以澄清問題，但是我要哈爾巴克希在場作為證人，他立即同意了。那一夜我們在達成這一諒解後分手了。然而，我們未能按照原定的計划行事：看來連哈爾巴克希也有他的“膽怯的缺點”。當他和森面對面時，他肯定地失去了銳氣。 考爾在10月27日上午11點鐘以前，還沒到達。哈爾巴克希和我到軍長的茅屋裡去見森。當森問我們要幹什麼的時候，我說要求他給予接見，討論作戰問題。然後森看看哈爾巴克希，粗暴地問：“你來幹什麼？考爾已經重新指揮——你難道不知道嗎？”哈爾巴克希一言未發，敬了個禮，就把尾巴緊緊夾在兩腿之間，鬼鬼祟祟地溜出去了。 出入意外，森很客氣地接待我。他顯然是在克制着自己，他的眼圈是黑的。但是，說得輕一點，他對我獻殷勤是不必要的。他請我坐下，問我要不要喝茶，是否吸煙。我坐下了，但謝絕了其他的一切。 我正式地告訴他，我要同他澄清幾個問題。現在，克節朗河的災難證明了，從這些軍事行動的一開始，我的意見是正確的。根據什麼下命令進攻塔格拉山脊？森說這是一項“政治決定”，正如塔帕爾所說的。我提醒森，所有他的下級指揮官，烏姆拉奧、我和達爾維，全都反對這種憑幻想而造成的冒險。他為何不把這些情況向政治家們說清楚？難道軍隊就任憑政治家們從災難推向災難，而在軍事統治集團中，竟無一人站起來代表他們下屬的官兵說話？ 我繼續說，為這一系列的全部災難性的決定，必須有人承擔責任：克節朗河的軍事行動；然而，在決定取消進攻之後，下令第七旅仍留在不符合戰術要求的克節朗河谷陣地，決定印度空軍不用來擔任作戰任務；在進攻已經發動之後，決定連直升飛機也不派到前方。 然後森向我作了長篇的、雜亂無章的、空洞乏味的說教；顯然他對歷史只有模糊的概念，他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引用了幾個例子(在我腦海中這些是完全不相關的)，說明文官政府有最高的權力。在他這種採取守勢的使人厭煩的說教中，自始至終我靜靜地坐着；但是，當他說完以後，我再次提出上述的幾點。 然後，森提出同樣的藉口，跟塔帕爾所說的一樣——關於進攻塔格拉山脊的政治動機和未動用空軍的原因。至於直升飛機問題，他說他不知道是誰下令停飛的，肯定不是他。當我指責他發布有關邦迪拉的相反的命令時，他否認說，他從未下令以邦迪拉為基地建立師的防務。 森始終未提高嗓門對我說話。儘管我對他在戰術上的錯誤決定繼續“攻擊”他，但在整個會見中，他是很和藹的。在結束時他說：“很抱歉，我不得不撤換你，尼·普，但是我這樣做，是因為我認為你一定是很疲勞了”。我不再談下去了。我告訴他，我要就這些軍事行動寫一報告，並且如同我告訴塔帕爾的一樣，我堅持要求進行一次調查。 我繼續考慮森在態度上的變化，它使我迷惑不解。有一段時間我這樣認為，這是由於他為草率“撤換”我的第四師指揮職務而感到懊悔，但是我不相信他會有如此體貼入微的感情。一直等到大約一周之後，當我到了德里，我才發現了真正的答案。我住在內弟(索尼醫生)的家裡。一天上午，有一位高級軍官從森的勒克瑙司令部來看我，我不太熟悉他，找很納悶，不知什麼原因使他來拜訪我，特別是我住在別人的家裡。他沒有直截了當地說出來，但暗示森希望我放棄進行調查的要求。他異乎尋常地告訴我，森將軍是多麼對我表示良好的祝願，他用庸俗的言語繼續重複地對我說：“他一點也不反對你，尼·普”。這一切良好祝願的原因很明顯：搬出森的全部可愛之處，目的是使人產生好感，以達到他要我撤消進行一次作戰調查的要求。 不管如何，我還是回到了提斯浦爾。當天下午我接到我的一位旅長的電話，他是希夫·查蘭·辛格准將(在東北邊境特區東部第五旅)，他用最熱情的語言，談到我擔任指揮期間的事。他說，把我調離第四師是“不公正的頂點”。我感謝他的忠誠、道義上的支持和他的慷慨的友誼。我知道他對自己前線作戰形勢大為擔憂和十分忙碌，因此我更加感謝他打來電話。 納文·羅爾利，我的另一位旅長(第十一旅，當時在那加蘭)，在他到旅部之前趕來提斯浦爾(該旅奉命調入莫欣德爾·帕坦尼亞新建的第二山地師)。納文當晚找到我，如同希夫·查蘭一樣，他為我受到如此簡單化和不公正的待遇而表示憤怒。當我告訴他，我同塔帕爾的會見和我要求進行的調查，他更進一步建議我把有關作戰的全部重要電報和其他文件，都複製一份，以備調查之需。我說目前我沒有時間，以後再去索取。納文說：“你怎麼可以認為，以後還可能索取得到呢？”他說，“我建議你，先生，現在就去搞複本，以後檔案是會被竄改的。如果你沒有時間，我將儘快地為你搜集全部資料，並且送給你。”天喲！他真是這樣的好人，他確實做到了言行一致。 我聽說次日(10月28日)上午，比吉·考爾到達提斯浦爾，並且要見我。我走到軍部總辦公室，等候軍長的電話。我幾乎能夠感覺得到，一股憂愁氣氛籠罩着軍部：看到比吉又回來指揮，令人有一種明顯的憎恨情緒。這對將來是一種不好的預兆。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哈爾巴克希的短暫任期，好像使人們吸了一口新鮮空氣，使提斯浦爾士氣低落的一幫人重新振作起來。現在又是一種失望的感覺。 到接近中午的時候，軍長請我去見他。比吉告訴我，他很抱歉，因為我被撤職了。這一切都是“背着我”干的，他是這樣說的。他深表遺憾，對不住我，說他未能使我的第七旅從克節朗河谷解脫出來。 “是情報局長比·恩·穆利克，他要對此負責”。他說，“穆利克堅決主張，我們絕不能從克節朗河撤退，而尼赫魯，你是知道的，非常重視情報局長的意見”。 比吉還說，有一段時間，塔帕爾威脅要辭去他的軍職，而不願被迫承擔違反他自己判斷的一次作戰。他甚至走得很遠，他寫好了他的辭職信，但是在他去總理辦公室的路上，穆利克從塔帕爾手中搶過辭職倍，並把它撕掉。他說，“將軍，我懇求你不要辭職，假如你在克節朗河面對中國人的問題上，表現絲毫的動搖，那麼政府就有倒台的危險。”穆利克向塔帕爾保證，在任何情況下，中國人都不會越過克節朗河發動進攻的。 “德里沒有一個人接受我們對中國在達旺集結兵力的估計，”比吉繼續說，“他們認為我們過分地使自己的士氣低落，隨後又誇大敵人的力量。政府里有些人甚至認為，有關在克節朗河和棒山口中國人大舉進攻的故事，完全是捏造出來的。他們認為我們是未交火就逃跑，而不是中國人把我們打退的”。 聽到這一切，使我目瞪口呆。我知道比吉容易誇張，但是他所說的關於德里的態度，是有些道理的。在軍隊和政府之間，存在着這樣大的信任差距，真是驚人。 然後比吉讓我談談河岸戰鬥的全部情況，我詳細地敘述了第一天的事件，簡略地談了以後的發展經過。他還要確切了解我如何計劃和部署色拉的防務。對此，我較詳細地作了說明。我強調需要用一個師的兵力守住色拉，並警告他，不能按照帕坦尼亞和哈爾巴克希所暗示的，動用同一個師去進攻達旺。關於這個問題，比吉頗為明確：除非印度陸軍得到機會進行整編和重新配備部隊，才能進行新的戰鬥；否則，他絕不容許輕率地制訂進攻的計劃。 我向比吉匯報了我同塔帕爾會見的情況，也告訴他。我正在寫一份關於直到目前為止的作戰報告，包括戰鬥以前的時期。他對我說我應在離開以前寫完並且親自交給他。 然後我們開始討論我到德里應該做什麼，應該去見誰。比吉說，有絕對的必要，把東北邊境特區的真實情況，告訴議會和公眾。我表示如果不是通過正當的渠道，我是不願意去見任何人的。比吉建議我應該去見迪奈希·辛格(當時在外交部)，因為總理聽他的話。如果我能夠說服迪奈希，他會把意見傳給總理。我耐心傾聽着這種捲入政客糾紛的幕後秘密計劃，但是我不準備接受比吉對此問題的建議。 午飯以後，我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寫出了關於扯冬和達旺作戰的報告。其具體細節我是歷歷在目，我能按當時的情況儘可能準確地記錄下來，而不添加個人的感情色彩。我不知道這份報告的原件送到陸軍總部以後，情況如何，曾否問世。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不會有很多人看到它，因為我發現，直到目前那些理應更了解情況的人，還懷有很多的誤解。我深信，有人故意企圖貶低第七旅在克節朗河和第一錫克聯隊在棒山口的作戰。不管如何，我的報告的一個副本交給了比吉，我自己保存了一份。我現在編寫此書有關的敘述，就是根據這個報告的。 我寫完報告之後，回到邊境修路局的食堂。該機構的一些文職官員從邊沿地區回來了。有幾位途中經過提斯浦爾城，他們對我們敘述說，該城呈現一派不安定的景象。在某一部分居民中，傳播着近於驚恐的情緒。某些消息來源顯然正在散布關於中國人如何殘暴的臆造的恐怖故事。例如，謠傳中國士兵慣於挖我們俘虜的眼睛，而後立即槍斃。就我所知，連提斯浦爾周圍茶園的英國居民，也聽信這些謠言而處於神經緊張狀態：有些種植園主，已把家眷送到加爾各答。同時我必須記載下來，他們多數人給了我們極大幫助，他們借給我們運輸工具和其他物資。 從某方面來講，驚慌和令人毛骨悚然的謠傳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些平民百姓沒有官方提供的消息，他們對於軍隊又不再信任，而對於陌生的敵人的恐懼，當然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不能理解，為什麼在軍界裡，驚慌竟達到這樣嚴重的程度。甚至軍部的戰況報道也是極其聳人聽聞的，而且關於慘敗的程度，也是大大誇張了。我認為這完全應歸咎於森將軍和軍部幾位高級參謀。按照正常的慣例，應該在作戰期間，每天派一名聯絡員到吉米塘我的戰術指揮部，把當天第一手的情況報告帶回來，軍部就能夠向報界發布準確的新聞通報。從10月中旬以後，軍區司令部或軍部未曾試圖派任何人去第七旅防區的前線。如果他們這樣做了，很多的驚慌與混亂——以及最終的痛苦——是可以避免的。 在我看來很明顯，自從10月20日，軍部和軍區司令部的指揮與參謀系統實際上已經瓦解。我記得10月23日早晨，在達旺我去看森時，他表現出驚慌的神態。甚至到現在，他還沒有完全恢復鎮靜。而且軍部或軍區司令部尚無一人能夠靜下來，對截至目前為止的作戰局勢或中國的作戰方法與意圖，作出一個總的估計，或就中國可能採取什麼行動作出一個可靠的預測。軍部或軍區司令部的參謀都未遵循常規的專業程序辦事。相反，他們坐在遙遠的控制椅上，僅僅憑着他們腦中的幻想，就對前線的進展情況，勾畫出聳人聽聞的圖景。其結果是，他們的反應如同鐘擺一樣，在虛張聲勢與喪失信心兩者之間來回地搖擺。鐘擺搖到一頭時，給了他們虛假的勇氣，導致他們宣稱，我們必須立即進行反攻，重新奪回達旺，鐘擺搖到另一頭時，他們陷入了絕望，主張放棄色拉與德讓宗，向後撤退一直撤到邦迪拉。這兩種極端的傾向，對於卡門邊區的安全是危險的，而且的確也危及阿薩姆邦。 目前迫切需要的是，最大限度地加強色拉、邦迪拉和辛山口的防禦地區，提供一切可能調派的部隊與火力支援，特別是空中支援。反攻的問題是另外的問題，在將來有朝一日，需要調來新的師，現在要堅守陣地，作為鞏固基地的師，不應當用來作為主力發動進攻。而且，在這個時候最重要的是，需要對敵人的兵力和將來的意圖作出準確的估計，關於這一點，存在着一片混亂。 我回憶，10月23日我從達旺乘車去讓，我要求拉加瓦德准將作一番工程兵的計算，中國人從他們在西藏的前沿肖地區，修築一條公路到達旺，需要多少時間。他說，需要用三個月的時間，才能修通可行駛載重15英擔(1,800磅)的卡車的公路。當時我甚至指出，那條路線的地形是緩慢的下坡路，而且中國有高度組織化的勞動營。但是，拉加瓦德仍然堅持認為，在現在的條件下，很快就要下大雪，即使是中國人，少於兩個月也不可能完成這一工程。我自己的估計是敵人在6周以內，可以通車到達旺，然後他們會立即向色拉進軍。結果是，中國人用了不到三周的時間，修築了肖－棒山口－達旺的公路，而且改建了達旺－讓的公路，真是一個驚人的成就。我們面對的問題是，應該把中國可能於大約11月20日進攻色拉陣地，作為我們制訂計劃和進行準備的基礎。假如是這樣，色拉應該指定為“至關重要的陣地”。按照戰略上的慣例，只有最高當局才能批准從這種“至關重要的陣地”撤退。如果第四師堅守色拉而不向後逃跑，那麼任何越過色拉的敵軍出現在邦迪拉和德讓宗之間，只能是輕裝的和孤立作戰的部隊，他們不會構成重大的威脅，我們可以從容不迫地對付他們。色拉和邦迪拉都有良好的空投區，因此，第四師能夠無限期地堅持下去——只要防禦者能夠勇敢地堅守他們的防禦陣地。 這裡還必須說明，空軍應該起重要的作用：第一，空中偵察作戰的進行情況，諸如敵軍的集中、中國公路與小路修建的進展；第二，對於大規模的敵軍行動給予適當的警告(以及用有計劃的空襲破壞敵軍的行動)。不使用空軍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對此，不能有任何辯解的理由。 那天下午，因為我妻子要去阿格拉，收拾我們的全部家具，並為我們下一個任命做準備，我讓她乘每周信使班機回德里。當晚，我接到命令到德里陸軍總部報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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